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國棉一廠

西北國棉一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中央人民政府紡織工業部決定在西北地區興建的第一個棉紡織廠。

1951年5月5日全面動工建設，當年的建設者們邊建設、邊安裝，當時，他們把紗場、布場、機電、輔助設備四個部門的安裝同時鋪開，提前建成了西北地區第一個棉紡織企業。1952年5月17日正式投產後，僅用了兩年半的時間，就將國家建廠總投入全部收回。

1952年5月17日開工典禮上，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習仲勛剪綵並講話。習仲勛在講話中說：“國棉一廠正式開工了，這是一件大喜事。對於西北人民來說，也是一件大喜事。這個廠開工了，我們西北地區國家經營的紡織業，就增加了一倍多的紗錠和將近4倍多的布機。從今天起，我們就可以生產更多的棉紗和棉布，來滿足人民特別是廣大農民的生活需要了……我們將要進入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時期了。”

建廠初期，第一代“開廠元老”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們憑著那種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感謝毛主席的樸素的思想感情，以做了新社會主人迸發出的巨大熱情，投入到大幹社會主義的時代洪流中，提前建成了解放后中華人民共和國自行設計的“國營西北第一棉紡織廠”，並在以後的創業發展中，創造了陝西紡織業的多項第一。

在“文革”中最混亂的日子裡，西北國棉一廠沒有關一天機器，全廠職工自覺自願擴台擴錠，超額完成國家下達的生產計劃，1966年產值超過4500萬元，利稅超過了1800萬元。而在“文革”結束的那一年，西北國棉一廠仍上繳利稅1300萬元。

上世紀80年代後期，紡織行業經過陣痛之後，市場出現轉機，逐步由買方市場轉向賣方市場，產品開始供不應求。西北國棉一廠也因此取得了優異的成績。1989年工業總產值12251.88萬元，實現利潤2851.72萬元，實現利稅3702.5萬元。1990年產值繼續增長。在完成經濟承包合同的基礎上，兩年為國家多交500萬元。

1996年以後，西北國棉一廠加快了內部改革和走向市場的步伐，組建成立了陝西風輪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1971年，西北國棉一廠成立了化纖直屬連，1972年7月正式命名為化纖車間。到了計劃經濟末期，陝西作為一個紡織業大省，面臨著糧棉征地的局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陝西省政府計劃建設一個化纖廠。由於西北國棉一廠本來就有個化纖車間，1989年，經陝西省政府批准，由西北國棉一廠自籌資金和銀行貸款，以西北國棉一廠的化纖車間為基礎，易地擴建一座化纖廠。

這個計劃建設的化纖廠，設計規模為年產粘膠纖維2萬噸，採取分兩期實施。第一期土建工程按照1萬噸規模設計，設備按照5000噸規模設計，投產後再籌資擴建5000噸設計能力，以達到年產1萬噸粘膠纖維的能力。

一種說法為，在當時的討論會上，西北國棉一廠時任廠長發表了比較尖銳的意見，和省上領導一心先建設工廠投入生產的想法不一致。這位廠長認為：這個化纖廠不上規模，必然虧損，這樣搞下去前景不妙。但陝西省政府出了個《會議紀要》，指出這個項目只有社會效益，沒有經濟效益；項目投產之後，如果遇到困難，省政府給予支持。

有了這個《會議紀要》的支持和保證，西北國棉一廠最終選擇上馬化纖分廠項目。

不過，在職工中還流傳著另一種版本，這種版本把化纖分廠的責任歸結為時任廠長投資失誤。

而這個化纖分廠後來的命運軌跡是這樣的：由於該項目從場地和公用工程布局上考慮了二期及後續工程因素，加之工程資金不到位，籌建期間建築材料價格飛漲、利率提高，導致建設周期長、投資費用過大，直接總投資達到2.36億元。其中除西北國棉一廠自籌的1000萬元外，其餘均為貸款和臨時高息借款，還包括向社會發債券本息4700萬元。化纖分廠試生產後，因流動資金嚴重不足，無力採購原材料，整個生產處於斷斷續續的半停頓狀態。另外，二期工程一直未續建，5000噸的生產能力與經濟規模相差較大，固定資產折舊負擔沉重，再加上市場發生變化，產品大幅跌價，化纖分廠虧損嚴重，無力償還基建貸款的本金和利息。化纖項目總債務近5億多元，先後由西北國棉一廠墊付了3.5億元，但仍背負著2.38億元的債務。當時，西北國棉一廠平均每個月需要為化纖分廠承擔的利息達到200多萬元。

應該說，在西北國棉一廠受化纖分廠拖累身陷泥潭之後，有關部門還是給了一定程度的幫助。

1995年12月26日，由當時的陝西省省長程安東主持召開的省政府常務會議決定：化纖分廠與西北國棉一廠正式分離。會議還決定，為促使化纖分廠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實現規模效益，責成工商銀行陝西分行儘快解決化纖分廠二期擴建工程所需資金和儘快解決化纖分廠所需的流動資金；化纖二期工程貸款由政府貼息，一期工程負債利息暫時不收，並決定化纖分廠未分離前所形成的債務，由分離后的化纖分廠承擔。

1996年1月，化纖分廠從西北國棉一廠分離出去，成立陝西興秦化纖廠，成為獨立法人單位。

但當時的西北國棉一廠領導並沒有因此感到樂觀。他們在有關會議上特別指出，西北國棉一廠的幹部與職工，務必要消除化纖和大廠分離大廠就走出困境的糊塗認識，要緊緊抓住這一契機，樹立多盈利、過緊日子的思想。

後來的事實也證明，這種認識是清醒的。當化纖廠成了一個無底洞之後，省政府的《會議紀要》落到實處的難度很大，化纖分廠和國棉一廠正式分離的舉措，也阻擋不住追債者的腳步。

1996年，紡織行業面臨鮮見的危機，減產壓錠。西北國棉一廠也一度變得極其脆弱，出現了建廠以來的首次虧損，虧損額高達3800萬元，相當於凈資產的近四成。

次年，隨著各方努力，紡織形勢好轉，但化纖債務仍如附骨之蛆，完全吞噬掉國棉一廠所有的利潤。

債主排隊上門，法院傳票頻飛，西北國棉一廠最終只能走上躲債之路。為了躲債，1998年，西北國棉一廠設立陝西風輪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這就是該廠的第一次改制。

當時，國棉一廠成立了體制改革領導小組和辦公室。體制改革領導小組從成立的那天起，在如何操作企業改制上認識是一致的：拿出西北國棉一廠的優質資產組建新的公司。

經過一番爭論，確定了成立股份公司的思路。然後，股份的構成、公司章程、成立時間也很快確定。

廠里對職工認購個人股有一個指導意見：普通職工3000股，一般幹部5000股，中層幹部7000股，廠領導9000股，退休職工也可以購買2000股。購買與否，取決於自願。

1998年1月24日上午9時，陝西風輪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創立大會暨第一次股東大會正式開始。董事會選舉張登社為董事長，聘請李樹生為總經理。

陝西風輪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由西北國棉一廠、陝西風輪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職工持股會等多家發起人共同發起設立。公司設置人民幣1元的股份總額6500萬股，均為記名式普通股，按面值認購，摺合人民幣6500萬元。其中西北國棉一廠以實物（主要是廠房和設備）、無形資產和貨幣摺合4000萬元投資，認購4000萬股，占股本的61.52%，股份公司職工持股會投資1950萬元，認購1950萬股，佔總股本的30%；陝西省紡織大元經銷公司、咸陽市棉煙麻公司、新疆匯通農工貿易總公司、陝西紡織工業技術裝備公司等4家社會法人單位投資70萬元，認購70萬股；社會自然人共出資480萬元，認購480萬股。

時任廠長張登社認為，1998年風輪公司的成立，除了設下一道債務“防火牆”的好處之外，更關鍵的是他們在最艱難的時刻，從職工手裡集資了2000萬元，重新組織生產。“我非常感謝當時我們廠的職工，在那樣一個寒冷的冬天，在亞洲金融危機影響深遠，化纖廠債務壓力巨大、政策不明朗的情況下，我們的全體幹部職工拿出了自己的血汗錢，來拯救我們的工廠。對於這個在生死關頭的工廠來說，此舉至關重要，起到了讓工廠起死回生的作用。”

1999年，西北國棉一廠進行了二次改制。這次的動作主要是風輪公司第二次資產重組：西北一棉以“等額資產配等額債務”的形式將持有的4000萬股國有股權轉讓給風輪公司職工持股會。至此，國有股從風輪公司退出。把風輪公司中具有西北國棉一廠所持有的具有國有性質的那4000萬股，以一廠的工資結餘和福利基金轉換為職工股。風輪公司買下了西北國棉一廠的設備。

時任廠長張登社曾解釋說，這樣做的理由是，風輪公司的債務“防火牆”出現漏洞了，西北國棉一廠所持風輪公司4000萬股的分紅也會被債權人截留。所以乾脆讓西北國棉一廠全面從風輪公司撤出。而這，也契合了當時“國退民進”的國企改革大形勢。

這又是一次以躲債為目的的改制。“估計當時我們的債權人也很無奈，覺得我們是無賴吧，但當時我們確實是沒有辦法。”張登社說。

不過，一個事實不可否認，西北國棉一廠在這次改制后完成了金蟬脫殼，造就了一個風輪公司有設備沒有人員，有廠房沒有土地，而西北國棉一廠則是沒有生產能力，只剩人員和子弟學校、職工醫院的奇特局面。“所以西北國棉一廠的負債率只會越來越高。以至於到現在破產時對外公布的負債率高達346.54%。”一位熟知西北國棉一廠情況的人士這樣告訴記者。

2003年，風輪公司和西北國棉一廠進行了第三次資產重組。西北一棉將剩餘的紗場生產經營性資產共5748萬元划轉給風輪公司，風輪公司同時承擔了西北一棉等額的債務。

西北國棉一廠最終也沒有擺脫掉化纖廠的拖累，終於還是被拖倒了。

趙夢桃是全國著名的勞動模範，“紡織戰線的一面紅旗”。作為中國二十世紀50年代紡織行業的代表，她創造了一套先進的清潔檢查操作法，並在陝西省全面推廣。趙夢桃195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黨的“八大”代表。她還曾於1956年、1959年先後在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和全國“群英會”上被授予全國先進生產者稱號。

趙夢桃是河南洛陽人，大哥被日寇抓去折磨致死，小妹妹在逃難中喪生，父親1948年因貧病去世。趙夢桃和母親逃荒到了陝西蔡家坡。1951年11月26日，趙夢桃16歲，進入正在建設中的西北國棉一廠，為細紗乙班四組值車工。1952年西北國棉一廠正式投產後，趙夢桃以學習好、技術好、覺悟高、有威信，被選為細紗乙班四組第一任工會組長。

這位舊社會的苦命丫頭，用柔弱的身體在細紗車間拚命干、下苦幹，來報答共產黨的恩情。趙夢桃的感恩過程，展示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后第一代產業工人的精神風貌，成為中國紡織工人的一面旗幟，被譽為優秀共產黨員、模範共青團員、先進工人的典範。

1963年，這位全國勞動模範因病去世，年僅28歲。1963年，趙夢桃病逝前不久，陝西省人民委員會決定把她所在的小組命名為“趙夢桃小組”。

吳桂賢是以“趙夢桃小組”黨小組長的身份，走上了中國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大舞台，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位工人出身的女副總理。

吳桂賢是河南鞏縣人，同樣是兒時逃荒到了陝西咸陽。1951年，西北國棉一廠招工，吳桂賢只有13歲，她在面試時，一口咬定自己是16歲。待各項考試都結束后，卻又泄了只有13歲的底，差點被拒之門外。吳桂賢和幾個差不多大的孩子哭著不肯走，工廠只好收下。

吳桂賢剛進廠時，和趙夢桃在一個組。1953年翟福蘭進廠，她已經被調走。1958年，吳桂賢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趙夢桃病重住院，吳桂賢又被調回來，任“趙夢桃小組”黨小組長。

這個當初被破例招進西北國棉一廠的“童工”，此後竟然一路做到了國務院副總理。

“文革”期間，吳桂賢被評為“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1968年後，她先後擔任西北國棉一廠革命委員會委員、主任，咸陽市革委會副主任，陝西省革委會委員、常委。1969年，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委員。後任中共陝西省委副書記。1973年中共十大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還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4年9月奉調中央，以代表工人階級、補充新鮮血液名義，被安排任國務院副總理，分管工、青、婦群團組織和衛生部、紡織部、一輕部、二輕部工作。1977年9月，吳桂賢申請辭去副總理職務，同年經中共中央批准回到了西北國棉一廠。

1988年，吳桂賢受邀南下深圳，任深圳鴻華印染廠負責生產的副總經理，1989年任深圳外貿集團公司紡織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1993年組建並任深圳外貿集團、進出口公司工會主席。1994年退休，擔任深圳市振興陝西促進會會長，專職於公益事業。

翟福蘭1942年隨家人從河南新密逃荒到了陝西三原。1953年，她考到西北國棉一廠。

翟福蘭的人生，自然沒有吳桂賢那樣波瀾壯闊、風起雲湧，但也在相對平靜的環境中，做出了不平凡的業績。

從1956年開始，翟福蘭年年被評為廠先進工作者。1972年起，連續九年被評為廠級標兵；1978年被中紡部授予全國紡織勞動模範稱號。1979年被授予陝西省勞動模範稱號，同年被國務院授予全國勞動模範稱號。翟福蘭還當選過省委委員。

吳桂賢去中央以後，王西京擔任趙夢桃小組組長，翟福蘭後來接了王西京的班，成為趙夢桃小組組長。西北國棉一廠廠志中稱：截至1981年，翟福蘭進廠28年完成了33年的生產任務，增產節約多達217622元，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了顯著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