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堂

李玉堂，字瑤階，1899年生於山東省廣饒縣大王鎮大王橋一個地主家庭。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老三。

李玉堂7歲那年入本村私塾讀書，15歲到廣饒縣第二區振華高等小學學習，畢業后，考入山東省工業專門學校。在讀書之際，李玉堂親眼目睹社會紊亂、軍閥混戰、苛捐雜稅多如牛毛、父老鄉親怨聲載道、民不聊生的社會慘狀。這激發了李玉堂的愛國熱忱。

李玉堂的家鄉——大王橋村地處益、壽、臨、廣交界處，交通便利，城鄉信息溝通，新文化傳播較早。李玉堂為尋求拯救國家、拯救民族的道路，於1921年由親朋介紹到了閻錫山部下當兵。在當兵期間，他親眼看到閻內部勾心鬥角，爭權奪利，虐待士兵等腐敗現象，心懷義憤，在閻錫山部只當了半年兵就逃回了老家。

1923年冬，回鄉省親，得知了領導南方革命政府的孫文正在籌備軍校培養革命軍官的消息，便與賦閑在家的堂弟李延年等人商量投考軍校事宜。為了能順利考入軍校，一個月後，他們在國民黨員王樂平、延瑞祺的介紹下秘密加入中國國民黨。同年3月又在王、延兩人的推薦下與同縣的項傳遠、李殿春等友人投考黃埔軍校。當一行人在濟南轉車時，又結識了同樣要南下投考軍校的李仙洲、王叔銘等人，於是又結為一隊南下上海參加初試。李玉堂、李延年、李仙洲三人後來成為國民革命軍中的高級將領，並被同學們譽為“山東三李”聞名全軍。

1924年4月，一行十五人在上海參加初試，李玉堂由於從小受到的良好教育以及曾在舊軍隊中受到鍛煉的強健體格而得以順利通過初試。但同行的十五人中卻有五人被淘汰，通過初試的十人則乘船繼續南下，並在廣州通過複試后成為了黃埔軍校第一期的學員，李玉堂和李延年兩人同在第二隊學習。在校期間，李參加了孫文主義學會，與共產黨員組織的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爭鋒相對。經過六個多月的緊張學習后，李玉堂順利畢業，被分配到新成立的軍校教導第1團（團長何應欽）第2營（營長陳繼承）擔任少尉見習官，繼升中尉排長。

1925年2月，隨教導第1團參加了討伐陳炯明叛軍的東征之役。3月12日，孫文在北京逝世，革命大旗隕落，南方政府麾下各派軍隊之間爭權奪利愈加紛繁。4月13日，黃埔軍校的三個教導團合編為黨軍第1旅（旅長何應欽），李仍任原職。4月28日，楊希閔、劉震寰兩部又告叛變，並佔領廣州，於是參加東征的軍校教導團又回師平叛。一周后，楊、劉叛亂就被平息了。5月，黨軍第1旅改稱黨軍第1師（師長何應欽），李玉堂改編時被調往第2團（團長沈應時），並提升為上尉連長。8月26日，黨軍第1師改稱國民革命軍第1師，李玉堂繼續在第2團擔任連長。同年10月，李玉堂隨部參加第二次東征。在第1師收復惠州的戰鬥時，李玉堂自願擔任攻城敢死隊隊長，在作戰時身先士卒，終將軍旗插上惠州城頭，為收復惠州立下了汗馬之勞。戰後，他被提升為第2團（團長金佛庄）第2營少校營長。

1926年3月，他還被選舉為孫文主義學會惠州分會組織委員。

1926年6月22日，所在的第2團（團長倪弼）召開黨部執行委員改組會議。會中，他被推選為候補委員。同月，李玉堂營作為第1師的預備隊隨軍北伐。當第1師於10月攻至南昌時，遭到了守軍的頑強抵抗，第1師由於師長王柏齡指揮作戰不利而損失慘重，李玉堂也在這次戰鬥中負傷被送往後方醫治。當國民革命軍再一次攻打南昌時，李玉堂卻無緣參加了。

1915年袁世凱在北京稱帝后，李玉堂投入到閻撫塵組織學生營參加討袁戰役。

1916年袁世凱病逝，學生營也隨之解散。李返回家鄉，並在一年後考入了濟南公立工業學校，就讀於金工科甲等班。

1919年五四運動時，他積極參加外交後援會，作為山東後援會的代表在家鄉領導集會帶頭銷毀日貨，併當眾咬破手指，用鮮血寫下“良心救國”四字標語，以示愛國決心。經過四年苦讀本想有一番作為的李玉堂，在感受到國家遭到歐美日列強的欺凌、以及國內戰亂不段的殘破景象后，決定投筆從戎。於是他在1921年投入了山西軍士教育團受訓，結業后充任晉軍炮兵隊上士班長、准尉司書等職。

1924年，李玉堂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后，分配到國民革命軍陸軍一師二團任見習官，因作戰英勇，后連續升任排長、連長、營長、團長、旅長、師長。抗日戰爭爆發后，李玉堂被任命為國民黨陸軍第八軍軍長，駐守江西。

1939年，率部在武寧附近的棺材山阻擊日軍，死守陣地，全軍立戰功，國民黨抗戰總部授予李玉堂部“泰山軍”稱號。不久，該部改為第十軍，李仍任軍長，奉命駐守長沙。

1939年10月—1942年1月，日軍集結兵力，三次進犯長沙，李玉堂率部給予沉重打擊，取得抗戰史上聞名中外的三次長沙大捷。此後，李玉堂先後任第二十七集團軍副總司令、總司令、第十綏靖區司令官、海南防衛副總司令、第一路軍司令官兼三十二軍軍長等職。駐海南期間，中共通過關係策反李玉堂，李接受共產黨的條件舉行起義。因交通中斷，李玉堂未能及時接到中共關於起義的指示，解放軍已佔領海南島，李玉堂即隨國民黨軍隊撤往台灣。后因叛徒出賣，1951年2月5日李玉堂被國民黨當局殺害於台北碧潭。

1983年，經山東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認李玉堂為革命烈士。

隨著寧漢對立局面的產生，北伐被迫中止。

1927年6月，蔣中正的南京國民政府在繼武漢國民政府北伐之後決定繼續北伐，李玉堂於此時傷愈歸隊。

8月6日，第1師在南京召開師黨部重新組織會議，李玉堂被選舉為常務委員。

同年8月，孫傳芳以劉士林為總指揮對國民革命軍實施反攻，雙方在龍潭展開激烈戰鬥。是役，李玉堂率部奮勇作戰，一舉突破敵軍陣地，直插劉士林的司令部，劉得知后僅帶幾名衛士倉皇出逃。戰後，第1師副師長鬍宗南辭去了第2團團長的兼職，並以李玉堂作戰有功，推薦其接任團長。同時，他還獲得了一塊“智仁勇”銀盾的獎賞。

11月，李玉堂又隨部擊潰了直魯聯軍的鐵甲車隊，並率先進入津浦線重鎮——蚌埠。

1928年1月，寧漢合流。

4月，國民革命軍在總司令蔣介石的統一指揮下開始第三期北伐。李玉堂隨部攻入魯南，並策應友軍攻佔濟南，協助主力部隊驅逐直魯聯軍，取得了北伐的決定性勝利。年底，奉軍首領張學良通電擁護統一，全國在形式上終於得到統一了，李玉堂的革命理想似乎也已經得到了實現。

同年8月，國民政府鑒於北伐已經取得基本成功，便對所屬部隊實施編遣。在編遣會議召開之後，李玉堂所在的第1師被縮編為第9師（師長蔣鼎文）第25旅（旅長甘麗初），他被任命為第50團上校團長，旋又調任第3師（師長錢大鈞）第8旅（旅長蔡熙盛），擔任上校副旅長。

1929年1月，蔣中正暗訪蘇州駐軍第3師時，發現多名主官擅離職守，勃然大怒之下將該師團以上正職軍官全部撤職，其他涉及人員嚴厲處罰。李玉堂因是副職，出事時又正巧在辦公室值勤，得以免責，並接替了第8旅少將旅長（轄許永相第15團、曾國民第16團）一職。

3月18日，黃埔軍校同學會召開第二次全體代表大會，李玉堂被選舉為監察委員。

6月，第3師改編為兩旅六團制師，李玉堂仍任第8旅少將旅長（轄李仙洲第13團、胡素第14團、許永相第15團）。時第3師內部對新上任的師長毛炳文持反對態度，理由是毛並非黃埔教官，無權指揮黃埔生。這些反對軍官中，以旅長李玉堂和團長蔣超雄最為突出。最終軍委會將毛炳文調離，以第3師副師長陳繼承接任師長，才將事件平息。

1929年11月粵桂戰爭爆發時，李玉堂旅由徐州南下廣東支援粵軍作戰，曾指揮所部在三水地區阻擊桂軍的連續進攻，受到了師長陳繼承的嘉獎。

12月，第8旅開赴蘇州休整。時石友三之第13路軍在南京浦口兵變，而李玉堂的第8旅正經過南京，聞知此事，立即投入戰鬥，迫使石之叛軍北上，解除了南京之危。

1930年3月，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結成聯盟。南京政府為了防備這些地方實力派，命第3師回駐徐州，穩定蘇省局面。一個月後，第3師又奉命開赴豫東進攻與閻、馮聯繫密切的孫殿英部。

3月21日，李玉堂的第8旅猛烈進攻孫部據守的馬牧集陣地，經三日激戰擊潰孫部，佔領歸德。

同年5月中原大戰爆發，李玉堂又率領第8旅由碭山向西進攻，在隴海路與反蔣軍作戰。

7月，轉移至津浦路作戰。

9月，因所部損失過重被調為預備隊。

10月戰事結束，第8旅開赴武昌南湖休整。由於在中原大戰期間阻敵有功，李玉堂於1931年2月28日獲頒四等寶鼎章。

1931年2月，李玉堂隨部入贛，由鷹潭南下，曾在廣昌、興國一線與紅軍交戰，但是隨著幾次圍剿的失利，第3師往往都是無功而返。

同年9月，第8旅移防洛陽。

1932年5月18日，李玉堂升任第3師中將師長（轄許永相第8旅、李仙洲第9旅）。

同年7月，率部參加對紅軍鄂豫皖蘇區的第四次進攻。8月中旬，紅軍在黃安地區對第10師、第89師等部反擊，李玉堂的第3師奉命增援，先後突破紅四方面軍獨2師、獨1師等部防禦陣地，在七里坪地區與紅四方面軍主力接觸。經過七天激烈戰，迫使紅軍後撤。隨後第3師經宣化店北上，配合北線友軍會攻紅軍鄂豫皖根據地政治中心——新集，並於9月9日攻佔該地。

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放棄根據地南下后，李玉堂率領第3師留在鄂豫皖地區擔負地方綏靖任務。

1933年11月，駐防福建的第19路軍發動“閩變”自組政府，第3師奉命由贛東入閩平變。李玉堂於12月18日率領所部進入閩北地區，次年1月8日在水口擊潰譚啟秀軍，並沿建甌、古田、閩清公路尾隨追擊，16日進佔福州。兩天後，第3師在馬尾乘船，在海軍的掩護下由廈門登陸直取漳州。經三天激戰，擊潰守軍第19路軍特務團，先後佔領漳州、同安、安溪。“閩變”平息后，李玉堂又奉調入贛參加對紅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

1934年5月，第3師進駐江西黎川，旋又調回到福建連城負責修建碉堡和公路。

8月，為了配合北路友軍對紅軍的進攻，第3師奉命進攻長汀，但是遭到紅24師周建屏的頑強抵抗，激戰數十天後推進至朋口。

9月10日，李玉堂以所屬第8旅向溫坊方向推進，未料第8旅在佔領目標后疏於防範，遭到朱德指揮的紅一軍團、紅九軍團主力圍攻，李玉堂聞訊后自覺解圍力量不足，便緊急向上級發出求援電，第8旅殘部終於在友軍的增援下突出重圍。第3師的這次失利，間接導致了東路軍的攻勢被迫停止，（溫坊戰鬥）後來直到紅軍放棄中央蘇區后，國軍才佔領長汀。這次失利，第8旅旅長許永相被判死刑，李玉堂受到了撤職留任的處分，並且改支上校薪給。

中央紅軍被迫長征后，第3師調往閩西地區擔負地方綏靖任務。

1935年4月13日，李玉堂被敘任為陸軍少將。此後第3師奉命入粵監視陳濟棠第1集團軍的動向。

同年10月，第3師按調整師編製改組，並裝備大量新式武器，使該師戰鬥力大幅度提升。

1936年1月1日，李玉堂獲頒三等寶鼎勳章。同年兩廣發動“六一事變”，旋被中央政府軟硬兼施予以敉平，陳濟棠的勢力土崩瓦解。第3師在解除了監視任務后便開赴江西宜春、袁州整訓。

10月5日，李玉堂被晉任為陸軍中將。11月12日又獲頒四等雲麾勳章。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第3師奉調上海參戰。

10月初，李玉堂指揮先頭部隊抵達戰場后暫駐江灣。是月中旬，投入大場地區阻擊日軍，激戰十餘日因損失過重奉命退守蘇州河南岸。

11月調往虹橋機場至七寶鎮一線構築防禦工事，後撤往蘇州以北集結。國軍放棄上海時，第3師又被調往同里至車坊一線布防以戰區掩護主力撤退，在完成任務后開赴漢口整補。

1938年4月，第3師調往徐州戰場，被配置在碭山、商丘、蘭封一線擔負警戒任務。

5月在邳縣以東、郯城西南地區阻擊日軍。徐州會戰失利后，李玉堂奉命配合友軍於方頭山等地阻擊日軍，為戰區主力後撤爭取時間，李在完成任務後撤往渦陽。

1938年6月8日，李玉堂升任第8軍軍長（副軍長趙定昌，參謀長吳琅，轄趙錫田第3師、陳明仁預備第2師、趙定昌預備第11師），率部參加武漢會戰。第8軍中，第3師為李的基本部隊，預備第2師原為貴州省的三個保安團，預備第11師則是以在淞滬會戰中遭受重創第33師殘部改編而成。是以第8軍名為三師制甲種軍，但僅第3師有戰鬥力，預備第2師既未上過戰場，又缺少訓練，預備第11師又因原先老兵損失殆盡，新兵過多，與預2師幾無差別。李玉堂就是帶著這樣一支部隊投入到武漢會戰中的。

武漢會戰開始后，第8軍被編入張發奎第2兵團序列，並奉命開赴江西星子至九江一線的沿湖地區構築防禦工事。部隊進入預定地區后，張發奎命令該軍配屬第29軍團，由軍團長李漢魂負責指揮，並將第15師配屬給李玉堂軍使用。

7月23日凌晨，日軍第11軍波田支隊在海軍第11戰隊的掩護下對預備第11師據守的鄱陽湖陣地發起進攻。由於預11師成立不久，湖岸守軍玩忽職守，致日軍在發起登陸時根本沒有察覺，等到日軍先頭部隊佔領登陸點后，第8軍副軍長兼師長趙定昌才發現情況危急，該師張文美營已在半小時內全部被殲，隨即投入戰鬥的預備隊不進反退，致軍心渙散，預11師陣地有隨時被日軍突破的危險。李玉堂得知預11師陣地受到威脅后，急忙命令第15師前往增援，使預11師在午後擋住了日軍的第一波進攻。但預11師此時堅持在陣地者不足500餘人，李玉堂請示上級將該師撤到星子休整，其所留防務由友軍第128師接替。

7月24日凌晨，李玉堂在接到張發奎的反攻命令后，以預2師擔負第8軍全線防務，以第3師擔負作戰任務。該師師長趙錫田不負重望，率先進佔鴉雀山，策應第27軍團主力對日軍波田支隊的進攻。但日軍在得到第106師團主力增援之後，進攻部隊逐漸不支，張發奎見殲滅日軍的計劃已不可能實現，便命令參戰各部改攻為守，其中第8軍的第3師奉命堅守鴉雀山陣地，以掩護第27軍團側翼。

25日10時許，日軍波田支隊開始進攻鴉雀山左側背陣地，守軍第3師工兵營雖在營長譚鎮濱的指揮下頑強阻擊，但損失過重，不支後撤。李玉堂急忙命令師長趙錫田急忙投入第13團實施反擊，但仍無濟於事。此時，友軍第128師防守疏忽，被日軍偷襲得逞，第27軍團后側受到嚴重威脅。張發奎見繼續堅持已屬無意，便下達了撤退的命令。這一決定最終造成了九江失守的被動局面。戰後軍委會追究責任，認為九江之敗，主要因為李玉堂所屬預11師警戒不力，致日軍登陸成功。是以趙定昌被撤職查辦，預備第11師番號也被撤消。九江淪陷后，第8軍撤到武寧地區繼續擔負阻擊日軍的任務。此時預2師調回貴州，李玉堂僅能指揮第3師和臨時配屬的第15師抵禦日軍，至9月13日奉命將防務交由第4軍接替后開赴平江整訓。此時第15師脫離指揮，另調新成立的第197師（師長丁炳權）編入第8軍序列。

1939年2月日軍對南昌發起進攻，第8軍在武寧以北之橫路附近阻擊日軍。

3月20日，日軍第6師團一部對第8軍陣地發起猛烈進攻。李玉堂指揮所部在友軍第73軍的配合之下堅決抵抗，使日軍進展極其緩慢。第8軍堅持到28日後因傷亡過半，奉命將防務交由第72軍接替，后調整補。一天後，武寧淪陷。此後李玉堂指揮第8軍與日軍對峙在修水河沿岸達一年之久。第一次長沙會戰時，李玉堂指揮第8軍一度配合戰區主力投入反攻。

1940年4月，軍政部決定將第8軍、第10軍合併整編，並準備派遣入緬作戰。5月6日，李玉堂就任合併后的第10軍軍長（副軍長趙錫田，參謀長蔡雨時，轄趙錫田第3師、余錦源第190師、方先覺預備第10師），率部移往沅陵、桃源整訓。但是隨著遠征軍在緬甸的失利，第10軍入緬的任務亦隨之取消，但仍受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併入列為戰略預備軍。

1941年9月，第二次長沙會戰。當時軍委會將第10軍調歸第9戰區直轄，並擬令該軍擔負長沙防務。但第9戰區司令長官薛岳為了在金井至粵漢鐵路東西之線與日軍展開決戰，便先行命令第10軍開赴高橋、金井、福臨鋪一線構築防禦工事。李玉堂接到命令於9月23日抵達既定陣地后，將軍部定在劍山將軍壩。

9月24日，第10軍先後遭到日軍第3師團主力、第6師團和第40師團各一部的猛烈進攻，經兩晝夜激戰，第10軍的福臨鋪、金井陣地被先後突破，所屬第3師損失慘重，第190師副師長賴傳湘殉國。李玉堂被迫放棄陣地率部撤往撈刀河以南的榔梨市收容整頓。隨後將收容后第10軍部署在長沙外圍的東山、瀏陽河、撈刀河一線，利用地理優勢阻擊日軍四晝夜，終於堅持到援軍趕至將日軍擊退。戰後，戰區長官部追究金井丟失的責任，李玉堂遭到撤職處分並調戰區長官部服務。

李玉堂被撤職的消息傳開后遭到了第10軍官兵的強烈抗議，他們一致認為第10軍在第二次長沙會戰中是有功的部隊，就算不嘉獎，但也不應該把他們的軍長撤職。另一方面，接到第10軍軍長委任狀的鐘彬在了解到第10軍的現狀以及同情一期老同學的情況下，也借故推遲上任時間，這使得第10軍一時間成了一支沒有軍長的隊伍。

1941年12月，日軍集結重兵發動第三次長沙會戰，而負責長沙警備任務的第10軍到現在還沒有軍長。於是第9戰區司令長官薛岳決定讓仍住長沙的李玉堂復出，承擔起指揮第10軍的責任。李玉堂自從被撤職后，感到上級對他的不公，雖然第10軍剛上戰場就被日軍突破陣地，但是最終還是在長沙外圍擋住了日軍的進攻。此次慘遭撤職，是怎麼也想不通的，於是他在沒有辦理完交接手續的情況就回家閉門謝客了。

薛岳請他復出，李玉堂並不買這位戰區司令長官的面子，仍舊不為所動。直到蔣中正親自給李玉堂通電話后，才使他重新擔負起指揮第10軍防守長沙的擔子。根據曾經在第10軍服務的蔣鴻熙回憶，這通電話的內容如下：“（蔣）：你是第十軍軍長李玉堂嗎？（李）：報告委座，是的！（蔣）：你是黃埔一期學生嗎？（李）：報告校長，是的。（蔣）：那好了，那麼長沙交給你了。”隨後電話掛斷。蔣中正簡單的幾句話，包含著處分的解除和校長的信任，既堅定了李玉堂的守城決心，也成就了其一生戎馬生涯的最高峰。

12月30日，李玉堂重返軍部視事，並制訂保衛長沙的作戰計劃，召開新聞發布會公開表示願與長沙城共存亡。

1942年1月1日，日軍第3師團集中優勢兵力，猛攻長沙，遭到第10軍官兵奮勇抗擊。該軍所屬三個師的師長皆離開指揮所親臨前線，如第3師師長周慶祥在天心閣、第190師師長朱岳在興漢門、預備第10師師長方先覺在南門分別督戰。

1月3日，日軍第11軍司令官阿南惟畿又投入第6師團進攻北門至東門地段，第3師團則縮小戰線主攻東門至南門地段，雖然兵力增加一倍，但仍無任何進展。隨著外線國軍相繼投入反攻階段，阿南惟畿於1月4日夜間被迫下令撤退。

進攻長沙的日軍被迫後撤，沿途又遭到各路國軍的阻擊以及第10軍的追擊，日軍高級軍官多名負傷，中國軍隊取得了抗戰史上聞名中外的第三次長沙大捷。會戰結束后，軍委會向第10軍頒發“泰山軍”的榮譽稱號，其所屬三個師也分別頒授“榮譽”旗。1月24日，李玉堂被提升為第27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10軍軍長，並被國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勳章，成為了該勳章的第95位獲得者。同年3月，李玉堂辭去第10軍軍長兼職，專任第27集團軍副總司令。

1943年11月，第9戰區以第10軍、第99軍組成的一個兵團，由李玉堂兼任兵團長參加常德會戰。

11月25日，日軍圍攻常德，李玉堂兵團奉命為常德守軍解圍。

11月30日，第10軍向德山拚命進攻，但是遭到日軍阻擊部隊的有利反擊，在傷亡慘重的情況下進展卻極為有限，預10師師長孫明瑾於率部突進時陣亡，僅第3師第7團在師長周慶祥的親自督促下鑽空隙突進至南站，但是不久也被日軍擊退。常德守軍見援軍遲遲不到，便於12月3日開始突圍向德山友軍靠攏。同日常德淪陷，李玉堂最終沒能解常德之圍。

1944年5月，李玉堂又奉命指揮第10、第46、第62三個軍參加長衡會戰中的衡陽地區戰鬥。當他的老部隊第10軍在衡陽苦苦支撐時，李玉堂也數次急催第46、62兩個軍馳援。為救第10軍，李玉堂甚至進駐第62軍軍部，監督該軍的解圍作戰。即便如此，各路援軍進展仍十分緩慢。8月8日，第10軍殘部在外無援軍，內無糧彈的艱難情況下，傷亡殆盡，殘部皆被日軍俘虜，衡陽隨之淪陷。衡陽以及第10軍的結局使李玉堂痛心不已，為承擔責任，他在會戰結束后提請辭職，但是沒有得到批准。

1944年12月27日，李玉堂調升為臨時編組的第36集團軍總司令（副總司令劉祖舜、方先覺，參謀長張震中，轄周士冕第27軍、謝輔三暫編第4軍）。時隔一月，第36集團軍被撤消番號，李玉堂於1945年2月調回第27集團軍（副總司令楊漢域、丁治磐，參謀長晏子風，轄楊幹才第20軍、丁治磐第26軍）擔任總司令一職。對於這一職務，李玉堂還是比較滿意的，這個集團軍雖然不是中央軍系統的部隊，但是李在這個集團軍當過多年的副總司令，在指揮作戰時必能駕輕就熟。

同年5月，國軍在廣西投入反攻，李玉堂指揮第27集團軍奉命參戰，並於7月28日收復廣西重鎮——桂林。抗日戰爭勝利后，李玉堂率部留駐廣西。李玉堂在抗日戰爭的貢獻使他在戰後分別獲得了忠勤勳章（1945年10月10日）和勝利勳章（1946年5月5日）。

1945年10月，第7綏靖區在湖北大治成立，李玉堂率部開赴鄂東地區接受綏靖區司令官王陵基的指揮。1946年5月，第27集團軍整編為第24軍，李玉堂改任整編第24軍軍長（副軍長楊漢域、方先覺，轄楊幹才整20師、馬勵武整26師、傅翼整72師、方先覺整88師）。國共和談破裂后，李玉堂的整24軍率先加入到圍攻中原新四軍第5師的戰鬥中，其中整72師更是緊緊追擊向西突圍的新四軍。新四軍第5師主力突圍成功后，整24軍主力留在鄂豫皖三省交界處清剿殘留新四軍游擊部隊。但是隨著整26師、整72師和整88師的陸續調離，李玉堂只能依靠一個整20師來維持地方治安了。

1947年3月，李玉堂升任徐（州）兗（州）綏靖區司令官兼整24軍軍長。徐兗綏靖區名為負責徐州至兗州一線的治安，保障津浦鐵路濟寧——徐州段和南陽湖、昭陽湖、微山湖的水運線，而實際上李玉堂只對兗州地區負責。地區雖小，但李玉堂手頭上僅有的一個正規軍——整編第20師卻在這個時候被國防部撥給鄭州綏靖公署直接指揮了，而新歸屬指揮的傘兵總隊也僅是名義上的隸屬關係，這些情況使得只能指揮兩個保安團的李玉堂頭疼不已。自從內戰全面爆發以來，李玉堂手上的三個整編師都陸續脫離了他的指揮，使李幾乎成了一個空頭司令。他雖然數次請求原部歸建，或者另調部隊由他指揮，但是都沒有引起國防部的重視。

1947年12月，徐兗綏靖區司令部和整24軍軍部正式並編為第10綏靖區，李玉堂改任第10綏靖區司令官（副司令官楊漢域，參謀長蕭圭田），這個時候他所能指揮的只有山東保安第3旅和一些縣區保安部隊。

1948年4月，國軍在膠濟路上的重要城鎮濰縣、周村相繼失守，濟南、青島兩個重點防禦城市之間的聯繫被切斷。隨後，解放軍的注意力又轉移到擊破津浦路，分割濟南、徐州兩座城市上。李玉堂掌握相關情報后，立即命令部隊積極備戰，挖掘戰壕，修築城防工事。同時李玉堂再電國防部求援，終於盼來了整編第12軍（軍長霍守義）這支部隊。李玉堂在有了正規軍后似乎有了底氣，企圖依靠整12軍和地方保安團隊共約兩萬八千餘人來堅守兗州。

欲保住兗州，必先守住曲阜，於是李玉堂派遣整12軍所屬第111旅的兩個團前往接防。但是當111旅旅長孫煥彩率部抵達曲阜時，卻發現迎接他們是解放軍的槍炮，原來曲阜此時已被解放軍團團包圍。孫煥彩帶著部隊退回兗州后，李玉堂命令該旅再次出戰，勢解曲阜之圍，結果孫旅在遭到解放軍打援部隊的重創后再次退回了兗州。6月11日曲阜被解放軍攻陷。至20日，兗州已被解放軍全部包圍，李玉堂只能困守以待援軍。

1948年7月1日，解放軍開始攻擊兗州外圍。李玉堂將守備重點放在西關，在經過反覆爭奪之後，西關守軍於7月7日被殲滅殆盡。至此，兗州外圍盡失。12日下午17時，解放軍發動總攻，李玉堂在城內指揮所屬殘部拚死抵抗，三小時后城防被突破。李玉堂指揮殘部進行巷戰，堅持至13日中午，退據城東。下午三時許，整12軍軍長霍守義商請突圍，李玉堂見勢不可為，同意了霍的要求，並下達了突圍命令。李玉堂自率領保安旅殘部向徐州突圍，霍守義率整12軍殘部向濟寧突圍。兩路突圍部隊結果被先後擊破，李、霍兩人皆成為了解放軍的俘虜。

被俘后的李玉堂因冒充士兵而沒被發現，之後在解放軍押解俘虜后移時乘機逃脫，沿途又化裝成農民，潛入微山湖中一個村莊內躲藏，隨後又在當地一名漁夫的幫助下到了臨城，繼而坐火車抵達徐州。然而等待他的卻不是撫慰，而是國防部頒布“永不敘用”的撤查令。這位戎馬二十八年的抗戰名將遭此變故，也只能無奈的避居於上海。

1949年2月蔣中正宣布下野，李玉堂認為復出的機會來臨了。他首先在廣東省政府主席薛岳的部下充當高級參議。11月又被任命為海南防衛總司令部（總司令薛岳）副總司令。擔負起防衛海南的重任。

1950年1月兼任東路軍總指揮。

2月，抵制薛岳指揮的第32軍軍長趙琳被撤職，李玉堂又兼任該軍（副軍長康樂三，轄康樂三第252師、柴正源第255師、耿若天第256師、馮陳豪第266師）軍長，並擔負文昌、瓊東、加積、榆林一線防務。

在海南身兼三職的李玉堂對於即將解放海南的解放軍來說是值得策反的重要人物。於是，在李玉堂之妻陳伯蘭和內兄陳石清的聯絡下，解放軍同李玉堂取得了聯繫。

1950年4月，李玉堂與解放軍的聯絡隨著海南戰役的開始而中斷了。由於他一直沒有下決心發動部隊起義，便只能指揮著32軍負隅頑抗。

4月19日，李玉堂抽調所屬第252師向澄邁友軍防區增援，結果被解放軍三個師圍殲。32軍的其餘部隊於4月25日在萬寧遭到重創，其殘部於28日撤往台灣。

李玉堂率領殘部抵達台灣新竹后，再次被撤去軍職。繼又因為夫人陳伯蘭與中共地下黨有聯繫而被逮捕。根據李玉堂的舊部胡林亭（原第32軍第255師警衛營副營長）的回憶，李之被捕，主要是由於其從事策反的隨從副官李剛暴露所致。李剛被捕后受刑不過，交代出李玉堂的夫人與內兄陳石清從香港到海南策反李玉堂一事。而李玉堂在得知李剛被捕后，立即寫信給在高雄工作的陳石清，要他趕快逃命。這封信結果被保密局特工截獲，李玉堂因此被捕。

審理此案的審判長錢大鈞經過調查，認為李對他夫人的通共情況並不知情，於是按照《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九條，知匪不報的條例判處李玉堂七年徒刑，繼而增加為十五年徒刑。遺憾的是當蔣中正在批示這一判決時，竟然親自在判決書上批了一個“恥”字，於是這位得到過青天白日勳章的抗日名將就這樣被決定了最終命運。

1951年2月5日，李玉堂及其夫人陳伯蘭同被押赴台北碧潭刑場執行死刑。李在臨死前留有遺書一封，內言“我命已矣！但事與我無關。總統命令，已無申訴餘地，我死後望有公論。我無對不起國家之事，國家如此對我，於國家何益？實為“共匪”所快。我不足惜，不過一生為國，如此下場，心有不甘耳！……和平后，葬我於徐州雲龍山……。”

1983年7月20日，山東省人民政府經過國務院批准，追認李玉堂為革命烈士。其理由如下：“1949年，李玉堂任海南防衛副總司令期間，中共通過關係策反李玉堂，李接受中共的條件舉行起義。因交通中斷，李玉堂未及時接到中共關於起義的指示，即隨國民黨軍隊撤往台灣。碧潭。”山東省人民政府的這一決定使李玉堂成為了革命烈士。

李玉堂原配李氏，續娶陳伯蘭，皆無所出，有一養女李國英，居於台北，后移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