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元吉

1910年4月，湖南發生饑民搶米風潮，官府派兵鎮壓，長沙全市罷工。湖南革命黨人焦達峰給湖北革命黨人黃申薌的書信約定，湖北、湖南同時起義。黃申薌收信后，立即與自己信得過的黃元吉、查光佛、吳王佐、湯行健、丁仁傑、江炳靈等人密謀，打算成立臨時軍政部，以便起義時統一調度指揮。后因搶米風潮平息，焦達峰停止了攻打長沙的行動。武昌新軍準備起義的消息也傳播開來，清政府大肆逮捕革命同志，黃申薌、湯行健等人逃到上海教堂避難，湖北的起義也被迫取消。黃元吉因為身份尚未暴露，仍然留在軍中伺機行動。

1911年10月9日，黃元吉、鄧炳三、楊玉如、馬驥雲等20餘人密議當晚9時起義，決定以壇角工程隊舉火為號，以營中原有白三角巾捆左手為暗記。隨後，黃元吉直趨武昌小朝街82號，與蔣翊武、劉復基、彭楚藩、蔡大輔、徐達明、王華國等會晤，然後到千家街楊洪勝處告以消息；再找到測繪學堂方興、第三十一標趙又雲、陳獻斌等，叮囑他們做好起義準備。不料，湖廣總督瑞澄突然調來巡防營、警察隊、消防營、守衛隊、巡警教練隊，分佈各街巷，以10人為一班，儘力巡查，異常嚴密。這一夜不僅沒有集合的機會，各革命機關也同時被破壞，彭楚藩、劉復基、楊洪勝被捕就義。壇角工程隊雖然點了火，卻沒有人響應。

1911年10月10日上午九時，黃元吉從後山到胭脂巷附近，遇到胡祖舜，相互之間不敢說話。胡見黃的神情后，尾隨黃到一偏僻處。經商議，黃元吉到第三十一標一營通知趙又雲及各同志，並囑咐趙通知測繪學堂的方興等，然後黃出城到南湖與陳子龍等接洽，告訴陳當天下午吹下操號時發動起義。當時盛傳孫中山派了幾千革命黨人到武漢，槍支、子彈、炸彈很多，瑞澄聽后非常害怕，下令全城戒嚴，命令各軍營士兵不準相互走動，不準接待客人。原定當天吹下操號時起義，但因當日各種號都沒吹，只好改為第三十一標舉火為起義暗號。商議妥后，黃元吉四處通知革命同志，讓他們為起義作好準備。

1911年10月19日，起義軍與清軍在灄口、三道橋一帶的七里河對攻。下午，起義軍的炮彈擊中清軍運兵車頭，同時，灄口一帶的草房也被擊中起火，清軍大亂。3時許，起義軍攻過灄口及戴家山一帶，清軍向孝感潰退。黃元吉等人力主乘勝追擊，或在灄口、戴家山一帶設防。臨時指揮官何錫藩不聽，且退兵到劉家廟、造紙廠一帶。隨後，何以生病為由不再擔任臨時指揮官。黎元洪不顧眾人反對，委任張景良為臨時總指揮。張景良原為張彪部下統帶，心懷異圖。張到任后，消極怠工，不發作戰命令。而敵人卻爭分奪秒在灄口、戴家山一帶布防，在三道橋口架設機槍，儘力死守待援。

1911年10月25日，黃元吉等奉命率敢死隊佔領灄口、戴家山一帶，拂曉向三道橋搜索前進，第二標統帶謝元愷率部向戴家山一帶涉水前進，並同時向清軍發起進攻。因為清軍在三道橋口架設了機槍，所以衝鋒數次都攻不下來，雙方在三道橋的七里河一帶相峙。1911年10月27日，馮國璋、段祺瑞率清廷援軍分三路向起義軍進攻，起義軍因為臨時總指揮張景良錯誤指揮，損失慘重，相繼潰退到諶家磯、大智門一帶。1911年10月31日，漢口完全失守。馮國璋縱火焚燒漢口3天，燒毀數千民宅。雖然清軍在戰爭中暫時佔了優勢，但已完全喪失了人心，人們爭相支援起義軍，各省紛紛宣布獨立，加上袁世凱不斷給清廷施壓，1911年12月2日早上8時，清廷宣布停戰，並派代表南下議和。

議和成功后，孫武個人權力慾望惡性膨脹，自認為在湖北革命軍中資深且富於智謀，卻沒有得到重用。他鄙視舊日革命同志，並於1912年1月在上海召集一批失意軍官如張振武、孫發緒、藍天蔚、王正廷、朱瑞、石星川、夏占奎等組成民社，以黎元洪作為民社的後盾，並在武昌成立以“擁黎（元洪）反孫（中山）”為目的的民社分社，命令黃元吉把統領職務交給夏占奎。於是，黃元吉與孫武產生了矛盾。2月27日，黃申薌、向海潛等策動“倒孫事件”（即武昌二次革命），黃元吉、李基鴻等人積極參與。此前，孫武聽到風聲，已經避到漢口。后經調解，孫武發出退職宣言。

1913年，北京稽勛局敘首義之功，黃元吉名列甲種。之後，1915年“討袁”及1917年“護法”，黃都挺身而出。1927年，革命轉入低潮，他仍率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從事農運工作，一度被捕入獄。1938年，武漢失守，他深感難以自保，遂組織地方武裝，參加抗日游擊隊。1941年3月，黃元吉當選為應城縣抗日民主參議會議長和鄂豫邊區參議員。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軍隊進駐湖區，黃為地方安全努力調停。1949年2月，黃元吉被國民黨軍隊槍殺。生前撰有《革命烈士傳》、《祝炳奎傳》、《吳王佐傳》及《湯行健事略》等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