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新《刑事訴訟法》第73條規定：監視居住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處執行；無固定住處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對於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的，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

適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的情形有兩種：第一種情形是重大賄賂犯罪，衡量“重大”與否的標準有3個，賄賂數額50萬元以上、或者有重大的社會影響、或者涉及國家重大利益；第二種情形是嫌疑人在當地無固定住所。

當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在適用中，主要存在以下兩大問題：

1.徠存在“變相用”的問題

“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的適用前提是“存在有礙偵查的情形”。而基層辦案部門普遍把這項措施作為破解“偵查時限瓶頸”難題的制勝法寶，大家都嘗到了“甜頭”，能用就用。可以說，出發點就錯了。在這樣錯誤的邏輯起點上，大用、特用、甚至變相用的問題就出現了。

這也是當前理論界持“廢除”觀點的專家、學者們比較關注的焦點問題，一種比較尖銳的批評聲音是：偵查部門濫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與拘留、逮捕相比，嫌疑人被訊問期間的合法權利無法得到充分保障。有專家、學者甚至提出了兩條修改法律的建議：一是犯罪嫌疑人在當地無固定住所時，本人或其家屬有在當地選擇租房的權利；二是嫌疑人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偵查部門傳喚、訊問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應予規範，特別是禁止以談話的方式變相訊問犯罪嫌疑人。

2.存在“刻意用”的問題

因為適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的標準規定比較粗糙，辦案部門為了達到適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的目的，存在“主觀創造條件”的現象。

比如，在實際辦案工作中，“50萬元”的標準有很大彈性，這個數額究竟是舉報人舉報的數額、還是偵查人員認為可能涉嫌賄賂的數額、還是最終偵查界定的數額，不夠明確，這就為辦案部門主觀創造條件提供了機會。另外，為了達到“嫌疑人在當地無固定住所”的條件，檢察機關還可能刻意採取“指定管轄”的方式，促成異地辦案，進而適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

針對上述問題，最後我簡單談一談完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的建議，希望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在舊刑訴法中，就已經有了“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表述，新刑訴法對這一措施進行了細化。然而，在司法理論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從出生那天起，就飽受詬病，部分專家、學者、包括司法實務人員，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可能出現的問題都進行過深刻地分析。作為辦案人員，我們都知道，“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在保障和促進偵查工作方面，確實能夠發揮巨大的積極作用。但這就像一把“雙刃劍”，該措施如果運用不當，同樣面臨著“被錯用”、甚至“被濫用”的風險。

法律不是一成不變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的生命力究竟如何，起決定作用的還是“規範”二字。雖然高檢院早就提出了“敢用、慎用、短用”的基本原則，但原則性的要求不能取代嚴謹的制度規範。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我們自身承擔著規範司法行為的天然使命。因此，我們建議高檢院適時出台關於“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的司法解釋，對措施的審批、執行、監督、救濟等各個環節進行嚴格地規範。

一項措施被普遍使用，難免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如果等到出了“大事”才去公關、補救，我想，這種“亡羊補牢”的倉促應對遠遠不及“未雨綢繆”來的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