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大恩

留日期間，吳永康救國之心堅定，救國目標明確，救國熱情高漲，曾同進步同學夏衍、鄭漢先等組織和領導愛國學生團體“行社”、“談話會”、“讀書會”、“同窗會”等。他還積極參加中國青年學生會和當時日共領導的外圍組織“社會主義研究會”和“水平社”的實際鬥爭，還參加了以日本勞農黨領導的工人運動。在這些活動中他逐漸認識到，救國救民不但需要自然科學，更需要社會科學和革命理論。他如饑似渴地閱讀《法蘭西革命史年表》《資本論》《社會主義思想》《改造》等經典著作。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后，他同一些進步留日學生一道募捐救濟上海勞動者，向國內致快郵代電加以聲援，並親擬文稿、印傳單、發聲明，集資出版地下刊物等，努力向留日學生和日本人民進行宣傳呼籲，受日本軍警的盤查破壞也無所畏懼。為救國，為革命，他已完全豁出去，置個人一切於度外。吳永康在實踐和鬥爭中不斷地成長和成熟起來，在共產主義理論的影響下，他從一個純樸的愛國主義者，同情主義者，成為一個自覺為無產階級和全人類解放事業而奮鬥到底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1925年冬吳永康在日本東京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3月，吳永康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7月回國，回到家鄉后，他經常和貧苦人民促膝談心，傳播革命思想，熱情宣傳打倒土豪劣紳、剷除貪官污吏、實行減租減息等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道理，並組織群眾清算縣府的賬目。他對名流紳士利用同宗共族關係拉攏他去做官，以求光宗耀祖則表示厭惡。他十分關心青少年學生的成長，曾到家鄉中學給學生們介紹新思想、新文化、新科學知識；介紹他們閱讀《新青年》《黃埔革命畫報》《唯物論淺釋》《十月革命簡介》等進步書刊，給他們分發革命傳單，對他們宣傳分析全國革命形勢，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鼓勵他們投身革命。回鄉雖僅一個月，但他所到之處都播下了革命火種。後來他在家鄉中學成立了革命青年團組織，家鄉的農民運動也搞得轟轟烈烈。

不久吳永康到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擔任黨中央機關報《紅旗報》《上海報》編輯。此時，他將龐大恩的名字改為“吳永康”，此後一直用這個名字。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他調到中共江蘇省委工作。1932年4月，奉命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工作，任紅四方面軍刊物《紅旗》編輯和紅四方面軍總部秘書。1932年10月，隨紅四方面軍從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西進，歷盡艱辛，避開敵人的圍追堵截，經河北、河南、陝西到達川北，創建新的川陝革命根據地，並代理通江縣委書記。1933年2月，中共川陝省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召開，建立中共川陝省委。吳永康被選為川陝省委委員，任省委秘書長兼宣傳部副部長。

1934年春，吳永康調任川陝省工農民主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主席。

1935年春，吳永康隨軍離開川陝根據地進入川康兩省邊界。任中共川康省工委書記兼川陝省委財委會主席。後來紅四方面軍在雜谷腦與中央紅軍匯合，川陝省財委會併入中華蘇維埃政府財政部。他即將川陝省財委會積存的幾十個小木箱的銀元、元寶，全部交給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財政部。

1936年7月，由任弼時、賀龍、關嚮應率領的紅二、六軍團到達西康甘孜地區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兩軍會合后，共同北上，過草地、翻雪山。1936年10月到達甘肅會寧地區，與中央紅軍會師，勝利完成了長征。在此期間，吳永康任中共大金省委常委，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地方工作副部長。1936年10月下旬，紅四方面軍主力和紅五軍兩渡黃河，於11月上旬組成西路軍，吳永康任西路軍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他在地方工作中，十分注意掌握群眾思想，保護群眾利益，嚴格執行紀律，認真做好群眾的宣傳教育。特別是部隊進入少數民族地區以後情況更為複雜，他更注重調查研究，深入了解各地區少數民族不同風俗習慣，及時對部隊進行宣傳教育，嚴格執行民族政策，對少數民族真正做到秋毫無犯，保證部隊順利地通過了少數民族地區。同時，他十分關心和愛護少數民族的幹部和群眾，所到之處都教育和培養了一批革命骨幹，不斷擴大革命的力量和影響。

1937年春，西路軍在最為悲壯的西進途中，遭受國民黨西北軍閥馬步芳部隊的圍追堵截，戰鬥異常殘酷激烈、悲壯。3月14日西路軍余部進抵康龍寺的石窩附近，敵騎兵又跟蹤而至，紅軍損失嚴重。總部鑒於情況危急，遂召開軍政委員會討論今後行動方針。會議決定，徐向前、陳昌浩離部隊返回陝北，其餘人員編為三個支隊，由西路軍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副總指揮王樹聲和三十軍政治委員李先念等七人組成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統率部隊依託祁連山麓開展游擊戰爭。吳永康跟隨由畢占雲率領的一個支隊，在張掖縣附近被敵軍包圍，紅軍打完最後一顆子彈，吃完最後一點能吃的東西，誓死不投降，最後除小部分突圍化裝返回陝北外，其餘全部殉難。吳永康在這場戰鬥中壯烈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