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

在波瀾壯闊的中國現代史上，對其影響最大的“洋學府”恐怕要數 莫斯科中山大學了。這所由俄國人出資創辦，並冠以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之名的異國學校在上個世紀20年代後期聚集了一大批中國青年之精英，中國政界要員也在這裡頻頻亮相，從這裡走出的驕子，陸續成為國共兩大政黨的風雲人物，曾任國共兩黨要職的王明、博古、張聞天、鄧小平和蔣經國就是從這個學校里走出來的。

孫中山的蘇聯情結

1924年1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一大”上，孫中山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不久，他給派往蘇聯考察的蔣介石手札中寫道：“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在蘇聯的援助下，孫中山對國民黨進行了改造，吸納了大量中國共產黨人，徹底改變了他屢戰屢敗的歷史，並很快地在廣州站穩腳根。正是中國民主革命需要他的時候，這位偉大的民主革命先驅卻於1925年3月在北京不幸與世長辭。這位偉人在去世前一刻仍念念不忘蘇聯，在他的遺言中留下中俄關係的伏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的首領，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被侵略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

學校應運而生

孫中山逝世，蘇聯在中國失去了一位最親密的朋友，蘇共領導集團很快作出決策，對中國革命投入更大的資本，除槍炮支援外，創辦一所學校，以孫中山的旗幟，招徠大批中國先進青年。其目的在於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培養中國共產主義群眾運動的幹部，培養中國革命的布爾什維克幹部，並成為今後中蘇關係的紐帶，莫斯科中山大學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的。

當時，蘇聯駐廣州國民政府總顧問鮑羅廷被稱之為廣州國民政府的“保姆”。國民黨中央的許多重大決策都要經過他，莫斯科中大在中國的招生就是他一手操辦的。

1925年10月，鮑羅廷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66次會議上正式宣布在莫斯科建立孫中山勞動大學，幫助中國國民革命培養幹部，建議國民黨選派學生去莫斯科中大學習，這個提議很快獲得一致通過，並成立了由譚延闓、古應芬、汪精衛組成的招生委員會。

選派工作在廣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進行，消息一傳開，上萬名青年踴躍報考，考中大一時成為革命的時髦象徵。

考試在廣東大學舉行，考題僅是一篇題為《什麼是國民革命?》的文章。

廣州是全國革命的中心，最終錄取的300名學生中，廣州就佔了180名、上海50名、京津地區50名，鮑羅廷特別推薦了20名，他推薦的都是國民黨要人子弟，如蔣介石之子蔣經國、邵力子公子邵志剛、李宗仁內弟魏允成、張發奎弟弟張發明、鄧演達弟弟鄧明秋、于右任女婿屈武等。

沸沸揚揚的莫斯科中大招生無疑激發了每一個熱血青年的革命熱情，誰不想去“西天”朝拜，誰不想去“紅色麥加”取經。時髦的“誘惑”毫不例外地衝擊蔣介石苦心經營的黃埔軍校。在此之前，革命青年以報考黃埔軍校為莫大榮耀，而今許多黃埔生還未畢業，就吵吵嚷嚷到國民黨中央執委申請報考中大。眼看黃埔校園軍心不穩，蔣介石大傷腦筋，因黃埔軍校一、二期學員即將畢業，他急需這批少壯軍官，以對付廣東各派擁兵自重的地方軍閥。雖然國民黨中央執委也給了黃埔軍校10名報考名額，但蔣介石下令嚴禁黃埔一、二期學生報考，但這道禁令並沒有“一刀切”，黃埔一期生鄧文儀偷偷報考，並獲得通過，於是他跑到汕頭前線，向蔣介石懇請恩准，經過一番軟磨硬纏，校長終於在報告上籤了字，而黃埔一期的另一位中共學生左權，他對校長的禁令根本就不屑一顧，鄧文儀前腳一走，他打起背包後腳就跟。鄧文儀後來自然感恩戴德，盡忠效力，以至受蔣介石的精心培養，官至國民黨政府內政部次長。

莫斯科中山大學成立於1925年10月，地點在莫斯科沃爾洪卡大街16號。校園裡有一座三層樓的小別墅，還有花園、籃球場、排球場、溜冰場。這座古建築是十月革命前一個俄國貴族的官邸，屋頂浮雕華美，室內吊燈堂皇，每一間房屋都高大敞亮，一個大廳已改成禮堂，整座宅院已改成具有一定規模的學校。

在蘇聯顧問鮑羅廷的參與下，國共雙方挑選了310名學生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其中中共黨員、共青團員佔了學員總數的80%以上。1926年1月又有10名在德國學習軍事的國民黨學員轉入莫斯科中山大學。不久，中共旅歐支部的20名黨、團員在法國受到巴黎警察當局的迫害，根據黨的指示，也轉道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這批學員中有鄧小平、傅鍾、李卓然等。

當時的莫斯科中大還處於秘密狀態，不對外公開，也不掛牌子，每一個中大學生都起了個很好聽的蘇聯名字，這主要考慮到中國學生回國以後的安全。

11月中旬，莫斯科中大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典禮廳主席台上懸掛著蘇聯和中華民國的國旗。列寧、孫中山的畫像並列懸掛在兩國國旗中間。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托洛茨基主持了開學典禮並作精彩的演講。這位僅次於列寧，在共產國際和蘇聯享有崇高威望的政治家、外交家以其詼諧的語言說：“從現在起，任何一個俄國人，如果他用輕蔑的態度來對待中國學生，見面時雙肩一聳，那他就絕不配當俄國的共產黨人和蘇聯公民……”托洛茨基一番“革命加人情”的講話給中國留學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托洛茨基主義”也就先天地在中大校園滋潤了一片土壤。

此時的蘇聯，國內戰爭和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創傷尚未完全恢復，各項經濟建設還沒有走向正軌，但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為莫斯科中山大學卻花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據蘇聯檔案記載：莫斯科中山大學預算為一千多萬盧布，還動用了當時十分緊缺的外匯供學生回國探親用，蘇聯政府盡一切努力來保證學校的教學需要和學生生活。中國學生享有優於蘇聯教師的待遇，學校給學生髮西服、大衣、皮鞋、冬裝，寒暑假還組織學生進行夏令營或參觀旅遊。

莫斯科中大學制二年，中國學生來到這裡的重要任務是學習。學生首先要學習俄語。第一學年，俄語學習時間特別長，每天為4課時。其他課程為：政治經濟學、歷史、現代世界觀、俄國革命理論與實踐、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第二學年的課程為中國革命運動史、世界通史、馬克思主義哲學、列寧主義原理、經濟地理等。中山大學還有一門重要課程就是軍事訓練，該課程每周一天，主要內容為步兵操典、射擊、武器維修等。

學習的方法是教授先授課(用俄文講，有中文翻譯)，然後學生提問、教授解答、自由討論和辯論，最後由教授作總結。

中山大學基本單位為小組，1926年初約340多人，編成11個小組。到了1927年初，學生達600餘人。由於學生水平參差不齊，學校為文化程度差的學生設了預科班，進行初級教育。對俄語程度高的學生設有翻譯速成班，張聞天、楊尚昆便是速成班的學生。

中山大學名義上是為國民黨而辦的，所以中大的管理者有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1926年夏，邵力子來到莫斯科，代表國民黨進駐中山大學負責監理工作，成為中大的理事會成員。這期間，國民黨要人宋慶齡、馮玉祥、胡漢民等紛紛來到中山大學演講。

由於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時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的鄧演達一怒之下，離開武漢取道新疆來到莫斯科。在中山大學禮堂，他控訴了蔣、汪合流，過河拆橋之後，又指責中共的“暴力”行為。為此，中大學生中的中共黨員、團員被觸怒，他們用關電燈、跺地板、擲雞蛋來發泄不滿，鄧演達只好中途退場。後來他在蘇聯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即第三黨)。而與此相反，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在中山大學卻受到空前的歡迎，她在歡迎會上說：“我很榮幸地被邀請訪問國外第一所用中山先生命名的中國人的大學，在這裡我看到許多虔誠的年輕人，竭盡心力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努力，衷心感佩，孫中山最寶貴的遺訓是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那些背叛孫中山的人居然還打著他的招牌說話……”宋慶齡滬音悅耳，咬字清晰，言語樸實，她的演講不時地為中山大學學生們的陣陣掌聲所淹沒。

斯大林是創辦中山大學的倡議人。1926年，斯大林與托洛茨基圍繞著中國革命問題產生重大分歧，矛盾不斷激化。廣州中山艦事件之後，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先後登上中山大學的講台，就中共是否退出國民黨問題進行激烈的辯論，並回答中大學生的提問。當然他們的目是都是為了爭取中大學生的支持。由於他們對中國革命具體問題缺乏深入的了解，並且僵化地搬用馬列主義，結果好心並沒有辦成好事，給中國革命帶來一定的負作用。

中國大革命失敗后，全國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根據斯大林的意見，共產國際決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舉行，並從中山大學抽調了部分俄語功底好的學生擔任大會籌備組工作，如李培芝(王若飛夫人)、孟慶樹(王明妻子)、杜作祥(陳昌浩妻子)、瞿景白(瞿秋白弟弟)、秦曼雲等人都參加了大會籌備組材料翻譯工作。大會材料都是中山大學教授依據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擬寫的，幾位中大學生萬萬沒有想到，他們翻譯的材料都是中共六大的決議和文件，他們比中共六大領導層核心人物向忠發、周恩來、李立三等人還先看到六大文件。六大之後，新當選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向忠發等領導人根據中大學生的要求，到中大演講並回答學生的提問。當然向忠發是全力支持斯大林的，他把托洛茨基批了一頓以後，揚言要把中大的托派學生統統開除。

六屆一中全會後，共產國際為培養更多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幹部，決定在莫斯科中大增辦一個特別班，輪訓中共黨內高級幹部，我黨早期著名活動家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何叔衡、葉劍英等便是這個特別班的學員。

中山大學從1925年創辦到1930年關門的5年時間裡，先後有過二位各顯神通的校長。

第一任校長拉狄克，波蘭人，早年在波蘭、德國、俄國從事革命活動，后成為第三國際著名的領導人之一。1923年，德國共產主義運動受挫，拉狄克退出國際共運的領導圈，開始了宣傳教育生涯，后成為一個令人傾倒、才華橫溢的學者。他能講好幾個國家的語言，對中國學生的學習和生活非常關心，每天都要到學生宿舍、食堂看一看，與學生聊聊天。他講授的《中國革命運動史》是中山大學最叫座的一門課，只有這門課才能把不同班級的學生吸納到一個教室里來。儘管他的口才雄辯而饒有風趣，但他在生活上舉止懶散，不梳頭髮、不刮鬍子，看上去不像個大學校長。1927年，斯大林與托洛茨基展開一場影響第三國際的大爭論，拉狄克被卷進這場殘酷的政治鬥爭旋渦，最後被打成托派分子，沒有向中大學生告別，甚至也沒有授完《中國革命運動史》，拉狄克便從中大校園消失了。

中山大學的第二任校長米夫，是土地革命時期我黨“王明路線”的後台老闆。1921年，20歲的米夫擔任共產國際遠東局中國課課長，從而接觸到中國革命運動。中山大學一成立他就擔任該校副校長。他胸中墨水不多，但頗有心計，整人有一套，搞宗派更是行家裡手。拉狄克一下台，他就填補了空缺。米夫地位的驟升得機會於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政治鬥爭，米夫看準風向，支持了斯大林因而獲得斯大林的器重，斯大林也把米夫視為中國通，在許多涉及到中國革命的文件、指示都徵求米夫的意見，這對於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來說，確是受寵若驚。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以後，米夫再次提升，他以中山大學校長的身份兼任共產國際遠東局局長。米夫是個心思很長的人，他開始不滿足蹲在共產國際大樓和中山大學校園，他要到中國來發揮更大的“作用”。

早在1927年4月，米夫在他任副校長期間，就攜帶中大他最寵愛的學生王明到武漢，代表共產國際參加了中共五大，從而在中共黨內樹起了一定的形象。1928年，斯大林委託他負責組織中共在莫斯科召開的六大，這使他的權力更加膨脹，他有權提議中共中央總書記人選和政治局組成人員名單。

1930年底，中山大學關門后，米夫又代表共產國際到上海參加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他一手操縱下，王明一步登天，進入中央政治局並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從而開始了“王明路線”時期。然而米夫自己萬萬沒有想到，他在中國的計劃竟化成泡影，中國革命幾乎被他推到懸崖的邊緣。米夫青雲直上而一落千丈，最終也被斯大林視為托洛茨基分子而遭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