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行動

“T-4”是“Tiergartenstraße 4”（“蒂爾加滕街4號”）的縮寫，該詞是德國柏林區一間別墅的地址。此處是“治療與院內護理慈善基金”（Gemeinnützige Stiftung für Heil- und Anstaltspflege）總部的所在地。

1939年9 月19日，亦即入侵波蘭之戰爆發不久，希特勒召見了帝國元首府辦公廳主任菲利普·比勒和黨衛軍衛生部門負責人卡爾·勃蘭特、萊奧納多·康蒂，向他們下達了消滅全國重殘病人的命令，近期內至少要殺掉一半。

他認為，精神病人和其他重殘病人都是些“沒有生存價值的生命”，而他們長期難以治癒，徒然佔據著大批病床，造成許多光榮負傷的戰士得不到及時醫治，這是不能容許的，因此，所有重殘病人均應消滅掉。至於消滅上述病人的手段，康蒂主張使用注射毒藥的辦法，希特勒則堅持使用毒氣，結果是兩手並用；反正是貫徹了無痛死亡的安樂死原則。

卡爾·勃蘭特和菲利普·比勒是希特勒直接任命的執行“安樂死”計劃的最高全權代表。他們負責編製行動綱領、討論重大問題、經常向希特勒彙報情況，並接受和迅速貫徹他的指示。但是，此2 人並未參加滅絕殘疾人計劃的日常工作，兒童和成年人“安樂死”計劃的具體負責人是維克托·布拉克，他的正式官職是納粹德國元首府辦公廳第二辦公室主任。

實施滅絕殘疾人計劃的辦事機構如下：中央辦公室，由格哈德·勃恩博士負責；醫學 辦公室，由維爾納·海德博士負責（1941年12月以後，由保羅·尼徹博士負責）；行政辦公室，主任由格哈德·勃恩兼任；中央財務辦公室，由維利·施奈德負責；運輸辦公室，由萊因霍爾 德·福爾貝格負責，副手為格哈德·希勃特；人事辦公室，由弗里德里希·豪斯和阿諾德·奧爾斯負責；監察員辦公室，由阿道夫·古斯塔夫·考夫曼負責。其中，前三個辦公室的負責人均為全國有名的專家教授。上述負責人中的一部分曾作為美軍軍事法庭舉行的醫生審判案的主犯出庭受審，如卡爾·勃蘭特、維克托·布拉克，且均被處以死刑保羅·尼徹在民主德國舉行的另一個審判案中被判處死刑，維爾納·海德則被缺席判處死刑。總之，上述各個官員均已成為夠格的戰犯。

納粹黨和帝國衛生部門的負責人雷厲風行地貫徹落實元首的命令。經過月余的拼搏，思想已經完全納粹化的醫學專家、法學家和行政管理專家以及教授們，炮製出一套系統地、主要依靠醫療單位消滅重殘病人的計劃。由於該計劃是在柏林市動物園大街（Strasse Tiengarden）4 號的一座別墅中擬訂的，為保密起見，該計劃的代號簡稱為T —4 計劃，具體執行該計劃的護士被稱為T 一4 護士。消滅重殘病人的刑場，由原來的精神病院、療養院。兒科診所等略加改造即成，主要是要修建若干間可導人毒氣的“浴室”和培訓一批掌握用醫療手段殺人技術的醫生護士。同年12月，由瑪麗婭·阿萍捷、葆琳·克奈斯勒等二三十名未婚男女護士組成的首批T —4 護士經過秘密宣誓后，開始接受培訓，至多數周以後即上崗操作。

至於實施安樂死的場所，納粹衛生部門連忙將4 個過去的精神病院、療養院先後改造為專門以毒氣和醫療手段殺害重殘病人的機構——它們的名字是格拉芬奈克、佐恩施泰因、勃蘭登堡、哈爾特海姆（1940年以後，格拉芬奈克和勃蘭登堡停止運行，分別由新成立的哈達馬爾和貝恩堡取而代之。）這些以殺人害命為專職的醫院、療養院和精神病院，在納粹的秘密文件中被稱為處決中心。不久，全國各地的重殘病人均接到地方當局的通知：為使他們的身體儘快痊癒，國家決定對他們進行集中治療。須於指定期限內到指定醫院報道並住院治療。在這些醫院和療養院里，陪同病人的親友得到醫生們耐心、細緻的住院諮詢，病人則被一群年輕、熱情、善解人意的女護士攙扶著或用車推人醫療條件優越的病房。

大多數病人，在人院后的一周內就得到了”治療“：他們或是在”人浴“時，吸人致命的氣體倒下斃命；或是被女護士喂飯後，腹部絞痛而死；或是經美貌的女護士溫存地勸說下，接受了注射、灌腸、洗胃、穿刺等常規治療后”意外“身亡。對有些病人，特別是那些不肯合作的病人，納粹醫生和護士，往往採取逐步消減營養的辦法，最後將病人生生地餓死。其他病人的性命，至多延續了數月後，也無不遭受同樣的下場。總之，病人的親屬們在接到住院單位的死亡通知后，再也沒能見到病人一面，不但屍體，連骨灰也往往不是本人的。不僅成年人，就是兒童，也同樣必須接受類似的”治療“。開始，當局只要求3 歲之內的殘疾兒童接受”治療“；不久，必須接受”治療“的兒童的年齡上限提高到17歲。

為了殺害殘疾兒童，納粹當局競建立了22家兒童“安樂死”診所：柏林市立醫院、柏林溫茲勒醫生診所、巴伐利亞的安斯巴赫醫院和考夫布倫醫院、勃蘭登堡一戈登醫院、慕尼黑郊區的埃格爾芬一哈爾醫院、艾爾特維爾附近的艾希貝格醫院、漢堡的朗根霍恩醫院、漢堡的羅森伯格索爾特醫院、伊德斯膝附近的卡爾門霍夫醫院、萊比錫大學兒童醫院、萊比錫的多森醫院、盧勒堡醫院、梅舍里茨一奧布拉沃爾醫院、卡塞爾附近的涅德瑪爾斯堡醫院、施維林附近的薩斯森堡醫院、施塔德特羅達醫院、斯圖加特市立兒童醫院、烏施茨普林格醫院、海德堡附近的維斯羅希醫院、沃爾德尼爾醫院、維也納的安斯皮格爾格倫德醫院。

在殺人的手段方面，兒童處決中心同成人處決中心有一個重大的區別：納粹醫生和護士在殺害兒童時，從未使用過毒氣，而只使用注射毒劑、毒劑灌腸、過量抽取脊髓、餵給過量麻醉劑和含有毒素的食物等醫療、護理手段；而殺害成人時則兩者並用，且使用毒氣的概率更高。大約有五六十名納粹醫生（其中至少有4 名女醫生）參與了組織殺害兒童的罪惡行動計劃甚至直接下手殺害殘疾兒童，從而墮落為可恥的納粹戰犯。

起初，必須接受“治療”的還只是德國居民；後來，隨著納粹佔領區的不斷擴大，被佔領國的重殘病人也必須接受“治療”。再往後，就是那些被趕到德國作苦工的外國人，只要身患上述疾病，也必須到指定醫院接受“治療”。1939—1941年不到2 年時間內，至少有十萬名重殘病人，包括近萬名兒童在處決中心內慘遭殺害。

加上波蘭、蘇聯、捷克等國的受害者，死亡人數至少在50萬以上。這些慘無人道的醫生護士，當然都是夠格的戰犯。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境外，都受到過嚴正審判和應有的懲罰。在德國的哈達瑪爾和勃蘭登堡兩個處決中心審判案中，有數十名納粹醫生和T —4 護士被判處死刑或徒刑。哈達馬爾有4 名罪惡累累的納粹醫生，每個人都曾通過注射毒藥殺害過1000多名病人；罪行最為嚴重的女性是哈達瑪爾中心的護士長伊姆嘉爾德·胡珀，經她布置殺害或她親手殺害的病人估計為500 人左右，她被判處25年的重刑；另一個T —4 護士保琳·克奈絲勒被判刑15年，她親手殺害的德國、波蘭、俄羅斯病人高達150 餘人。

創直接殺人記錄的女殺手大概是勃蘭登堡中心的T —4 護士瑪格蕾特·敦科弗斯基，她用飯食中摻人毒藥、注射毒液和灌腸液中摻人毒劑的手法，足足殺死了220 多個病人。然而，她直到1964年才被揭露出來，那時德國早已廢除了死刑。另外一名長期逍遙法外的T—4 護士是瑪麗婭·阿平捷。她可以算是T—4 護士組的元老。由於六大處決中心的犯罪事實，只有哈達馬爾一家在戰爭結束不久即為盟軍獲悉，其工作人員遭到審判。而其他5 個處決中心的罪惡卻在很長時間內沒有被盟國執法人員抓住足夠的證據，不曾在哈達馬爾供職的阿萍捷等人，也得以長期逍遙法外。

在T —4 行動中發揮主導作用的是各式各樣的納粹醫生。從事這一勾當的數百名醫生中，既有老資格的專家教授，也有剛剛走出醫科大學校門的年輕醫生。他們的共性在於都是納粹種族主義的忠實信徒，或者是納粹黨員，或者是希特勒主義青年團團員，或者是德國醫師聯盟，或者是德國少女聯盟的成員。

戰後曾被盟軍審判的納粹醫生威廉·古斯塔夫·舒埃普博士，就是親身參與了這種披著醫學外衣的屠殺的一個範例。1941年9 月基輔陷落，到1942年3 月，舒埃普受納粹德國醫學領袖內奧那多驚蒂派遣，到基輔病理學研究所任職。實際上，他擔任一支由20多個醫生和身著醫生制服的保安警察組成的特別突擊隊的領導，其任務就是“毀滅無生存價值的生命”。具體地講，是把被運到該研究所內的殘疾人和屬於劣等種族的猶太人、吉普塞人和土庫曼人通過注射毒劑和其他醫療手段殺死。

據他估計，當他在基輔工作的半年左右時間內，被殺死的受害者超過10萬人。殺害精神病患者並非只是納粹醫生和護士們的專利，明火執仗地殺人的特別行動隊也負責殺害被佔領國家的精神病患者。例如，在波蘭被佔領的但澤地區，黨衛軍上尉赫伯特·朗格領導下的瓦克斯圖倫巴奈曼行動隊不僅殺害了大批波蘭知識分子、驅趕波蘭人和猶太人出境，而且首要任務就是殺害精神病人；他們在波美拉尼亞精神病院使用毒氣車殺死了1400名精神病人，在康拉特施泰因精神病院使用毒氣車殺死了2000名精神病人。運用同樣的手段，他們以後在東普魯士的索爾多集中營又殺害了1558名重病人以及後來運進來的300 名波蘭“瘋子”。正是這支突擊隊，於1942年在瓦爾特蘭地區建立了納粹德國範圍內第一個滅絕營——海烏姆諾滅絕營，專門用於實施對猶太人的“最後解決”。

T —4 計劃並非進展一帆風順。由於處決中心一般都設在大中城市內，有些就設在原來一些醫院的某一部分，因此，受害者被焚屍后產生的帶有特殊臭味的黑煙，往往引起周圍居民的懷疑。長此以往，T —4 計劃的奧秘終於被泄露出去。在德國宗教勢力甚至納粹黨內部一些人的極力抗議下，希特勒被迫於1941年8 月頒布停止殺害精神病人和殘疾人的命令。

然而，這一命令帶有很大的欺騙性，它實際上僅僅適用於某幾個處決中心。對殘疾人的大規模處決仍然通過其它方式繼續進行；而且，停止屠殺的命令也不適用於從未使用過毒氣室的兒童“安樂死”計劃。因此，儘管停止屠殺的命令使某些精神病患者進入毒氣室的過程得以延續，但納粹醫生、護士們仍可以通過誘騙病人服用毒劑、注射毒藥、中止飲食的手法繼續殺害殘疾兒童和成年殘疾人。所以，在“停止屠殺”的命令下達后，死於“安樂死”行動的受害者較之命令下達之前不是減少了，反而有所增多。

1941年以來，由於T —4 活動在一定程度上轉人地下狀態，所需的醫生。護士減少，納粹衛生當局便將數十名T —4 醫生。護士、監工派往從事“萊因哈特行動”的滅絕營繼續從事屠殺事業——包括波蘭總督區內的貝烏澤茨、索比博和特列勃林卡以及奧斯維辛、馬伊達奈克。以後，還有一些處決中心的殺手被調遣到的里雅斯特附近的專門用於殺害南歐國家猶太人的聖薩巴集中營。

到集中營或滅絕營任職，對披著白色工作服的納粹殺手的工作性質毫無改動，只不過要求殺人的效率成倍增長而已。因此，這些醫生、護士的殺人才gan得以充分發揮，他們的罪惡也日見嚴重。霍斯特·舒曼、弗里德里希·梅內克等不少醫生就是在調動工作之後，由丙級戰犯躍升為乙級戰犯的。從原來在格拉芬內克和哈達馬爾兩個處決中心工作，後來調至波蘭的特列勃林卡、索比博以及聖薩巴集中營工作的劊子手弗蘭茨·霍都的經歷來考察，人們難以發現他的工作的屠殺性質發生了何種變化。

在新的崗位上，他開始負責焚燒受害者的屍體，以後調人醫務室，穿上白大褂。但他從來不給押送到此的婦女和她們的幼兒看病，只是大聲地命令她們立刻脫光衣服，面向牆壁站立等候診治。然而，根本不具備醫科學歷的霍都從來不曾使 用聽診器，他的器械只有勃郎寧手槍。只是當他需要換彈夾時，為了遮人耳目，防止受害者看透他的伎倆進行反抗，他勉強往婦女們的肛門內插進一根體溫計。一旦子彈上膛后，他馬上就朝著被害婦女的後腦開槍。有時，進來的婦女帶著的孩子很小，他便不使用槍彈，結果了孩子的母親后，又猛地掄起槍柄，把幼兒的頭骨砸碎。

某些時候，他的工作複雜一些，還要割下女屍的乳房，交給委託他的納粹醫生充當試驗材料或者送給那些具有強烈淫虐狂的黨衛軍官兵消遣。

其中，對患病的蘇聯、東歐國家勞工的屠殺，自1943年以後呈現愈演愈烈的局面。1944年9 月6 日，納粹德國內政部通知各級地方政府：務必將由於精神病而喪失勞動能力的東歐勞工集中到指定的地方國營醫院接受治療。其實，這些勞工中有許多人患的不過是略加治療即可痊癒的輕症。而納粹當局卻不分清紅皂白，把他們一體納人應予處決的範圍內。這回五家醫院包括：東、西普魯士和瓦爾特蘭地區的蒂根霍夫醫院、巴伐利亞的考夫布倫醫院。奧地利的冒爾一奧林醫院、黑森的哈達馬爾醫院。名義上已經不復存在的 T —4 中央辦公室對東歐勞工的運輸加以安排，並對這次屠殺行動提供了財政方面的支持。在哈達馬爾醫院，這次屠殺行動是由醫院的行政主管阿爾方斯·克萊全盤負責的，具體操作則是由護士長伊姆嘉爾德·胡琅、代理護士長瑪格蕾特·敦科弗斯基、護士葆琳·克奈絲勒等30餘人進行的。數千名男女東歐勞工被T —4 護士們假借打防疫針名義注射毒劑殺害后，醫院的醫務主任阿道夫·維爾曼經檢查確信所有勞工已經死亡后，便著手準備偽稱死者死於各種病因的死亡通知書。進入其它10 家醫院進行“治療”的東歐勞工的命運基本上也是殊途同歸。這是最後一次大規模的T —4 行動，一直延續到1945年春，大概有2 萬多人在納粹醫生和T —4 護士的注射器下命歸黃泉。

此後，小批量的T —4 行動依然在繼續進行，直到納粹德國徹底垮台。一個例外的小插曲竟然發生在德國投降一個多月以後：由瓦倫丁·法特豪澤爾擔任院長的考夫布倫國營醫院及其位於愛爾希的附屬醫院，在希特勒下令停止T —4 屠殺的命令后成為一個從事任意“安樂死”的處決中心。該醫院還設有一個兒童處決病房。 1945年4 月底，美國軍隊佔領了考夫布倫醫院，但由於國營醫院被列人禁止入內的區域，美軍並未乾預醫院的運行。在長達2 個多月的時間內，該醫院的兒童處決病房位於距離美軍最高司令部和憲兵總部均不到半英里的一個田園小鎮上，不受任何干擾地照常運行，而T —4 行動也在暗中繼續進行：1945年5 月29日下午，該醫院的醫務人員最後注射殺害了一名兒童——年僅4 歲的里查德·傑恩。瓦倫丁· 法特豪澤爾還煞有介事地在傑恩的死亡鑒定書的死亡原因欄內寫上“傷寒”的字樣。

這一罪惡勾當直到美軍接到舉報，於7 月2 日進入該醫院才最終被制止。在T —4 時期，各個處決中心的毒氣室已然開始嶄露頭角，它們勾魂奪命的能力，在不到兩年時間內，從15人猛長到150 人。後者已經同滅絕營時期規模較小的毒氣室的殺人能力持平。只要把掌握使用毒氣設施的醫生、護士們調動過去，把原有的毒氣室成倍擴大，專事殺害重殘病人的T —4 階段即可輕而易地轉人大規模處決猶太人的萊因哈特階段。從1941年T —4 行動暫停，到滅絕營大顯身手的萊因哈 特階段於1942年春天啟動，其間隔不到一年，足見T —4 階段正是萊因哈特階段的前奏和預演。當然，後者也與前者有所不同：納粹殺手汲取了處決中心的黑幕被暴露的教訓，把滅絕營紛紛建立在遠離德國本土的波蘭東部，而且一律設在偏僻荒涼的村鎮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