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希雍

繆希雍，字仲淳，號慕台，我國明代著名的中醫臨床學家、中藥學家，是李思塘(曾從吳興名家朱遠齋學過醫藥)之外孫，萬曆癸丑進士繆昌期的同族兄弟。原籍江蘇常熟，旅居長興多年，考中秀才，與張時泰同科，移住金壇縣，和王肯堂共處一邑。善用清涼甘潤的藥物療病。行醫之餘，勤於筆耕，積三十年心血，終撰成多本著作，《神農本草經疏》和《先醒齋醫學廣筆記》為其代表作。

繆希雍約生於嘉靖二十五年(1546)，八歲父死，親朋走散。因十七歲患瘧疾，延醫療之久而不愈，檢《素問))“夏傷於暑秋必痎瘧，按感受暑邪治好了個人的小恙，且“方弱冠”，門戶衰落，世累糾纏，以是多見憤激，礙膺之事十常八九，數嬰疾病”，對岐黃之道產生興趣，乃同無錫高攀龍的入室弟子司馬銘鞠為友討論習醫。他認為溫熱陽明證居多，善用清醇寒涼折之，以重用石膏偏於養陰而馳名、凡遇險、怪之證，“俗醫相顧卻走”，人們“必拱手質請繆先生”。繆氏一生交友甚廣，曾結識沈晉恆(字亮震)、張遂臣(字卿子)、王文祿(字世廉，即沂陽生)、唐不岩諸學者，不斷同任丘僧裴在澗(客居金壇西禪寺)、督學陳赤石、別駕於潤甫、銓部章衡陽、太學張旋浦、翰林史鶴亭、四明虞仰韶、中承沈少卿、金壇庄斂之相互禮尚往來。好搜集民間驗方，所開“刀匕湯液與俗醫左”(曲肱道人丁元薦《先醒齋醫學廣筆記》序)。同王肯堂友誼較好，於南京無私地介紹了自己用酸棗仁補血的經驗，爾後又將桑白皮治鼻塞、健脾開胃消食止瀉的效方資生丸也傳給了他；“凡宇泰所輯諸書，仲淳皆參訂焉”(王宏翰《古今醫史》)。

《神農本草經疏》和《先醒齋醫學廣筆記》為其代表作。

繆公論治傷寒病，綜合時代與地點之不同，頗“多獨開門戶”，化裁仲景成法，如對太陽之治，棄麻桂而主用羌活湯。這是因為江南之域，“從無剛勁之風，多有濕熱之患。”而羌活正是祛風散寒除濕之要品，故為君葯。同時，病值秋深冬月加紫蘇、蔥白。如病人自覺煩躁，喜就清涼，不喜就熱，兼口渴，即欲傳入陽明，羌活湯中宜加石膏、知母、麥冬，大劑與之，得汗即解。

繆仲淳治療吐血時，認為吐血病機主要為陰虛火旺，迫血妄行，肝氣升發太過，肝不藏血，氣逆火升刑於肺金，傷於陽絡。氣逆血亦逆，火升血外溢。當然，由氣火亢旺，肝不藏血引起其他出血如咯血、衄血亦可施用，因此提出論治吐血三要訣，即宜行血不宜止血；宜補肝不宜伐肝；宜降氣不宜降火。

東垣《脾胃論》治脾，究屬偏於昇陽剛燥，繆氏雖崇其說，然又有所發展，慎用苦寒克伐之品，如黃連、山桅、黃柏、知母之類，以免傷脾作泄。而溫燥劫津之品，如白朮、陳皮雖曰健胃除濕，救標則可，多服反能瀉脾，以其能損津液。故亦宜適可而止，而不能漫用。他指出，脾虛有十二證，總方有脾陽不振和脾陰不足之別。脾陽不振宜溫養之，脾陰不足則清養之。對於久病之體，脾陽雖傷，脾陰不足，治之兼顧脾陰。但若惑於脾喜燥惡濕則每流於剛燥，故繆氏又告誡:“徒知香燥、溫補為治脾之法而不知甘寒滋潤益陰。”有鑒於此，調理脾胃他常用人蔘、白扁豆、山藥、蓮肉、橘紅、茯苓、炙甘草、大棗或棗仁、石解、沙參、麥冬、白芍、砂仁、麥芽等。

繆仲淳認為，“中風有真假內外之別，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並指出其不同之處。真中為感受外來風邪，在西北高寒，風氣剛猛之地，真氣空虛之人，易為所中，且可分中臟、中腑、中經絡。中臟之人多死，中腑之人多成廢人，中經絡之人，則可調理而瘳。真中治則為先解散風邪，次則補養氣血，方用小續命湯。藥用桂枝、麻黃、生熟附子、羌獨活、防風、白芷、南星之屬。類中則由“多熱多痰，真陰既虧，內熱彌甚，煎熬津液，凝結為痰，壅阻氣道，不得通利，熱極生風，以致猝然僵仆。”患病之人多在“無剛猛之風而多濕熱之氣”的長江以南，如江、浙、福建、四川、湖北、湖南等地，表現為或不省人事，或口眼歪斜，或語言謇澀，或半身不遂。發病的先期，多可表現為內熱證候，如口乾舌苦，大便閉結，小便短澀。“類中”的病機，劉河間認為是將息失宜，水不制火；朱丹溪認為是濕熱相火，中痰中氣。繆氏在吸收他們學說的基礎上，認為內虛暗風，確系陰陽兩虛，而陰虛者為多，與外來風邪迥別。法當清熱(天門冬、麥冬、甘菊、白芍、白茯苓、天花粉、童便)、順氣(紫蘇子、批把葉、橘紅、鬱金)、開痰(貝母、白芥子、竹瀝、荊瀝、括萎仁)治其標，治本則宜益陰(天門冬、甘菊花、懷生地、當歸身、白芍、枸杞子、麥門冬、五味子、牛膝、人乳、白膠、黃柏、白疾黎之屬)和補陽(人蔘、黃茂、鹿茸、大棗)。繆氏認為“類中”若誤用治“真中風”的葯，則“輕變為重，重則必死。”

繆仲淳將痧疹主症歸納為多咳嗽多嚏，眼中如淚，多泄瀉，多痰多熱，多渴，多煩悶，甚則躁亂咽痛，唇焦神昏。並總結了治痧疹的特點，指出痧疹乃肺胃熱邪所致，“殆時氣瘟疫之類歟！”故治痧疹不宜依證施治，惟當治本以解邪熱，則諸證自退。解其邪熱以清涼發散為主，藥用辛寒、甘寒、苦寒以升發之。惟忌酸收，最宜辛散，設施溫補，禍為旋踵。辛散如荊芥穗、干葛、西河柳、石膏、麻黃；清涼如玄參、薄荷、竹葉；甘寒如麥冬、生甘草、蔗漿；苦寒如黃芩、黃連、黃柏、貝母、連翹，皆應用之葯也。初起時，痧疹必兼咳嗽，但不能止咳，痧疹多兼喘，勿用定喘葯。宜用大劑竹葉石膏湯加西河柳、玄參、薄荷。凡熱勢甚者，即用白虎湯加西河柳，切忌用升麻，服之必喘。泄瀉者切忌止瀉，用黃連、升麻、干葛、甘草。並認為疹家不忌瀉，瀉則陽明之邪熱自解。疹后咳嗽，以清熱消痰，勿用五味子等收斂之劑。痧后泄瀉及便膿血皆由邪熱內陷，大忌止澀，惟宜升散，仍用升麻、干葛、白芍、甘草、白扁豆、黃連。痧后元氣來複，脾胃虛弱，宜用白芍、炙甘草為君，蓮肉、白扁豆、山藥、麥冬、龍眼肉為臣，多服必漸強。痧後生瘡不已，宜用金銀花、連翹、玄參、甘草、懷生地、胡麻、黃連，濃煎飲之良。

繆希雍勤於鑽研醫道，勇於實踐，對疾病的辨治獨具匠心，其診療特色可概括為：變而通之療傷寒；創三要訣治吐血；重視脾胃善甘潤；真假內外辨中風；辛涼發散療痧疹。

他因事游京師，將老母委託康孟修贍養，其母瀉痢，康氏夫婦以子媳身份護理之，死後“斂以美材”(見李延《是南吳舊話錄》卷二)，足見社交之廣，盡皆休戚與共者。

繆公“重氣節，嫻經濟”，為當地豪士。楊漣始上任常熟知縣時，首先拜訪他，並虛心向其求教，仲淳推薦隱湖大富翁毛清幫助政府開發水利、傳授種植穀物的經驗，還慫恿毛清之子毛晉到拂水山莊謁錢謙益為師，建設藏書樓(毛氏建有汲古閣、目耕樓)，高價收買宋、元刻本，造佳紙(毛氏造有毛邊、毛泰紙)印刷出版書籍。

繆希雍性格豪放，先生和西冷詩社成員交往，每於花朝月夕“談古今國事盛敗，兵家勝負，風發泉涌，大聲殷然，欲壞牆屋”，籩豆餚核，“酒酣耳熱”，胸臆頓開，講微言大義，“仰天叫呼”，逸興遄飛，有宋人劉克莊描述之風:“推到胡床，旁觀拍手笑疏狂”(《一剪梅》)，“痛飲需醉乃罷”(錢謙益《本草單方》序)。

繆氏之臨證立論深邃，構思靈巧，語簡法備，為後世眾多賢哲所稱道。自薛己以下，溫補之風盛行時，繆氏能大膽抒發已見，倡導清涼，值得讚賞和學習。行醫之餘，勤於筆耕，積三十年心血，終撰成多本著作，《神農本草經疏》和《先醒齋醫學廣筆記》為其代表作，豐富了祖國醫學寶庫，故在當時就聲譽卓著，與李時珍同列傳於明史。

繆希雍的學術思想對後世有很大影響。繆氏認為“傷寒”是多種感染性疾病的統稱，發於冬則正“傷寒”，發於春夏則為“溫病”、“熱病”，屬於“非時不正傷寒之謂”。不論“傷寒”、“溫病”，其“邪氣之人，必從口鼻”，這是他的創見，對於明清時代溫疫、溫病學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影響，是對形成溫病學派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在治療吐血方面，他提出了治療吐血三要訣；對於脾胃病的論治，繆氏善長甘潤清靈之法；繆仲淳治中風用藥甘潤清靈，為清葉天士臨床中風之治，開了門徑，亦為張山雷治中風八法奠定了基礎；在治療痧疹方面，其所著《痧疹論並治法》、《痧疹續論》二文，至今在臨床上還起著指導作用。

繆希雍認為從漢代至明代已“千年有餘，風氣饒矣，人物脆矣，況在荊揚交廣粱益之地與北土全別，故其葯則有時可改，非違仲景也。實師其意，變而通之，以從時也，如是則法不終窮矣。”

“血不行經絡者，氣逆上壅也。”

“肝為將軍之官，主藏血，吐血者肝失其職也，養肝則肝氣平則血有所歸。伐之則肝虛不能藏血，血愈不止矣。”

“氣有餘即是火，氣降則火降，火降則氣不上升，血隨氣行，無溢出上竅之患也。降火必用寒涼之劑，反傷胃氣，胃氣傷則脾不能統血，血愈不能歸經矣。”

“胃氣者，即後天元氣也。以谷氣為本，是故經曰：脈有胃氣曰生，無胃氣日死。又曰：安谷則昌，絕谷則亡。可見先天之氣，縱猶未盡，而他臟亦不致速傷，獨胃氣偶有傷敗，以至於絕，則速死矣。”“谷氣者，譬國家之餉道也，餉道一絕，則萬眾立散；胃氣一敗，則百葯難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