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功偉

1927年8月，他在武昌湖北省立第一小學讀書。

1930年夏，考入湖北省立第二中學。

1933年7月，考入湖北省立武昌高級中學。

193徠5年，北平“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爆發后，他奔走於武漢各學校，參與組建武漢中等以上學校抗日救國聯合會，並擔任該會常務理事，發動各校學生舉行聲援北平學生的示威遊行。“一二九”運動后不久，改名何明理，離開湖北省立高中，到上海參加全國學聯工作，任常委。

1936年8月，經胡喬木、唐守愚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七七”事變后，上海成立青年抗日救國服務團，受黨派遣，任該團組織部長，改名何彬，主要開展統戰工作。11月，上海戰局吃緊，黨組織決定派他回湖北工作。12月，被選為湖北省工委農委委員，在湖北省戰時鄉村工作促進會工作。

1938年3月，調任武昌區委書記。6月，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成立，任省委委員。7月，省委派他回鄂南，開闢鄂南抗日游擊根據地。到達咸寧后，與地方工作同志一起成立了咸寧中心縣委。8月，中共鄂南特委成立，任特委書記。12月，何寰楨又被國民黨一二八師師長王勁哉誘捕槍殺，咸寧國民自衛第二大隊被搞垮，他與其它共產黨人遭通緝。他到平江，與湘鄂贛特委接上關係，根據湘鄂贛特委決定，鄂南特委改為鄂南中心縣委，他任書記。

1939年8月，他到達重慶，向中共中央南方局彙報鄂南工作。9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派他到鄂西工作，先任中共湘鄂西區黨委宣傳部長（機關設在宜昌）。

1940年2月，接任湘鄂西區黨委書記職務。他跋山涉水，往來於宜昌、巴東、建始、恩施一線，發展黨的組織。6月，日寇進犯宜昌，中共中央南方局決定在宜昌的工作人員分批撤往巴東、恩施。8月，他到達恩施，根據南方局指示，湘鄂西區特委改組為鄂西特委，他任書記。

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皖南事變”，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1月20日，因叛徒出賣，他不幸被捕。11月17日，何功偉被敵人押到恩施方家壩後山五道澗刑場，慷慨就義，時年26歲。

1915年11月21日，何功偉出生在湖北咸寧縣柏墩村中，何家村一個書香人家。父親何楚瑛，是咸寧有名的紳士；生母阮寶枝，出身貧寒，在他6歲那年抱病西去。

何功偉自幼敏而好學，逗人喜愛，7歲從族伯發矇，8歲起在家鄉讀私塾，從師王壽橋學古文，習詩詞。1927年農民運動在咸寧蓬勃興起，其父懾於當時群眾的威勢，帶他到上海、杭州等地“避風”。半年後返回湖北，在武漢定居。何功偉先後就讀於武昌閱馬場省立第四小學、湖北省立第二中學及省立武昌高級中學（簡稱省高）。

從讀初中時起，他就養成閱讀報刊，關心時事的習慣。東北淪陷后，他在同學中發起組織讀書會，在學校鐘樓上，常和幾個志趣相投的青年交談，以文天祥、岳飛等民族英雄為榜樣，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共勉，並組織救國宣傳活動。讀書會受到學校注意后，他們又用“振華”球隊的名義來掩護讀書活動。當何功偉從一期刊上讀到臭名昭著的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給天皇的奏摺時，義憤填膺，怒不可遏。《奏摺》中明目張膽地提出日本侵略中國大陸的政策：“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為了讓全國人民認請日本滅亡中國的狼子野心，何功偉拿出自己的生活費翻印《田中奏摺》，並站在武昌司門口，散發演講，慷慨激昂，聲淚俱下，過路行人無不為之感動。為了尋求救國真理，他經常到漢口“生活書店”閱讀進步書刊，反覆研讀了《共產黨宣言》等馬列著作，認真閱讀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選讀了我國史學古典名著《四史》。在革命思想和優良的民族文化熏陶下，他放棄了做“愛迪生第二”的志向，決心棄文從政，改學政治，投身民族解放鬥爭。他對同學們說：“當前讀書不能救國，科學也不能救國，中國需要政治經濟學家和革命家”；“學生當務之急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國家亡了，偉大的抱負有什麼用？”在他的周圍，很快形成了一個進步集體。

1935年11月，北平學生舉行聲勢浩大的“一二·九”愛國示威遊行，反對華北偽自治活動，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揭開了民族解放史上新的一頁。消息傳到武漢，群情激昂。何功偉首先在省高響應，還到漢口找讀書會的成員、市一中女中學生萬國瑞（後任漢口遊行示威總指揮），到“聖羅以女中”找范元甄，商議聲援北平學生運動。他們奔走武漢各校，在華中大學召開了第一次武漢中等以上學校聯席會議，決定：“通電全國，制裁漢奸，保衛國土；同時請學校當局扶助學生，共圖救亡。”會議上，何功偉發表講話：“武漢不能沉默，全國是一體，北平和武漢的學生是一體。”“我們當然要讀書，但光讀書能救國嗎？華北之大，已安不下一張書桌了！我們要收復國土，情願流血；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犧牲是光榮的。”會議決定成立遊行委員會，何功偉擔任糾察隊總隊長。

手執各式小旗，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自治”等口號，來到漢陽門碼頭準備過江時，發現輪渡沒有了，連一隻小划子也看不見了。原來，國民黨省政府指使建設廳採取了“封江”的措施。此時，何功偉挺身而出，帶領隊伍到平閱路湖北省政府請願，靜坐示威。老奸巨猾的省府官員對學生的要求一味敷衍搪塞，不予具體答覆，企圖拖垮隊伍。遊行的學生從清晨集合到下午3點仍沒有吃飯，各校學生陸續離去，最後只剩下省高學生。何功偉決定率領省高學生單獨作二次遊行，不達目的，誓不收兵，帶頭高呼：“不要3分鐘熱度！”“堅決要求渡江遊行示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吃晚飯的各校學生聽到省高學生的呼喊聲，連忙放下飯碗，蜂擁出校，跟著遊行。晚上9時左右，浩浩蕩蕩的學生隊伍，重新集合在黃鶴樓下，古老的武昌城又沸騰起來了。這時，湖北省教育廳的督學、省立各校校長都已聞訊趕來，紛紛在學生代表中做“工作”，企圖分化瓦解學生隊伍。何功偉見狀，一面布置警戒，一面聯絡各校代表聚會，共商大計，表示一定要過江示威遊行，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周圍的居民深深被學生的愛國行動所感動，門燈拉亮了，馬燈、汽燈也都掛了出來，許多人自動給學生送茶送水。整個長街一夜燈火通明，歌聲、口號聲此起彼落，學生的熱烈情緒，驅散了嚴寒，迎來了黎明。

21日拂曉，何功偉帶領武昌萬餘學生包圍了省政府。反動官員們對何功偉等學生代表的要求一味吱唔，拖延不復。圍在大門外的學生久等不見消息，一致喊著要“衝進去”，他們砸碎了掛在省府大門旁的牌子，拆散了設在門前的崗亭，用亭柱猛撞大門，催促當局趕快答覆條件。省代主席盧鑄等人見眾怒難犯，才被迫向學生代表表示：“輪渡明天恢復。”何功偉向歡呼的同學們報告：“我們勝利了！明天上午10點鐘過江去示威遊行。”22日上午，何功偉率武昌8000餘名學生分批渡江，漢口、漢陽學生整隊在江邊歡迎，三鎮學生會合后，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並有學生衝進日本租界，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25日，軍警開槍射擊，釀成震驚全國的“應城慘案”。30日上午，省高等41所院校舉行總罷課，每校派出代表2名，在何功偉的帶領下到省政府要求去應城調查事件真相，懲辦兇手，慰問受傷同學。省政府秘書接見學生，拒不答應學生提出的條件。何功偉等毫不退讓，在省政府內靜坐示威。應城縣縣長不得不公開道歉，並在應城縣公園裡懸掛愛國學生紀念匾，給受傷學生賠償醫藥費，對肇事者責以軍棍。

1936年6月，兩廣軍閥以抗日為名，聯合反對蔣介石。何功偉召開省高學生大會，發表了反對內戰的演說，宣傳“團結抗日，一致對外”的主張。發起並成立了“省高反內戰救國會”，起草並領銜署名印發《到兩廣去》的傳單，還籌劃串聯各校和各界，發動罷課、罷工、罷市。正在這時，何功偉的父親來武漢，斥責兒子不該領頭鬧學潮，規勸他不要出頭露面，好好讀書，明哲保身：“抗戰有蔣委員長，關你們這些伢崽什麼事？”何功偉誠懇地對父親說：“正因為蔣委員長不抗日，我們才起來抗日的，我們並不是不願意讀書，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得我們每一個熱血青年再也不能只顧埋頭讀書了。”並表示：“家國不能並顧，忠孝不能兩全。”父親回去對親友們嘆息說：“此兒太痴，似欲將中華民國荷於其一人肩上者。”

由於何功偉積極領導學生救國運動，引起國民黨反動政府的仇恨，當局發出通緝令，要將其逮捕。何功偉得悉后，設法分別告訴其他學生領袖，在交代學聯工作后，暫避漢口親友家，在同鄉幫助下，乘坐日本輪船離漢去上海。他到上海后，改名為何明理，經同鄉革命前輩錢亦石介紹，到剛剛在上海成立的全國學聯工作，擔任常委職務。他精明能幹，穩重謙虛，每天都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為學聯起草文件、辦刊物、處理來往信件、研究全國學生運動動向，並常為全國學聯刊物《學生的呼喚》、《學生之路》撰寫時事評論稿件，他創造性的工作，深得領導器重和同志們的好評。

1936年8月，經唐守愚、胡喬木介紹，何功偉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後，根據黨的指示，他先後進入正風中學、暨南大學和上海法學院學習，和方銘、黃若曦三人組成上海中學聯合黨支部，他任書記，以學生身份作掩護進行革命活動。“七·七”事變后，國共兩黨建立了第二次合作，抗日烽火燃遍全國。不久，上海成立了青年救國服務團。黨派何偉（化名何彬）擔任該團的組織部長，主要負責上層的統戰工作。這時，他已組織了不少黨員骨幹在工人區辦夜校和學習班，團結了一批青年。

何功偉在上海公開的身份雖是學生，乾的卻是職業革命家的工作，生活靠父親從家裡寄來很少幾個錢以及同鄉、同學們的資助，過得十分艱苦。他的住處，除了一張床以外，別無他物。身上常常穿著舊襯衫、舊西褲，經常啃兩個燒餅就算一頓飯。但他的精力卻總是充沛的，經常跑工廠、碼頭、學校，與工人、學生打成一片，結合形勢，開展宣傳組織工作，還經常教人們唱《保衛馬德里》等歌曲。

1937年11月，上海戰局危急，黨決定把一部分骨幹轉移到內地，由何功偉負責領導轉移，他們經南通、鎮江、南京，奔向武漢，沿途演講、募捐，向廣大群眾進行抗日宣傳。12月底，何功偉被任命為湖北省工委的農委委員，由董必武介紹到“湖北戰時鄉村工作促進會”任秘書，負責組織政治活動和對外聯絡。

1938年3月，調任武昌區委書記。穿著青布對襟短褂的何功偉，時常出入住在“貧民窟”的工人家裡。目睹工人生活的困苦，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肩上擔子的份量，努力改變工人的貧窮狀況，為此他曾多次引導工人開展合法的經濟鬥爭，要求提高工人工資，改善生活條件。國民黨御用的黃色工會有一批流氓，以“工人”的身份混進黨所領導的各種抗日團體，有意破壞搗亂，甚至闖進夜校，調戲上課女工。何功偉和工人特別支部的同志商量了對策，並成功地組織了一次整工賊的行動。一天，趁這些傢伙正在課堂上胡鬧時，把他們逮住，打了一頓，並以“破壞抗日”的罪名把他們扭送到警察所。夜裡，警察所把人私下裡放了。第二天，工人們圍住警察所要人，砸了警察所，同警察衝突起來，把事情“鬧大”了，迫使國民黨出來調解。工人在談判中有理有節，那些流氓理屈詞窮，再也不敢來搗亂了。

在何功偉的具體領導和影響下，以學生運動轉到工人運動的革命青年，他們都脫下學生裝，改變學生腔，首先與工人建立感情。當時，每天勞動12個小時的工人，下班后臉上的汗水還粘連著飛絮，就得為一家的生活操勞，愁米愁柴，哪有精力去關心國家大事，也想不到什麼“前途”。為了接近工人，他們首先從幫助工人料理家務開始，逐步引導他們到識字班上學，接受抗日形勢和階級鬥爭的宣傳教育。工作往往是從一兩個工人開始的，隨著時間的推移，覺悟的工人人數成倍地增長。

6月，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成立，何功偉任省委委員。7月初，日寇沿江直上，武漢保衛戰正在激烈地進行中，省委根據中央“有計劃地建立幾個游擊區”的指示精神，派何功偉回鄂南，重建黨組織和人民武裝，開闢鄂南抗日游擊根據地。

柏墩村，一下汽車，就遇到了族弟功國、功濟及好友雷同，他們都是咸寧青年學生讀書會“扶搖社”的成員。“扶搖社”是一個不帶政治色彩的類似“讀書會”的組織。當天，何功偉參加了“扶搖社”的年會。會上，何功偉向“扶搖社”的青年們介紹了全國抗戰的形勢，揭露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指出了抗戰的光明前途，號召“扶搖社”的青年們行動起來，在自己的家鄉動員民眾抗日救亡，做開路先鋒。在何功偉的領導下，“扶搖社”的青年們積極行動起來了。柏墩第一個民眾閱覽室只幾天的時間便一切籌備完畢，各種宣傳抗日的進步書刊吸引了附近的學生和店員，同時也是“扶搖社”青年學習革命理論的陣地。何功偉時常到閱覽室來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深受民眾歡迎。在他的幫助教育下，何功國、何功濟和雷同先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不久，又成立了中共柏墩支部。這是何功偉到鄂南后建立的第一個黨支部。何功偉在發動民眾的同時，還設法同當地堅持地下工作的老共產黨員接上了關係，建立了咸寧中心縣委。不久，成立了鄂南特委，何功偉任特委書記，特委機關設在咸寧南川仙人墩。

為加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團結爭取本地紳士，利用各方面關係，聯合建立武裝，何功偉主動承擔了爭取他的族叔何寰楨的工作。何寰楨是咸寧縣名紳，出身行伍，曾當過民團團長，有勢、有槍，何功偉多次登門向他曉以救國大義。何寰楨深為感動地說：“過去我錯了，今後我聽功偉的。”何寰楨出面號召鄉人，籌集糧餉。9月在柏墩很快組織起一支擁有300人的抗日游擊大隊，即咸寧縣國民自衛隊第二大隊。

何功偉、何寰楨率領這支新組建的抗日游擊隊登上了柏墩桂榜山。上山之前，何功偉為了給游擊隊儲備糧食，把自己家的穀倉打開運了幾十擔上山，還把自家的禦寒衣服拿出來，管家陳昌興老人不同意，同何功偉吵了起來，何功偉對老人說：“我父親將來問你，你就說是我拿去了，叫你找我好了。”游擊隊上山後，他指揮隊員們在密密的叢林里進行軍事訓練，準備迎擊日寇的進犯，還在九龍寺辦了“咸寧縣抗日青年訓練班”，培養了大批的游擊隊骨幹。

11月，何功偉率領游擊隊在咸寧桂榜山八卦宕打退了一小分隊進犯的日寇，配合農民自衛隊打死了兩個逃散的日寇。不幾天，駐守柏墩的一支日寇小分隊向鳴水泉方向襲擊，何功偉率領游擊隊在山道上設伏，打得敵人倉惶逃去。從而，打響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鄂南人民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的第一槍，大大鼓舞了抗日鬥爭中的鄂南人民。此後，游擊隊活躍在咸通公路兩側的高山密林中，不斷打擊敵人。

12月，何寰楨被國民黨128師師長王勁哉逮捕槍殺，咸寧第二大隊被搞垮，何功偉和雷同遭通緝。此時，鄂南特委與湖北省委又失去了聯繫。遵照省委預先的指示，鄂南的工作由湘鄂贛特委（駐平江縣嘉義）領導。何功偉到湖南平江，與湘鄂贛特委接上關係，根據湘鄂贛特委決定，鄂南特委改為通山中心縣委（又稱鄂南、咸寧中心縣委），何功偉任書記，併兼任湘鄂特委委員，中心縣委機關仍設在南川仙人墩。

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27集團軍包圍我新四軍後方平江通訊處，屠殺新四軍幹部，製造了“平江慘案”。鄂南形勢急劇直下，鄂南黨組織與上級的聯繫又告中斷。7月，何功偉主持鄂南中心縣委在鄂城塗家堖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立即疏散已經“露紅”的幹部，保存力量，並派人去江北與鄂豫邊區黨委接關係。不久，曾一度與共產黨合作抗日的方步舟部投靠了蔣介石，在武昌湖泗區包圍襲擊梁湖游擊大隊，游擊大隊大部分被打散。鄂南黨在抗戰初期通過統一戰線組織起來的抗日武裝遭到嚴重挫折，黨的骨幹一部分被捕犧牲，一部分轉入隱蔽鬥爭，一部分撤退到江北，黨的工作轉入地下。何功偉安排好工作后，即離開鄂南去江北找上級黨聯繫。

8月，經過長途跋涉，何功偉到達了重慶紅岩村，找到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向組織彙報了鄂南形勢，並寫了《鄂南工作報告》，深切懷念在鄂南犧牲的戰友。9月，南方局派他到設在湖北宜昌湘鄂西區黨委工作。受命踏上新征程，路過萬縣，他順便看望逃難到萬縣護城寨的父親。父親沒有找到職業，過著難民生活，正打算到石首調關去投靠親戚另謀生路。9歲的小弟弟看見久別的功偉，死死地拉著哥哥的腿，哭著，不讓走。何功偉只得多住一天，第三天，弟妹們還未醒來，他悄悄地拿起被他們藏起來的行囊毅然離去。11日，在湖北省松滋縣劉家場參加了中共湘鄂西區委員會擴大會議，會議選舉錢瑛任書記，何功偉為宣傳部長。

1940年2月，錢瑛調回重慶南方局后，何功偉接任湘鄂西黨委書記。他跋山涉水，來往於宜昌、巴東、建始一線，檢查地方黨的工作，傳達中央的指示。在宜昌，他通過各種關係與當地一些有影響的進步人士接觸，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巴東，他和縣委成員一起研究整頓組織和選派幹部，預防不測事件的發生；在建始，他深入到三里壩高級中學為新入黨的同志舉行宣誓儀式，並協助縣委同志在這個學校建立了秘密黨支部，教育黨員團結進步師生，注意對頑固派的鬥爭策略；在松滋，他到簡易師範學校作政治形勢報告，鼓勵師生的革命鬥志；這一年，何功偉在宜昌與區黨委宣傳幹事許雲（許寶珍）結為革命夫妻。

6月，日寇出動大批軍隊，從武漢沿宜路直犯宜昌，南方局指示我黨在宜昌的主要工作人員，分批撤往巴東、恩施。何功偉接到指示，夜以繼日地安排宜昌失守后黨的各項工作，一直戰鬥到敵機投下燃燒彈，宜昌市內火光衝天的緊急時刻，才乘最後一條英國商船前往巴東。8月，他妥善安排了巴東的工作后，又和懷孕6個月的妻子許雲，跟隨西逃的難民，花了10天的時間，翻山越嶺步行400餘里，到達恩施。這時，南方局負責組織工作的錢瑛也來到了恩施。在她的主持下，湘鄂西區黨委決定改組為湘鄂西特委，由何功偉任書記，馬識途任副書記兼宣傳部長，劉惠馨任婦女部長。會議結束后，錢瑛對何功偉說：“許雲已近半年的身孕，留在鄂西活動不方便，組織上決定調她到南方局工作。”不久，許雲隨錢瑛一起去了重慶。誰知這一去竟成永訣。

宜昌失守后，湖北的國民黨軍政機關紛紛遷至恩施。國民黨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陳誠到恩施后，銷毀進步書刊，解散抗日群眾團體，大造反共輿論，對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進行盯梢，追捕。何功偉帶領同志到敵特勢力較弱的偏僻山鄉，或以農村合作事業指導員的身份，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揭露日寇、漢奸、頑固派的罪行；或以教師的名義，在農村創辦夜校、識字班，發動和組織群眾開展鬥爭。通過這些活動，恩施這個遍布國民黨特務的古老山城，不斷發出抗日救亡的怒吼；廣大農村的革命形勢，更是熱氣騰騰。國民黨反動派對恩施出現的革命活動十分氣惱，下令在鄂西地區大肆逮捕共產黨人和愛國進步人士。由於何功偉在武漢工作時就已“露紅”，他的處境十分險惡，上級黨決定將他調離。他對錢瑛說：“大姐，都撤了，這兒工作怎麼辦？”他堅決要求留下來，組織同意了他的要求，並一再叮囑要他立即撤到鄉下龍鳳壩去。何功偉抓緊時間，一方面組織那些已暴露身份的黨員轉移和疏散，一方面教育那些留下來的黨員堅定立場，保持革命氣節。除了革命氣節教育提綱外，他用“豐烈”的筆名主編了《站在布爾什克的戰線上》，還親自擬好了《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農民抗戰讀本》等等，並複寫謄印，秘密分發到各個委。他與同志們談到如果萬一不幸被捕，應該採取什麼態度時說：“當敵人不了解你的真實情況時，不要承認自己的身份，以保護組織，爭取早日出獄為黨工作；當敵人確已知道你的身份時，就應該公開鬥爭。”

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的“皖南事變”，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頂峰。盤踞在鄂西的反動派更加囂張起來，進行了瘋狂的大搜查、大逮捕。中共鄂西特委秘書長鄭新民被捕叛變，供出特委組織和特委婦女部長劉惠馨正在羊灣醫院分娩等情況。特務們如獲至寶，立即到醫院拘拿劉惠馨，但劉已於3天前出院，不知下落。詭計多端的軍統特務劉裕綏，以談戀愛方式迷惑了醫院的一個護士。這個護士對劉裕綏說：惠馨住院時，有個男的常來送雞湯，根據這一線索，特務們在醫院附近潛藏，等候那個被狗咬傷的人。這人正是何功偉--原來，在劉惠馨臨產時，因愛人馬識途到鶴峰一帶執行任務，何功偉就把她送進醫院。小劉順利生下一女孩，他每天到醫院看望。劉惠馨出院后，他被狗咬傷，住在附近一個農民家裡。1月20日，何功偉到醫院換藥出來，返回那戶農家。特務劉裕綏等緊緊跟蹤，在途中將他逮捕。接著，敵人便按鄭新民提供的情況進行大搜捕，當天又將劉惠馨等捕去。在重慶的周恩來得知何功偉等被捕、鄂西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的消息后，十分關心，積極進行營救。2月25日，他親自擬電，向中央書記處報告了這一情況：“1月20日，湖北恩施實行全城檢查……計捕去四百多人……書記何彬（功）被捕，現正在設法營救中。”周恩來還親自為《新華日報》撰文，呼籲國民黨當局釋放何彬等人，同時指示錢遠鐸去函致電請何功偉的父親到重慶商量營救辦法，但因何父率家幾度遷徙，收到電函時，何功偉已被害。

被捕后，由於叛徒的指認，何功偉的特委身份立刻暴露，陳誠指示軍統湖北站頭目“以理服之”、“以情動人”，他們先將何功偉關押在城內鼓樓街16號、城外的方家壩、譚家壩等處。在方家壩管理所，他被單獨囚禁在一個穀倉里。小穀倉里既不透氣，又不透陽光，霉臭氣熏得人透不過氣來。何功偉向管理所提出了嚴正的抗議，強烈要求改善監獄待遇。兇殘的所長拒不答應，何功偉宣布絕食。3天過去了，何功偉粒米未進。特務頭子劉培初得知后，生怕這位共產黨要犯出了差錯，慌忙吩咐所長：“我們要在他身上做文章，快給他開窗，小不忍則亂大謀。”於是，密封的穀倉房開了一個5寸見方的口子，倉內的尿桶每天有人清洗一次，准許早上洗臉時在從穀倉門口單獨活動一會，還給他送來了英語書和《資治通鑒》；其他牢房的條件也得到了一些改善。

在敵人審訊室里，特務頭子劉培初、閻夏陽、朱若愚等人玩弄各種伎倆，妄圖壓服這個共產黨的領導人。何功偉鎮定如常，從容對敵，大講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政治主張，痛斥國民黨非法捕人，破壞統一戰線的罪惡行徑，使敵人的每次審訊和拷打都歸於失敗。敵人審訊不成，便變換手法，派要員進行勸降。鄂西國民黨的許多頭面人物，有的騎馬，有的坐轎，絡繹不絕地來到方家壩，這些人見到何功偉，總是先“誇讚”一番何功偉的風度和才華，說什麼“你若不是誤入歧途，倒不失為黨國的棟樑之材；只要你幡然悔悟，還是前途無量，鵬程萬里。”接著，又以封官許願來拉攏引誘何功偉：“只要你交出共產黨組織名單，省府委員、全省青年領袖等官銜任你挑選。”何功偉根本不吃這一套，他鏗鏘有力地回答：“我沒有誤入歧途，我一點也不後悔我選擇的道路，決不同你們這幫禍國殃民的民族敗類同流合污！”

誘降失敗，敵人又施一計，派出所謂“名士”、“學者”到方家壩同何功偉辯論，妄想動搖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3月下旬的一天，一乘轎子抬進了方家壩管理所，轎里走出一個身穿長袍馬褂，頭頂光光的老頭子，他就是國民黨省黨部的主任委員，還有同行的兩三個人，老傢伙大模大樣地坐在椅子上，一副自命不凡的神色，另外幾位“說客”分坐在他左右。穀倉的門打開了，何功偉走出穀倉，從容地坐到老傢伙對面椅子上。這是一場關於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的辯論。禿頂老頭乾咳了幾聲，搖頭晃腦地大講一通“共產主義是舶來品，不適合中國國情”，“中國要實現三民主義…...”等理論。何功偉用堅定平和的語調回答說：“我們共產黨人願為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老傢伙聽了高興地連連點頭，以為自己的“高論”把何功偉征服了。誰知何功偉話鋒突然一轉，“不過，我們要實現的是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喚起民眾的三民主義。可惜今日某些黨國要人自稱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實行的卻是破壞團結、破壞抗戰大業的害民主義。”老傢伙聽了，臉色氣得發紫。何功偉乘勝追擊，藉此機會宣傳黨的政策，揭露敵人的罪行：“你們把這麼多青年關在這裡？他們有什麼罪？究竟是誰在殘害青年？覺醒的中國青年都看清楚了，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整個牢房都聽得一清二楚，“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就象一場春雨，滋潤著每個難友的心田。老傢伙在正氣凜然的何功偉面前，羞得無地自容，連忙推開椅子，夾著尾巴溜走了。何功偉看著對方的狼狽相，高興得大笑起來。

陳誠從手下的特務們那裡得知何功偉的父親何楚瑛已經遷居監利縣藕池口附近的調關鎮，便親自電諭駐藕池的129師師長，令其派人將何楚瑛送往恩施，妄想利用骨肉之情來軟化何功偉的革命意志。何功偉見到這位老人，心中猛然一驚，這不是自己日夜思念的父親嗎？猛地撲到老人的跟前，兩手拉著老人的袍角連連喊道：“爺（註：咸寧方言稱父親為“爺”），您不該來！爺，您不該來啊！”原來，何功偉對父親要來恩施的消息早有所聞，他料知這是敵人勸降的詭計，連忙去信制止，沒想到父親還是來了。老人彎下腰，捧著兒子的臉仔細端詳，只見兒子那俊美豐滿的臉龐已變得消瘦、蒼白，失去了往日的光澤，兩行老淚忍不住奪眶而出，父子倆抱住痛哭了一場。

國民黨特務利用老人盼兒出獄的心理，對老人甜言蜜語，威逼利誘，說什麼“只要何功偉回心轉意，登報聲明脫離共產黨，馬上就可以出獄，如果何功偉願意，還可以出國留學。”當老人把這些話告訴何功偉時，何功偉對父親說：“爺，您不要相信他們的鬼話，我抗日救國無罪，為共產主義獻身，我死而無怨！您就當少生了我這個兒子吧！”何老先生在恩施滯留了40天，先後到方家壩10次，何功偉多次勸父親不要為這毫無希望的“營救”而勞碌奔波，為了催促父親早日回去，他將兩個多月前在獄中寫給父親的信重抄了一遍：“……微聞當局已電召大人來施，意在挾大人以屈兒，當局以‘仁至義盡’之態度，千方百計促兒‘轉向’，用心亦良苦矣。而奈兒獻身真理，早具決心，苟義之所在，縱刀鋸斧鋮加諸頸項，父母兄弟環泣於前，此心亦萬不可動，此志亦萬不能移……”全文1194個字，字字鏗鏘，擲地有聲。這封信原來並未寄到他父親手中，而是被特務截住報給了陳誠。陳誠看后，不無感慨：“我們國民黨怎麼沒有這樣的人才！”他在信中批了“此人偉大”4個字，將信扣壓。何楚瑛老人將何功偉重抄的這封信秘密帶走，一直珍藏到解放后才交給黨。

何楚瑛千里探監是為營救兒子，當面講不通，就在恩施城給兒子寫了一封“一字一淚”的信，何功偉又針對父親的思想，寫了第二封：“……今日跪接慈諭，訓戒諄諄，一字一淚，不忍卒讀……，而兒之所以始終忍心背棄大人養育之，斷絕妻子之愛，每顧而不悔者，實不願背棄大多數人之永久利益，以換取我一家之幸福也。……”老人讀罷，悲痛欲絕，感佩交加。最後一次去探監，和兒子一起在穀倉里睡了一夜，父子倆難以入眠，徹夜長談。父親痛感就要失去愛子，但他不忍心就此與愛子永別，還要作最後的努力，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對何功偉說：“你是我最喜歡的兒子，我這是最後一次求你，你難道真的忍心捨棄老父、弟妹妻兒？省主席陳誠說了，不要你寫自首書，只要你點一下頭，就可以跟我回去，功偉。你就點一下頭吧！”老人說完，竟跪到了兒子面前。何功偉見狀，心如刀絞，他何嘗不想跟父親回去，與弟妹妻兒團聚，共享天倫之樂。但是，他深知忠孝怎能兩全？家國豈可並顧？為了大多數人的永久幸福，何功偉甘願犧牲個人的一切。他一把扶起父親，斬釘截鐵地說：“爺啊！您不要上他們的當了！我為天地存正氣，為個人全人格，頭可斷，不可點！”老人懷著無比悲痛和惆悵的心情，踉踉蹌蹌地走了。兩個月後，何功偉的愛許雲同志收到了何功偉的訣別信，這是何老先生從獄中帶出，輾轉送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信中說：“在臨刑前不能最後的和你相見一次，不能吻一吻我們的小寶寶了！……此次的被捕，由於我自己不慎，告訴我所有的朋友們，加倍的努力吧，把革命紅旗舉得更高，好好地教養我們的後代好繼續完成我們未竟的事業！……”

被捕入獄后，唱歌作詩成了何功偉用來表達心聲、鼓舞戰友、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囚禁何功偉的穀倉開了小窗口后，每到黃昏，何功偉的歌聲就從窗口飄出，特務們頭兩天還扯著喉嚨喊：“不準唱！不準唱！”但何功偉的歌聲越來越高亢，特務們的鴨公嗓子被壓下去。他們拿何功偉沒有辦法，就乾脆不管了，開始何功偉每天唱的是《滿江紅》，後來又改唱《延安頌》。9月，敵人把他從方家壩轉移到譚家壩管理所關押，被投入4號牢房下面的黑牢。關在地牢里的何功偉，沒有機會和其他同志接觸，他繼續用歌聲尋找同志和朋友，以此來抒發情思，鼓舞難友。每到傍晚，雄渾深沉的歌聲就從4號牢房下的地牢窗口飄出。歌聲，像黑夜的火把，點燃了同志們心頭的火花，照亮了黑夜的征程，難友們一齊跟著何功偉唱起《滿洲囚徒進行曲》，看守的咆哮聲也被這悲壯的歌聲懾服了。

何功偉不但能歌善譜，而且善於賦詩填詞。在方家壩獄中，他就創作了《汨羅怨》並譜曲；在譚家壩獄中，他先後創作組詩《清江大合唱》，完成了《清江頌》、《清江怨》、《清江對口唱》，在這組詩中，何功偉對以無限的深情描繪了如畫的清江風光，深沉地描述了清江兩岸人民痛苦悲慘的生活，控訴了三座大山對人民的剝削和壓榨，熱情地歌頌了鄂西革命人民的革命鬥爭。他讚美清江是“戰鬥不屈的清江”。他除按《夜半歌聲》曲譜填寫給妻子的詩篇《獄中歌聲——憶許雲》及《給全監難友》，並在地下黑牢里創作了《奴隸戀歌》。這首詩及《獄中歌聲——憶許雲》後來被出獄的同志帶到重慶，先後在《新華日報》上發表，《奴隸戀歌》還被譯成世界語，在國外報刊上刊登。解放后被收入《革命烈士詩抄》。

何功偉的崇高品德，感化了看守他的一個老獄卒。何功偉經常通過這個老獄卒與其他囚室取得聯繫，把自己創作的詩歌送給難友。難友們見監獄看守並不嚴密，曾想通過關係，賄賂看守人，先幫助何功偉越獄。他立即寫條子通知大家：“不必為我的處境擔憂，我一個人算不了什麼。敵人外馳內張，逃亡的可能性很小。要作有效的鬥爭，不作無謂的犧牲。”獄中非黨愛國青年原先對共產黨只有膚淺的抽象的認識，入獄后從何功偉身上看到了共產黨員的高大形象。有的人還寫了入黨申請書，從樓縫裡丟到何功偉的囚室，表示要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

1941年11月17日，天陰沉沉的，何功偉被押出了地牢。他還是穿著那身青布制服和他父親帶來的新鞋襪，從容不迫，正氣凜然，踏著堅定的步伐跨出了監獄大門。行刑的地點在方家壩后五道澗。譚家壩管理所通往方家壩的公路，有一條百餘級的石板路。行刑劊子手事先告訴何功偉：“你上一步，我問你一次‘回不回頭’，你若回頭，就免於一死，你若走完台階還不回頭，就槍斃！”以前有的人就是在這關鍵時刻堅持不住，在這段石板路上回頭而當了可恥的叛徒。何功偉不理睬敵人的威脅，帶著沉重的腳鐐，拖著遍體鱗傷的身軀，高唱著《國際歌》，一步一步地攀登台階。每上一步，敵人就誘降一陣，威脅一通，但何功偉視死如歸，直登山頂跨上公路。在五道澗刑場上，執刑的特務強迫何功偉跪下，何功偉怒斥道：“共產黨員是不會下跪的！”並高呼口號。

還差4天才滿26歲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子、中國青年的楷模——何功偉，倒在血泊之中，用他年輕的生命譜寫了一曲共產主義的壯麗頌歌。

何功偉犧牲的噩耗傳到重慶，周恩來在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的一次會議上宣讀了何功偉的遺書和遺詩，並向中共中央書記處作了彙報，延安各界在八路軍大禮堂舉行了何功偉、劉惠馨二同志追悼會；《解放日報》發表了《悼殉難者》的社論。1942年6月13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指示南方局為被國民黨殺害的鄂西特委書記何彬等人開追悼會。抗戰勝利后，周恩來同志仍然挂念著何功偉烈士，詳細詢問了烈士家屬的情況，並託人向何功偉的父親致意，感謝他為黨和人民生了一個好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