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由敦

康熙二十一年（1692），汪由敦出生在常州一位亦賈亦儒的徽商家裡。先世從徽州婺源遷休寧，自明朝中期后以上溪口（也叫雙溪）為居里。因其父汪品佳（字改亭）客游常州續娶龔氏生良金、貢金、鼎金、元芝等四子一女而逗留常州。自汪由敦而上九世以後，曾出過戶部主事、布政使司參議、監察御史、太僕寺少卿等高官。受其蔭庇，汪由敦從小穎異絕倫，5歲便拜師讀書；8歲時，其父每誦以前代世系年號，由敦即能了了複數；10歲歸試休寧，初名良金而不見錄於有司。一天晚上，其父夢良金祖父汪恆然托語：“孫文自善，名未當耳”，示改二字即“由敦”。不久，再試時果然名列前茅。稍長一點即博涉經史，每閱一節都要旁訊究本、原別流派，故學識日進、器識宏遠。為同邑老名宿查南浦先生所器重，遂被謀為其兄查漸陸公之婿。

19歲那年，又因父親客游錢塘而循例以商籍就試，受知於督學吳垣甫（河南人），補博士弟子。此間，由敦還一度當過後來同樣也成為休寧名宦的金德英（號檜門）的客座老師，並與其交好。此後，汪由敦因為時常回常州探視父母而往來杭常，故又從游於秦龍光等兩地名師，益有所得。24歲時，督學家岵懷先生撥擢其古學第一而牒送於敷文書院。一日，浙江巡撫徐元夢（當時名臣，精通道學）到書院為其孫求良師，掌教張尋歡院長說：“才其優者，書院中不乏其人，若端重有識則惟汪生可。”於是，汪由敦遂被延致徐府。

其時，徐府上客中有位叫劉大山的詞壇前輩，向來負重名傲、目中無人，可一會汪由敦即折節相下。汪由敦在教學之餘，還廣徵博引，探究理、道等各家學說，尤其在為徐元夢編次《李文貞公全集》時，還摘錄其中的詩詞、文章數百篇，輯為《安溪文粹》，並以安溪先生為楷模，規言矩行、歷久磨礪，深得巡撫大人的器重。

康熙末年，徐雲夢被晉為大司空，遂以由敦入籍錢塘不能偕行而代為援例以國子監生同入京。汪由敦又得以與長州（蘇州）的何羲門、無錫的秦南沙、青陽的吳文簡、晉江的陳對初等一代宗匠相交。因為由敦的深厚底蘊，前輩們紛紛與其折輩交好，大有相見恨晚之意，就連當時的名孝廉錢香樹、同郡的吳冠山（後來還與其成了親家）等也與其成為莫逆之交。彼此相互交流，相得益彰。在京城，汪由敦還廢寢忘食地冥搜廣覽，文取先秦兩漢八家，詩收騷雅漢魏、六朝三唐以及宋元明諸大家之長，既求歸之雅正，又不專守一家，於是才識益正定，學力益醇肆，為日後一生的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夯實了基礎。康熙五十八年（1719），驚悉母親去世，汪由敦星夜兼程返家丁憂，行至江寧（南京）遇瓢潑大雨，找不到車夫，他就自己肩馱包袱急行於田畻、小路上，第六天到家時，腳底全都磨出了老繭。服喪期滿，徐元夢以其“立心忠厚、學識淹通”再次奏薦充明史館篡修官，同樣又獲得了張庭玉等史館總裁和老臣們的賞識，以致尚未釋褐（入仕）即被雍正皇帝寵命珥筆、東觀討論史局，此一曠世禮遇，不僅反映了雍正帝善用賢才，同時也無不顯露出汪由敦的銳利鋒芒。雍正二年（1724），汪由敦在京城連試高中，以殿試二甲第一名（即傳臚）被欽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幾經升遷，至雍正十三年就已是正五品的翰林院待讀了。

乾隆七年（1742）三月，汪由敦擔任會試副總裁，與總裁鄂文端等精心選得金生生等319位進士，其三弟汪鼎金也以迴避卷被欽取為進士。次年充經筵講官。不久，授工部尚書，又轉刑部尚書。接著，又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因辦事甚合聖意，得賜御書“松泉”二字，便以此自號，以示不忘皇恩。時值平定金川用兵，羽書頻傳、戰事緊急，乾隆帝親自坐鎮指揮，汪由敦與湖南陳文肅相互草擬聖旨，皆合旨意。得議敘軍功加三級，旋加太子少師。當年冬天，恩師張廷玉致仕將歸，未能及時進謝而惹惱乾隆降旨詰責，由敦誠惶誠恐，連忙行免冠叩首大禮，請求皇上收回成命，以替恩師求個始終矜全。次日，張廷玉一早入朝，乾隆帝即責怪汪由敦漏言，徇師生私恩，遂降旨革去其協辦大學士和尚書銜。一個月後，皇上竟又將圓明園內原屬張廷玉的澄懷園賜給汪由敦。不久，又恢復尚書任；不料七月卻又因四川學政朱荃（系汪由敦保舉）罪受累而被吏部奪職，乾隆皇帝念由敦謹慎和長於學問，只命降職在兵部侍郎上效力行走。汪由敦貢墨

十七年（1752）秋，由敦主持創辦京師休寧會館，並撰碑記志其事。會館內常常鄉音滿屋、燈火通明。同年初冬，乾隆帝垂問由敦家世，並賜御臨快雪時晴帖，后跋中有“時晴快雪對時晴”之句，汪由敦即以“時晴”二字命其齋名為時晴齋。二十年（1755）復任刑部尚書，並以準噶爾亂平又加軍功三級。次年春，調工部尚書，十一月代理吏部尚書。二十二年正月實授吏部尚書，再次扈從南巡，賜一年俸銀；二月隨駕抵揚州，獲御賜“六典持衡”扁額。幾番起降，盡顯汪由敦勤勉持重、寵辱不驚的大家風範。

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月，汪由敦隨從皇上南巡到杭州，半途中竟蒙恩給假歸里，乾隆帝還特命以戶部員外郎隨辦部務的由敦長子汪承沆隨侍父親同歸。汪由敦自登朝以來，從未獲准請假，幾十年的思鄉夙願一朝得以實現。恰巧當時汪由敦的另二個兒子汪承霈、汪承均因回籍就試而滯留家中，女兒也因出嫁歙縣吳氏（丈夫吳恩詔在京任職）而近在咫尺。於是，欣欣然舉家得以團圓。徽州人尤尊祖敬宗，因而謁祠掃墓自然為頭等大事。汪由敦到家后即率四弟汪元芝（援例捐州同知）及三個兒子，按宗族儀規恭恭敬敬地將先主靈位請入汪王宗祠。追先人音容不復得見，禁不住聲淚俱下；憶二弟、三弟英年早逝，心中格外傷痛。倒是鄉黨族人、四鄉鄰里競相參拜和奔走相慶的場面讓汪由敦心中掠過一絲衣錦還鄉的釋然。短短的幾天時間裡，他沒忘與老友話舊道故，親自上門拜望前輩，更沒忘慰問貧困鄉親；還將平日俸祿及皇上賞賜所余千金捐入宗祠，仿范仲淹“義田遺愛”，置良田百畝為幫扶後輩所用；親定條規資助婚嫁死喪，並托宗族中德高望重者掌管。

乾隆二十三年（1758）正月初四，汪由敦侍駕至圓明園，初八日值班，次日凌晨倍感疲倦，便假寐了一會兒，醒來自覺中了風寒，翌日便嘔吐不止。乾隆帝知悉后即傳旨“勿要隨侍，善自調養”，並派御醫上藥侍候；十四日，皇上從城內回圓明園，聽傅相國奏報由敦病情加劇，既驚又惜，急遣太醫院堂官孫埏柱前往診視，下令御藥房速給參葯，並囑咐要什麼給什麼；儘管軍國重務纏身，每日仍派人問疾三、四次，賜消化食物一、二次。十八日，太醫起奏汪由敦病危，乾隆帝又特遣內侍總管前去慰諭，並賜陀羅被一床；同時傳旨給汪承沆先不要讓其父知曉，到萬一不行時再用它入殮。二十日後就不再進湯藥，迷糊中還總是念叨著軍國大事，到了半夜，忽聞逆賊阿睦爾撒納已死，俄羅斯方面還將其屍體奉獻給大清的消息，汪由敦欣喜若狂，在床褥上連連頓首說：“得及聞此信，臣無恨矣”。彌留之際還呼承沆幫忙進衣履想起來謝恩，實在起不了，便口授遺疏大意。二十二日申時，汪由敦寂然而逝。乾隆聞訊急忙駕到，汪承沆驚惶無措，急捧恩賜陀羅被蓋在父親身上。皇上一入門就大哭失聲，並親揭陀羅被，審視良久，西向坐三奠茶醊。君對臣行如此大禮，使在場者格外悲痛不已。乾隆還宮即降諭旨，撥內府銀二千兩厚葬汪由敦，並加贈太子太師，賜謚文端，入祀賢良祠。又以由敦擅長書法而命館臣集其書為《時晴齋法帖》十卷，勒石皇宮之中。

汪由敦不僅以政績和軍功顯赫，同時還以書法和詩詞文章見稱。他一生除在翰林院和館閣中參與、主持編纂了《大清一統志》等大量有價值的歷史文獻，擔任過《平定金川方略》和《平定準噶爾方略》的副總裁、總裁。

汪由敦還創作了大量詩詞文章，有記載的就有《松泉文集》20卷、《松泉詩集》26卷，還有不少收藏在民間，也有透露瑣事宮廷詩詞如：“大清乾隆制方爐．宮廷西外造辦處．沉香花傳琢雙浮．人看全勝博古爐” 。休寧縣博物館就藏有其早年的小楷《孝經》手卷。與此同時，汪由敦又是一位能識千里馬的伯樂，他除了在充當鄉試、會試和殿試的重要職務中拔取了數不勝數的大清棟樑之才；還在日常交往中，提拔、獎掖後進。後輩由此將他奉為韓（愈）歐（陽修）。其次子汪承霈（后官至兵部尚書）受其熏陶，也擅長書畫，並頗有造詣。

乾隆年間，他對皇上意圖理解得當，所以當乾隆皇帝謁陵及巡幸山左、山右、江浙、盛京等地時，均命汪由敦隨行。由敦傳寫聖諭，快而準確，“入承旨，耳受心識，出即傳寫，不遺一宇”，深得信寵。乾隆兩次平定大小金川（少數民族土司）叛亂，其廷諭均出自由敦之手筆。皇帝為了誇耀自己“十全武功”，下令編寫《平定金川方略》和《平定準噶爾方略》兩書，汪由敦先後擔任副正總裁。他在抵禦沙俄對新疆入侵方面是卓有功績的。

汪氏少年愛書如命，讀書入迷，且能一目成誦，過目不忘。精讀《六經》、尤通（春秋）。約二十四歲時，聆聽世父改亭說：家鄉名勝故跡日趨敗落，而他稍加詮次，前後得詩若干首（四庫全書載汪氏1700餘首，其中憶故鄉有70首），題曰《雙溪集》，主要是描寫故鄉實地景色與民俗風情。

汪由敦 為人沉靜寡言，笑喜慍不少見於色。遇事有識，默定於中，端凝整暇，極倥傯中亦從容不失條理。他在皇帝身邊辦事三十餘年，以“恭謹”深得皇帝賞識。汪氏見寵與記憶力特強、思維敏捷幹練、處事老成持重、在職謹勉有關。乾隆年間，他剛入軍機處值班時，皇帝以日所制詩，用丹筆作草，或口授令移錄，謂之“詩片”、“久無誤，乃使撰擬諭旨”，同時對皇上意圖理解得當，所以當乾隆皇帝謁陵及巡幸山左、山右、江浙、盛京等地時，均命汪由敦 隨行。

休寧縣城西南30公里處的溪口鎮木干村北部不遠處“林金坑”的小山坡上，坐落著一個封土高大、神道石刻精美的古墓葬。墳墓坐北朝南，背山面水，居高臨下，視野開闊。周圍群山環繞，綠樹疊翠；墓地規模宏大，莊嚴肅穆。這座墓的主人，就是清代乾隆年間著名大臣汪由敦。汪由敦的墓地，規模很大。建成之後，歷經毀壞，現存面積近600平方米，分為墓冢、拜台、神道三個部分。神道在墓的南面，自南而北依次為牌坊、石亭、華表、神道列人列獸石刻。華表位於拜台3米遠的入口處，高6米多左右相距15米，華表為圓柱狀，上端雕成雙龍盤方柱，頂端蹲獅，造型別緻。拜台之上為墓冢，墓前有一道半圓形的石基護牆。該墓上的石刻雕工精細，形象生動逼真．體積碩大，用料考究，反映了當時徽州地區高超的石雕工藝水平，其墓葬形制、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清代官方的營葬制度，墓前石雕為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奉旨雕刻，年代明確，具有較高的歷史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