壺關秧歌

壺關秧歌，原名“西火秧歌”，是流行於壺關、長治、陵川、長子、屯留、潞城、平順一帶的戲曲劇種。源於長治西火和壺關趙屋。約興起於1851年—1875年（清咸豐、同治年間）。原為逢年過節打鐵挖煤時唱的調子，打地攤演唱，1821—1850年（道光年間）勃興，幾乎遍及長治大小村鎮。

壺關秧歌起初是在打鐵和挖煤時哼唱的調子，盛行的地域是壺關邑南的趙屋和長治縣的西火一帶煤、鐵礦資源豐富的地區。壺關秧歌最早的曲調就是這些打鐵人在爐坊里互唱互答的勞動號子。後來，為了滿足勞動者心聲的流露與感情的釋放，逐漸編演簡單的故事，打地攤演唱。這種演唱只以梆板擊節，句間加以打擊樂，所以又被稱為“地圪圈秧歌”和“干板秧歌”。後來它成為民間社火的一種表演形式，經常在街頭、飯場、打穀場演唱。它的唱詞通俗易懂，唱腔簡單，音調很少大起大落。　1796—1850年（清嘉慶、道光年間），西火秧歌迅速發展，幾乎遍及長治縣的大小村鎮，一些職業、半職業的秧歌班，常到臨近縣演出。在與兄弟劇種的交流中，逐漸由滑稽調笑的“二小戲”變為“三小戲”以至多角色體制，由打地攤演出向舞台表演發展。1851—1861年（咸豐年間），秧歌班社達到鼎盛時期，壺關、長治相鄰地帶，十有八九的村莊有秧歌班，老百姓幾乎人人都會唱幾段。一些較大的村莊甚至有兩三個秧歌班。班社名稱大同小異，如“自樂會”、“自樂班”、“同樂班”、“三合社”等。這些班社每到一地演出都要在舞台前掛落頭牌，在舞台後牆壁上留一些字。長治縣寺庄村大廟的一通1862—1875年（清同治年間）的石碑上刻有“奉命禁止演唱秧歌”的字樣，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秧歌的演唱已很繁榮。

19世紀末—20世紀初（清光緒至民國年間），長治縣相繼建立梁家莊同樂會、蔭城村公義會、南泉庄天成班等班社，表演藝術日臻成熟，出現與上黨梆子爭勝的局面。

壺關秧歌集歌舞、演唱、音樂等為一體，形成了獨特的藝術特徵和表演風格。

秧歌唱腔充分利用了墊字、襯字和虛字。如：啊、呀、這、就、哪個、呀得兒、嘍嗬、里嗬等，它們在唱腔中起著一定的輔助和襯托作用，形成了清、淡、雅、素的秧歌唱腔格調。

秧歌舞蹈豐富多彩，具有獨特的地方特色，濃郁的鄉土氣息，粗獷而不乏細膩，火爆而不失優美，鄉音中深蘊鄉情、趣濃、戲活，體現了該劇種的舞蹈特徵。

秧歌音樂屬徵調式，其音列為3567 1 2 3 4 5，聲腔為民間歌舞清腔系，它以上下句對稱結構體為主要曲式結構，板式分別有散板、悲板、數板、倒板、垛板、貫板、流水板等，男女不同腔，音域在e—g之單，唱腔旋律的特點是四度、五度跳進結構的波浪式下行狀態。集聚成了秧歌音樂的特點。

演唱分生、旦、凈、丑，演員演唱要求用自然發聲法，道白屬漢語北方語系，中州音韻四聲音調。秧歌擅長演家庭倫理和生活小戲，曲調簡單好學，唱詞通俗易懂，表演樸素自然，內容貼近生活，貼近實際，深受當地群眾的喜愛，被專家譽於上黨地區小黃梅榮譽稱號。

當初秧歌的演唱形式五花八門，不拘一格。往往根據場地、道具、人員的不同，採用清唱、對唱、輪唱、坐板凳唱和地圪圈唱，所以當時的壺關秧歌也叫“地圪圈”秧歌和“地朴楞”秧歌。由於只有簡單的打擊樂器，沒有弦樂，故也稱干板秧歌。開初他們除過年過節在本地演唱外，還走村串鄉互相交流演唱。每到一地，領班人穿一長袍或長衫子，頭戴成帽或裹一條白毛巾，左手舉一上寫“同樂會”的方形燈籠，右手拿著算卦先生用的搖環走在中間，生、末、旦、丑各行當隨著轉圈子，領頭人邊走邊念順口流“進來場里打圪叉，你們聽我說說吧。同樂會來到帽東禾(村名)，就在這裡演出啦”。然後由各行當輪唱具體情節，一輪每人四句，最後一人、最後一輪的最後一句唱齣劇目名稱，算是報幕。到了同治年間，秧歌劇開始搬上舞台演唱。

壺關秧歌的劇目大都是根據民間的真實故事和傳說編寫而成，有的甚至原模原樣搬上舞台。如干板秧歌的代表作《鳳英女罵街》，就是根據當地的一個真實故事編寫的。

壺關秧歌不僅賞心悅目的小型劇目多，且劇情豐富的大部頭劇目也不少，如《雙許親》《燒劉三》《燒桃園》《松江口》（連五本）等。1965年已搜集到的傳統劇目有近300本。經過加工整理，成為保留劇目的有《雇驢》《天齊廟》《蘇姐姐夢夢》《打酸棗》《侍女登科》《連理獄》等20餘個。自編自導的現代戲有《初次見面》《新老隊長》《愛在深處》等。移植演出的現代戲有《朝陽溝》《紅燈記》《李雙雙》《沙家浜》《江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