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殊

1925年10月出生於浙江省寧波市。1950年7月自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同年8月進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今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

1978年以來，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2006年被授予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稱號。曾任《考古學報》和《考古學集刊》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編委會副主任兼《秦漢考古》主編，又任《辭海》編委會委員兼分科（考古學）主編。1988年至1998年任第7、第8兩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在國際上，1973年受聘為秘魯國立庫斯科大學名譽教授，1988年受聘為德國考古學研究院通訊院士，1990年以來被選為日本亞洲史學會常務理事，1996年獲日本福岡亞洲文化獎大獎。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漢唐時代考古學，兼及日本考古學和日本古代史。著有考古發掘報告集（合著）3部，考古學專著（獨著或合著）8種，考古學和古代史論文（獨著）100餘篇。

50年代初，王仲殊參加河南輝縣、湖南長沙和河南洛陽燒溝的戰國漢代墓葬的發掘。從1956年開始長期主持西安漢長安城遺址的調查和發掘工作。1963～1964年主持渤海上京龍泉府遺址的調查和發掘。1968年主持滿城1號漢墓的發掘，1970年主持成都鳳凰山明墓的發掘。主要研究漢代考古學，對中國古代城市考古和中國古代墓葬、古代銅鏡都作過專題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重視考古材料與文獻記載相結合，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近年又從事日本考古學的研究，特別著重於中日古代文化關係的研究，對日本出土的三角緣神獸鏡曾作過縝密的分析，發表了《關於日本三角緣神獸鏡的問題》等多篇論文，提出三角緣神獸鏡是中國吳地工匠在日本所作的論點，引起了日本歷史、考古學界的重視。又曾對日本古代都城制度與中國古代都城制度的關係，以及日本高松□古墳的年代和葬者作過研究，發表了《關於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關於日本高松□古墳的年代和被葬者》等論文。曾先後赴越南、蘇聯、阿爾巴尼亞、秘魯、墨西哥、伊朗、美國、日本等國參加學術會議、講學和訪問。

1973年訪問秘魯時，被授予秘魯國立庫斯科大學名譽教授。1979年在美國哈佛大學、華盛頓州立大學和伯克利加州大學講授漢代考古學，英文講稿以Han Civilization（《漢代文明》）為題，由耶魯大學出版(1982)。

徠王仲殊先生的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漢唐時代考古學，兼及日本考古學和古代史。多次在河南、北京、湖南、陝西、山西、河北、吉林、黑龍江、四川各地進行考古調查發掘工作，其成果見於有關的發掘簡報和正式的發掘報告。曾應邀赴埃及、黎巴嫩、敘利亞、前蘇聯、越南、阿爾巴尼亞、伊朗、秘魯、墨西哥、美國、日本、韓國等外國進行訪問考察，在大學講學或出席國際學術討論會作專題講演；歸國后撰作訪問記或有關的論文，在美國出版由講學的講義編成的專著，在日本則發表歷次討論會上的許多演講稿，分別編成專書出版。

王仲殊先生的學術著作有《輝縣發掘報告》、《長沙發掘報告》、《六頂山與渤海鎮》等合著的考古發掘報告3部，《漢代考古學概說》（中文，有韓譯本）、《漢代文明》（英文）、《探索中日古代文化的交接點》（日文）、《三角緣神獸鏡之謎》（日文）、《古代日本的國際化》（日文）、《三角緣神獸鏡》（日文）、《從中國看古代日本》（日文）、《三角緣神獸鏡與邪馬台國》（日文）等獨著或合著的考古學、古代史專書 8 種。

作為重要的研究成果，王仲殊先生還有《沂南石刻畫像中的七盤舞》、《漢長安城宣平城門的發掘》、《漢潼亭弘農楊氏冢塋考略》、《說滇王之印與漢委奴國王印》、《關於日本高松冢古墳的年代和被葬者》、《關於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再論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條的釋讀》、《論所謂倭面土國之是否存在》、《關於日本三角緣神獸鏡的問題》、《景初三年鏡和正始元年鏡的銘文考釋》、《關於吳晉時期的佛像夔鳳鏡》、《吳縣、山陰和武昌》、《“青羊”為吳郡鏡工考》、《“黃初”、“黃武”、“黃龍”紀年鏡銘辭綜釋》、《關於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銘盤龍鏡》、《試論鄂城五里墩西晉墓出土的波斯薩珊朝玻璃碗為吳時由海路傳入》、《論日本古代都城宮內大極殿龍尾道》、《論漢唐時代銅錢在邊境及國外的流傳》、《論日本的“仿製三角緣神獸鏡”與所謂“舶載三角緣神獸鏡”的關係》、《論洛陽在古代中日關係史上的重要地位》、《試論唐長安城大明宮麟德殿對日本平城京、平安京宮殿設計的影響》、《關於中日兩國古代都城、宮殿比較研究中的若干基本問題》、《論琉球國“萬國津梁之鐘”的製作地問題》、《試論唐長安城與日本平城京及平安京何故皆以東半城（左京）為更繁榮》等獨著的考古學和古代史論文共約100篇。

王仲殊先生認為，中國考古學的成就表現在各個方面，歸根到底，則是在於田野調查發掘工作中的許多重要發現。這就要求我們在調查發掘中不斷改進工作方法，提高操作質量。特別是要本著高度負責的精神，認真研討、考究，乃至運用必要的科學技術手段，對出土的遺跡、遺物進行整理、測定、分析，在此基礎上及時完成調查發掘報告的編著，並開展進一步的學術研究。他指出，考古學研究要充分結合文獻記載，在歷史時代考古學的研究中尤其如此。中國古代文獻浩如煙海，自當按各人的專業需求，擇要閱讀。要緊的是必須懂得文獻史、目錄學等，以便在繁多的古籍中尋求確切相關的記載，加以考核。在引用文獻記載時，務必實事求是，力求準確，不可斷章取義，切忌牽強附會。

王仲殊先生深切地體會到，古代中國境域遼闊，人口眾多，歷史久長，文化發達，與周邊鄰近地區關係密切，與遠方的外國多有交往，這就使得作為世界考古學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考古學有著豐富多彩的內容和宏偉壯觀的規模。正是由於中國的考古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才使現今的世界考古學得以具備比較完整、充實的體系。他說，無庸置疑，中國是考古學大國。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學者都在研究中國考古學，這當然是好事。中國學者在研究本國考古學的同時，也應適當地研究外國考古學，其中包含中外交流考古學。這樣，我們的國家更能稱得上是真正的考古學大國。他強調指出，中外交流考古學不限於以中國境內發現的有關遺跡、遺物為研究的依據，也要以外國境內發現的遺跡、遺物為論述的對象，在研究過程中皆須參證中國和外國的文獻記載。中國學者研究中外交流考古學，其優勢在於通曉中國考古學，但也須熟知相關的外國考古學。對此，懂得外國的語言是必要的前提。

王仲殊先生說，研究考古學，包括研究中外交流考古學，一定要寫作學術上有所創新的論文，而寫論文的關鍵在於選題。題目選定了，論文就等於完成了一半。但是，選題應具備下列3個最主要的條件，缺一不可：（1）這個題目在考古學上是有重要或比較重要的意義的；（2）別人沒有做過這個題目，或者雖然做過，但論述不夠充分、全面，甚至論點有誤；（3）本人掌握的資料齊全，有能力寫作以此為題的論文。這樣，除了熟悉屬於最基本的考古調查發掘和古代文獻記載的書籍以外，應當廣泛閱讀中國和外國學者的許多著作，包括及時檢閱國內、國外有關刊物上發表的各種新發現的報導及新的相關論述，才可為自己的論文選題找到線索和可靠的依據。

1、《輝縣發掘報告》（合著），科學出版社，1956年。

2、《長沙發掘報告》（合著），科學出版社，1957年。

3、《六頂山與渤海鎮——唐代渤海國的貴族墓地與都城遺址》（合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

4、《漢代文明》（英文），（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1982年。

5、《漢代考古學概說》，中華書局，1984年。

6、《探求日中古代文化的交接點》（日文）（合著），（日本）山川出版社，1982年。

7、《古代日本的國際化》（日文）（合著），（日本）朝日新聞社，1990年。

8、《三角緣神獸鏡》（日文），（日本）學生社，1992年。

9、《從中國看古代日本》（日文），（日本）學生社，1992年。

10、《中日兩國考古學？古代史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