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飄萍

邵飄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於浙江省金華市東陽市。13歲考中秀才，16歲入浙江高等學堂（浙江大學前身）。1912年任《漢民日報》主編，袁世凱稱帝后，為《時事新報》、《申報》、《時報》撰稿，抨擊袁的罪惡陰謀，以後又在兩年裡寫了250多篇、20多萬字的文章，揭露批判軍閥政府。1916年7月，在北京創辦了“北京新聞編譯社”，1918年10月在北京創辦《京報》，任社長，開始獨立辦報生涯。后又與蔡元培一起，創辦了“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並舉辦講習會，第一期學習的就有毛澤東、羅章龍等。1920年後，致力於新聞教育事業並讚頌十月革命，介紹馬克思主義思想。1922年在《北京廠甸春節會調查與研究》序言中，提出：“欲改造現實之社會，宜先明現實社會中事物之真象”等進步主張。1925年，在李大釗和羅章龍介紹下，他秘密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對共產主義運動作了大量的報道。 1926年4月26日，以“宣傳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橋被奉系軍閥政府殺害。1949年4月毛澤東親自批文追認其為革命烈士。

邵飄萍被人稱為“新聞全才”。北京大官本討厭見記者，邵飄萍卻能使之不得不見，見且不得不談，旁敲側擊，數語已得要領。如他夜探總理府，虛訪美使館，獨家新聞總是被他搶到。邵飄萍風流倜儻，慷慨豪爽，善於言辭，廣泛交遊，上至總統、總理，下至僕役百姓，他都靠得攏，談得來。他重交情，講排場，經常在酒樓飯館宴請賓客，以期從客人的談話中捕捉信息。

邵飄萍，浙江東陽人，從小在金華長大。

1899年，考中秀才。1903年，進入省立第七中學（現金華一中）。青少年時代受到一位比他年長9歲的民主革命者張恭的影響，張恭於1904年創辦金華有史以來第一張報紙《萃新報》，邵飄萍正是從《萃新報》獲得對報業的最初印象。

1906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學堂師範科，學制三年。三年裡，邵飄萍讀到了《民報》《新世紀》《清議報》《新民叢報》等，大開了眼界，並被梁啟超的文章所感染。他開始為上海的《申報》寫地方通訊。

1909年春，省運動會期間，他還和陳佈雷、張任天三人一起，在一個圖畫老師指導下，辦過一張《一日報》，這可以說是他報業生涯的開始。在此期間，他受到章太炎、蔡元培、徐錫麟等人的影響，和鑒湖女俠秋瑾曾有書信往來，秋瑾殉難前5天還給他這個青年學子寫過一封信。同年邵飄萍大學畢業回到故鄉金華，在他的母校教歷史、國文。這是他一生中最安定的一段日子。他在教書之外，主要的工作是為上海的報紙寫通訊，成為《申報》的特約通訊員。他酷愛新聞事業，對報業懷有特殊的感情，有“新聞救國”之志。

1911年，辛亥革命后杭州光復，杭辛齋受命籌辦《漢民日報》。

1912年，杭辛齋被選為眾議院議員，將《漢民日報》交給邵飄萍一人主持（這時他還兼任《申報》《新聞報》的特約通訊員）。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被刺客暗殺。邵飄萍就指出“有行兇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頭直至袁世凱。他仗義執言，毫無顧忌地抨擊當局。8月10日，浙江當局以“擾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漢民日報》館，逮捕邵飄萍。因為反袁入獄、三進三出，出獄后只得到日本暫避，在法政大學學法律、政治。同時，為國內的報紙寫評論。他還組織了“東京新聞社”，反對袁世凱賣國。

1914年，袁世凱下令封閉《漢民日報》，邵被捕，后經營救出獄，流亡日本，入法政學校讀書，並組織東京通訊社。

1915年12月，袁世凱稱帝，上海新聞界電邀邵飄萍回國。他於當月下旬匆忙返回祖國，參加反袁護國鬥爭。為《申報》《時事新報》《時報》執筆。

1916年，袁世凱死後，上海《申報》社長史量才聘請邵飄萍為駐京特派記者。《申報》是當時上海第一大報（資格最老、銷路最廣），他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第一個享有特派員稱號的記者。他以一個真正的新聞記者的面目出現在民眾之中，深入實際採訪，把真實的情況告訴讀者，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險。兩年間，他為《申報》寫了200篇22萬字的《北京特別通訊》，都是來自第一線的報道。他的文章真實、生動，深刻、犀利，分析在理，常常是一針見血，有其獨到之處，因此才膾炙人口，風靡大江南北。

請看他揭發張作霖1918年2月搶劫政府軍械而寫的一篇報道《張作霖自由行動》：“奉天督軍張作霖，初以馬賊身份投劍來歸，遂升擢而為師長，更驅逐昔為奉天督軍現為陸軍總長之段芝貴，取而代之。‘張作霖’三個字乃漸成中外矚目之一奇特名詞。至於今所謂‘大東三省主義’，所謂‘奉天會議’，所謂‘未來之副總統’，所謂‘第二張勳’，時時見之於報紙，雖虛實參半，褒貶不同，委之馬賊出身之張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消息傳來，此當中原多故，西北雲擾之時，張督軍忽遣一旅之師，截留政府所購槍械二萬餘支，陳兵灤州，觀光津沽。當局莫知其命意，商民一夕而數驚”。寥寥幾筆，就已活靈活現地畫出了馬賊出身的軍閥張作霖的嘴臉，也為他自己8年後被殺埋下了最初的伏筆。

1918年10月5日，他辭去《申報》駐京記者之職，創辦了著名的《京報》。他在創刊詞《本報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確的提出了他的辦報宗旨，“必從政治教育入手。樹不拔之基，乃萬年之計，治本之策。必使政府聽命於正當民意之前，是即本報之所作為也！”《京報》一開始只有他和潘公弼兩個人，無黨無派，不以特殊的權力集團為後盾，主張言論自由，自我定位是民眾發表意見的媒介。很快就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聲望傾動一時。邵飄萍從此走上一條自資獨立辦報的艱辛道路。其言論既不受外國通訊社的左右，又不受軍閥操縱，排除各種干擾，開創了20世紀中國獨立的新聞事業。他大書“鐵肩辣手”四個大字（取自明朝因反對奸臣嚴嵩被殘殺的楊椒山的詩句“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懸於報社牆上，勉勵同人。他主張新聞記者是“布衣之宰相，無冕之王”，是“社會之公人，是居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外的第三者”，報紙應該監督政府，還應該教育民眾、喚醒民眾。80多年前，他就是在這些思想支配下，把《京報》真正辦成了人民大眾自己的喉舌（當然，他也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1918年10月，邵飄萍促成北大成立了新聞研究會，蔡元培聘他為導師，這是中國新聞教育的開端。當時《京報》剛剛創立，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一直堅持去上每周二小時的課。

1919年5月3日晚上，“五四”前夜，是個準備直接行動的不眠之夜，在北大的“五三晚會”上，作為新聞學研究會的導師、《國民》雜誌顧問的邵飄萍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8月，因《京報》屢屢發表揭露、批評政府腐敗的文章，被當時的安福系政府查封，邵飄萍遭到全國通緝，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

1920年，回國。9月17日《京報》復刊。他辦報既重視外交、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面的內容，關注國家命運、人民疾苦，也依靠社會力量，辦了好多種附刊，形式多樣，豐富多彩。郭松齡在日本關東軍和張作霖的聯合夾攻下，兵敗被殺。邵飄萍把事件的真相公諸於世，引起了北方民眾的反日、反張運動，張作霖他們這才對他恨之入骨。

1923年，在北平平民大學新聞系講授同一課程。

1924年，在北平政法大學講授新聞採訪以及報紙經營問題。

1925年，孫中山北上準備召開國民會議，邵在《京報》上刊登孫中山在北上途中的照片，冠以“全國景仰之孫中山先生”標題。同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4月，張作霖懸賞、捕殺邵飄萍，吳佩孚也密令到京緝捕邵飄萍。

被軍閥以造幣廠廠長之職和二萬塊大洋的誘餌收買的邵飄萍舊交、《大陸報》社長張翰舉，將邵飄萍從使館騙出予以逮捕。

《北京晚報》發表《京報館被封》的消息后，北京各界（特別是新聞界）立即組織營救。張學良出面接見13名代表時，竟毫無隱違地說：“逮捕飄萍一事，老帥和子玉（吳佩孚）及各將領早已有此種決定，並定一經捕到，即時就地槍決。”軍閥早已有必殺之心，所以那一天各方的奔走均無效。

4月26日凌晨1時許，警廳把邵飄萍“提至督戰執法處，嚴刑訊問，脛骨為斷”，秘密判處他死刑，宣布他的罪行為：“京報社長邵振青，勾結赤俄，宣傳赤化，罪大惡極，實無可恕，著即執行槍決，以照炯戒，此令。”4時30分，邵飄萍被押赴天橋東刑場。臨刑前，他還向監刑官拱手說：“諸位免送！”然後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從容就義。年僅40歲。

邵飄萍（1886年-1926年），原名新成，后改名振青，字飄萍。金華市人，祖籍東陽市（南市街道大聯紫溪村人）父親邵桂林是清末秀才，在家鄉辦私塾，一生耿直剛正，道德高尚，為鄉人器重，但他卻受到當地土豪的忌恨，在家鄉難以容身，只好在1883年臘月居家搬遷金華，飄萍就誕生在這裡。

飄萍很小能背誦《史記》全文，打下良好的文學功底。14歲時考中秀才，16歲受戊戌變法的影響，考入杭州浙江高等學堂，攻讀光、聲、化、電等自然科學。19歲 畢業回到金華，在金華中學堂，長山書院等三所中學任教。

飄萍是孫中山民主革命的積極支持者。在《臨時約法》的頒布下，投身於“新聞救國”的事業。於1912年在杭州與辛亥革命時期著名報人杭辛齋合作創辦《漢民日報》，后因報上直斥袁世凱為“袁賊”，《漢民日報》被查封，飄萍逃亡日本。1915年初日本和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飄萍立即馳報國內，成為討袁鬥爭的第一人。

1915年年底，飄萍返回上海以“阿平”為筆名發表反袁言論，后擔任該報駐京特派記者，1918年飄萍開始獨立辦報生涯。五四運動前後，飄萍動用《京報》的輿論導向，組織推動運動的蓬勃發展。潛心研究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撰寫了《新俄國之研究》與《綜合研究各國社會思潮》。1925年由李大釗和羅章龍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北京發生“三·一八”慘案，飄萍在《京報》發表聲討，被張作霖下毒手。

飄萍一生疾惡如仇與黑暗統治作殊死鬥爭。1928年北京新聞界為他補開了追悼會。1949年4月毛主席親自批示追認邵飄萍為革命烈士，1986年邵飄萍誕辰100周年，殉難60周年之際，全國新聞領導、省、市黨政領導在金華婺州公園為邵飄萍銅像揭幕。

激進的思想

一個真正具有自由意識的人，不會把自己圍困在昨天的城堡里，他必定要尋找通往明天的道路。留守不會出錯，這是明明白白的；但是我寧可讚美那些聽從內心的指引——所謂時代的召喚到底要回到個人的內心——而勇於前行，並因此誤入“歧途”的“過客”。五四之後，邵飄萍傾向革命，相信“新俄”，宣傳馬克思學說。

邵飄萍的思想愈來愈激進，而政府對付的手段則愈來愈強硬。

1926年3月18日，為抗議帝國列強的外交壓力，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北京學生總會、北京總工會等140餘個團體和北大、清華等80餘所大中小學校包括邵飄萍創辦的務本女子大學的學生共數萬人在天安門前舉行示威大會，隊伍遊行至國務院門前，遭到政府軍警槍殺，共死46人，重傷155人，輕傷不計其數，時稱“三·一八慘案”。對學生和群眾的屠殺，暴露了政府與人民為敵的專制本質，自行剝奪了政權本身的“合法性”。《京報》連續兩天以兩個整版的篇幅報道了此次慘案，並持續報道了將近一個多月。邵飄萍本人則急赴各地采記，還寫下大批揭露、駁斥、抗議和警告政府的文字，其中寫道：“世界各國不論如何專制暴虐之君王，從未聞有對於徒手民眾之請願外交而開槍死傷數十百人者。若必強指為暴徒亂黨，則死傷之數十百人明明皆有姓名學歷以考查，政府不能以一手掩眾目也。……此項賬目，必有清算之一日”。他撰文宣告政府“罪實無可逃”，並嚴正提出組織“特別法庭”，指名緝拿“執政總理”為首的“政府兇犯”，公開審理“如此故意犯罪兇殺多人之案”，使犯罪者伏法。

異議的知識分子，在專制統治者看來，永遠是搗亂分子。“三·一八慘案”后，邵飄萍即遭通緝，接著被捕，4月26日凌晨處以死刑。死前，北京、上海、漢口等十三家報紙代表曾極力設法營救，然而無效。政府總是有力量的，極其輕易地便拔掉了眼中的這枚釘子。

一個自由的靈魂

邵飄萍以最後蒙難完成了作為中國報界先驅者的形象，昭示了中國新聞自由的漫漫長路，也給後來者樹起了一塊鮮明的路標。生前，他對中國的辦報環境是有充分認識的，曾經說，“歐美各國政府對言論界的壓迫之政策皆已漸成過去”，惟中國報紙“一旦遇與政府中人個人利害有關之事，始倒行逆施，妄為法外之干涉。武人、官僚、議員、政客莫不皆然”；對於新聞，“無時不加嚴重之壓迫”。他提出為新聞立法，使之“不受行政機關非法之蹂躪”，但又深知，要使新聞自由獲得保障，必須同時使社會獲得自由。然而，自由並非恩賜得來，他認為，它的實現過程，是“言論界與政府當局惡戰苦鬥之歷史，”所以他一生堅持把爭取新聞自由同政治自由的鬥爭結合起來。在鬥爭中，他也有過於樂觀、輕信的時候，評傳沒有為賢者諱，其中也寫到魯迅對他的批評等等，最難得的是，他以“新聞界戰鬥的壯士”自詡，“盡自己之天職，平社會之不平”，屢仆屢起，直至死而後已。

評傳詳盡地敘說了作為報人——也可以看作是傳媒的——不自由的境遇，從而愈加凸顯一個自由的靈魂。我們說邵飄萍為“自由報人”，“自由”所指，首先不是具體的行為方式，自由作為一種環境條件而被利用的幾率，而是主觀的自由，是道德理想，是選擇和支配了一切行動的始終一貫的精神。然而，在某種意義上說，正是自由精神把邵飄萍送上了祭壇。無論對於時代，還是對於個人，這都是莫大的不幸。今天做紀念，即使時過境遷，我仍然認為自己是一個“相關者”，而視之為殘酷的事。

新聞全才

邵飄萍從小接受了“子曰詩云”的中國傳統教育，從小就顯露出過人的才氣，13歲的時候考中了秀才。隨後來到浙江高等學堂師範科，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大學就讀，接受了西方科學、政治文化的教育，受到了新思想的啟蒙。由於晚清動蕩的局勢，使邵飄萍熱衷於了解時事，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各種報紙。其中，梁啟超的文章深深地吸引了邵飄萍和他的同學們。從小接受八股文寫作的邵飄萍對梁啟超恣意奔放的文體以及點評時事的勇氣敬佩不已，還刻意模仿梁啟超的文體進行寫作。當時報紙上經常討論救國之道，熱血的知識分子各抒己見，主張“科學救國”、“實業救國”或者“教育救國”，希望通過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用現代文明拯救中國。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邵飄萍萌發了“新聞救國”的思想，立志獻身新聞事業，依靠報紙輿論，干預政局，改變祖國悲慘的命運。於是，“新聞救國”也成為他一生追求的理想。

邵飄萍的一生既做過記者，又做過新聞講師，還自己辦過報，自己辦過通訊社，在每個崗位上都有著突出的成就。

記者

邵飄萍從1912年去《漢民日報》供職，到1926年4月26日被執行槍決，從事記者工作共15年。

初到《漢民日報》不久，邵飄萍就開始大力宣傳孫中山的主張，揭露貪官污吏的醜行，抨擊封建軍閥的暴政，與杭州的權貴結下了深仇大恨。為了扼殺輿論，他們多次企圖加害於邵飄萍，但是邵飄萍卻以“報館可封，記者之筆不可封也。主筆可殺，輿論之力不可殺”的大無畏精神，仗義執言，寫下了“嗚呼！內務部。嗚呼！內腐部！”這樣的言論以及大量的新聞和評論。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被刺客暗殺，邵飄萍有預見性地指出：“有行兇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頭直指袁世凱。當局立即以“擾害治安罪”查封了《漢民日報》，並逮捕了邵飄萍。邵飄萍自己回憶起這段經歷是這麼說，“忽忽三載，日與浙江貪官污吏處於反對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獄九月”。

邵飄萍出獄后不得不到日本避難，一邊在法政大學學習法律和政治，還一邊組織了“東京新聞社”，為國內報紙供稿。1915年，邵飄萍在反袁聲浪高漲的局勢下返回上海，同時為《申報》等三家報紙執筆。大家回憶一下我們上節課講到的，黃遠生遭到暗殺也正是在1915年，所以，當時，許多新聞記者因此而不敢談論當時的時政，但是邵飄萍卻鋒芒不減，他用“阿平”作筆名，在上海方言中，“阿”有疑問的意思，“阿平”也就含有“平不平？”的意思。邵飄萍就用這個帶著怒氣質問的詞，來譏諷和揭露袁世凱的罪行，而且不露痕迹，讓袁世凱無可奈何。袁世凱死後，邵飄萍被聘為《申報》駐北京特派記者。受聘《申報》期間，他每日發電二三千字，間日寫“北京特別通訊”。由於這些報道大多揭露北洋政府的黑暗與醜聞，一時風靡全國。正如我們上面所說的，他在當時最有影響的《申報》做過特派記者。他的名字“邵飄萍”就是作為筆名而在那個時候譽滿全國輿論界的。

自辦通訊社

在被《申報》聘為駐京特派記者的時候，邵飄萍憤慨於外國通訊社任意左右中國輿論，於1916年7月，首創了“北京新聞編譯社”，自編本國新聞，翻譯重要外電，每天19時左右準時發稿。對此，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中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我國人自辦通訊社，起源於北京，即民國5年7月（應為8月），邵振青所創立之新聞編譯社是也”。

獨立辦報

在北京的兩年中，邵飄萍看到，當時北京的報紙幾乎都被各個政治集團操縱，很少有背後無政治關係的。報紙不尊重事實，而是以一黨一派的私利和津貼為向背，朝秦慕楚、捕風捉影的現象並不少見。這樣的狀況讓邵飄萍深感要有自己獨立的報紙，不依附於任何權勢集團，獨立地發言、獨立地報道，把真實情況告訴民眾的重要性，於是決定自己出資辦一份報紙。1918年10月5日，邵飄萍辭去《申報》的職務，創辦了《京報》。《京報》創刊時，邵飄萍特意寫了四個大字“鐵肩辣手”掛在編輯室正面的牆上，以自勉和激勵同事。“鐵肩辣手”取自明朝楊椒（jiao）山的著名詩句“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邵飄萍將“妙手”改為“辣手”，一字之改，反映了邵飄萍胸懷真理、不畏強暴的倔強性格和辦報宗旨。《京報》是邵飄萍自己投資創辦的，無黨無派，不受軍閥操縱，主張言論自由，成為民眾發表意見的媒介，很快就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京報》以新聞為主，以“探求事實不欺閱者”為第一信條，凡事必力求實際真相。邵飄萍既是社長，又要搞經營管理，同時繼續他的記者生涯，堅持採訪。

1919年因發動和宣傳“五四”運動，《京報》被查封，邵飄萍再次流亡日本。時隔一年，段祺瑞政府垮台，邵飄萍返回北京復活《京報》。復刊后的《京報》一仍其舊，不改初衷，尤其是對北洋政府喪權辱國，大小官員貪殘橫暴的揭露更是不遺餘力。1925年底，邵飄萍利用《京報》的一個特刊，曆數了張作霖的惡跡，張作霖隨即拿出30萬元賄賂邵飄萍，希望《京報》能夠替他說話。沒想到邵飄萍立即將款退回，並一如既往地揭露“大帥”。據邵飄萍的夫人湯修慧女士回憶，收到錢后，他曾對家人說：“張作霖出三十萬元買我，這種錢我不要，槍斃我也不要！”這種軟硬不吃、義無反顧的勇氣讓張作霖十分惱火，他發誓，打進北京城要活捉邵飄萍。1926年4月18日，張作霖懸賞捕殺邵飄萍的密令到了北京。邵飄萍在家人的勸說下，不得已躲到了東交民巷六國飯店。4月22日，他在《京報》上發表了最後一篇文章《飄萍啟事》，這篇文章簡短明了（422字），笑逐言開，可以看作是他對這個世界的最後告白。

鄙人至現在止，尚無黨籍（將來不敢予定），既非國民黨，更非共產黨。各方師友，知之甚悉，無待聲明。時至今日，凡有怨仇，動輒以赤化布黨誣陷，認為報復之唯一時機。甚至有捏造團體名義，郵寄傳單，對鄙人橫加攻擊者。究竟此類機關何在？主持何人？會員幾許？恐彼等自思亦將啞然失笑也。但鄙人自省，實有罪焉，今亦不妨布之於社會。鄙人之罪，一不該反對段祺瑞及其黨羽之戀棧無恥；二不該主張法律追究段、賈等之慘殺多數民眾（被屠殺者大多數為無辜學生，段命令已自承認）；三不該希望取消不平等條約；四不該人云亦云承認國民第一軍紀律之不錯（鄙人從未參與任何一派之機密，所以贊成國民軍者，只在紀律一點，即槍斃亦不否認，故該軍退去以後尚發表一篇歡送之文）；五不該說章士釗自己嫖賭，不配言整頓學風（鄙人若為教育總長亦不配言整頓學風）。有此數罪，私仇公敵，早伺在旁，今即機會到來，則被誣為赤化布黨，豈不宜哉！橫逆之來源，亦可以瞭然而不待查考矣。承各界友人以傳單見告，特此答陳，借博一粲。

4月24日，邵飄萍被一名叫做“張瀚舉”的人出賣而被捕，於1926年4月26日凌晨秘密執行槍決，刑場上，邵飄萍表現得非常從容和鎮定，傳說當時他對現場進行監督的官兵說了句：“諸位免送。”然後就仰天大笑，從容就義。邵飄萍時年40歲，一個著名記者的生命走到了盡頭。

邵飄萍的《京報》可謂影響深遠。不知道大家聽說過北京的《新京報》沒有，這是我國當今比較有影響的報紙之一。咱們這兒市面上是沒有賣的，但是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北京，一定要買來看一看，或者上網去看看它的電子版。這份報紙辦得很有特色，也很有文化，有自己的見解，有獨立的判斷，這張報紙從某種意義上就是對邵飄萍所辦的《京報》的繼承。在這家報紙的發刊詞中這樣寫道：“對國家和人民利益的看護，對理性的呼喚，對權力的制衡，對本真的逼近，對美好的追求，對公義的捍衛，對醜惡的鞭撻———這是媒體的普世價值和終極價值，歷史上的京報如此，新京報也理應如此。”

新聞教育與新聞研究

在北京創辦《京報》的同時，1918年，邵飄萍與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及教授徐寶璜一起創立了“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揭開了我國新聞學教育和研究的序幕。他作為新聞學會的導師，帶出了一批優秀的學生，包括毛澤東、鄧中夏。1936年的夏天，在陝北保安的窯洞里，接著搖曳的燭光，毛澤東向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講述自己成長的歷史，說到：“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秀品質的人。”毛澤東作為新聞學會的會員，除聽課外還多次去邵飄萍家拜訪，聆聽老師的教誨。毛澤東曾說，“我所願做的工作，一是教書，一是新聞記者。”（《中國名記者傳略與名篇賞析》）邵飄萍還為後世留下了兩本新聞學的開山著作：《實際應用新聞學》和《新聞學總論》。其中，《實際應用新聞學》主要整理了他的新聞學教學講義的內容，以他自己的採訪實踐經歷為主要內容，融合了一些他去歐美日本考察后的認識，是對新聞採訪和寫作，記者修養等新聞實踐進行理論的概括，這本書立足於實際應用，力求指導記者進行實際採訪。《新聞學總論》則論述了報業的性質、任務、新聞學的基本概念、新聞法制觀點等內容，還簡要地介紹了我國新聞事業發展的歷史。如果能夠找到這些書，我希望大家都能夠認真地去讀一讀，因為這是一個名記者用自己畢生的經驗而寫成的，而且應該說，這些書至今為止都很有指導意義。

這就是邵飄萍的一生，始終在記者的崗位上秉筆直書，不畏強暴，“鐵肩辣手”中所包含的鐵骨錚錚、辛辣無情的意義，成為邵飄萍的寫照。邵飄萍的命運也成為那個時代幾乎所有像他一樣能夠如實報道新聞的記者的共同命運。比如我們上節課講到的黃遠生，比如與邵飄萍同稱為“萍水相逢”的林白水，等等。他們都是我們國家歷史上記者的典範。

採訪技巧

邵飄萍作為記者15年，最著名的就是他的採訪功夫；他之所以多次被捕入獄，是由於他常常能夠挖到獨家新聞，爆出常人不知但又想知道的政界秘聞，這也來源於他過人的採訪功夫。正如他在自己的《實際應用新聞學》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邵飄萍認為，“在報紙的所有業務中，以採訪為重要……因為一張報紙的最重要原料厥為新聞，而新聞之取得乃在採訪。”所以，他也把畢生的精力都放在新聞採訪上，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總結了許多採訪技巧，這些技巧成為後人模仿學習的範本，而且，不僅僅是採訪當中使用的技巧，有些甚至成為我們為人處事的原則。因此，對於從事新聞工作或者是將要從事新聞工作的人來說，這些技巧非常實用。下面，我們就詳細地了解一下這些技巧和原則。我從邵飄萍一些出色的採訪中整理出一些能夠被我們借鑒的技巧，並且總結成三點，每一點我們都用邵飄萍當時的採訪實例來給大家進行講解，把當時事件的發生、採訪的過程以及最後的報道都展現出來。

巧做戲

我們知道，你去採訪別人的時候，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可能就是遭到拒絕。被採訪的對象往往因為沒時間或者對你存在戒備之心而不願意接受你的採訪，或者是由於你所要了解的事情和他有利害衝突時他也不願意接受採訪。這個時候怎麼辦呢？邵飄萍有一套自己的方法。這種方法叫做“做戲”。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從字面意思上也可以看出來，所謂“做戲”，實際上就是表演，就像是在戲劇中扮演一種角色似的，要用這種表演出來的角色打動人，促使採訪順利進行。邵飄萍在自己的《實際應用新聞學》中的“電話”一節中說：

遇不肯接電話之官僚，如有特別必要時，亦可用非常之手段，而此非常手段中半面又有極正當之理由。非常手段者，即謂私宅中人請彼說話，或言某機關請彼說話是也……俟其接談，則告以‘我乃某某’，並告以‘恐與新聞記者接坐中有人聞之不便，故不得已出此’……

1917年3月，引起國內震動的中德斷絕外交關係的決定在正式公布以前，新聞界首先探知這一消息的就是邵飄萍。邵飄萍關於這次事件的採訪，正是運用了虛虛實實的做戲的方式。事件發生前的某一天，邵飄萍正在國務院某秘書的辦公室辦事，隔壁恰好是國務總理段祺瑞的辦公重地。無意之中聽到秘書打電話通知美國公使，說段祺瑞總理下午三點將要到美國使館去訪晤。電話立即觸動了邵飄萍的神經，他馬上聯想到當時正值美國與德國斷交，為了孤立德國並且取代德國在中國的地位，美國拉攏中國，希望兩國採取一致行動。段祺瑞這時會晤美國公使，無疑是與中德關係問題有關。邵飄萍這時候並沒有急著去找段祺瑞和他的秘書，而是搶先來到了美國使館，以一個事內人的身份向一參贊詢問兩國要人會見的目的和內容。邵飄萍一再表示自己不是局外人，只不過想通過使館使消息得到證實。在虛虛實實的採訪中，邵飄萍又探聽到美國政府對駐京使館的有關訓令。之後，他立即趕回國務院採訪段祺瑞，同樣向段表示自己是知情人，要了解中德斷交的確切日期。邵飄萍的採訪圓滿結束，政界要人不知不覺就被邵飄萍鑽了空子，提供了一條重要的內幕新聞。

還有一次，內閣討論金佛郎案，所謂佛郎，就是法郎在當時的譯名，庚子賠款中法國部分本來可以用紙幣來賠償，但是法國國內通貨膨脹使紙幣貶值，於是法國要求中國用黃金代替紙幣，於是中國因此而多支付了八千萬元。在這次事件中，是嚴禁記者列席的，但是邵飄萍不甘罷休，守候在會場門側。法國公使進入會場時，邵飄萍立即尾隨。使門衛以為是公使的隨從，沒有阻攔。第二天，關於金佛郎案的討論內容便見諸於報紙，引起民眾的激憤。

在這兩次採訪中，邵飄萍分別化裝成知情人和隨從，而得以獲得信任，取得採訪成功，這種方法就是我們剛才說的“做戲”。這種方式在現在看來，有點類似於暗訪。這種方式相信大家並不陌生，我們經常會在電視上看到這種採訪方式。它常用於揭露黑幕的批評性報道中，比如某個地方販賣盜版碟，記者就會化裝成一個普通的消費者對他們的地下行徑予以揭露。這種方式使事件本身更接近真實。但是現在有不少對於暗訪這種採訪形式的質疑，有些人認為，暗訪，以及隨之而運用的偷拍、偷錄等手段，讓人有“雞鳴狗盜”的嫌疑，新聞像是偷來的，而記者也更像是特務，採訪就成為一種見不得人的活動。他們認為，這種方式使新聞獲得的手段不夠真實，因此也有損於新聞界的可信度。

1997年，《芝加哥太陽報》得到舉報，說一些政府的巡檢員勒索小旅店。為了查清真偽，報社訓練了兩名記者，裝扮成一對從小鎮出來的夫婦，在當地買了一家小旅店，取名“幻景”。裝修過程中，他們的水管和配電方面留下了顯而易見的紕漏。半年時間裡，兩名喬裝打扮的記者對付了一批批市政府和州政府的檢查員，儘管旅店在消防、衛生、建築等方面存在著違規、違章之處，但檢查員們都忽略不計，因為他們接受了從10美元到100美元不等的賄賂。而這一切都有被巧妙隱藏的攝影記者一一記錄在案。

“幻景”旅店結束營業之後，《芝加哥太陽時報》的揭露文章連載了4個星期，那些激動人心的戲劇化的報道和照片不僅使芝加哥為之震驚，也使全美行為不檢的政府官員大為驚恐。幾十個電氣和建築巡檢員因索賄而遭到起訴。

但在普利策的評選中，這組報道先是入圍，後來又被取消了評獎資格。當時在《聖彼得斯堡時報》任首席執行編輯的尤金·帕特森是1979和1982年普利策顧問委員會委員。他說，評委中出現了爭論，許多人認為把獎項授予隱身採訪的作品就等於支持這種報道的方式。”尤金說：“我不願意看到有人鼓勵其成為一種時髦趨勢。”他認為：“如果報紙以編輯的身份要求政府坦白、公開，而自己又隱瞞真相或掩飾動機，新聞界作為一個整體就會在可信性方面付出代價。”《華盛頓郵報》的總編輯布萊德里也是當年的評委之一，他認為：“報紙獲取新聞的手段不夠誠實，又怎能為誠實和尊嚴奮鬥！”

所以這種採訪方式的使用是需要有限制的，邵飄萍對此提出過兩條記者所應當遵循的原則：一是要有正當之理由——即在道德行為或目的上應是高尚的；二是事後一定要給當事人解釋清楚原委。否則的話，將會授人以話柄，有作偽、說謊、假扮之嫌。由此可見，邵飄萍在使用這種方法的時候是非常小心謹慎的，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邵飄萍本人正直的個性。這只是一種迂迴的技巧，而不是欺騙的手段。

在與人交談的過程中，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體會，對於不同的人我們需要尋找不同的話題，而同一個人在不同的心情狀態下也需要有不同的談話內容。如果這個人不喜歡籃球，那麼你和他探討NBA則很可能冷場；如果有人正在為某個事傷心，我們一定是要暫時避開談論這件事的。這種技巧就是對被採訪者心理的把握。

說到對被採訪者心理的把握和控制，應該算是邵飄萍新聞采寫藝術中最大的一個亮點。邵飄萍非常善於捕捉被採訪者的心理特徵，順應受訪者的心理狀態，達到使訪問順利進行的目的。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中國政府起初還是舉棋不定的，有人主張參戰，也有人主張中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鬧得各執一詞，莫衷一是。

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終於在國務會議上做出了決定，那就是：決定參加協約國(英、美、法方面)，對同盟國(德、意、奧方面)宣戰。不過這項決定，還須要保守秘密。因此中樞各重要機關全部掛出了“停止會客三天”的牌子，國務院當然不會例外。

可是大家都希望知道這項消息，街頭巷尾，茶館酒肆，三三兩兩交頭接耳，都是在互相打聽“咱們到底是參戰還是中立”這個問題。然而誰也說不上來究竟怎麼樣。

這是邵飄萍卻不僅見到了段祺瑞，而且獲得了自己想要的新聞。他是怎麼做的呢？邵飄萍先借了一輛掛著總統府牌子的汽車，坐上一直開進了國務院大門。在內傳達室下了車，掏出了“京報社長”的名片，要求傳達長給他回稟一下。傳達長說：“您老不要難為我吧，這些日子不但段總理絕對不會客，就連他的秘書、侍從都不見客。”

這時邵飄萍掏出了一千塊錢，數出了五百元遞給了傳達長，說：“總理見不見沒關係，只要您給回稟一聲，這五百元送給您買包茶葉喝。萬一要是接見了我。那我再送給您五百，您看怎麼樣?”傳達長一想，給他碰一碰也沒什麼，不是白得五百元嗎。於是這位傳達長就拿著他的名片走進去了。

不多時，傳達長笑吟吟地走出來了，高舉著名片，嘴裡大聲說出一個“請”字來。邵飄萍聽了這個“請”字喜出望外，便大搖大擺地隨著傳達長走進了總理的小客廳。

不是說三天內不見客嗎？為什麼段祺瑞競接見了這位無孔不入的邵記者呢？這裡面是有一個緣故的。段祺瑞當時心想拉攏輿論界為自己吹噓，而他知道邵飄萍在當時是新聞界了不起的權威人士。

當他看到來客的名片是邵飄萍時，他雖然明知此來是採訪關於參戰與中立的新聞來的，可是若不對他談這個問題只會會他又有什麼關係呢？再說使他碰了壁，得罪了這位大記者，對自己多少是有些不利的。因此他才叫傳達長把邵記者請進來。

雖然段祺瑞絕口不談和戰問題，架不住邵記者再三、再四地懇求，並且提出了“三天內如果北京城走漏了這項機密，願受泄露國家秘密的處分，並以全家生命財產作擔保”的保證。老段不得不談了，要他先立保證書，他便即時抽出自來水筆把軍令狀當場立下了。

這時，段祺瑞才一五一十告訴了他。內容不過是中華民國決定參加協約國對同盟國宣戰。細節也說了說，首先調動在法蘭西的十五萬華工，協助協約國修築工事等等。

邵飄萍得了這項消息，辭別了段祺瑞，又給了傳達長五百元，就坐著汽車開到電報局去了。他把這項消息用密碼拍到上海新、申兩報。上海報館接到這項重大新聞，立時就印行了幾十萬份“號外”在上海灘上喧嚷開了。

在當時津浦路還沒有通車，報紙號外由上海到北京必須由輪船運，要走四天路。因之當上海的號外運到北京時，已經超過“三天內北京城裡不得走漏消息”的約期了。老段知道了這件事，也是莫可奈何的。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邵飄萍對於被採訪對象的心理是把握得非常準的。

仔細揣摩被採訪者的心理，準確把握住他的心理變化，是採訪獲得成功的要素，同時也是我們日常交往過程中應當注意的。

廣交友

我們知道，記者大多是活躍的社會活動家，他的交際圈很廣泛，能夠與不同階層的人打交道。交際廣泛，才會獲得更多的新聞線索，也才能夠採訪到更多的人和事。邵飄萍就是這樣一個左右逢源的人，他能夠在各派軍閥中遊刃有餘，又能和普通民眾打成一片，上至總統、總理，下至僕役、百姓，都願意和他交朋友。

1918年，北京大學成立了一個新聞學研究會。在“五四”運動前那段時間裡，邵飄萍每星期天上午都去主講新聞學。當時在北大圖書館擔任助理館員的毛澤東同志，就是在那裡與邵飄萍相識的。日後，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不無深情地回憶說:“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一個具有熱情、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

邵飄萍與魯迅先生也過從甚密。他們之間不僅是一般的文字之交，更可稱為同一戰壕的戰友。他們一起創辦了《京報副刊》、《莽原》等周刊，魯迅許多著名的雜文和小說都是在這些報刊中發表的。特別是在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后，他們同聲怒斥橫暴兇殘的軍閥政府。此後，二人同被軍閥政府納入緝捕的黑名單中。

與邵飄萍結為摯友的還有馮玉祥將軍。馮玉祥曾這樣形容邵飄萍的文字，他說：邵飄萍“主持《京報》握一枝毛錐，與擁有幾十萬槍支之軍閥搏鬥，卓絕奮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它，不屈於最兇殘的軍閥之刀劍槍炮，其大無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會人士敬服！。”於是“飄萍一枝筆，抵過十萬軍”的美名就由此而傳出。

除結交一些社會名人之外，對處在社會下層的各等人物，貧寒之士，邵飄萍也從不嫌棄。梨園界的楊小樓、馬連良、荀慧生、韓世昌等人，都是他家的座上客。每逢新學期開學，常有一些青年學生因交不起學費而面臨失學危險。飄萍知道后總是主動代他們交費。其中一些人還定期領取他給的補助。如到時未領，他則在《京報》上刊登啟事催領。

對於被他經常痛罵的政界要人，邵飄萍也非常重視和他們的交情。他這個人出手大方，又講排場，經常宴請一些官僚政客。邊吃飯、邊喝酒、邊高談闊論，往往酒意正酣的時候，機密也就不經意地吐露出來了。一次，邵飄萍在北京飯店宴請全體內閣成員、府院秘書長。就在他們興緻勃勃、海闊天空的時候，邵飄萍卻在隔壁房間安排了人，準備好電報紙，又讓兩輛自行車在門外等候，消息隨寫隨發，宴會還沒有終止，消息就已經到達上海。

邵飄萍就是憑著廣泛的社會關係、憑著自己與各層人士多年的交情，挖到自己想要的新聞的。這主要源於邵飄萍認為新聞應該獨立、無階級性的觀念，他說，在採訪中，要既無敵友概念，也不以道德為交際標準，只看對方是否與新聞有關。但是，這樣一種沒有是非的交友標準很容易使人隨波逐流。我們從小學到的交友標準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邵飄萍卻既近朱、又近墨，而且做到了四面為友，會不會讓我們覺得這個人是個圓滑而沒有原則性的人呢？實際上，邵飄萍有自己的一套原則，雖然與各階層的人都來往，但是他認為應該保持思想、品德的獨立，使人人視為可親，而又視為不可侵犯，他很懂得把握分寸。據說邵飄萍這個人很奢侈，客廳擺設豪華的令人吃驚，香煙都是特製的，上面印著他的名字“振青”，出入是小汽車，而且是賭場、青樓的常客。因此，辦報的收入無法應付他的支出，所以他也接受權貴的“饋贈”，只不過他拿了人家的卻並不手短，他只是把這些視為私交，而與報紙無關，因此在報紙上仍然辛辣的揭露各種醜惡現象。

正如他自己在臨死前的那篇文章中寫的，他的一生既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連毛澤東都說他是一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始終保持獨立的人格，是作為記者所應該堅持的最高貴的品格。

1928年，北京新聞界為他補開了追悼會。

1949年4月，毛主席親自批示追認邵飄萍為革命烈士。

1986年，邵飄萍誕辰100周年，殉難60周年之際，全國新聞領導、省、市黨政領導在金華婺州公園為邵飄萍銅像揭幕。

2011年電視劇《中國1921》，周一圍飾演邵飄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