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粹芬

光緒十八年(1892年)，她經陳少白介紹認識孫中山。出於對孫中山的崇拜，自願追隨孫中山奔走革命，照顧孫中山的起居飲食，身兼護士與衛士，無怨無悔地與孫中山共同生活了10多年，過著流離轉徙、擔驚受怕的日子。

辛亥武昌起義前孫中山蟄居日本期間，她以妻子的名分掩護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在橫濱，她與孫中山的住家也就是民主革命活動的據點，凡前來與孫中山商談革命工作的人，包括胡漢民、廖仲愷、蔣介石等，都由她接待、安排。惠州起義(1900年)前秘密運輸軍火武器，聯絡接洽、傳遞情報，也幾乎都由她經辦。光緒三十三年孫中山先後策劃4次武裝起義，她都隨侍左右。她陪伴中山先生，無論在日本橫濱或南洋等地時，他們居住和活動的據點，接待革命同志，照顧大家的生活，幾乎無微不至。從燒飯做菜到洗衣服和襪子等一切粗活兒，任勞任怨，樣樣都做。

丁未年（1907年），中山先生在廣東等邊界，先後策劃四次起事，陳粹芬隨侍左右。他到南洋各地奔走革命，她也跟隨服侍。同時親自印刷宣傳品——反清檄文。中山先生的日本友人池亨吉說她“非常忙碌”、性格“剛毅”，頗有“女中丈夫”的氣概。同年12月2日，中山先生親率黃興、胡漢民等重要黨人，自河內出發，前往鎮南關，親自指揮，與清兵鏖戰，不久撤退。其後，大家集會於食堂，共斟離別酒。剛毅的陳女士也不堪別凰離鳳之悲，雙目飽含“英雌淚”。黃三德撰“洪門革命史”記：“看見中山先生妾侍，一表人才，中山娶她十餘年，昔年在鎮南關起事，失敗，出走安南河內，做伙頭飯與眾兄弟食，洗衣裳，捱盡艱苦。”

1914年，她再往南洋庇能，與商人陸文輝合股開設樹膠園。孫科第一次出國考察，路過南洋時，曾予資助，請她回澳門居住。據孫滿先生云：“（粹芬女士）至1931年間，乘太古公司藍煙通輪船回香港，當時並攜帶一名養女（名孫仲英）回港。前往接船者，只有同志黃隆生、黃惠龍、譚卓勛三人。暫住於九龍彌敦道七二一號三樓黃惠龍家。住了一個時期，然後遷往澳門，租屋居住。

至1932年孫科乃接她兩母女到廣州東山二沙頭漁廬公館中，並委託她料理其子孫治平、治強兄弟，就讀於嶺南附中。後來他兄弟二人往上海及南京念大學，她即遷河南白鶴洞，租屋居住，以便仲英走讀於真光女子中學。至仲英前往檀香山讀大學時，她始遷回廣州東山百子路。直至廣州淪陷后，遷往香港九龍之埔道長沙灣道八十號四樓。

1936年，蔣介石南下廣州時，曾親自托居正，代送上國幣3萬元，為其建築房屋居住之用。建築未完成，廣州即告失陷。

1937年，仲英由檀香山前往義大利，並複姓，改為蘇仲英，在大使館中，由劉文島大使證婚，與孫乾結為夫婦。

1940年，孫乾與仲英由意國帶同兩位兒子孫必勝、必興回香港，與她同住九龍尖沙嘴彌敦道一二零號二樓。直至香港淪陷后，又轉入內地。根據陳粹芬夫人孫子的敘述，具有愛國精神的陳粹芬夫人親自挑扁擔帶孫子們上戰場與日軍作戰。抗戰勝利后，又遷回廣州。”

中山先生原配盧慕貞女士，與陳粹芬夫人誼同姊妹，相處和諧；晚年常相聚首，尤為難得。香邑翠亨村孫氏長房孫眉公承認陳粹芬為家族一員，名分為“孫文之妾”。

1949年秋，陳粹芬女士又至香港蟄居。同年仲夏，孫科（哲生）夫婦特往澳門，恭祝其母八秩晉三誕辰（按盧夫人生於清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席設文第士街私邸，當盧夫人挽陳夫人（陳粹芬時年七十有七，族人皆以陳夫人稱之）攜手出下樓梯時，狀至親呢，宛若姊妹，受到親友們熱烈的鼓掌歡迎（惟盧、陳二氏從未與宋慶齡有任何接觸）。

陳粹芬女士於1960年秋，因年邁體弱多病，與世長辭，享年88歲，葬於香港九龍荃灣華人永遠墳場。“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音。”總結上述種種，陳粹芬女士具有如此的胸襟與風範，真可以說集中國婦女賢德於一身了。亦無愧為中國革命史上的一位奇女子。宜乎孫氏家族無論上上下下都對她尊敬有加，孫輩咸呢稱其為“南洋婆”（稱元配盧夫人為“澳門婆”，稱宋慶齡為“上海婆”），他人則尊稱她為孫“老太太”。

規模宏大的庚子惠州之役，事前軍械皆由海員公會的海員秘密運輸。其經由日本、美國、高麗等郵船運來的最多；以橫濱為居中策應，視情勢，定行止。當時陳粹芬女士獨任來往船隻起落密件之責。每當橫濱郵船一到，她立即前往接船，上下往返，以香港方面的確實訊息，轉告密運槍械的海員，同志們無不感贊她的英勇。果敢和勤勞。日本方面，因婦女上下，毫不注意，陳女士乃乘機達成其特殊任務。惠州事敗，黨人梁慕光來橫濱，也稱讚陳氏英勇不已。而她卻說：“我當時傳遞書簡，並不害怕，大家拚命做去，總有辦法。”劉成禹曾題詩詠之：“望門投宿宅能之，亡命何曾見細兒；只有香菱賢國嫗，能飄白髮說微時。”

19世紀末，20世紀初，革命黨人在中山先生的卓越領導下，追隨奔走革命，日本橫濱、南洋庇能等地一帶，成為黨人活動的重點據點。從那時起，陳粹芬女士毅然決然地追隨中山先生，加入革命的行列，前後有14年余。她對革命的貢獻是多方面的，然因她沒有正式的名分，以及傳統觀念（為賢者諱）等政治禁忌，她竟成為“被人遺忘的革命女性”。就事論事，這是很不公平的。即使中山先生的侄孫孫滿（德彰公之嫡長孫），談及此事，皆深有同感。他曾展示香山孫氏家譜，所列中山先生配偶中，系以與之結合時間及年齡長幼為序，將陳粹芬女士（側室），列為盧慕貞夫人之後，宋慶齡女士之前。或許有些衛道之士不以為然，筆者則認為史貴求“真”；無中生有，固為大忌；湮沒史實，詢無必要。筆者之所以罔顧禁忌，介述陳粹芬女士其人其事，主要的著眼點，並非揭發私人的隱諱，乃是在於肯定她對清季革命運動大有貢獻而不忍於百年後的現今，仍未見中國近代革命史一鱗半爪，任其空白。這是當前一些孫中山研究的缺陷，實在是不應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