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間階層

中國國情研究會秘書長張仲梁為“新中間階層”大致勾勒了如下標準：

一是以工薪收入或經營收入為謀生手段，合法的年收入相當於一般產業工人的若干倍（3到15倍為宜）；

二是具有職業教育或高等教育經歷，並能以此實現穩定而體面的就業；

三是具有較多的權利意識和一定的現代公民素養；

四是對社會公共事務或政治、文化生活具有一定參與意識和能力。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公民素質，可以作為基本變數；

在此基礎上，可細分若干指標。

擁有“體面財富”與“閑暇時間”讓他們覺得幸福

北京慧源心理中心的資深心理諮詢師李玲認為，這批人覺得幸福的最大原因是擁有了“生活必需的‘體面財富’與‘閑暇時間’”。

“體面財富”是個人身份價值與消費能力的直接證明。人們通過運用自身的知識體系及綜合素質，獲得某種比較理想的工作所提供的物質保障，能夠滿足個人對於社會“認同感”的心理需求。

當“新中間階層”收入達到“5000～7000”元的範圍之內，這個數字為額外的物質享受和娛樂消遣提供了比較可靠的經濟保障。與此同時，薪金與職務的大幅度提升使自我價值感空前高漲，更加穩固了人的自信心與進取心。

比起其他的階層，他們可能更多閑暇時間。除了下班后的時光、周末及法定節假日，他們還追求一切進行個人心理調適放鬆的零散時間，能夠緩解壓力與緊張感。

“新中間階層”需要一個成長過程。在這個歷程的不同時期，新中間階層的幸福感並不相同。一般而言，作為典型新中間階層，他們的幸福感一般都經歷三個階段：

積累時期

當你正處在職業發展的初級階段，儘管薪金可能不算優厚，但已經基本能夠維持大城市的物質需求。這個階段的幸福感來自於生活初步穩定后自我“存在價值”的證實與提升，它會隨著薪金的增加或職位的升遷而持續壯大。

膨脹時期

當你成為一個典型的“新中間階層”，收入屬於“5000~7000”元的範圍之內。這個時期的幸福感實際上是物質與精神同時達到相對最佳和諧狀態的一種心理體驗，因此又被稱為“最幸福”的時期。

沉澱時期

當你的收入和職位已經處在高於“新中間階層”的程度之上，由金錢所營造和提供的幸福感與成就感逐漸趨於穩定和沉寂。隨著物慾需求空間的逐步縮小，自我內心需求則開始日益龐大，但由於暫時缺乏對於未來清晰明確的構思和規劃，使得伴隨當前高收入所本該享受的寧靜與平和被打破，幸福感反而會變得模糊與不確定。

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不僅給中國的經濟政治帶來深刻的變化，而且使中國社會階層發生了重大的變遷和分化，新的中間階層在市場經濟和社會轉型中孕育而生。中間階層的壯大與發展，對和諧社會的建

當代中國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社會變革，在社會轉型中，階級和階層狀況發生了巨大變化，其中最突出最鮮明的就是崛起了新的中間階層。科學研究表明，擁有橄欖型階層結構的社會更趨向於穩定

在北京博愛心理諮詢中心的資深心理諮詢專家劉鐵剛看來，“新中間階層”有別於大眾以往認知的傳統“中間”狀態。“中間”在此時，並不意味著“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尷尬境遇，而是一種職業生涯承上啟下的進取階段。“新中間階層”並不只是針對“薪金水平”的一種概念劃分，它在更多意義上包含了與當代生活觀念相匹配的精神因素及心理因素。

中間階層是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指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說它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其中，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是最主要的革命對象。官僚資本指四大家族及軍閥控制的資本。中間階層是需要爭取的，不分上層和下層，是無產階級針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

劉鐵剛表示，“新中間階層”中的很多人，並不會懶散地安於“中間”現狀，他們非常強調自我價值的實現，看重社會角色賦予自身的發言權及行為能力。對於未來，他們大多有著清晰的規劃安排，並竭盡全力地向目標不斷邁進。

在越來越重的社會競爭壓力下，新中間階層之所以能保持幸福感，只因為他們有著自己的幸福秘籍。

學會就事論事。在做事之前，首先明確這份工作是否是自己真心嚮往並值得全力付出的。如果答案確定，那麼就專註投入，而不摻雜過多的內心需求，保持純凈的工作心態，增強成就感。

不要苛求完美。不無休止地追求完美，不當做不到最好就不罷休的“拚命三郎”，因為他們都因為無法超越極致的壓力和困擾而疲憊不堪，幸福感更無從談起。

了解金錢的價值。懂得人的幸福體驗實際上來源於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富足感受，因此，努力工作的同時不會忘記在周末去看一場心儀的電影，在假期計劃一次陽光海灘的旅行。

理直氣壯地發泄。再優越的工作也會有說不出的壓力與困擾。聰明的白領，不會把自己逼到忍無可忍時再暴跳如雷或焦慮抑鬱，有著及時發泄不良情緒的生活習慣。

承認變化。在蛻變的過程中，可能會一帆風順地升職加薪，也可能會遭遇到意外的變故和打擊。懂得學會承認“變化”的存在，不在失意時懷念曾經的成就和安穩，也不在得意時忘卻潛在的危機和挑戰。

想象成功。幸福感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個人的心理狀態。即使還沒有實現理想中的職業目標，甚至正在受挫與失敗中煎熬，也會嘗試想象成功，並盡量細化“成功后”的喜悅感受。這些東西會在無形中刺激創造力與進取心，弱化“艱苦”奮鬥感受，提升動力。

一種廣為流傳的觀點是，本世紀初的10年到20年間，北京、深圳、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將迎來“新中間階層”形成的重要時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李培林認為，一個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在50%以上、第三產業的比重超過50%時，“中產階層”才有可能成為社會的主流群體。而中國社會現階段城市化水平尚不足40%，第二產業佔主導，第三產業的比重仍較小，“新中間階層”賴以生長的城市化、工業化、市場化等的社會環境仍為初級階段。在這種情況下，指望“新中間階層”能夠成為“中間的大多數”，而不再是人們津津樂道的“少數派”似乎是不現實的。

“新中間階層”形成的最初因素是社會職業結構的變化，根據西方發達社會走過的歷程，只有在社會職業結構逐漸發生轉型的過程中，才形成了那些以專業技術和知識技能為主要職業內涵的職業類別，其中的決大多數人被看成是“新中間階層”。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職業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相比，中國以專業技術和知識職能為主要特徵的職業類別發展的非常快，與此同時，從事這些職業活動的人群的收入在90年代中期以後逐漸上升到社會的中上等水平，而在過去，這個群體的收入低於社會平均水平。而且高等教育的發展也源源不斷地供給了這些職業大量的後備力量。

從這個角度講，中國“新中間階層”擴大的基礎條件———職業結構的變化還僅僅是開始，因為過去這個職業類別非常小，同時還應該看到中國的整個社會職業結構的另一個特點：有龐大的6億多的農民，轉移這些勞動力需要花很長的時間，而農業職業技術的提升還有很多限制，這就意味著以簡單的體力勞動為特徵的職業類別在中國職業結構當中還會相當長時間的存在。他們在總量上總會大於我們所說的那些正在成長起來的“新中間階層”職業人群。以專業技術、知識技能為特點的職業人群固然不斷地擴大，但是很難想象在未來的20年當中這個職業類別和從事它的人群能夠成為社會職業人群中的最大多數。所以，從狀態描述上來看，“新中間階層”是社會的收入、職業聲望和地位的金字塔當中的中間部分，它會緩慢地橫向發展。

此外，大眾可供消費的產品和服務還沒有達到一個成熟的階段，有各種各樣的因素阻止了“新中間階層”人群按照他們的意願進行消費，譬如說消費信貸系統特別不發達，而在一些發達國家，中等收入人群基本上可以依靠成熟的消費信貸系統來買車、買房或從事一些投資活動。而在中國，這方面受到比較嚴格的限制，這就意味著“新中間階層”人群所獲得的收入，在他們有限的生涯當中，轉化成為自己樂意的一種消費方式或者生活方式還有一些障礙。最後，“新中間階層”自身共同體感覺也是剛剛才形成。整個社會對這部分人群的共同體感覺主要是在一些廠家和商家的廣告中，一些住房、汽車和其它中級產品的銷售廣告都打出中等收入、白領專業人士這樣的旗號來招徠注意。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一些“新中間階層”人士經常是只在消費的時候才有共同體感覺，才意識到自己是屬於哪一個收入等級上的人群，而在其它社會生活領域譬如說關於社區事務的參與方面，遠不充分，他們為自己的權益和利益採取共同的行動還很少。從另一方面來講，“新中間階層”人士共同體的感覺的形成還取決於相互的交流，譬如說關於對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一體的共同關注，關於某種生活方式的共同評論等等，這就需要大眾的媒介、媒體還有通訊手段等等的支持。

“新中間階層”人群擴大的另一個基礎性條件是中高等教育的普及，以專業技術、知識技能為特徵的職業類別，需要從事這個活動的人群接受過系統的教育，也就是說，要進入這些職業的門檻是必須接受過相當程度的專業的高等教育。在中國，1998年以後，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數開始擴大，政府在不斷加強中高級的職業技術教育，這些努力為一部分社會人群獲得中高級知識和技能提供了條件，他們是“新中間階層”的後備軍。但還是因為中國人口結構的原因，教育所能輸送到那個階層的合格的人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會緩慢地增長但不會爆發性地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