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碑體
魏碑體
魏碑體是北魏孝文帝所創建的一種字體，其目的是為了提倡漢化。
魏碑體
魏碑體，又稱為龍門體、伊闕宗等，因為魏碑書法的代表作是龍門石窟一千方左右的北魏造像題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方，被稱為龍門二十品，即《長樂王丘穆陵亮夫人尉遲為亡息牛橛造像記》、《一弗為亡夫張元祖造像題記》、《比丘慧成為亡父始平造像記》、《北海王元詳造像記》、《司馬解伯達造像記》、們匕海王國太妃高為孫保造像記》、《雲陽伯鄭長猷為亡父母等造像記》、《新城縣功曹孫秋生、劉起祖二百人造像記》、《邑主高樹、解佰都三十二人等造像記》、《比丘惠感為亡父母造像記》、《廣川王祖母太妃侯為亡夫賀蘭汗造像記》、《邑主馬振拜等三十四人為皇帝造像記》、《廣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記》、《比丘法生為孝文皇帝並北海王母子造像記》、《邑主仇池楊大眼為孝文皇帝造像記》、《安定王元燮為亡祖等造像記》、《齊郡王元枯造像記》、《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記》、《比丘道匠造像記》、《陸渾縣功曹魏靈藏、薛法紹造像記》。二十品的名目最早見於清末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和方若的《校碑隨筆》，此後被社會所公認，、被視作魏碑書體的法帖範本，不僅國內珍視，而且享譽海外。龍門二十晶的書法藝術，端正大方，質樸厚重，剛健有力，峻盪奇偉。其行次規整，排列整齊，大小勻稱；結體和用筆則在隸、楷之間，表現出其成熟性，也顯現出其過渡性的承隸啟楷風格。若細分析，龍門二十品又可分為幾類藝術風格不同的作品。康有為分之為四體，即楊大眼、魏靈藏、一弗、惠感、道匠、孫秋生、鄭長猷深著勁重為一體；長樂王、廣川王、太妃侯、高樹端方峻整為一體；解伯達、齊郡王元枯峻骨妙氣為一體；慈香、安定王元燮峻宕奇偉為一體。如從結體、用筆等特點分析，楊大眼、魏靈藏、慧成、慧感、道匠、孫秋生、鄭長猷、賀蘭汗等品結體端莊穩重，重心聚中而微偏上，無鬆散下垂之感；筆法方硬有稜角，起落處猶如刀削，斬釘截鐵，鋒芒畢露。尉遲、一弗、解伯達、高樹等品與上述各晶風格基本相同，唯筆劃較細，於穩重中又顯俊秀爽利。以上諸品被書法家認為是龍門體書法藝術風格最典型的代表作品。此外，如元詳、元燮、高太妃、馬振拜等品用筆趨於圓轉，筆跡流暢，寓隸法筆意於楷書之中。廣川王、元枯、法生等品用筆含蓄，鋒芒內在，轉角圓渾，已同以後的唐楷無多區別。慈香一品在結體用筆上更為自由、柔和，顯得十分瀟灑奇逸，在魏碑中表現出別具一格的書法藝術風格。
除龍門石窟的造像題記外，洛陽出土大量的北魏墓誌，其中的《北魏元懷墓誌》、《北魏元懌墓誌》、《北魏高猛墓誌》、《北魏元肥墓誌》等都是魏碑書法精晶。此外，洛陽出土的北齊時代的《北齊姜纂造像題記》等也是魏碑書法的代表作品。
北朝洛陽碑刻的書寫者有不少當時的書法名家，但大多是一般文士，如朱義章、蕭顯慶等人是龍門石窟一些造像題記的書寫者，但史傳無載，很可能是精於書法的普通人。
1、橫畫和捺畫保持隸書的特點，常伸展到字形邊界甚至超出邊界；
2、字形與隸書相比呈扁方形；
3、突出的特點是撇捺向兩側伸展，收筆前的粗頓以及抬峰，使整個字形厚重穩健略顯飛揚、規則中正而有動態，頗具審美價值。
北魏平城時期是指公元4世紀90年代末至5世紀90年代前期。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從此開始了北魏在平城的歷史。北魏皇帝重用漢族士族知識分子，自覺推動了與漢族文化的融合。
北魏初年的統治者採取了一系列文教政策，表現出對漢族文化極大的熱忱。天興元年（398）遷都平城之初就“令五經群書各置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公元426年“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淵配”；公元444年，太武帝下《庚戍詔》：“自王公以下至於卿士，其子息皆詣太學。”公元466年“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千”；公元486年孝文帝下詔修建明堂、辟雍。公元489年在平城立孔子廟。北魏統治者的這些措施，極大地促進了鮮卑族與漢族的融合，鞏固了統治，也為書法藝術的發展與創新創早了良好的條件。
在北魏皇帝重用的漢族高官中不乏堪稱一流的書法家。北魏初年，朝廷文誥書檄多出自書法家崔玄伯筆下。《魏書·崔玄伯傳》記載：玄伯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行押之書，為世楷模。崔浩是崔玄伯的兒子，因為擅長書法經常在道武帝拓跋珪左右。《魏書·崔浩傳》“太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范陽盧淵也是當時著名的書法家，《北史·盧玄傳附盧淵》略云：“初，（盧）湛父志，法鍾繇書，傳業累世，世有能名。至（盧）邈以上，兼善草跡。淵習家法，代京宮殿，多淵所題。”崔、盧是當時首屈一指的書法大家，他們所傳書法不外乎篆書、隸書、草書、行押、銘石書，就其風格而言當為古樸、厚重、方嚴、筆力雄健。這就為北魏書法奠定了雄強之風。北魏初年，佛教傳入中原，受到北魏皇帝的推崇。《魏書》記載：天興元年（398）道武帝下詔：“敕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太武帝時，在崔浩的勸說下，罷黜佛教，迎請嵩山道士寇謙之，道教大興。“乃使謁者奉玉帛牲宰，祭嵩岳，迎致其餘弟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太武帝死後，文成帝修復佛法，下《修復佛法詔》：“夫為帝王者，必祗奉明靈，顯彰仁道……朕承洪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郡縣，於眾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置會限。”和平元年（460）文成帝命沙門統曇曜“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從此佛教更加興盛。經過這番佛道鬥法，北魏在平城短短96年的歷史卻留下了珍貴的歷史遺產，平城時期的著名碑刻中既有雲岡石窟的造像題記?，又有道教的碑刻④，這使平城的碑刻呈現出多元混雜的特徵。另外，北魏不像南朝一樣禁止立碑，這也是使北魏碑刻繁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基於以上因素，平城書法才得以迅速發展演變，它上承隸書下啟洛陽楷書，既融合了北方少數民族的粗獷剽悍之風，有滲透了儒家文化的溫文爾雅、剛正不阿，同時又受到佛教和道教文化的熏陶，呈現出古樸、自然、剛勁、雄壯的風貌。
平成時期的書跡種類繁多，包括碑刻、墓誌、造像記、題記、明堂瓦文等。我按時間順序擇要排列如下⑤：
《王銀堂畫像題名》（406）楷書
《折衝將軍薪興令造寺碑》（436）楷書，新疆吐魯番出土
《皇帝東巡之碑》並碑額（437）碑文隸書，陽文篆額“皇帝東巡之碑”，民國年間河北易縣出土
《大代華岳廟碑》（439)隸書，碑原在陝西華陰縣華山
《王神虎造像記》（440）楷書
《朱雄造像記》（440）楷書
《合邑又道繼等造像記》（440）楷書
《鮑纂造像記》(442）草率隸書，清朝末年山東出土，現存日本
《嘎仙洞祝文刻石》（443）隸書，1979--1908年發現於大興安嶺鄂倫春旗嘎先洞中
《孫恪墓銘》（451）大同附近出土
《皇帝南巡之頌》並碑額（461）碑文隸書，陽文篆額“皇帝南巡之頌”，1936年發現，現移山西靈丘縣覺山寺
《劉賢墓誌》（452－465），志文隸書，四面刻，陽文篆額“劉戍王之墓誌”，1963年遼寧朝陽出土
《曹天度造像記》（466）隸書
《魚玄明墓誌》（468）楷書
《趙炯造像記》（469）草率隸書，同治年間山東高密出土
《申洪之墓誌》（472）隸書
《欽文姬臣墓銘》（474）出土於大同
《光州靈山寺舍利塔銘》（477)楷書，咸豐年間山東黃縣出土
《太和造像記》（478）隸書
《馮熙寫雜阿毗曇心經》（479）
《太和五年石函銘》（481)楷書，1964年河北定縣出土
《邑師法宗造像記》（483）楷書，在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十一窟東壁
《崔永忠造像記》（483）楷書，山東歷城出土
《司馬金龍墓銘》並題額（484）隸書，1965年山西大同出土
《司馬金龍墓壽磚》(484)隸書，1965年山西大同出土
《暉福寺碑》並碑額（488）楷書，在陝西澄城縣
《閻惠端造像記》（489）楷書，光緒年間在河北昌平訪得
《比丘尼惠定造像記》（489）楷書，在山西大同雲岡石窟17窟南壁
《王伯安造像記》（490）楷書
《富貴萬歲》瓦當文（481－490）隸書，在山西大同文明太后永固陵訪得
明堂瓦文（486－491）有篆書、隸書、楷書、行草書，1995年至1996年在山西大同城南出土
《僧暈造像記》（492）楷書
《宿光明冢》《王羌仁冢》墓磚，年代不詳，草率隸書，1995年，1997年分別在山西大同訪得
《吊比干文碑》（494)在河南輝比干墓側，刻於孝文帝遷都洛陽途中，為平城魏碑畫上了句號。
在這些書跡中有《皇帝東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頌》屬於廟堂之作，風格雍容大度，筆勢開張，應為當時一流書家所寫。作為摩崖隸書的《嘎仙洞祝文刻石》又顯得渾樸雄厚。《平國侯韓弩真妻碑》、《劉賢墓誌》、《司馬金龍妻姬辰墓誌》、《司馬金龍墓銘》、《司馬金龍墓漆畫屏風題記》等為貴族官僚墓誌，雖較廟堂之制略為草率，但卻更顯示出各自獨特的風格，刻工也比較精緻。而出自工匠之手的《宿光明冢》、《王羌仁冢》明堂瓦文等則顯得草率、自然，更能直接反映當時普通大眾的書寫習慣。
平城時期的書跡上至皇帝駕幸的銘刻，下至平民百姓的瓦文，包羅萬象，我們從中可以透視到北魏平城時期書法的方方面面，這對我們了解北魏平城時期的書法發展演變狀況具有重要意義。
在這些北魏平城的遺跡中，既有隸書又有楷書，而且各自都有相當的數量和規模。從字體來看，篆書多為碑額，墓誌多為隸書，造像記多為楷書，當然也並非全部如此⑥。從它們的時間順序上來看，隸書、楷書的順序時前時后，明顯地表現為由隸書向楷書過渡時所呈現出的獨特風貌。我們從這風格各異的書跡中可以看出：隨著北魏對中國北方的統一，當時的社會正熱切地期盼出現一種具有統一法度的書體。事實上，北魏初期的皇帝也明顯意識到規定文字法度的重要性。公元425年，北魏“初造新字千餘”，而且太武帝為此還下達了整齊文字的詔令。
在昔帝軒創製造物倉頡因鳥獸之跡以立文字。自茲以降，隨時改作，故篆、隸、楷、草并行於世。然經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真，故令文字錯謬，會義不愜，非所以示規則於來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此之謂也。今制定文字，事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為楷式。
－－《魏書·世祖紀》
但是從公元425年以後北魏平城時期的書跡來看並沒有形成比較統一的風格法度，這說明風格的形成不是政府的力量所能達到的。這是一種社會風尚，它需要歷史的選擇、社會的選擇才能形成社會普遍認可的書寫規範，從而形成社會普遍的審美共識。
北魏平城時期的書法呈現出“體兼隸楷”的總體特徵。隸中有楷，楷中有隸。為了弄清北魏書法的發展演變，我先從幾部隸書味較濃的碑刻說起。
從皇帝南巡之頌看平城隸書
此碑刻於文成帝時代，魏書·高宗紀有記載“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詔群臣仰射山峰，無能逾者，帝彎弧發失，出山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刊石勒銘。”
此碑書跡具有明顯的隸書特徵。橫畫兩端都向上翹起作翻飛狀，豎鉤平挑，撇畫收筆處微微向上翻挑，捺畫收筆處平出，字形成橫扁狀，這些都是典型的隸書筆法。
同時這類隸書雜有顯著的楷書特點，筆畫方截、瘦勁，橫畫左低右高向上傾斜，許多字的橫折處已不再是平起直下，而改為向左側傾斜，如“過”字的首筆折處。有的橫折則表現出明顯的頓挫，如“郡”字中“君”首筆處的折。從結構上看結體凝重，呈欹斜狀。
皇帝南巡之頌所表現出的特點使其在研究隸書向楷書過渡方面具有了重要的價值。尤其是其中摻雜的楷書特徵會使我們有似曾相識之感。這些楷書特徵我們可以在稍後的“龍門四品”和邙山墓誌中明顯地找到他們的影子。從筆畫的方峻頓挫到結體的欹斜凝重都與“魏碑體”楷書有明顯的淵源關係。
這種風格的碑刻在北魏平城時期還見於《皇帝東巡之碑》，而在其後的《司馬金龍墓銘》中《皇帝南巡之頌》的許多特點得以延續，但有些特點卻被明顯的拋棄了。例如：橫畫左側起筆處的向上翻起已不明顯，字體的欹斜度也大大減弱，但仍表現出隸書的特徵。可以說楷書對當時的人們已有相當地影響，以至於不自覺的滲透到書法當中，使之“體兼隸楷”。事實上由於北方書風保守，廟堂之制按照慣例都是採用隸書書刻，許多波磔、翻挑以及結構的平整往往都是刻意為之，頗有力不從心之感。所以啟功說：“構造和筆畫姿態都想寫隸書，但書寫技巧不純，筆劃無論方圓粗細寫得總不像漢碑那樣地道。”
《皇帝南巡之頌》為廟堂之制，是記載皇帝出幸的碑刻，當為一流書家所寫。《司馬金龍墓銘》為貴族墓誌，刻工精良，因此這兩塊碑刻可能代表了當時書法的最新狀態，也典型地反映了當時書刻者的矛盾心理和慣用的書寫習慣。尤其是對方筆的運用可以說已經成為當時比較認同的筆法，這對後來洛陽“魏碑體”的形成有著顯著的影響。
但是平城時期的隸書並沒有形成統一的風貌，以上所舉只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種。其他如《嘎仙洞刻石》的古樸渾厚，《嵩高靈廟碑》的方厚平直，《宿光明冢》、《王羌仁冢》磚文的簡直草率都各具特色。
從《暉福寺碑》看平城楷書
《暉福寺碑》是北魏平城時期最著名的楷書碑刻。就其特點而言，仍以方筆為主，稜角鮮明，結體嚴謹，略有傾斜“具有俯仰向背的姿態和曲張之勢，茂密的結體現出欹側的姿致”。⑧所以康有為稱它是“豐厚茂密之宗”，在字體結構的避讓上已經很成熟，漢末魏晉隸書的影子已經難以找到。
與平城前期最具代表性的隸書碑刻《皇帝南巡之頌》相比，雖然一隸一楷但在風格上卻有一脈相承的淵源關係。《皇帝南巡之頌》在結體上的嚴謹、筆畫上的方棱銳折在《暉福寺碑》中都有所體現。尤其是橫畫的書寫，雖然《暉福寺碑》的書家採用的是楷書筆法但與《皇帝南巡之頌》中的橫畫卻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如“慶”“真”“素”“而”等字裡面的橫畫，其神態與《皇帝南巡之頌》如出一轍。這說明從《皇帝南巡之頌》到《暉福寺碑》的27年中，這種筆法得以延續和發展，並在楷書當中得到應用。由於不管是？皇帝南巡之頌？還是？暉福寺碑？在當時都應該是最新的筆法，這對北魏書風的演變無疑具有引導作用。
如果我們將其與北魏洛陽的“魏碑體”相比，洛陽“魏碑體”的寫法，《暉福寺碑》基本具備。但是不能否定在筆畫的舒展開張，撇捺的雄健有力，結體的大開大合，結構的欹側，氣勢的雄勁上都遠不及洛陽“魏碑體”。《暉福寺碑》的上述特點使其表現出探索者和先驅者的角色。平城楷書對洛陽“魏碑體”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所以殷憲說：“洛陽時期的魏碑與平城時期的魏碑同樣存在著一個直接的承接關係。就是說，大同諸多形式的魏碑、銘石、書跡，對於洛陽的諸多造像記、墓誌銘，在時間上是一個早與晚的關係，在書體、書風的生成和發展上，則是一個源與流的關係。”
當然平城時期的楷書仍殘有明顯的隸意，這在《邑師法宗造像記》以及明堂瓦文所發現的楷書中有明顯的體現⑨。
公元477年孝文帝親政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包括“革衣服之制”，禁穿胡服，改穿漢人服飾；改變鮮卑人籍貫“代人南遷者，悉為洛陽人”；以漢語為“正音”；改鮮卑複姓為漢人單姓；促進鮮卑族與漢人士族高門的通親。孝文帝採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促進了胡漢民族的融合，表現出對漢族文化的推崇，也使北魏形成慕尚南朝衣冠之制的風尚。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下，一批南朝漢人知識分子北遷，給北魏書壇帶來一片新的生機，北方相沿已久的保守書風便悄然發生了變化。
因此北魏後期的很多書家有出仕南朝的背景。如《魏書》記載：隴西李思穆（？－516）“有度量，善談論，工草隸⑩”；潁川庾道（？－517）“歷覽史傳，善草隸書”；彭城劉懋（？－517）“善草隸書，多識奇字”。這些人都屬投北的南方書家，他們所傳之草隸應該屬於“二王”一派。北魏的這些南方書法家為北魏書法藝術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北魏後期，南方的字書《小學篇》傳入北方，北魏後期的貴族子弟以學習《小學篇》為榮耀。《魏書·任城王傳附元順》記載：“（元澄之子）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學王羲之《小學篇》⑾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
《小學篇》傳“二王”之法，而且書風上比北朝傳統的識字書《急就篇》新妍，當為鮮卑貴族所推崇，這樣就使南朝書風滲透到北魏書刻的血脈之中，為洛陽時期產生新體楷書並且普遍流行奠定了基礎。
⒉洛陽“魏碑體”
北朝書法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吸納南方新妍書風，終於在洛陽時期形成了一種全新的楷體－－“魏碑體”⑿。
我們可以從以邙山墓誌和“龍門四品”為代表的洛陽碑刻中看到這種具有統一風格的“魏碑體”，他們一改北魏平城書風的古拙、朴茂，呈現出新妍別緻的書風。險峻奇偉、驚心動魄、體態新妍、結體嚴謹。確實給我們以耳目一新之感。
以《元楨墓誌》為例我們可以看到，這類楷書多用方筆；橫畫出鋒，收筆下頓，橫畫向上傾斜；撇畫突出，收筆平挑；捺筆雄壯，收筆平出；豎多下頓後向左平出；斜畫緊結，字形橫扁，且整體呈欹斜態勢。筆法剛勁、瀟灑，撇畫捺畫突出，如長槍大戟，刀砍斧鑿，給人以遒勁雄壯之感⒀。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說：“古今中外唯南碑與魏為可宗，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昏穆。三曰筆法跳躍。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⒊北魏後期“魏碑體”地發展
隨著漢化改革的深入，胡漢融合的加強，南朝書風的不斷傳入，這種剛峻奇偉的“魏碑體”楷書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筆畫漸趨圓潤、端整、秀雅，方圓兼施。
北魏時期是隸書向楷書過渡的主要時期，北魏時期形成了一種風格獨特的楷書，我們稱之為“魏碑體”。在清朝康有為的大力推崇下，名聲大噪，享譽書法史，但是“魏碑體”的形成並非一蹴而就，它的形成與發展交織著政治和歷史文化的變遷。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裡面明確提出：“今日欲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則磨之已壞，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筆畫完好，精神流露，易於臨摹，一也；可以考隸楷之變，二也；可以考後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結構，宋尚意態，六朝碑各體畢備，四也；筆法舒長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實為唐、宋之所無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於尊乎！”鍾致帥《雪軒書品》稱：“魏碑書法，上可窺漢秦舊范，下能察隋唐習風。”唐初幾位楷書大家如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都是取法魏碑的。
碑帖結合有多種實現形式，可與不同書體形式結合。在書法諸體中，草書與碑學風貌距離最遠，最具實踐之難度，其實踐價值亦最大，正所謂“誇度越大，創新程度越高”，故引碑入草應為碑帖結合之高級形態。
⒈“魏碑體”是時代的產物，它的產生和發展都伴隨著社會的變革，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的面貌，反映著人們審美觀念的變遷，社會風氣的演變。如太和以前，鮮卑貴族子弟崇尚健壯勇猛、弓馬騎射，太和以來遷都以後則轉而崇尚儒業⒁。這與“魏碑體”晚期由方筆轉而趨圓是同樣的道理。由注重身體的英武強壯轉而注重內心的修養，這無疑是鮮卑族漢化改革的結晶。“魏碑體”的這些特點對於北魏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價值。
⒉“魏碑體”具有多元的美學特質。是具有高度融合性的書體，具有複雜的文化背景。它滲透了儒、釋、道三家文化的血脈，融合了北方少數民族的粗獷與漢民族的內斂，融合了北方書法的古樸渾厚與南方行楷的新妍嫵媚，融合了隸書的筆勢開張與楷書的結體嚴謹，給人以雄健開張的心理體驗，具有極高的美學價值，這是以往任何一個朝代所無法比擬的。
⒊“魏碑體”對後世書風的演變具有重要的影響。它上承漢隸下啟唐楷，是研究隸書向楷書演變的重要載體。雖然“魏碑體”曾一度不為人知，但它筆法的多變令後世書家大為讚歎。所以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備魏第十》中說：“通觀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陰之道，凡後世所有之體格無不備，凡後世所有之意態，亦無不備矣。”
註釋：
①劉濤在《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第435頁中說“這類以‘斜划緊結’為共同特徵的新體楷書，楷法遒美莊重，接近東晉王獻之《廿九日帖》和南朝僧虔《太子舍人帖》的楷書。因為北方這類楷書首先在洛陽地區的上流社會流行，我們不妨稱之為“洛陽體”。而施安昌則將其命名為“邙山體”。筆者認為這類楷書是魏碑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且在當時廣為流行，故將其稱為“魏碑體”。
②《北史·崔宏傳》云：“宏祖悅與范陽盧湛並以博藝齊名，湛法鍾繇，悅法衛凱，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湛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
③雲岡石窟的造像題記如《邑師法宗造像記》（489），楷書，在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十一窟東壁。《比丘尼惠定造像記》（489）楷書，在山西大同雲岡石窟十七窟南壁。
④道教碑刻如《大代華岳廟碑》（439）隸書，碑原在陝西華陰縣華山，《嵩高靈廟碑》並碑額（456），碑文隸書，陰文篆額“中嶽嵩高靈廟之碑”，在河南登豐縣嵩山。
⑤此所錄北魏平城時期的書跡引自：劉濤《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殷憲《大同魏碑述略》。
⑥例如《曹天度造像記》（466）當為隸書，而《魚玄明墓誌》（468）則為楷書。
⑦劉濤在《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第425頁：這類隸書雜有明顯的楷式，例如橫向筆畫一律寫成左低右高的斜勢，許多撇畫是方頭尖撇，有些結構部件如“昌、日、口、田”等近乎楷式，《皇帝南巡之頌》碑陰的許多字如“他、和、男、代、將、蓋、尚”等，幾乎就是楷書。
⑧見劉濤著《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431頁。
⑨如《邑師法宗造像題記》風格渾厚古拙、端正平穩、結構橫扁，有些橫畫中仍有波挑的意味，隸意很濃。明堂瓦文中的楷書多“平划橫結”、結構較散，饒有隸意。
⑩這裡說的“草隸”一詞當是草書、隸書(楷書)的合稱。參見叢文俊《文獻所見魏晉士大夫風法風尚之真實狀態的考證》，見《叢文俊書法研究文集》第227-231頁。
⑾《隋書》卷二十三《經籍志》有：“《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義撰”；《新唐書·經籍志》《舊唐書·藝文志》亦著錄《小學篇》，撰者都作“王羲之”，《魏書》卷第十九中《校勘記》十二云：“或北魏已有作‘羲之’撰的本子”雲。
⑿洛陽時期的隸書已經很明顯的顯示出衰微態勢。而此時洛陽形成的“魏碑體”已普遍運用，這時的隸書明顯的落後了，故這裡不作介紹。⒀施安昌《“北魏邙山體”析》中歸納這類楷書的特徵是“結體間架已是斜畫緊結而不是平畫寬結，橫畫起筆不再向下扣而是出鋒朝上，收筆不再上挑而是下頓，躍筆頓挫上挑而不再有彎弧。”見《書法叢刊》第三十八輯（1994年第二期）
⒁如：道武帝時常山王遵“少而壯勇”；陽平王他“身長八尺，美姿貌，性謹厚，武藝過人”；永昌王鍵“姿貌魁壯，善弓馬，達兵法，所在征戰，常有大功”；襄城公題“少以雄武知名”；九原公儀“容貌甚偉，美髯須，有算略，少能舞劍，騎射絕人”。河南王曜，五歲時，射雀能中。太武帝朝，真定侯陸“以武功頗蒙恩遇”。
⒂如《魏書·任城王傳附元順》記載：“(元澄之子）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
《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劉濤著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版
《大同風采》徐世信編著，中國旅遊出版社出版，1997年5月第一版
《魏書》（北齊）魏收著，唐長孺點校，中華書局，1974年版
《北史》（唐）李延壽著，陳仲安點校
《大同魏碑述略》殷憲，載《書法叢刊》1999年第一期
《北魏邙山體析》施安昌載《書法叢刊》1994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