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劇

通俗劇

通俗劇以煽情的情節直接訴諸觀眾情緒,從而引發激情的一種電影、戲劇或電視節目形態。

正文


字面的意思是指有音樂陪襯的戲劇,漫無節制的用音樂來陪襯劇情是它常有的特色,而其最後結局通常是邪不勝正,人物刻化則較刻板。在劇情片中很早即重用通俗劇形式,尤其是西部片與恐怖片。在美國,通俗劇元素常與描述親情倫理的題材相結合,在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期,家庭通俗劇因為一些重要導演,如尼可拉斯•雷、威廉•惠勒等而大放異彩,對於這時期美國的保守主義、冷戰氣氛有深刻描寫。

定位


通俗和審美並不是相互矛盾的。通俗更多的是一種價值和審美取向,而非形式上單純的淺顯易懂、直白淺陋。通俗劇的發展不能以犧牲深度、審美、藝術為代價,正如曾慶瑞先生所言:通俗不能流於庸俗、粗俗、低俗,通俗劇也要有文化品位。
作為大眾文化文本的通俗劇.是建立在現代大眾傳播日益繁榮發展的基礎之上的.是傳播技術的飛速發展,創造了通 俗劇這種大眾文化文本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可能性。大眾文化.有其自身的特徵.顧名思義,大眾性、通俗性、廣泛性、普及性是大眾文化文本的基本特徵和構成要素。首先,大眾化的藝術定位意味著通俗劇創作的審美趨向是以普通市民(老百姓)的興趣喜好為中心.以滿足大眾精神欲求和審美心理需要為目的。國門開放,經濟發展.可以說.通俗劇的發生、發展是經濟、文化、人民生活發展到一定價段的結果,伴隨著商品經濟的勃興.為通俗劇的創作繁榮提供了三個重要前提:一是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娛樂形式的多樣化;二是文化的市場化、商品化;三是城外文化的浸染。八十年代以來的開放與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說:不僅僅是中國經濟的振興與繁榮.更是人性的一次大解放,對個人存在的一種肯定.普通百姓不再只是政治話語當中的符碼.普通人的命運和境遇真正被藝術家們所矚目。作為創作主體的藝術家.面對著創作題材與格調的選擇.要有一個對作品的接受者即公眾的尊重問題。他必須適應公眾變化了的鑒賞需要,了解他們的審美品位.並儘可能地予以滿足.這就是通俗。

現狀與出路


通俗劇最早發起之際,正值電視劇走向市場化道路之初,通俗劇的創作與生產,不可避免地受到商品經濟的影響,多多少少染上些銅臭味。這也正是通俗劇年產量雖居高不下、精品卻鳳毛麟角的一個重要原因。且把這個原因歸為外在的、環境的、客觀的因素。其實,這有創作者的主觀原因,有大環境的客觀原因,兩者的結合造成了通俗劇俗不可耐的現狀。更可悲的是,無論是創作界還是評論界以及新聞界,一門心思認定通俗劇只是商品不是藝術的大有人在。無疑,這又可算作通俗劇創作難有起色的第二個因素,而且是最最要命的因素。
電視劇確是商品,也應該成為商品,電視劇邁向市場的步伐無人阻擋,也不必阻擋。然而,問題的核心和關鍵在於,電視劇或通俗劇不是物質的產品,而是精神的產品。可精神產品無精神,正是目前大量通俗劇存在的頑症,也可稱為絕症,叫人觸目驚心。多少通俗劇,不講戲劇結構,不講人物個性塑造,不講畫面的構圖與色彩,卻一味地喧染燈紅酒綠、汽車別墅、俊男靚女所營造出的氣氛。
通俗劇創作的現狀和發展趨勢令人憂慮,但並非沒有出路。通俗劇若想走出迷惑,走出誤區,走向成功,全在一個“雅”字。正像人們常說的那樣:大俗即大雅,影視評論界對於“雅與俗的界定一定要精確、明確、正確,要具有可操作性,從而具備指導性,使創作者有“法”可依,不至於犯“規”。而以往所見有關雅俗的批評性質的文章,多有含糊不清、模稜兩可之嫌。
評價一部通俗劇有不同的標準,不同的尺度。上乘的作品必須具備兩點。第一,是有看頭兒。第二,是有想頭兒。光好看還不行,還必須耐琢磨。用文雅一點兒的話說,一部分的通俗劇既要賞心悅目,又要耐人尋味。推而廣之,任何一個部影視劇作品,都必需兩條腿走路,既要有觀賞性,又要有思想性,兩者缺一不可。那些片面地認為電視劇是平面的藝術的觀點。這是不敢苟同的,丟棄了精神世界的深度和廣度,那種忽視電視劇的教化作用的看法,我們不敢恭維,因為電視作為現代化的傳播媒介已深入千家萬戶,而電視劇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觀念也是必然的。人是不能沒有一點精神的,對於一部通俗劇來說也是一樣,有了精神上的追求,就堪稱是一種雅好。
“通俗”是通俗劇的外在形式,雅則是通俗劇的內蘊,而通俗劇的出路在於求“雅”。同時稱得上“精品”的通俗電視劇,應該是傳統和現實結合得比僅好的藝術品。它既具備積澱著民族文化心理的為廣大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又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徵和當代意識。缺了前者,就不是“通俗劇”,而缺了後者,則缺了靈魂和生命力,難成其為“精品”了。衡量一部通俗劇是否具有當代性,主要根據其藝術思維的內容和形式在何等程度上反映著當代意識,是因襲舊制,還是在繼承的基礎上有所創新。

評析


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講,通俗劇並不能算作一個類型,而只是一個範疇,因為缺乏可以作為其統一性來描述的特徵。大眾化似乎是通俗劇最根本的東西,能不能以此來界定呢?不能。因為整個電視劇就是大眾化的藝術,或者應該是大眾化的藝術。至於商業性也好,市民性也好,以及由此帶來的藝術和技術特徵,都是某一歷史時期的產物,而且因作品而異,不能視為本質的東西。
據說由美食家蘇東坡老先生從中國食文化悟出的東坡肘子,現今已遍布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的大小飯館,即使坡老嘗了覺得走了味,不及他獨創的“那一個”東坡肘子,也只得將就些,因為這菜還能被老百姓接受,也還有些營養。嚴肅劇之於通俗劇,差不多就是坡老獨創的肘子與大街上小飯館的肘子的區別。
通俗者,一看就明白也。人們常把通俗藝術與高雅藝術的區別看作工藝品與藝術品的區別,這有一定道理。通俗劇基本可以分為傳奇故事和寫實故事兩種,但也有大量介於兩者之間的作品,就是演義。戲說也是演義,只不過是超出超出合理性範圍的演義罷了。通俗劇作品所表現的,無非是悲歡離合,世俗化了的人情事理,理想狀態下的生活,多以勸善濟世為目的,但也不乏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級別上的崇高,在兩性關係上多富於浪漫色彩,在道德問題上較為保守,常免不了幼稚、瑣屑和浮誇。通俗劇不走極端,表面看來火爆激烈,其實恪守中庸之道。通俗劇可能會講一個悲悲戚戚的故事,但通俗劇的作者其實都是些樂觀主義者。他們偏愛大團圓的結局。它們應與社會潮流或潛在的潮流相一致,哪怕如蘇東坡老先生“一肚皮不合時宜”,也只得先放一放,務以“宜時”為第一要義。
因為以上這些方面,更因為通俗劇比高雅藝術更易於與現代化的傳播手段結合,由此也就比高雅藝術更廣泛、迅速傳播,大有壓倒高雅藝術之勢,所以不少有識之士對通俗劇疑慮重重。擔心是多餘的,通俗藝術與高雅藝術不可能相互代替,是已被全部藝術史證明了的事實。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一些通俗的東西也會漸趨於高雅,從唐之變文,宋之話本,至明清而成蔚為大觀的小說,而且演變出了《水滸傳》、《三國演義》等等經典性的作品,是又一個明證。
通俗藝術與嚴肅(高雅)藝術的真正區別是在思想深度及思想與藝術融合的完美程度上。通俗劇雖然目前還沒有出現《哈姆萊特》、《戰爭與和平》相提並論的作品,卻也創造出了自己的典範,而且完全可以在藝術上與嚴肅藝術作品一較長短。例如,《亂世佳人》、《教父》、《印地安納•瓊斯》在其藝術的精湛程度上並不比《野草莓》、《紅色沙漠》、《羅生門》差到哪裡,但其思想深度就不可同日而語了。其實,通俗劇不但需要藝術,還需要精湛的藝術。通俗藝術是介於民間藝術與專業化藝術的中間層次,換句話說,是專業作者創作的民間藝術。
通俗劇的思想和形式必須是老百姓熟悉的東西,一切必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玩弄玄虛。它排斥創新,但必須翻新,這就不是鸚鵡學舌式的模仿。怎麼翻新呢?辦法很簡單,是找出前人作品中的可拆卸的元件(模式和原型),然後加以重新排列組合,熔鑄出新的形象序列。當然,這其中就得融入創作者的個性和生活體驗,注入時代精神。
前人曾把“江西詩派”的創作方法概括為兩句話:“以俗為雅”,“以故為新”。
這恰恰就是通俗劇創作的精髓。這派的祖師爺山谷老人曾經說,“古之能為文章者,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通俗劇的創作方法與此類似,只不過是要反過來,仍取前人的“陳言”,而用現實生活來點鐵成金。它不同於嚴肅藝術的“唯陳言務去”,而是推陳出新。
通俗劇的創作者們似乎都懂得這道理,但他們借鑒的“故”往往是港台電視劇和好萊塢電影。在情節、結構、形式
(圖)通俗劇
(圖)通俗劇
上過多地借鑒好萊塢的情節劇,使許多通俗劇看上去象是好萊塢故事的翻版,這是通俗劇創作的一大弊病,也是可能危及後世的最大弊病。
對於標準的好萊塢情節模式,斯皮爾伯格有一個最精確的概括:“一般來說,是主人公不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失去了對生活的控制,然後設法以某種方式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運。”(《美國電影》1988年第6期)這是當然是生活最富於戲劇性的一種形態,但畢竟只是一種形態,都用這同一模式,自然就失去了生活的豐富多采。通俗電視劇劇中借鑒較為成功者如《北京人在紐約》,生吞活剝者如《愛你沒商量》,即便如《蒼天在上》這樣一部嚴肅的戲,也免不了使些好萊塢的情節設置的小把戲;製作頗為精細、總體上還說得過去的《東邊日出西邊雨》,更乾脆把《人鬼情未了》里一對戀人深夜製作陶器的場景照抄下來,這是典型的化神奇為腐朽。余者如《美容院》、《住別墅的女人》,無視中國並不太富裕的生活現實,連好萊塢的思想感情和情調氣派都要移植過來,所以就只有富麗堂皇和溫馨浪漫掩蓋下的貧乏。
耐人尋味的是,真正取得成功的通俗劇恰恰是《渴望》、《咱爸咱媽》這樣一些從內容到形式都極具民族特色的作
(圖)通俗劇
(圖)通俗劇
品。從思想來說,它們無非是傳統道德故事的現代版,難能可貴之處就是用時代精神將其“奪胎換骨”,表現出傳統文化對現實生活中的滲透。我們在談到弘揚民族文化時總是把著眼點放在形式上,而減少考慮中國人的精神氣質,以及這精神氣質是怎樣從古延伸至今,所以,並非只有黃土地紅棉襖才民族化。民族的精神氣質是可以遺傳的,中國人處理問題的方式不會同於外國人,當他碰見生活中的新問題時,也會本能地或反射式地用他從文化傳統習得的方式來處理問題。所謂中國氣派中國風格,除了借鑒民族化的創作方法外,更主要的是表現民族性、民族文化的精神內涵,即那些真正體現出中國人之為中國人的東西。
不能苛求通俗劇有多少深刻而獨創的思想,但它完全可以把前人創造過的東西拿來,象古代說書藝人那樣,把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蘊於樸素生動的故事之中。歸根結底,只有嚴肅對待通俗劇,它才有可能達到它應該達到的境界。

例子


TVB劇集以通俗劇為主,通俗劇就要求貼近生活——從角色的語言、行為、性格和劇情、鏡頭語言的運用都要符合現
(圖)通俗劇
(圖)通俗劇
代人的方式。因此,TVB把劇集的古典性處理的非常曖昧——“歷史與現實拼湊,古典背景侵入當代敘事模式”,在基本尊重歷史“大枝節”的原貌基礎上,加入大量現代人的故事在其中。古裝劇《醉打金枝》中的皇帝與公主影射當今的富豪與富家女,將軍與士兵影射當今的警察與私人保安,長樂坊影射的是以廟街為代表的香港市井文化;郭嬡等“長樂坊五虎”影射的是香港的市井平民。《醉打金枝》、《河東獅吼》不僅是對中國傳統戲劇、傳說的再演繹,而且探討了當今香港的家庭倫理問題,批判夫妻地位的不平等和丈夫包“二奶”現象,倡導的是夫妻平等與男女平等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