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心寺

湖心寺始建於唐代末期，原址在城西管家湖(亦名“西湖”)中。襟河面湖，煙波浩渺。歷經宋、元，以迄於明。由於水災兵患，其間幾興幾廢，至明代中期，寺院已被河(黃河、淮河)水沖壞，寺址成為平陸，里人黃周等，咸捐助置祖，議在原址恢復湖心寺。“然僅建一草庵，施茶脩業而已”(《山陽藝文志·湖心禪寺傳賢碑記》卷三)。明隆慶年間，淮安知府陳文燭在寺中建招隱亭。至萬曆十八年(1590)達觀大師來寺任住持。易草庵為瓦殿，塑丈六金身及千葉寶蓮如來像。后郎目禪師次第修建，建“普光法堂，次第建三佛中殿門，倚舟堂”，“四儀六時，進道勤篤，暮鼓晨鐘”(《重建湖心寺碑記》)，遂使寺院煥然一新，湖心之名，遠震十方。其時易寺名曰“十方禪院”。

明末由於寺院中“主事者不得其人，兼罹水患，牆垣頹而不修，殿宇敗而不葺，寺幾廢矣”(《山陽藝文志·湖心禪寺傳賢碑記》卷三)。此時，闔郡士夫敦請南庵依禪師主法席來淮主持寺院，執弟子禮，四方龍象雲集。傅遐、童求、古岩莞禪師繼之，師資接踵，衣缽相承，“操修嚴密”，“與士大夫倡酬於芰荷煙柳中，托風雅而顯性宗”，“集近代尊宿語錄三十卷”(《湖心禪寺傳賢碑記》)流傳海內。到了康熙年間，寺貌逐漸恢復如初，規模也逐漸擴大了。康熙四十四年(1705)，清聖祖玄燁再次下江南巡視，途經淮安，敕賜寺名為“佑濟寺”，故湖心寺又名佑濟寺。

清乾隆辛酉年(1741)以後，由於黃河屢次奪淮，淮河水患不斷，乾隆甲午年間(1774)“河決老壩口，湖遂為平陸，厥後屢興屢廢，寺亦漸就蕭索”，“寺中古迹倚舟堂、招隱亭、柴公樹下居遺址不知所在，殘碑斷碣偃卧荒煙蔓草間”(《湖上留題錄》原序)。清同治年間，普祥禪師任湖心寺方丈，選美材，召良匠，毅然新之，“大振宗風”，從同治五年(1866)至光緒元年(1875)，“修葺增造屋字數十間，庖湢庫度無所不備”，“風流文采，照耀一世”(《湖上留題錄》原序)。慧之方丈繼之。一九二一年淮泗暴漲，淮水浸灌，寺中水深數尺，“殿字間有摧毀，“西院翠竹千挺經水黃萎，無一竿存”(《湖上留題錄》序)。慧之方丈於大水過後“增修補葺”，“重修大雄寶殿暨佛像裝金補制聯額”(《湖上留題錄》六編)，並於一九二四年新鑄八千斤重的“萬年寶鼎”，逐漸復其舊觀。

據不完全統計，湖心寺自建寺以來，先後擔任方丈的有，唐：一舟大師；宋：永明大師；明：禪衲、自始、雪印、妙峰、達觀、朗目、含光、如玉、淵溟、性天、隱知(時首座本融)、法席(字南安，一作南庵，號睡翁，別號石頭)、介旭(號柴村，名傅遐)、繩和尚、童求；清：古岩莞禪師、敏靈、至堅、超賢、普樂、梵麻、儀蓮、普禪；民國：慧之、松崖、楞定、曼陀、夢初。

湖心寺在一九四五年前後共有僧人一百餘人，道人二十餘人，夥計八人，花工二人。方丈、首座，負責管理寺院全部事務；當家和尚，專管寺院的經濟收入、支出、物資的調撥；知客，專管外來的和尚吃飯、掛單、簽單；僧值，專管佛事；庫頭，專管夥計、花工；法師，專管講經、讀經、教僧人識字。

(二)

湖心寺自唐代在管湖舊址建寺以來，已有一千餘年的歷史，到了辛亥革命前後已成為蘇北地區的佛教勝地，規模宏闊，寺址南北長一百五十丈，東西闊九十丈，佔地二百二十餘畝。全寺以山門(又叫天王殿、韋馱殿)、大雄寶殿、藏經樓、椒堂、大廳(又叫寶鏡堂、法堂)、方丈樓為中軸線，以大雄寶殿為全寺中心，共有大小房屋一百三十餘間，所有房屋都有走廊可通，寺院周圍築有圍牆，圍牆外有一道溝渠。圍牆外遍植桑樹、松、柏，溝渠坡上栽滿柳槐(見示意圖)。清周鱗(字喬嶽，順治甲子，康熙丁酉兩中副榜官潛山教諭)游湖心寺有感，寫詩讚曰：“蕭寺鎮湖曲，垂楊隔岸分；遠煙明似水，高隴碧於雲，雀卓迎人語，荷香吹面醺，閑來攜手處，白日靜紛紜。”光緒甲辰進士曹元鼎亦有詩讚曰：“和風花逞媚，時日鳥爭啁；面地傳枚里，清居羨比邱”(《湖上留題錄》六編)。寺中有著許多引人入勝的景觀，每天書聲梵音，琅琅悅耳。明代劉一照有詩讚曰；“寺古囂塵遠，蒼茫別院深，小橋橫白水，夾道覆青陰，鐘磬閑鷗性，魚蝦侶道心，與君欣聚首，說法叩禪林”(《山陽藝文志》卷二)。

清順治辛丑年(1649)進士張新標(字鞠存，號淮山)游湖心寺時寫下《招隱亭即事》詩一首，曰：“吾廬一水隔，問渡即花宮，石井苔猶碧，丹爐火欲紅，荷香常帶雨，竹蔭自生風，揮塵來高唱，元言未許同。”康熙間歲貢生、官全椒訓導徐傳迅的詩《湖心寺》：“偶來湖上扣松關，獨向空林自往還；我愛山僧無一事，蒲團常對落花間。”也對湖心寺僧人的生活作了形象的描述。

從河下楊家渡口乘船過古運河，沿曲徑至山門，沿途有四個牌樓，均有名人題寫匾額。第一個牌樓正面題字為“湖心鎖鑰”，第二個牌樓匾額“城市山林”，系國民黨元老吳鐵城題寫。第三個牌樓上“引人入勝”四個大字為明朝正德進士潘塤所題，第四個牌樓“城市山林”是清末書法家鄭孝胥所題，背面是國民黨元老王柏齡題寫的“覺路”二字。

山門，亦稱天王殿、韋馱殿。山門前松柏參天，山門之上刻有康熙御書寺名“佑濟寺”三個大字，此殿共五間。中奉韋馱像，兩旁彩塑四大金剛，高峨威嚴，它們是：東方持國天王，西方多聞天王，南方增長天王，北方廣目天王，他們腳下各踩著兩個小鬼。

大雄寶殿，是寺廟的主殿，計五間，飛檐翹角，宮殿式的磚木建築，通風敞亮，氣勢雄偉。慧之方丈的先生南通張謇(號嗇庵，清末狀元)為寺院書寫了“大雄寶殿”匾額，清末著名書法家李瑞清(號梅庵)先生書寫了“法雲慧日”匾額。進入殿內，就有莊嚴肅穆之感。大殿正中供奉釋迦牟尼及左右兩旁東方藥師如來、西方阿彌陀如來三尊佛像，迦葉、阿難二尊者像恭敬侍立兩旁，各現妙相，生動活潑的裝金十八羅漢像分列在大毆東西。在釋迦牟尼佛像背面，文殊菩薩跨著青獅，普賢菩薩騎著白象，望海觀音站在蓮花之上，善財童子和龍女擁簇兩旁，奇花異果真可以假亂真。大殿前面有一香爐，名“萬年寶鼎”，為一九二四年新鑄。

藏經樓在大雄寶殿的後面，五間樓上下，向南全是格扇玻璃窗，光線充足，樓下是禪堂，樓上珍藏曆代版本的佛教經典。其中有：《海演大乘手編耆舊集文獻》，《古岩莞禪師集》，《近代尊宿語錄》三十卷，《凈土聖賢錄》，《印光法師文鈔》，《凈土十要》，《龍舒凈土文經、中經、又經》，《丁氏佛學叢書》，《伽精舍本大藏經》，商務印書館編印的《凈土津梁》，《凈土津要》，《凈業良導》，《湖上留題錄》六編及補編等。樓前有一棵幾百年的古松枝葉茂盛，遮蔭了半個藏經樓。

在藏經樓的後面原有一棵椒樹，“植倚舟堂西軒，寶鏡堂側，枝葉扶疏”，“庭花盛漫”(《湖上留題錄》三編)。柴村僧詠庭椒詩曰：“椒影窺簾題，作花能受風”。后普禪禪師在其旁建房七間，面向“法堂”，取名曰“椒堂”，以接待來訪客人。

大廳，即法堂，亦稱寶鏡堂，計五間，為長老講經處，門楣上懸有“寶鏡法堂”匾額，為明代書法家杜首昌(字湘草)草書，兩旁楹聯是“諸葛一生惟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內有清代書法家何紹基題寫的對聯：“樵語落紅葉，經聲昕自雲”。還藏有南安和尚的弟子柴村的字畫一幅。在大廳中懸掛著竹制山水畫。清末翰林王鴻翔(研蓀)有詩讚曰：“崇閎寶鏡敞精廬，獅座三千綽有餘，題牓黃鸝大手筆，龍跳虎卧右軍書”。杜湘草《題湖心寺寶鏡堂額雪至誌喜》詩曰：“天花亂灑墨花香，快雪繽紛選佛場，也愛顏公書字雅，莫愁韋老鬢毛蒼，管城得意誰為助，墨海無波自在航，寶鏡高空同一照，始知慧業有奇光”(《湖上留題錄》四編)。

放生池，在寺院東側，水面有六畝余，菱荷滿池，清香宜人，是佛教信徒放生用的水池。池中央有一小島，上用山石堆砌，建有一小亭，亭上題額為“一覽”二字，有九曲橋可通。放生池與寺廚圍溝渠中的魚、蝦、龜、鱉，禁止任何人捕撈。每當皓月凌空，放生池內水平如鏡，時有魚兒跳出水面，激起陣陣漣漪，四周樹木倒映池中，景色益發迷人，別有一番詩情畫意。

退居樓，坐落在西花園中，樓上下各三間，周圍蒼松翠柏，群花鬥豔，竹林掩映，“滿院竹颸拂牖過，半庭花影隔簾浮”。這是松崖方丈將寺政交給楞定后隱居的場所，故名退居樓。

倚舟堂，“湖心寺舊有倚舟堂湮沒久矣”(《湖上留題錄》四編)，原為南庵，柴村所建，師徒二人一以詩，一以畫，“柴村詩類其師，尤善畫，得元四家意”(《詠淮紀略》卷下)是時湖心寺尚在湖中，扁舟過訪者往往夜月留宿，其倚舟堂遂為文壇詩社(《湖上留題錄》初編)，“淮之高人名士無不與其師弟唱酬往來”。有詩曰：“湖心寺里倚舟堂，詩酒生涯選佛場，招穩有亭懸杖衲，參禪無語感滄桑，此身不系隨帆轉，插腳來游當葦杭，何用別尋方外去，偏題五嶽飽吟囊。”(《詠淮紀略》卷下)。慧之方丈后在東花園建了一所形似舟樣的房屋，並仍用“倚舟堂”匾額。一九二九年慧之方丈將寺政交給松崖后即隱居於此。招隱亭，明穆宗隆慶年間淮安知府陳文燭為招隱士五游山人郭次甫來淮而築此亭，作為“觴詠之所，亭前煙波浩渺，楊柳美蕖，為一時勝境”(《詠淮紀略》卷下)。我國古典文學名著《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寫詩讚曰：“水環幽樹綠漸漸，暖日從游二妙兼，秋社欲催元島去，晴沙喜見白鷗添，斜陽野望移前席，遠樹輕陰入半簾，多幸山公憐病客，許陪高逸侍清嚴。”後由於天長日久，亭漸傾圮，至“康熙十五年(1676)煙墩堤倒，淤一丈八尺深，始為平陸”(《詠淮紀略》卷下)，招隱亭不復存在。

湖心寺為淮安名剎，歷代方丈住持大多知識淵深，騷人墨客樂於與其唱酬往來。清代程業勤詩中寫道：“南公師弟擅風雅，招邀蓮社開詞場，往來冠蓋集南北，望社諸予參翱翔，聯翩詩句從酬唱，湖上點綴生耀光。”(《湖上留題錄》四編)故淮之高人名士“擎舟泛月，經宿不歸”，名流過淮者，“慕其名勝，往往流連”，“皆有車轍馬跡”，“觴詠所留，山川生色”(《湖上留題錄》原序)。經過歷代騷人墨客流連於此留其題，湖心寺收藏有宋米南宮(米芾)，明董思白(其昌)、周櫟園、王漁洋、陳文燭、吳承恩、劉一炤、潘塤、杜湘革(首昌)、史可法、路振飛、王燮；清丁晏、周寅(木齋)、何紹基(子貞)、鄭孝胥、張謇(嗇庵)、李瑞清(梅庵)、殷自芳；民國吳鐵城、王柏齡、談荔蓀(丹崖)、陳調元、徐鼎康等人的墨跡及題詞。

湖心寺還設有佛學院一所，名曰“苾蒭佛學院”，招收蘇北一帶各寺院中的和尚入學，學期三年，學習的內容是佛教經典、中文、數學、書畫。由塊然和尚講佛經，楞定和尚教數學、書畫，曼陀和尚講中文。平常是學習與念經相結合。三年學成后。如果成績優秀、道行高尚，其他寺院訪出其人，就會被聘請去擔任寺院中的知客、方丈等職。在佛學院學習的和尚一般是二三十人，最多時達到七八十人。

湖心寺的和尚也做過一些善事，寺院中設有施醫室，替本寺的和尚和周圍的群眾施醫看門診，當時前來看病的人很多，遇有困難的群眾就不收費用，有的還施捨藥物。湖心寺每年於臘月初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興辦粥場，向附近的貧苦群眾施粥一大勺。春天向周圍的貧苦群眾放糧，一般是一戶一斗糧食，如果貧苦的人家辦喪事，求助於寺里的當家和尚，寺院也會施捨棺木一口，以安葬死者。

(四)

湖心寺沒有放過戒，也不替人家做佛事，寺院的收入來源全部依靠田租。湖心寺自唐末在管湖舊址上建寺后，至明萬曆年間，僅“有田二頃”(天啟《淮安府志》)，清康熙年間敏靈和尚擔任方丈時買了十餘頃田，普樂和尚時又置田一頃六十畝，至楞定和尚時共有土地約七千餘畝，分佈在淮陰的古寨，清浦區的和尚圩、和尚庄(在現東風造紙廠東南)，黃碼鄉的高庄，淮安東南鄉(建淮鄉)的新莊、陳庄、李庄，東鄉(季橋鄉)的乾溝李，寺周圍的花園窪，這些土地絕大部分租給附近的農民租種，寺院還有一百餘畝的自耕地和一些蔬菜地。

湖心寺的土地除少數是早期由士紳“捐助置租”(天啟《淮安府志》)和“捐金置租”(《重建湖心亭碑記》)的一部分外，大部分土地是後來勾結官府土豪巧取豪奪而得。如在芃麻、儀蓮二人主持寺院時，他們依靠封建勢力，聲稱：官府委託寺院驗契。強迫靠近寺院土地的貧苦農民，取田契給他們看，凡是“紅契”(即官府已蓋過官印的地契)才准許繼續承業，如是“自契”(即官府未蓋官印的地契)則認為是私相授受，即違犯國法，亦藐視佛家清規，將土地強行沒收，歸寺院產業。象這樣因為白契被搶佔去的民田，僅化雨窪子一個地方就有二頃多。農民如有田地靠近寺田，需要出賣，必須留出五尺牛車地給寺院，否則寺院是不答應的。

湖心寺的地租剝削之重也是少育的。民國初年，慧之和尚當家時，將以前一畝田繳制錢二千五百文(折銀元一元二角伍分)的錢租，改為一畝田繳七斗五升的糧租。到了楞定、曼陀當方丈時，又將田租加大，一畝田租少則九斗二升，多則一石二斗(零頭升是由庄頭剝削去的，名之曰“小租”)。還要再加上庄頭和寺內有關執事和尚的層層中飽。糧租還有“實畝”和“虛畝”之分，如包了湖心寺的十五畝地，卻要按十八畝的虛數來繳租，這三畝虛數，事先即披中間人扣除了去，由於這一“陋規”已成定例，住持也就明知不問。無論水旱災荒，農戶都必須按期繳齊租子，若有拖延，在租糧上還得加上利息，如麥收時欠下了一石租糧，到秋收時還租。每一石租就要加五斗。有些佃戶由於歉收，實在交不足租子，曼陀就強迫佃戶用實物來抵押田租，價格隨和尚定。華亭鄉的佃戶傅萬雲、李金順都因只欠了寺里一石小麥，無法還清，就各將八九十斤重的一口豬送了去，抵還欠租一石小麥(按當時市價，這樣的豬應抵算一石五斗小麥)，才算了結。

佃戶租糧送到湖心寺時，必須要揚凈、曬乾，還要用寺院里的斗(比普通斗大一升)來過數，如差一升就要將口袋扣下來。一九三七年佃戶劉德寬用大雨花麥子來交租，楞定看了認為麥子大而白，一定是浸過水的，由於挑剔時劉予以分辯，楞定惱羞成怒，就將劉毒打致死。事後，只施捨了幾塊錢，買了一副薄材，搪塞了事。

佃戶租種湖心寺的田地，首先要繳五塊半錢(銀元)的押板(押金)，還要寫包租契約(即承攬)。寫契約時，還要付給楞定、曼陀兩三斗糧食作為承攬費(即契約費)。如果佃戶父親死了，兒子繼續租種寺田，或者改由別的佃戶租種，必須重新換攬，這叫做“新舊出入”，這樣又要繳二三斗糧食的承攬費。

楞定還勾結鬼子、偽軍實行武裝收租。三涵洞(當時曾是抗日民主政權的邊區)一帶的佃戶，為反抗湖心寺沉重的地租剝削，於一九四一年前後，聯合起來抗租，楞定即與淮安偽軍頭目嚴其光、高必發、羅通義等勾結，並請北川(日本特務，曰軍駐淮司令部顧問)派了幾十個鬼子助威，組成了一支六百餘人的隊伍前往三涵洞掃蕩。曼陀等十幾個和尚亦隨同前往強行收租(一天共收租稻七百六十餘斤)，三涵洞一帶又遭受到一次浩劫。

湖心寺的一百餘畝自種地，實際上也是完全由佃戶無代價的替寺院耕種，這就叫做打“差工”。每年每個佃戶都得替湖心寺白做五個工，如：收、種、耕地、積肥、推糞等，去遲了還要罰跪，罰買豆腐、香燭。如缺一工。則罰交一斗糧食。另外還要出義務工替寺院蓋房子、築圩堤、鋪路、造花園等。佃戶必須隨叫隨到，否則將被罰款、挨打、甚至摘掉租種的田地，佃戶們怨聲載道，恨之入骨，敢怒而不敢言。

湖心寺雖是佛教勝境，其中不乏德高望重、虔誠佛教的和尚，也有個別佛祖的不肖子孫。不能堅持戒行，六根不凈，以致污穢了清凈道場，成了佛門敗類。

湖心寺後來由於敵、偽、頑的炮火洗劫，國民黨反動派的“劫收”，到解放時，寺址已逐漸頹敗。解放后，人民政府先在湖心寺的舊址興辦了“康復醫院”，后又建立了“淮陰農業學校”，為淮陰地區培養各級農業技術人才。

湖心寺

在碧波環抱的月湖花嶼東南的綠樹修竹叢中，曾經有一座飛檐翹角的黃牆梵宇，院內香燭通明煙霧繞繚，晨鐘暮鼓響徹雲霄，這就是月湖名聞遐邇的千年古剎——湖心寺。湖心寺始於北宋治平年間（1064—1067），原名水陸冥道院，因建於月湖之心而俗稱湖心寺。熙寧元年（1068），改稱“壽聖院”。建炎四年（1130）初，金兵攻破明州，湖心寺住持、律宗高僧元肇大師被金兵強擄北去，迫其易地傳道。元肇大師不甘受辱，途中投水殉節。紹興三十二年（1162），宋高宗賜“湖心廣福寺”額，與開元寺、景福寺、阿育王寺並稱“明州四大律寺”。

南宋初，扈駕南來之尚書袁子誠，時任臨安知府，卜居於鄞。其兩女曾以奩資購田340畝，舍於寺為“廣生田”，並於寺后立祠祀其父——袁尚書。乾道初（1165～），趙伯圭知明州，在湖心寺復建放生池、滄州閣、廣生堂。當時湖心寺的放生功德甲於全郡。

南宋德祐二年（1276），元軍進迫慶元，袁子誠四世孫、進士表鏞單槍匹馬，拒蒙古兵17游騎於西山資教寺，以眾寡不敵，壯烈殉國。元兵進城，月湖景觀毀於兵燹，湖心寺只剩斷垣殘壁。明初（1368～）重建湖心寺。永樂初（1403～）復建。嘉靖年間（1522～1565），兵部尚書張時徹改建書院和為其母建“月湖庵”，名稱沿用至今。湖心寺及其所在的月湖花嶼，歷來是寧波自然風光和人文景觀相映成趣的一大名勝，其間留下大量名人遺跡和題詠。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學家司馬光曾有詩曰：“橫橋通廢島，華宇出荒榛，風月逢知己，湖山得主人。”詩中“華宇”指的就是湖心寺。在當時湖心寺已成為城內文人墨客遊玩、吟詩、講學的場所，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文學家曾鞏、明州太守劉珵、龍圖閣大學士舒亶等人，都留下過讚美湖心寺的詩篇。湖心寺當時甚至成為明州的標誌性建築之一，日本畫僧雪舟1468年創作過一幅《寧波府圖》，其中就有古湖心寺的遠眺風貌。

然而，讓湖心寺聲名遠播日本、朝鮮、東南亞和世界各國的則是錢塘文士瞿佑，據寧波民間傳說寫成的《牡丹燈籠》，全祖望寫有“若到更深休戀戀，湖心怕遇牡丹燈”之句，而流傳到日本至今已數百年而不衰。

《牡丹燈籠》的故事，是說元代未年的明州城內的元宵燈會時，有居於鎮明嶺下的喬姓秀才“初喪其偶”，未去看燈而“倚門佇立”。夜深人靜，見一丫環，手提牡丹燈籠，后隨一美人。往西而去。喬秀才頗感駭異，就尾隨她倆踽行。不久，姑娘回頭，對秀才微笑。秀才上前作揖，問其姓名、住址。姑娘答以：“姓符，名淑芳，字麗卿，奉化人，是州判女兒。父母均已謝世，家惟一婢，住於湖西。”秀才留她共宿。天將明，告別而去。如此暮來晨去，不覺半月。喬生鄰翁，微有所疑，從壁隙偷窺，見一粉樁骷髏和喬生並坐。次晨，老翁告誡喬生：“你和陰人共處而不覺，大禍將臨頭了！”並催他去湖西查訪，果然湖西並無此女蹤跡。歸途，喬生入湖心寺少憩，瞥見西廊有寄寓的靈柩，上題“符州判女麗娘之柩”，柩前懸一雙頭牡丹燈，燈下有一竹扎紙棚的丫鬟。喬生大驚，奔告鄰翁，鄰翁伴他往玄妙觀求魏法師出符。法師給喬生二符，命一置於門，一懸於榻，並戒以後莫過湖心寺。喬生遵囑布置，符女果不再現。月余，往袞綉橋（在湖西之北隅）訪友，醉歸忘法師所囑，竟仍取道過湖心寺，被麗卿迎入寺內，數日後發現喬生失蹤，鄰翁遠近尋問，直至寺中，見喬生已死在柩內的麗卿屍身旁，乃發棺救生，則斷氣已久，寺僧將二人屍樞葬於城西郊外。從此，每當雲陰月黑之夜，輒見生與女攜手同行……

這篇由明代初年錢塘文士瞿佑（1341～1427）寫的《牡丹燈籠》，“上承唐宋傳奇之餘緒，下開聊齋志異之先河”，文筆生動，詞藻精麗，在洪武十一年（1378）刻版問世后，先傳到朝鮮，由金時習（1435～1494）編入《金鱉新話》。不久又傳到了日本翻印，日本京都的周麟（1440～1518）為之作序。由於故事情節很適合日本中下層平民心理，又被翻譯成日文，仍定名為《牡丹燈籠》。

公元1666年，日本的淺開了意又將故事中的發生時間改為七月十五的“中元節”，與唐代傳入日本的“孟蘭盆會”燈俗合而為一，該書成為江戶時代最有影響的通俗讀物。

又過了兩年，日本的著名說唱家圓朝（1839～1900）編為說唱劇目，進一步普及《牡丹燈籠》，其影響之廣，不亞於鄞縣人熟悉梁祝哀史。

到了公元1883年，圓朝表演的《牡丹燈籠》又被出版速記讀物。在1887年創立的日本一份報紙上又連載刊登。不久，又一次印版的《牡丹燈籠》，創銷12萬冊的驚天動地數字。

到了20世紀，《牡丹燈籠》由福田櫻痴和歌舞伎大師三代河竹新七改編為歌舞伎，在東京上演時轟動朝野，後來又改編為電影和電視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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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燈籠》，在寧波知道的人並不多。可是在日本，“湖心寺”、“鎮明嶺”，幾近家喻戶曉。正如日本專家學者小山一成先生所說：隨著中日兩國文化交流，會有更多的日本人讀了《牧丹燈籠》后，前來尋找湖心寺、月湖橋和鎮明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