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

在中國歷史上，中原是自上古至唐宋，一直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而中原文化，在某種程度上就代表著中國傳統文化。

必須注意的是，中原文化的地域性明顯又與其他地域文化不同，它最值得重視的特點就是與中國文化形成的直接關聯。由於黃河泥沙的淤積和氣候等諸多便利的自然條件，這裡自上古時期就形成了發達的農業文明，在諸地域中最先跨過了“文明的門檻”。由這種文明衍生的文化，則為後世中國的社會政治制度、文化禮儀典章提供了基本的範本。同時，中原文化之所以在中國文化的整體格局中佔據重要地位，還在於它強大的輻射力。在中國歷史上，它依託於生產方式的先進性、軍事的擴張，甚至中央政權崩解導致的移民大批遷移，向四方傳播。

中原文化是中華文化之根，它主要表現為：

根源性

中原文化在整個中華文明體系中具有發端和母體的地位。無論是口口相傳的史前文明，還是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文明肇造，都充分體現了這一點。從“盤古開天”、“女媧造人”、“三皇五帝”、“河圖洛書”等神話傳說，到對早期的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的考古發掘，河南省有大量遺址遺物。夏、商、周三代，被視為中華文明的根源，同樣發端於河南。作為東方文明軸心時代標誌的儒道墨法等諸子思想，也正是在研究總結三代文明的基礎上而生成於河南的。

原創性

中原文化對構建整個中華文明體系發揮了篳路藍縷的開創作用。無論是元典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建構，還是漢字和商業文明的肇造，乃至重大科技發明與中醫藥的產生，都烙下了中原文化的胎記。《易經》、《道德經》對宇宙、社會、人生的獨特發現，極大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黃帝都“有熊”置百官和李斯提出的郡縣制，確立了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基本制度模式；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張衡的渾天儀，都在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包容性

中原文化具有兼容眾善、合而成體的特點。中原文化通過經濟、戰爭、宗教、人口遷徙等眾多方式，實現了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觀念的全面融合與不斷升華。考古人員發現，20萬年前南北文化在中原一帶交匯。進入新石器時代，文化交流更為頻繁，文化融合更為深化。新石器時代中原文化與周邊地域文化具有許多共同點。如中原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就是東夷的海岱民族和中原民族交往、融合的結果；鄭州大河村遺址中出土的一些富有山東大汶口文化特徵的陶器，說明中原文化在那時就開始吸收周邊文化成果，熔鑄自己的文化。胡服、胡樂、胡舞、胡人食品在漢唐間傳入中原，都融入中原文化之中。世界其他地區的宗教基本都具有排他性，但是作為外來宗教的佛教傳入中原，卻被本土的儒道文化所接納。

開放性的中原中原文化有著很強的輻射力和影響力。集中表現在：一是輻射各地。如嶺南文化、閩台文化以及客家文化，其核心思想都來源於中原的河洛文化。唐代的思想家文學家韓愈就極大地影響了潮汕文化。二是化民成俗。中原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禮儀規範常常被統治者編成統一的範本，推廣到社會及家庭教育的逐個環節，從而實現了“萬里同風”的社會效果。三是遠播異域。秦漢以來，中原文化主要是通過陸路交通向東向西廣泛傳播，不僅影響了朝鮮、日本的古代文明，而且開闢了延續千年的絲綢之路。班超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經，鑒真東渡扶桑等歷史記載，都書寫了中原文明傳播的壯麗畫卷。從北宋開始，中原文化憑藉當時最發達的航海技術，遠播南亞、非洲各國，也開闢了世界文明海路傳播的新紀元。

基礎性

中原文化在中華文化系統中處於主體、主幹的地位。中原文化在與其它文化不地地融合交流中，自身的外延也在不斷擴大，並由此催生了中華文化的形成。中原文化的核心思想，如“大同”、“和合”，都成為了中華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原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如禮義廉恥、仁愛忠信，都成為了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中原文化的重大民俗活動，如婚喪嫁娶、歲時節日等，都成為了中華民族的民俗活動。正如一名著名考古學家所說：中原以外的文化區都緊鄰或圍繞著中原文化，很像一個巨大的花朵。這些外圍的文化區是花瓣，而中文化區是是花心。正是地心地不斷綻放，才形成了中華文化這朵絢爛的文明之花。

在中原地區的考古中，史前文明在這裡的連續性表現強烈。從新石器時代中期開始，自東向西的磁山文化、裴李崗文化和老官台文化在中原崛起，它們之間聯繫緊密，已經形成一個較大的文化區域，與周邊文化同一時期的孤立發展相比，已表現出明顯的發展優勢。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仰韶半坡文化是由老官台文化發展而來，向北發展到陝北地區，沿黃河擴展至洛陽，經漢水流域影響到南陽盆地。而中原地區的仰韶后岡文化則擴張至晉南、魯東北等地。仰韶半坡文化和仰韶后岡文化相互影響而形成的仰韶廟底溝文化迅速向四方擴展，北至河套地區，南達漢水中游，東抵華北平原北部，西伸甘肅湟水流域。與周邊相比，這一時期的中原文化是處於中心地位的強勢文化，起主導作用。

裴李崗文化時期人們開始建造半地穴式的房屋，經濟以農業為主，出現家畜飼養，並伴有採集及狩獵等生產方式。仰韶文化繼承了裴李崗文化的內涵，當時開始形成大規模建房而居的聚落，彩陶的使用證明了燒制技術的出現。從龍山文化開始出現較多的城址，屬於萬邦時期，青銅容的使用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大力發展，占卜等巫術活動當時較為盛行。二里頭文化與夏文化有著直接的聯繫，中原地區在這一時期開始進入全新的文明時代。在偃師二里頭遺址，發現了中國迄今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碧龍形器的發現為中華民族的圖騰—龍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

神龍是智慧、勇敢、吉祥、尊貴的象徵。河南是龍的故里。被稱為人文始祖的太昊伏羲，在今周口淮陽一帶“以龍師而龍名”，首創龍圖騰，實現了上古時期多個部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被稱為又一人文始祖的黃帝，在統一黃河流域各部落之後，為凝聚各部族的思想和精神，在今新鄭一帶也用龍作為新部落的圖騰，今天的中國人被稱為“龍的傳人”，就是因此而來。從發掘出土的文物來看，河南省發現的龍文物不但歷史久遠，而且最為正宗。濮陽蚌龍距今6400年，是中國最早的龍形象，被考古學界譽為“中華第一龍”；在華夏第一王都偃師二里頭遺址發現的大型綠松石龍形器，距今至少3700年，被學者命名為“中國龍”，等等。這些龍文化的遺存從夏、商、周到漢唐、明清一脈相承，都是中華民族龍圖騰的源頭，在形態上可以說都是北京故宮裡各種龍形象的祖先。中原和全國各地的民俗，也有不少與龍有關，如每逢喜慶之日舞龍燈，農曆二月二祭龍王、吃龍鬚面，端午節賽龍舟等。這些文化除了在中華大地傳播承繼外，還被遠渡海外的華人播撒到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國的華人居住區或中國城內，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飾物就是龍。從中原大地產生並完善的龍形象，目前已成為中華民族的象徵、中華文明的精神內核、中華民族團結的紐帶和共同的精神支柱。

中華民族連續五千多年的漢字文化發展史就是一部中原漢字發展史，漢字的產生及重要發展階段幾乎都發生在中原大地上。傳說中黃帝時代的倉頡造字在河南。河南安陽發現的甲骨文是中國目前已發現的古代文字中時代最早、體系較為完整的文字。出生於河南上蔡的秦代宰相李斯在秦始皇“書同文”的政策下、制定了規範書寫“小篆”，小篆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國家規定的標準漢字形態。漯河人許慎編寫了世界第一部字典《說文解字》，許慎在書中系統地闡述了漢字的造字規律—六書。北宋時期宰相秦檜在開封發明的宋體字因刻寫方便，字體易於辨認，而被後世廣泛採用。河南南召人王永民被稱為“當代畢升”、“把中國帶入信息時代的人”，他發明的五筆字型輸入法是全世界唯一廣泛應用的“漢字編碼”輸入技術，曾被譽為中國文化史上“其意義不亞於活字印刷術”的重大發明。

中原官話是中原大地共同的語言，歷史上，北方官話區長期以河南方言為標準來規範自己的語彙和語法系統。追溯至古代，商族的語言在中原與夏族語言和諸多原始漢語方言，是融合后的華夏語是中原官話的雛形。以洛陽話為標準音的華夏語後來成為東周通用全國的雅言，進而發展成為揚雄《方言》提及的“通語、凡語”。明清時期，河南方言基本成型，同如今的中原官話基本一樣。通過幾千年的融合與發展形成了近代的河南方言。

中原地區是中國文學的發祥地，中原文學是中國文學的源頭。東周洛陽的史官整理成書的《尚書》是中國最早的散文總集。先秦時期，中原詩歌肇始的標誌是《詩經》十五國風中的二南、邶風、風、衛風、王風、鄭風、陳風和檜風。漢魏時期奠立了中原文學的基本藝術特質，並有“漢魏文章半洛陽”之說。中原辭賦散文在漢代文學史上佔據重要地位，賈誼開騷體賦先河；張衡肇開東漢抒情小賦風氣。魏晉時期，文學創作觀念與文體都發生了變革，中原誕生了建安風骨、正始之音。左思的《三都賦》還製造了“洛陽紙貴”的佳話。同時，東晉以後，中原士族南遷，推動了江南文學的繁榮。隋唐時期，中原文學空前繁榮，不僅文學數量首屈一指，並且名家輩出，唐代留名的兩千多名作家中，中原河南人士佔五分之一。來自中原的杜甫和白居易是唐代三大詩人中的兩位。河南孟州人韓愈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北宋時，東京（今開封）做為世界級的繁華都會，勾欄瓦舍遍布，說唱藝術勃興，對宋詞和話本小說的產生和興盛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南宋之後，戰亂致使中原文化南移，中原文學才逐漸沒落，即便如此，在元明清時期，中原仍然不乏李夢陽這樣的名家。近代中原作家歷經努力，在十九世紀末被文壇冠以了“文學豫軍”的稱號。

烹飪技術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種表現，發端於新石器時代，以陶器的成熟和廣泛使用為標誌，在中原地區的考古中有大量這一時期的陶器遺存。四千多年前，夏啟在鈞台（今河南省禹縣城南）為諸侯設宴，史稱“鈞台之享”，是中國最早的宴會。商代都殷時期，中原烹飪完成了食物、食法、食制的規模體制。周代宮廷的飲食，制度條理，分工明確。中原地區出土的漢畫像石上的庖廚圖和宴飲圖對烹制和飲食活動情景的描寫，反映了漢代的烹飪操作過程。至北宋時期，中原烹飪文化在汴京達到了空前的高度，正店（酒樓）、食店遍布全城，南北風味同台獻藝，品種、技術五彩紛呈。被今天的學者形容為“有美皆備，無麗不臻”，行業內人士則以“中國烹飪大詞典”來評價當時餐飲業的技術水平。歷史上，中原飲食雖化雖受到外來少數族裔飲食文化的衝擊，但仍然頑強地保留著中原烹飪文化的基本傳統和特色並延續至今。

豫菜是中國最古老的一種菜系，豫菜是中國各大菜系的淵源，被中國烹飪界稱為中國八大菜系的“母菜”，有“烹飪鼻祖”和“中華廚祖”之稱的伊尹便出生於河南杞縣，豫菜在歷史上曾作為宮廷菜而風靡全國。豫菜始於夏、商、經過東周、東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的不斷充實發展，到北宋時，已形成具有獨特風味的重要菜系。當代豫菜是在原宮廷菜、官府菜、市肆菜和民間菜的基礎上，根據中原物質條件，逐步積累演變而發展起來的。

中原地區飲食文化的特色也是這種“中”與“和”的思想的體現，口味居中，和眾家之長，兼具南北特色，正因為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經過各方研究后，親自決定將豫菜定為國宴菜，任河南師傅為主廚，直到現代，中國的國宴仍舊是以豫菜為基準來烹調的。

中原在古代是華夏族部落集中分佈的區域，因此姓氏的萌芽、形成和發展，都與河南息息相關。姓最早起源於母系社會，是氏族血統的代表，姓的產生時間遠遠早於文字，早期的姓源自於氏族的圖騰，距今約有5000年的歷史，而當時，中原地區是人類活動的重要地區，河南仰韶文化就是母系社會繁榮階段的代表。夏商時期是中國姓氏全面發展的階段，而這兩個朝代人類活動的中心均在中原一帶。

氏是古代貴族用來標示宗族系統的符號，起源於父系氏族社會，是從夏朝中期開始的。當時中原地區氏族林立，這成千上萬的氏族、部落便是“氏”的淵藪。周朝時產生了很多姓氏，它是中國歷史上姓氏相對定型和普及的一個重要時期。周武王滅商之後，重新確立了姓與氏的關係，因此，西周初期是姓和氏之間發生變化的關鍵時期，而中原地區又是這一關鍵時期的關鍵的地區。據近代統計，中國排名前100的大姓中，全部源自河南省或部分源自河南省的共有73姓。

歷史上的中原大地長期是政治角逐之地，是政權不斷更迭，政體演變“你方唱罷我方登場”的大舞台，發生了難以數計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活動，積累了大量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經驗，形成了非常豐富的政治文化。黃帝是公認的先祖，開創了初始的政權制度，建立了國家治理的雛形。從堯、舜、禹的禪讓制到夏、商、周的世襲制，完成了部落聯盟向奴隸制國家的轉變。之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紛爭、交往與聯盟等政治行為，不斷地推動政體的發展，開啟了封建社會的先河，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封建制度。從夏朝到宋代3000多年間，河南一直是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先後有200多位帝王建都或遷都於此，幾度形成政治文明的巔峰與輝煌。中國八大古都，河南就有洛陽、開封、安陽、鄭州四個，其中洛陽是十三朝古都，中國自古“逐鹿中原”、“問鼎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就是由此而來。

中國商人、商業和商品起源在河南的商丘，是考古學界、史學界的共識。自古以來，中原地區就有比較自覺的商業意識，產生了中華商業文化的許多第一。商代的王亥“肇牽車牛遠服賈”，也就是第一個用牛車拉著貨物到遠地去做生意，被奉為商業鼻祖。第一個儒商孔老夫高祖高祖子貢，是河南浚縣人，不僅能做官，而且善於經商致富。第一個熱心公益事業而被後人稱為商聖的道商范蠡，是南陽人，他幫助越王勾踐滅吳復國之後，悄然引退，把才能用於經商。第一個愛國商人是新鄭人弦高，在經商途中遇到了秦師入侵，以自己的十五頭牛為代價智退秦軍。此外，中原還產生了中國商業的許多第一。比如中國歷史上第一批職業商人誕生於西周時期的洛陽，第一個由政府頒布的保護商人利益的法規《質誓》誕生於春秋時期的新鄭，以“城門之徵”為代表的最早的關稅徵收發生在春秋時期的商丘，第一個有戰略思路的產業商人為東周時洛陽人白圭，第一個商業理論家是今商丘人計然，最早的商家訴訟條例發生在春秋時的鄭國即今鄭州，第一個重商理論的倡導者為西漢洛陽人桑弘羊，唐代洛陽城內的管理市場的“三市之長”是最早的“市長”。世界上第一座真正意義的人口超百萬的國際化大都市場，在北宋的汴京（今開封），當時人口達到150多萬，宋代著名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就是這一盛況的真實寫照，而歐洲最古老、最發達的城市之一倫敦當時只有10萬人。清代鞏義的康百萬家族，更是寫下了“富過十二代、歷經400年而不敗”的商業神話。由此可見，中原商業文化在中華文化體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中原是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高地，中華民族科技文明發達之域，黃帝軒轅氏的元妃嫘祖是種桑養蠶之法，抽絲編絹之術的創造者，其故里西陵（今河南省西平縣）於2007年被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命名為中國嫘祖文化之鄉。被稱為四大發明的指南針、造紙術、火藥和活字印刷術均發軔於中原。

司南是指南針的最早形式，無論是對它最完整的記載的東漢《論衡》，還是其最早圖案石刻司南勺圖在南陽的出土，都證明其創作地在河南。火藥所起源的煉丹術、火法煉丹、軍事實踐是在漢唐時期，地域是在中原地區。東漢時期的蔡倫在首都洛陽發明了造紙術，北宋時期的畢升在首都汴梁（今開封）首創活字印刷術，后遠播海外。

中醫藥技術方面，中原醫學文化以整體的治療思想，多角度觀察病理的方法，奇特的治療技術，和諧的用藥手段而著稱於世，是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與國粹。黃帝被後人公認為中醫藥的創始人，戰國時期編著的《黃帝內經》至今仍是中醫學工作者必讀的指導性醫學著作。東漢南陽人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提出了六經辨證的理論體系，是我國第一部理、法、方、葯兼備的中醫經典專著，被譽為“中國醫方之祖”。洛陽龍門石窟的“藥方洞”，保留有北齊時期完整的中醫藥方118個，治療的病種達37個。這些藥方為中國現存最早的石刻藥方。北宋都城開封設有“尚醫局”、“御葯院”、“葯密庫”、“太醫局”、“翰林醫宮院”等機構，設置之全在當時首屈一指。在“醫宮院”放置的製作精細的“針灸銅人”，成為世界針灸醫學發祥地的象徵。可以說，中醫藥文化起源於中原，中醫藥大師薈萃於中原，中醫藥文化發達於中原，中醫藥巨著誕生於中原。

天文曆法方面，《夏小正》是中國歷史上見諸於文獻最早的曆法。位於河南省的登封觀星台和周公測景台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天文觀測建築。東漢時期出生於南陽的張衡發明了地動儀，並創立“渾天說”。唐代魏州昌樂（今河南省南樂縣）人僧一行提出了“恆星自行”觀點的時間比英國天文學家哈雷早1000年。

冶金鑄造方面，從安陽市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和新鄭出土的蓮鶴方壺反映出古代中原高湛的冶金鑄造技術，在世界青銅器中亦是珍品。淅川楚墓出土的春秋時期的雲紋銅禁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失蠟法鑄件，是冶鑄史上的一項重大發明。洛陽出土的鐵錛和鐵鎛，證明在中原人民在戰國時期已掌握韌性鑄鐵技術，比歐美地區早2000多年。

中原地區是中國儒家、道家、墨家的誕生地。儒家文化發源於中原的主要標誌是《易經》，上古《易經》 被儒家尊為儒學六經之首。伏羲在河南淮陽創造八卦，周文王將伏羲的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孔子拜讀易經六十四卦后，寫下了十篇心得筆記，史稱《十翼》，《十翼》是對《易經》的詮釋。河南河陽（今孟縣）的韓愈建立了儒學道統，並努力復興儒學。將儒學發展到理學形態的主要學說之一是二程洛學。

河南是道家的發祥地，出生於河南鹿邑的老子是道家學派創始人。洛陽是老子居住和擔任史官的地方。《道德經》（又名《老子》）一書寫成於函谷關。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認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統治宇宙中一切運動的法則。道家主張“順其自然”，認為法律（法和法律有不同；法好比物理，而律則是人為）是對人類的束縛，要全部捨棄。道家的無為思想並不是不作為，而是以無為來有為，不亂為。

戰國時期的墨子是河南魯山人。他創立了墨家學說，並有《墨子》一書傳世，墨家文化的思想觀點是愛好和平，反對戰爭。墨學在先秦時期與儒學並稱為顯學。漢代中期以後，由於統治階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致使墨學在形式上中絕，但影響並沒有完全消失。

漢傳佛教是佛教的三大地理分支之一，佛教經由兩條路徑傳入中國，一支由古印度經西域傳入中原地區，洛陽白馬寺是東漢前期佛教傳入中國后興建的第一座寺院，中國歷史上譯出的第一部佛教經典佛說四十二章經誕生於洛陽。建於北魏時期的登封少林寺是中國漢傳佛教禪宗祖庭，又是少林武術的發源地。中原佛教界在歷史上大德雲集，生於洛州緱氏縣（今河南省偃師市南境）的玄奘是著名的譯經師，也是法相唯識宗的創立者。中國的第一個比丘是潁川的朱士行。中原佛教在古代是中國佛教向海外的傳播的中心，遠播日本、朝鮮和東南亞各國。

中原音樂文化體現在中原地區的民歌、民樂以及源遠流長的各種曲藝形式上，也包括了保留至今的各種音樂文物和音樂思想。它是中原地區人民生活的形象反映。普遍觀點認為，中原音樂文化是中國音樂三大源頭之一。有中華第一笛之稱的賈湖骨笛出土於河南省漯河市舞陽縣的賈湖遺址，距今約9000年至7700年，是中國出土年代最早的樂器實物，至今還能吹奏。賈湖骨笛的出土把中國音樂文化上推至9000年。改寫了中國歷史原先對先秦音樂史只有五階音域的史考，賈湖骨笛有七階高低階音域。在世界音樂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中原音樂文化的歷史，史書中有葛天氏之樂、關於大禹治水的《大夏》歌舞、神農氏削琴桐為琴、商人“恆舞於宮，酣歌於室”、周王招飲群臣諸侯“喲喲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等記載，殷墓出土的三件一組的編磬、兩漢魏晉隋唐一承的簫鼓樂隊畫像磚的出土、宋元時期大量的民間音樂形式，都證明了中原音樂文化的連綿不斷。

從記載看，中原在夏啟時已有優伶出現。商、周時期儺儀規模巨大，洛陽在兩漢和隋唐時期均是“百戲”活動的中心。“諸宮調”創始於開封，《目連救母》搬演於開封，北宋雜劇也形成於開封。這一切足可說明中國戲曲的主根在中原地區。繼諸宮調、金院本、元雜劇之後的四百年間河南境內先後存在或流行過的各類劇種達78個，其中戲曲劇種67個，數量和密度均居中國之首。

中國的五大劇種之一的豫劇，居中國各地方戲曲之首。因早期演員用本嗓演唱，起腔與收腔時用假聲翻高尾音帶“謳” ，又叫“河南謳”。又因其音樂伴奏用棗木梆子打拍而得名河南梆子，豫劇是在河南梆子的基礎上，不斷進行繼承、改革和創新發展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因河南省的簡稱是“豫”而將該劇種定名為“豫劇”。豫劇在安徽北部地區被稱為梆劇，山東、江蘇的部分地區仍稱梆子戲。豫劇主要流行於黃河、淮河流域。除河南本省外，河南周邊省份的廣大中原地區都有專業豫劇團的分佈。豫劇在台灣舞台上與歌仔戲、京劇呈三足鼎立的局面。根據2004年的統計，中國大陸的豫劇團達160個，是全國之最。

河南曲劇也稱"高台曲"或"曲子戲"，有些地區又稱“南陽曲子”，流行於中原地區。曲劇至今有七十多年歷史，屬年輕劇種。越調是河南三大劇種之一。因其伴奏樂器以四胡為主，故又被稱作“四股弦”。

少林功夫是登封嵩山少林寺的佛教文化受中原武術文化環境影響下形成的一個武術體系，少林功夫以佛教神力信仰為基礎，充分體現漢傳佛教禪宗智慧並以少林寺僧人修習的武術為主要表現形式，少林功夫的要旨是禪武合一。根據少林寺的拳譜記載，少林功夫套路共有708套，其中拳術和器械552套，另外還有72絕技。流傳下來的少林功夫套路有200餘套，其中拳術100餘套，器械80餘套。

陳氏太極拳原為陳家溝拳術，集長拳、炮拳及紅拳之術，是太極拳的一個重要分支和流派，是各派中傳播歷史最久遠的太極拳，它仍保留著古老的發力、跳躍和震腳等動作。根據武術史家唐豪考證，陳家溝拳術是源自明末清初河南省溫縣陳家溝人陳王廷（約1600年-1680年），此後世代相傳，有傳子不傳女之說。陳式太極拳有良好的健身作用，其上乘的技擊作用及獨特的演練風格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愛好者。

在中國發現的50餘座史前城址中，距今約5300多年歷史的鄭州西山古城被認為是中國北方最早的城市遺址。淮陽平糧台遺址和登封王城崗遺址是黃河中下游中原地區龍山文化夯土城址的典型代表，淮陽平糧台古城用黃土夯築。登封王城崗古城的城門門衛房的設置反映出城市防衛設施的進步，城內還鋪設有陶水管道。在中原地區發現的夏商周時期的城市遺址顯示了中原地區早期城市的文明的特質。

對中原古城市遺址的研究可知，中原地區在商周時期，就有成熟的泥磚、夯築技術，用來建造民居、宮殿以及城池，至秦漢時期建築技術得到空前的發展。東周洛陽王城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的布局結構被後世的都城建築所採用。東漢和魏晉時期，隨著中原的封建莊園經濟的迅速發展，莊園主不僅擁有大量的土地和牲畜等生產資料，還組建自己的封建武裝—部曲、家丁，修建起防禦工事—塢壁。河南各地出土的漢代陶倉樓，是漢代中原地區中產階層樓閣藝術風貌的直觀再現，其樓觀、迴廊、高台、倉閣和門闕等交錯縱橫，具有高大凌空的體勢和向上聳立的多層結構，建築風格宏大優美。漢魏時期洛陽的里坊制度對隋唐都城和地方州縣布局具有重大影響，魏晉時期中原士族南遷將中原的建築文化帶入閩粵地區。日本平安時代（中國在同時期屬於唐代）的平安京則完全仿照唐代東都洛陽來建設，奈良市則是仿照漢魏洛陽城來建造的。北宋時期鄭州管城人李誡所著的《營造法式》是中國第一本詳細論述建築工程做法的官方著作。河南省保存相對完整的古建築達數千處，佔全省文物近一半。

中原繪畫的歷史可追溯至史前的新石器時代，這一時期出土的文物如陝縣廟底溝出土的花瓣紋陶盆彩繪和汝州閻庄出土的彩陶缸上的鸛魚石斧圖，都是史前平面美術遺跡。中原地區先秦時期的壁畫和漆畫作品中已經體現出了生動的人物和動物的形象描繪。秦漢時期，中原地區宮殿寺觀壁畫，墓室壁畫和帛畫以及畫像石（磚）等美術遺跡大量湧現，如河南永城柿園西漢前期的梁王墓前室頂部壁畫《巨龍升天圖》就是傑出作品。中原繪畫藝術在魏晉南北朝得到進一步發展，出現了一批專業畫家，如北齊的楊子華和曹仲達。隋唐時期，中原繪畫作品繁盛、傑作紛呈、名家輩出，並且形成豐富的理論，中原地域的張彥遠創作的《歷代名畫記》是中國第一部繪畫通史著作，該書收錄的歷代著名畫家的繪畫理論，使其成為中國古代畫史中重要書籍之一。中原在隋唐兩代的繪畫藝術開始擺脫漢代原始稚拙之氣，一改人物畫的樸素狀態。色彩使用合理、富麗大方，造形優美生動，線描勁健流暢，並解決了空間處理問題，技法上達到了精密熟練的程度。

中原繪畫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審美取向，具體表現為晉尚韻、唐尚法、宋尚理、元尚意、明尚趣的藝術特色，北宋時期，中原繪畫作品是當時全國的巔峰水準，張擇端創作的《清明上河圖》對於各種形態的幾何正確描繪性使其負有盛名。

中國民俗文化源遠流長、特色鮮明，主要表現在生產活動、禮儀、信仰和節令等方面。具有農耕文明特質的民俗活動如太昊伏羲祭奠在中原部分地區具有較強的民眾自發性。中原婚嫁禮俗從古代的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和親迎“六禮”逐步演變為今天的提親、定禮、迎娶的婚俗禮儀。節令民俗如春節的祭灶、歲末守歲、貼春聯、吃餃子和拜年，農曆正月十五元宵節點燈盞，三月清明節祭祖掃墓，七月七觀星乞巧，八月中秋節賞月、吃月餅，九月重陽節登高等等，大多起源於中原。中原民俗還創造了民間的生活形態和藝術品，太昊陵廟會、洛陽花會、信陽茶葉節、馬街書會、開封夜市等古代的民間節會至今不衰，開封的盤鼓和汴綉、信陽羅山皮影戲、朱仙鎮木版年畫、南陽玉雕、濮陽和周口的雜技等民間藝術享譽中外。中原因其“中天下而立”，民俗文化廣泛影響了周邊地區乃至華夏和世界華人族群。比如飲食方面，廣東人在豆腐上挖個洞，填滿肉餡，蒸熟后食用，其實就是客家人從中原帶去的吃餃子風俗的變異。中原民俗的廣泛影響可見一斑。

中嶽嵩山坐落於河南登封，山上名聞名遐邇的少林寺與山下豐富的儒、釋、道三大教派遺址建築群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三教匯萃獨特景區，古人相信天圓地方，而中國則是矗立於天地中央的國度，天地的中心即為中原，核心則是嵩山。“天地之中”的名號，早在3000年前的周朝已經確立。2010年8月，登封嵩山8處共計11項歷史建築群，以登封“天地之中”歷史建築群的名義，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洛陽龍門石窟是中國著名的石刻藝術寶庫，同時被譽為世界最偉大的古典藝術寶庫之一，建造時間歷時400餘年。興建奉先寺時，女皇武則天曾“助脂粉錢兩萬貫”，同時親自參加了盧舍那佛的開光儀式。龍門石窟中保留著宗教、建築、書法、舞蹈、服飾、美術等方面的大量實物史料，折射出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時尚。2000年11月在澳大利亞凱恩斯市召開的第24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龍門石窟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安陽殷墟見證了商王朝的存在，代表了商王朝的文明發展，其高超的青銅鑄造技術代表了古代青銅時代的鼎盛，造就了世界上最重的古代青銅器—司母戊鼎。2006年7月13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0屆世界遺產大會將殷墟評價為，與古埃及、巴比倫、古印度媲美，以其甲骨文、青銅文化、玉器、古文曆法、喪葬制度及相關理念習俗、王陵、城址、早期建築等，乃至中國考古學搖籃聞名於世，文化影響廣播而久遠，真實性完整性強，具全球突出普遍價值。

汴梁文化：分佈於開封即黃河北岸的封丘縣，鄭州東部。

洛陽文化：分佈於洛陽，三門峽等地。

宛洛文化：分佈於南陽，平頂山等地。

陳蔡文化：分佈於周口，駐馬店，阜陽等地

宋文化：分佈於商丘，亳州市區，曹縣等地

懷慶文化：分佈於豫北新鄉、安陽、鶴壁、濮陽等地

淮西文化：分佈於信陽及豫南淮河沿岸。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各種文化背景不一樣，崇拜也不一樣，印度崇尚動物，希臘和埃及崇尚神，中國非常崇尚聖賢。作為中華文化重要發祥地的中原，湧現出了許多文化聖人，而且名氣很大。比如，謀聖姜太公、道聖老子、墨聖墨子、商聖范蠡、醫聖張仲景、科聖張衡、字聖許慎、詩聖杜甫、畫聖吳道子、律聖朱載堉等，他們不僅以其偉岸的人格為人們所敬仰，而且以自己豐富的知識和深邃的思維，創製了一大批經典著作，成為中華文化發展史上的不朽豐碑。春秋時期思想家老子的《道德經》，以“道”解釋宇宙萬物的演變，闡述了大量樸素辯證法觀點，對我國2000多年來思想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世界發行量僅次於《聖經》。墨子提出的“兼相愛、交相利”的觀點，列子提出“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莊子提出的“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韓非子提出的以“法”為中心、“法、術、勢”三者合一的統治思想，都受到了歷代統治者的重視，也在普通民眾中產生巨大影響。黃帝、許由、子產、列子、韓非、陳勝、鄭虔、杜甫、白居易、李誡等為河南鄭州十大歷史名人，代表了河南重要的品質與精神的組成部分。

名流是一個以聖人為頂峰的特殊社會群體，也就是說，聖人肯定是名流，但名流未必是聖人，名流的外延要遠大於聖人。名流以其文化素養、文化格調和文化創造影響著社會，形成一種社會文化效應和文化風尚。中原歷史名人輩出。據統計，在二十四史中立傳的歷史人物5700餘人，其中河南籍的歷史名人為912人，佔總數的15．8%。唐代留名的2000多名作家，河南居兩成。在中原名流中，既有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文學家，也有社會賢達和社會名士，如道家列子、縱橫家張儀、蘇秦，兵家吳起，政治家春申君、孫叔敖、子產、李斯、張良、晁錯、司馬懿、司馬光、姚崇、趙普等等。堯舜時代的賢士許由，堅辭帝堯的禪讓，被奉為隱士的鼻祖。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當時主要在河南焦作一帶活動，其中阮籍、阮咸、山濤、向秀都是河南人。這些名流對社會歷史進程或者社會風尚的形成發揮了重要影響。

河南是一片仰慕英雄、產生英雄的土地，也是熱愛英雄、造就英雄的熱土。中原兒女在歷史的長河中譜寫的英雄譜，如燦爛畫卷，光耀神州。女媧補天、夸父追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歌頌英雄的神話傳說，都產生流傳在河南。歷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的領袖陳勝，是河南商水人。代父從軍的巾幗英雄花木蘭，是河南虞城人，其義舉令世人讚嘆不已，甚至美國人也將其英雄故事搬上銀幕，全球傳播。河南鄧州人、唐代名將張巡在抵禦叛軍中，堅守睢陽，“守一城，捍天下”，被後人奉為神靈。宋代的包拯權知開封府，剛正不阿、鐵面無私、不畏權貴、懲惡揚善，成為世人景仰、萬代傳頌的“包青天”。南宋愛國將領岳飛是河南湯陰人，其“精忠報國”的壯志、“還我河山”的吶喊、“駕長車踏破賀蘭山闕”的豪情，一直激勵著中華兒女抵禦外侮、報效祖國。這些英雄們，歷來都是人們尊崇、歌頌的對象。這是一種不尋常的文化現象。

中原文化的特質決定了中原文化對於歷史進程的推動，對於中華文明的形成，對於民族精神的傳承，對於經濟社會的發展，都發揮了獨特而重要的作用。

認識作用。中原文化是五千年中華文明的縮影，反映了中華文明發展的軌跡，折射著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透過中原文化可以從總體上認識中國社會和中原發展，並從中總結出社會前進的有益借鑒。與此同時，中原文化的先賢們發現並闡發的許多精闢思想，至今仍閃爍著真理的光芒，具有重要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意義。例如格物致知、有無相生等樸素精闢的思想，仍是我們今天認識事物、認識世界、認識自然和社會的重要方法與途徑。又如，老子“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就是對許許多多規律性社會現象的高度概括，至今仍有啟發意義。

引領作用。長期以來，中原文化都以其文化理想引領著東方文明的進程。近古以來，中原文化的文化理想甚至遠播西方文明而綻放出瑰麗的文化魅力。《馬可波羅遊記》對當時和諧的東方國度的讚譽，至今還為人們稱道。中原文化在精神層面建構的文化理想，已經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如天下大同的文化氣度，天人合一的理念境界，尊道貴德的理性氣質，大德曰生的人文情懷，中庸辯證的思維理路，在環境惡化、能源危機、人為災難頻繁發生的今天，不僅是引領人類社會發展建設的美好理想，而且對於我們今天進行道德建設、人格完善，對於整個民族素質的提升，乃至世界文明的進步，都仍具有積極的引領作用。

推動作用。中原文化產生的新思想、新知識、新技術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從周朝的“封邦建國”到北宋文官制度的全面繁榮，從北魏孝文帝改革到王安石慶曆新政，中原大地上的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推動了中華民族政治文明的遞進。從殷商王朝對商業經濟方式的自覺選擇，到以宋朝交子、匯票等為標誌的商業革命，都促進了社會分工的極大發展，實現了社會生產效率的顯著提高，先後創造了我國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繁榮時期。新技術作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中原文化也做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東漢蔡倫發明的造紙術實現了文字載體的新突破，北宋畢　的活字印刷迎來了鉛與火的新時代，開創了知識傳播的新紀元；成熟於宋代的火藥，把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提高到一個新水平；指南針導致了航海技術革命，為近代文明的到來準備了必要的條件。中原文化就如一台功能強大的引擎，從不同的方面不斷把中華歷史甚至世界歷史的車輪推向前行。

支撐作用。中原文化具有對中華民族共同精神的維繫、智慧成果的傳承功能。一個民族是要有精神的，一個沒有精神的民族就如同一盤散沙。中原文化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塑造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無論是后羿射日、嫦娥奔月、愚公移山等激勵鞭策人們奮發向上的神話故事，還是岳飛報國、木蘭從軍等宣揚愛國主義的文化母題，都是中華民族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今天仍然給我們以強大的精神支撐。這種精神，尤其在民族存亡的危難關頭，無不成為支撐全民族的堅強力量。中原文化所包含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治國思想，“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最下伐城”等軍事思想，至今仍閃爍著智慧的光芒，中原文化正以其無可比擬的系統性、豐富性、完整性，為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了不竭智力支撐。

凝聚作用。中原文化固有的向心力在促進民族的偉大復興中發揮的聚合作用。中原文化是廣泛吸收眾多民族優秀品質而成的中華文明的主流文化，團結和諧、愛國統一始終是她倡導的主題。千百年來，一直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著海內外華人，報效國家、熱戀故土等熾熱情懷成為全球華人的民族意識和價值追求。中原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的根文化，作為傳承中華文明的主幹文化，長期以來就是海內外華人魂牽夢繞的精神寄託，大家無論身在何方，都有“常回家看看”的心理願望。新鄭黃帝拜祖大典和周口姓氏文化節的成功舉辦，正是中原文化這種特有歷史震撼力和時空穿透力的生動展現。歷史發展反覆證明，中華民族無論怎樣一波三折，甚至分分合合，但維護團結、追求統一的歷史主流始終沒有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