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

一戰後，日本在華擴張受到了英美列強的遏制，中國的北伐戰爭使日本在華利益受到削弱，促使日本政府調整對華政策，加快吞併中國東北地區的步伐；20世紀30年代初，世界經濟危機發生，日本經濟遭受沉重打擊，陷入極端困境，並導致政治危機，在內外交困情況下，日本法西斯勢力決意衝破華盛頓體系對日本的束縛，趁英美忙於應付危機，蔣介石大規模“剿共”之際，奪取東北，以擺脫困境，並圖謀爭霸世界。

皇姑屯事件

日軍與東北軍閥張作霖曾有合作關係，但漸漸的，日本開始將張作霖視為障礙。1928年6月，日本關東軍發起皇姑屯事件，將張作霖乘坐的列車炸毀，張作霖重傷不治身亡，日本希望藉此事件造成東北出現群龍無首的局面，藉機佔領東北。

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張學良等衝破日本帝國主義的阻撓，聯名通電全國稱：“仰承先大元帥遺志，力謀統一，貫徹和平。已於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是日起，東三省一律改懸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是為東北易幟。至此，北洋軍閥在中國的統治歷史宣告結束。國民黨政府形式上“統一”全國。

張學良進一步對日本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並開始在南滿洲鐵路附近建設新的鐵路設施，通過低廉的價格與之競爭，導致南滿洲鐵路陷入了經營危機。感到危機感的關東軍不斷提出抗議，但張學良並不願意妥協。因此日軍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人決定發動戰爭來奪得主導權。

中東路事件

1929年6月15日至20日，遼、吉、黑、熱四省及哈爾濱特區軍政大員齊集瀋陽，參加張作霖逝世一周年紀念會，並討論中東路等有關問題。7月7日，張學良赴北平與蔣介石晤談；10日，南京政府外長王正廷亦被召至北平；同日，張學良貿然派軍佔領“中東路”，並將蘇聯的商船貿易公司、國家貿易公司等駐華機構同時查封，搜查蘇聯職員·，逮捕200餘人，此為“中東路事件”

7月13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表示強烈抗議，並限期答覆舉行和談的建議；7月16日，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復照蘇聯外交部；蘇方認為不能滿意，於7月17日向南京國民政府宣布斷絕外交關係；7月19日，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就中蘇絕交問題發表對外宣言；7月20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為蘇聯事發表《告全國將士》電和《告東北將士》書；7月23日，國民政府關閉駐蘇使館。

至此，中蘇邦交完全斷絕。蘇聯在中國的權益暫時委託德國代辦負責。

國共對峙

1927年國共關係破裂后，國民黨雖然逐步統一於南京國民政府的旗幟下，但是其內部派系林立，紛爭不斷，國民政府對南方各省的統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後組織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年關暴動、平江起義、百色起義等上百次起義和暴動，先後創建井岡山、贛南閩西、湘鄂西、鄂豫皖邊、湘鄂贛邊等十多塊革命根據地，發展武裝十多個軍、7萬多人，並多次擊敗國軍一省或多省聯合的進剿和會剿。

中原大戰結束后，蔣介石於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後兩次對中共領導的中央蘇區進行兩次大規模圍剿（使用均為雜牌部隊），均告失敗。

1931年7月，蔣介石再次調集30萬軍隊，以十倍於紅軍的兵力發動了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毛澤東、朱德等紅一方面軍領導人決定採取“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的方針，首先避敵鋒芒，繞到敵人的背後，然後攻其後路，打破敵人“圍剿”的方略，進行反“圍剿”鬥爭。至8月6日國民黨軍已被紅軍拖得極為疲勞，紅軍作戰進入由被動變主動的第二階段。在紅軍的不斷打擊下，國民黨軍隊已無力再戰，蔣介石被迫於9月初下令“圍剿”軍總退卻，至此紅軍獲得了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

國內混戰

1930年3月，為爭奪中央統治權，汪精衛聯合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發起挑戰蔣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國民黨中央會議的內戰，5月蔣介石宣布“平叛”，雙方激戰近半年、傷亡30萬人，史稱“中原大戰”。

1931年5月底，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秘密出訪日本，三次會見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表示願以東北權益博取日本軍火”，但未得到響應；陳友仁在日期間，還會見蘇聯駐日大使尋求支持，也被拒絕。

1931年9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進行總動員，出師討蔣，並在天津設立“北方軍事政務委員會”，任命閻錫山、馮玉祥、韓復榘、鄒魯等人為委員，統一北方反蔣武裝。

蔣介石迅速調兵“討逆”並親自從南京往南昌督戰，至此，國民政府主要軍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日軍挑釁

1931年，中國人郝永德未經政府批准，騙取萬寶山村附近12戶農民的土地，並違法轉租給188名朝鮮人耕種水稻。這些朝鮮人開掘水渠，截流築壩，侵害了當地農戶的利益，馬家哨口200餘農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僑出境”。然而日本駐長春領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鮮人撤走，且限令於1931年7月5日前完成築渠。7月1日中國農民憤而填渠毀壩，日本警察以護僑為名開槍打死打傷中國農民數十人，一手製造流血事件。事後，日本歪曲事實真相，在朝鮮各地煽動反華風潮，致使旅朝華僑死傷數百人，財產損失無數。同時日本藉機增兵滿洲，為武裝侵略東北大造輿論。

1931年6月，日本關東軍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興安嶺索倫一帶作軍事調查，被中國東北軍興安屯墾公署第三團團副董昆吾發現並扣留，在證據確鑿情況下，團長關玉衡下令秘密處決中村震太郎。日本藉機宣稱東北軍士兵因謀財害命而殺死中村，威逼中國交出關玉衡，並在日本民眾中煽風點火，用“中村事件”和“萬寶山事件”誣陷中國“損害日韓移民”。

儘管日本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釁，張學良仍於1931年9月6日致電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這就是所謂的“魚電”。

江淮水災

1931年7月28日，長江中下游豪雨成災，大水席捲江淮流域8省2市，漢口堤防潰堤，直接衝擊了南京國民政府的經濟和賦稅重心，使本已捉襟見肘的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雪上加霜。大水造成的災民佔全國四分之一人口，損失達20多億元。國民政府緊急組織“救濟水災委員會”，作為代表政府的最高賑濟機構，制定各種應急救災對策。

國民政府戰爭頻繁，再加上各項建設事業需費甚多，國庫空虛，嚴重財政赤字，但仍將全國預算七分之一用於賑災，使國家赤字愈加增多。國民政府還通過賑災公債、美麥借款、加徵稅收、攤派捐款和社會募捐等籌集錢款賑災，至1931年底共籌集6000餘萬救災款。但湖北、安徽、江蘇仍爆發騷亂。

國民黨政府的外交

萬寶山事件發生后，蔣介石當即指派宋子文與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秘密商議。隨後，他又抽調具有對日工作經驗的駐日內瓦國際聯盟代表蔣作賓出任駐日公使，想要以外交途徑來消弭東北的危機。

東北地方當局和國民政府依據蔣介石的對日消極態度錯誤地採取了不抵抗政策，但蔣本人在事變當天並不知情，因此張學良對失土喪師應負一定的責任。據《顧維鈞回憶錄》425（也有438頁）頁記載：“委員長原已發現他的處境非常困難，早在瀋陽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廬山舉行擴大會議，討論當時提出的提別是少帥在東北的集團提出的對日採取強硬態度，和直接抵抗日本的侵略政策等要求，委員長是個現實主義的政治家，他覺得必須對日談判。”

日本關東軍不到兩萬人，中國東北軍駐在東北的有16.5萬人，在關內還有近十萬人。東北軍部隊多次接受張學良不準抵抗的訓令，在日軍突然襲擊面前，除小部分自發英勇抵抗外，其餘均不戰而退。1931年9月19日上午8時，日軍幾乎未受到抵抗便將瀋陽全城佔領，東北軍撤向錦州。此後，東北各地的中國軍隊或宣布“獨立”，或繼續執行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使日軍得以迅速佔領遼寧、吉林、黑龍江3省大部分地區。雖有一部分東北軍加入了風起雲湧的抗日義勇軍，但東北寒冷的氣候和稀少的村落，抵抗運動很難取得明顯效果。

控制東北線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勝，通過日俄講和條約，將中國旅順、大連等地的租借權和“長春－旅順”一段鐵路及附屬設施的財產權利佔為己有。此後，日本創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並由關東軍負責鐵路沿線的警備。

日本國內情況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奉行軍事優先的原則，培養了大批職業軍人；而1921年華盛頓會議后，日本開始大規模裁軍，1921年至1930年日本的軍費由七億三千萬日元裁減到五億日元以下，裁減額達40%。大規模裁軍引起了軍人們的強烈不滿，不滿的軍人開始秘密集會，天劍黨、櫻會、一夕會等以東條英機、岡村寧次、石原莞爾為首的軍人秘密組織紛紛成立。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義一主持召開“東方會議”，確立了“把滿洲從中國本土分裂出來，自成一區，置日本勢力之下”的侵略方針；兩年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日本政府急於發動一場對中國的戰爭，藉以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緩和階級矛盾。

田中奏摺

1927年6-7月，日本政府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討論並確定了侵略中國的具體方案，並由田中義一起草了一份秘密奏摺給天皇，制定《對華政策綱要》（即田中奏摺）。奏摺內稱“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關東軍虎石台獨立守備隊第2營第3連離開原駐地虎石台兵營，沿南滿鐵路向南行進。夜22時20分左右，日本關東軍鐵路守備隊柳條湖分遣隊隊長河本末守中尉為首一個小分隊以巡視鐵路為名，在奉天（現瀋陽）北面約7．5公里處，離東北軍駐地北大營800米處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藥，炸毀了小段鐵路，並將3具身穿東北軍士兵服裝的中國人屍體放在現場，作為東北軍破壞鐵路的證據，誣稱中國軍隊破壞鐵路並襲擊日守各隊，此事件由稱“九·一八事變”。由於當時中國東北地區稱為滿洲，因此日本方面將這次事變稱為“滿洲事變”。

爆炸同時，呆在鐵路爆破點以北約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島中隊長率兵南下，開始襲擊北大營；爆炸后，駐紮中方北大營和瀋陽城的日軍兵分南北兩路，向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進攻。

1931年9月18日事變發生當夜，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中將參謀長榮臻根據張學良之命，命令東北軍“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裡，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次日1931年9月19日張學良在協和醫院對天津大公報記者談話時再度說：“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於庫房”。由於執行張學良不抵抗命令，北大營8000名守軍被只有300左右的日軍擊潰。

日軍獨立守備隊向北大營進攻的同時，關東軍第2師第3旅第29團向奉天城攻擊，至9月19目10時，日軍先後攻佔奉天、四平、營口、鳳凰城、安東等南滿鐵路、安奉鐵路沿線18座城鎮。長春地區的東北軍自發反擊，戰至次日，長春陷落。1931年9月21日，日軍第2師主力佔領吉林。1931年10月1日，東北軍黑龍江洮南鎮守使張海鵬投敵，且奉日軍命令派出3個團進攻齊齊哈爾。1931年10月26日，關東軍第2師第29團佔領四洮鐵路沿線主要城鎮。1931年11月4日，關東軍嫩江支隊攻擊嫩江橋北守軍。1931年11月19日，日軍攻陷齊齊哈爾。

張學良在事件爆發后離開奉天，帶領屬下轉移到錦州。1931年10月8日，關東軍派出12架轟炸機空襲錦州。對此，南次郎陸軍大臣依然對若槻禮次郎首相聲稱“由於受到中國軍隊的防空炮火攻擊，才不得已採取自衛行動”，此後關東軍發表公開聲明，宣稱“張學良在錦州集結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將對日本權益造成損害。為了儘快解決滿蒙問題，關東軍有必要驅逐錦州政權。”此後，幣原主張的國際協調主義外交政策受到了嚴重的挫折，日本越來越強硬。

黑省淪陷后，南京政府覺察日軍將進犯錦州，急令中國駐國聯代表施肇基於1931年11月25日向國聯提出划錦州為中立區的提議。12月2日，國民黨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國的公使說：它同意把自己的軍隊撤出錦州和山海關，但是有一個條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國滿意的保證，即要求三國保證中立區的安全。有了南京政府的表態，張學良急不可待地直接與北平日本公使館參事就此事進行具體交涉。但這種交涉不僅受到南京方面的反對，而且也無法從日本方面獲得妥協的條件，日方堅持東北軍必須全數撤出錦州。

錦州中立案曝光后，遭到各界人士和學生群起反對，國民政府外交部於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電施肇基聲明放棄中立案，同時還表示：日軍如進攻錦州，中方將實行自衛。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也已就此作出決議，強調“如日軍進攻，應積極抵抗”。

可對於是否抵抗問題，南京政府與張學良之間明顯發生分歧。張明顯地傾向於和平方法解決，鍾情於“錦州中立化”方案。1931年11月29日，張學良致蔣介石密電，稱“惟個人對此（指中立案）亦頗贊成”，並在與日方代表談判之同時，開始秘密安排從錦州一線自動撤軍。此舉引起了南京政府的嚴重不安。顧維鈞於1931年12月3日電文中極力勸阻道：“兄（指張學良）擬將錦州駐軍自動撤退，請暫從緩”；后1931年12月5日顧維鈞又與宋子文聯名致電張學良：“現在如日人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防禦。”蔣介石亦於1931年12月8日致電張學良：“錦州軍隊此時勿撤退。”但張學良12月21日致電第二軍司令部：“當最近日本進攻錦州之時，我軍駐關外部隊理應防範，但若現政府方針未定時，自然不用錦州部隊進行防守，因而撤至關內”，“部隊駐地為遷安、永平、灤河、昌黎”。1931年12月25日、26日，張學良又致電國民政府，稱“錦戰一開，華北全局必將同時牽動”，屆時日本“以海軍威脅我後方，並擾亂平津，使我首尾難顧”，非但錦州不可守，連華北地盤亦不保。因此張學良不顧勸告，一意孤行將軍隊從錦州撤退。

而與此同時，1931年12月15日，關東軍已經開始進攻錦州。12月7日，日本陸軍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並從朝鮮調第20師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轟炸飛行中隊以增援關東軍。12月28日，第2師主力渡過遼河進攻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進攻打虎山（今大虎山）。

日軍進攻錦州時，國民政府多次電令張學良抵抗，1931年12月25日，令其“積極籌劃自衛，以固疆圉”，張不遵令；張學良部隊開始從錦州撤退後，12月30日國民政府還急電令其“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 ，但已經無濟於事。1932年1月3日，第20師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佔領錦州。而此時駐錦州的東北軍第12、第20旅和騎兵第3旅早已奉張學良命撤退至河北灤東地區和熱河。在張學良的一再不抵抗下日軍兵不血刃佔領錦州。

1932年1月28日關東軍第3旅由長春向哈爾濱進軍，同時從遼西地區調第2師增援。當時為了轉移國際社會對滿洲的關注，日本在國際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發了一·二八事變。1932年1月31日，依蘭鎮守使兼第24旅旅長李杜率吉林自衛軍進行哈爾濱保衛戰。激戰五天，自衛軍丟盔棄甲，潰不成軍，撤往賓縣。1932年2月5日日軍佔領哈爾濱。

由於張學良一再堅持“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整個東北三省1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軍佔領，日本對東北三省的大規模侵略強烈地震動了中國社會，一個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很快在全國許多城市和村鎮興起。

外交努力

1931年9月19日，中國駐國際聯盟的全權代表施肇基向國聯報告事件，請國聯主持公道；

1931年9月19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嚴重抗議；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國聯提出申訴；

1931年9月23日，中國政府就此事照會美國政府，希望對方“深切關懷”。

內部決策和應對

九一八事件發生當夜，蔣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1931年9月19日才由上海報紙得知事變發生，但是尚不明了情況。19日晚7點至9點間蔣致電張學良：“限即刻到。北平張副司令勛鑒，良密，中(正)刻抵南昌，接滬電知日兵攻瀋陽，據東京消息，日以我軍拆毀鐵路之計劃，其借口如此，請向外宣傳時，對此應辟之，近情盼時刻電告。中正叩皓戌。”可見蔣當時並不知道東北事變詳情，故要張“近情盼時刻電告”。自然在九。一八事情之初，蔣介石並未向張學良下過不抵抗命令。

同日（1931年9月19日）南京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在蔣缺席的情況下召開會議，主要內容為請蔣即刻回京，並向日方提出抗議。

蔣介石於1931年9月21日下午2時返回南京，即召集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緊急會議，商討對日方略。”蔣氏同意中央常務會議之處置意見，主張以日本侵佔東北的事實，先行提出於國際聯盟與簽訂非戰公約諸國，訴諸公理，同時團結國內，共赴國難，忍耐至相當程度，乃出於最後自衛之行動。會議決定：“（一）外交方面，加設特種外交委員會，為對日決策研議機關；（二）軍事方面，抽調部隊北上助防，並將討粵和剿共計劃，悉行停緩；（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張繼、陳銘樞三人赴廣東，呼籲統一團結，抵禦外侮；（四）民眾方面，由國民政府與中央黨部分別發布告全國同胞書，要求國人鎮靜忍耐，努力團結，準備自衛，並信賴國聯公理處斷。”

而1931年9月19日，日本若槻禮次郎內閣確定了“不擴大”方針。同日，日本駐國聯代表芳澤先於中國通報日本和中國發生衝突，並稱日本政府已採取了所有可能措施避免這一地方事件的升級。9月22日幣原外相對中國政府駐日公使蔣作賓說：“陸軍願吞併東三省, 余則視為吞一炸彈。” 9月24日日本政府對外發表的聲明中，雖然將事變的責任推給中方，但也表示，會將軍隊“大體撤回並集結於鐵路附屬地內”，並辯稱“帝國政府在滿洲並無任何領土慾望”。（當時日本軍部、關東軍與日本政府、外務省之間在處理事件的方式上確實存在分歧，可參見上海出版社翻譯之《日本外交史》。）

1931年9月22日，國聯電請中日兩國各遵承諾，撤兵保僑，並由英法德意西等國代表繼續處理本案。

因此1931年9月22日蔣介石在南京國民黨黨員大會上發表《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演說：“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此刻暫且含忍，絕非屈服。如至國際信義條約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該忍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的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領導全國人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和國家人格。”

1931年9月23日，國民政府《告全國同胞書》“政府現時既以此次案件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已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誥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然為維持吾國家之獨立，政府已有最後之決心，為自衛之準備，決不辜負國民之期望。”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國民政府採取了忍痛含憤，訴諸國聯，彌合分裂，準備抵抗的方針。這一方針雖然不僅沒有對日軍侵佔東北立予抵抗的內容，並且還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但是，它與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是有區別的。其關鍵在於“準備抵抗”。此點固為11月舉行的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採取的方針及其後下令錦州抵抗的史實所證實，亦為事變之初，蔣介石指示對日軍可能在國民政府直轄部隊及其守衛地區發動進攻，應進行自衛的方針，以及開始考慮準備全國抗戰之史實所證實。

事變爆發之初，1931年9月21日，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兼南昌行營參謀長熊式輝自南昌向蔣介石轉報駐煙台海軍劉珍年師長哿辰電：“聞日本於巧晚進攻遼寧，皓晚將省垣完全佔領，軍警盡被繳械。又，日軍艦一艘開來煙港，海軍有今日續來登岸消息。除飭嚴加戒備，究應如何態度，乞示方針。9月22日蔣介石批複：“煙台劉師長勛鑒：日軍侵略，已提出國聯。此時我國應上下一致，嚴守紀律確定步驟，勿為日人借口。故先勸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軌外行動，以待國際公理與國內之團結。如果敵海軍登岸，則我方劃出一地嚴陣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時須忍耐、堅定、鎮靜，謹守之。中正養午。”

1931年9月22日，熊式輝自龍華向蔣介石呈報請示：“淞滬為通商巨埠，日艦駐舶甚多，交涉萬一不能迅速解決，日方擴大行動，對我要塞、兵工廠及重要機關施行威脅襲擊時，我陸海軍究如何行動？”9月23日蔣介石批示：“應正當防範。如日軍越軌行動，我軍應以武裝自衛可也。”同日蔣介石致電軍政部長何應欽，指示對日方略：我應採取正當防範。如日軍有越軌行動，我應以武裝自衛。軍政部長何應欽亦於同日發布《告誡全國軍人書》，指出：我同胞一方面應服從政府之指導，靜候國際公道之解決，一方面，尤應恪守軍人之天職，妥籌實力自衛之準備。

1931年9月25日，蔣介石致電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我軍應在濰縣多加兵力，以防日軍出青島或煙台，侵入濟南。我軍決在濰縣附近與之抗戰。全部計劃容另頒發。”

1931年10月3日，蔣介石開始考慮全國備戰計劃，決定“以西北為政府之第二根據地，而以洛陽與西安為陪都”。

1931年10月6日，蔣介石電示上海市長張群：“日本軍隊如果在華界挑釁，我軍應規定一防禦線，集中配備，俟其進攻，即行抵抗，希與天翼（熊式輝）兄妥商決定。

據參加特種外交委員會的邵元沖記載：“關於日本軍艦來長江之應付，決定令淞滬軍警長官嚴為防禦，必要時取自衛行動。又，對於日軍侵犯首都時，亦決定堅持不屈，以期抵抗。”

當時張學良下令“不抵抗”也受到國民政府內部部分人士的嚴厲批評。邵元沖（時任立法院副院長）指出：“所謂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開火攻擊，並非武裝軍人遇敵來襲擊至包圍繳械時，猶可束手交械而謂之為不抵抗主義者。民族主義、國民精神喪失已盡，安怪異族長驅如入無人之境也。”（《邵元沖日記》，第774-775頁）戴傳賢（字季陶）、朱培德在1931年9月20日致蔣介石的電報中也說：“政府只有始終宣示和平，從國際上做功夫，然當地竟無一舍死之人，恐外無以啟世界對中國之信賴，內無以立後代兒孫之榜樣。”（《戴傳賢、朱培德呈蔣主席九月哿電》，台北：總統府機要室藏，《革命文獻拓影》，瀋陽事變，第24—25頁）

1931年9月30日，國聯通過決議重申日本撤兵承諾。但1931年10月8日關東軍又轟炸了錦州。此後，隨著日本政府和外務省約束不了軍方反而屈從乃至追隨軍方擴大侵略，蔣介石、南京政府逐漸看清事實，開始命令張學良抵抗。

11月，日軍進攻黑龍江省時，黑龍江省代理省主席馬占山公開通電率部抵抗，蔣介石致電嘉獎鼓勵馬占山稱“我方採取自衛手段，其屬正當。幸賴執事（指馬占山）指揮若定，各將士奮勇效命，得以催敗頑敵，保全疆土，虞電馳聞，何勝憤慨” ，張學良也電示馬占山“死守”“勿退”。至11月中旬，馬占山報告日軍攻擊江省，希望向國聯報告，請求制止，蔣介石電告馬：對江省抗戰，“已急催張副司令派隊援助”，並正式任命馬占山為黑龍江省主席。

1931年11月14日，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大會通過決議“嚴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應做正當防衛，嚴守疆土，與城存亡，不得放棄職守”。會上還作出了蔣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決定。

1931年11月23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警衛軍擬由平漢線北運，以駐何地為宜？中（正）如北上將駐於石家莊，兄駐北平，則可內外兼顧，未知兄意如何？” （從蔣的電文也可以看出蔣張之間的關係名為上下級，實則遇事只能跟張商量。）隨後蔣調兵遣將準備北上，但是對於中央軍進入自己地盤一事，張未予響應。

黑省淪陷后，1931年底，日軍繼續進逼錦州。1931年12月8日，針對張學良準備放棄錦州，蔣介石致電張：“錦州軍隊此時勿撤退。”張學良不予理會。隨後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在粵方的逼迫下下野。1931年12月25日和1931年12月30日，接替蔣上任的以孫科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兩次電令張學良“對於日本攻錦州應儘力之所及，積極抵抗”、“惟日軍攻錦緊急，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 ，但是均為張學良拒絕，張擅自率各部於1932年1月2日撤出錦州。日軍隨即佔領錦州及綏中一帶，實現了對東三省的完全佔領。

1931年9月2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 ，譴責日軍侵略，並提出“武裝擁護蘇聯”的口號。

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在宣言中認為，九一八事變的發生，根本原因在於：“蘇聯無產階級專政日益強固，社會主義建設得到空前的勝利，五年計劃立刻就要完成，這對於帝國主義非常不利……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實行佔領中國東三省，不過帝國主義進攻蘇聯計劃之更進一步的實現。……外國帝國主義看著中國國民黨軍閥已經不能消滅革命，看著他在中國的走狗軍閥國民黨等已經不能隨心所欲的替它保護並擴張對華掠奪的利益，因此便直接佔領滿洲中國領土。滿洲事變便是最明顯的表現。”

一句話，在臨時中央政治局看來，日本侵佔東北，第一是為了進攻蘇聯，第二是為了鎮壓中國革命。同樣，他們依舊堅信“中國各派國民黨及各派軍閥根本都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張學良及整個國民黨在中國民眾彼日本強盜大大屠殺的時候，高唱無抵抗主義，與和平鎮靜的忍耐外交，充分的表現了他們無恥的屈服，出賣民族利益的面目。”他們公開號召廣大民眾起來革命：“全中國工農兵士勞苦民眾，必須堅決一致在爭取工農革命勝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實行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的鬥爭。只有廣大群眾的革命鐵拳，才能制止帝國主義的暴行，驅逐帝國主義滾出中國！……自然帝國主義與蘇聯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所以反蘇聯的戰爭是主要的危險，但是各國帝國主義自己互相衝突的戰爭也日益緊迫。全中國工農兵士勞苦民眾必須在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推翻帝國主義統治，爭取中國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實行堅決的鬥爭，一致反對日本強暴佔領東三省，實行變帝國主義壓迫中國的戰爭，為擁護蘇維埃中國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的革命戰爭，以解放中國。”

1931年9月30日，中共再次發布《為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東三省第二次宣言》 ，聲稱“要求投降帝國主義的國民黨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無異向國民黨引頸就戮”，認為“一致對外”、“民族統一戰線”是國民黨用以“向全中國的革命民眾進攻”的掩護，所以中共宣稱“日本侵掠東三省的事變，不但絲毫不能減輕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統治的進攻，而且卻正相反，正因為這些事件，中國共產黨將加倍努力去推翻帝國主義的工具中國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

因此當九一八之後蔣介石下令中止第三次“圍剿”時，中共中央竟再度開始高度樂觀地談論起革命的形勢來了。他們又一次聲稱：中國千百萬勞苦群眾的革命怒潮突飛猛進，正在使革命發展的不平衡“逐漸走向平衡”，“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的鬥爭”，“在這革命與反革命的決死鬥爭中，不論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任何卑鄙行為與惡辣手段，都挽救不了他們已經註定了的死運”。為此，他們要求紅軍立即“儘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蘇區打成一片”，並“在政治軍事順利的條件，取得一兩個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 。

基於這樣一種形勢，中共中央迅速指導蘇區中央局於1931年11月7日在中央蘇區瑞金召開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正式宣告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並同時宣布產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中共中央提出了全面進攻，以逐步奪取國民黨統治區，根本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戰略部署。它在1931年12月4日給各蘇區分局、各省委及紅軍各軍政治委員專門發布了訓令，宣稱：客觀形勢“極端順利”，因此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必須是“今天行動的總方針”。在此總任務之下，大江以南之中央蘇區必須與湘贛邊蘇區“完成一片”，“然後與湘鄂贛、贛東北兩蘇區密切的聯繫起來，造成包圍南潯線以爭取江西省首先勝利的形勢”。“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應以鄂豫皖蘇區為中心，使皖西北與鄂東蘇區與鄂豫皖中心區完全打成一片，並與鄂北鄂西密切聯繫起來，造成包圍京漢路南段與威脅長江的整個局面”。總之，“必須最堅決的毫不畏懼的對於我們的敵人採取積極進攻的策略”，“任何放棄現有根據地的企圖應受到嚴厲的打擊”，但任何保守和等待，也“是蘇維埃運動前進的罪人” 。

在進攻精神的指導下，各蘇區紅軍趁著國民黨政府忙於應付九一八事變，對國民黨統治區發起不斷的進攻。中央蘇區在1931年底，先後攻佔會昌、尋烏、安遠、石城等縣城。湘鄂西蘇區紅軍東渡襄河，經過鍾祥、張截港等戰鬥，打開了湘北局面，打通了同洪湖蘇區的聯繫，並將繳獲的大批糧食等物資運回洪湖。鄂豫皖蘇區紅軍於1931年11月發起黃安戰役殲滅國軍1.5萬餘人，1932年1月發動商（城）潢（川）戰役殲滅國軍5000餘人 ……中央紅軍1932年2月又發動著名的“贛州戰役”，這正是在一二八上海抗戰激戰正酣的時候，大大地牽制了國民黨的軍力。

緊急制止和失敗

1931年8月中村事件披露后，日本政府命外務省密切關注東北形勢。1931年9月15日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電告外相幣原喜重郎：“關東軍正在集結軍隊，領取彈藥器材，有在近期採取軍事行動之勢。”幣原乃向陸相南次郎抗議：“此種作法從根本上推翻以國際協調為基本原則之若槻內閣外交政策，絕不能容忍。”元老派西園寺公望公爵也勸南次郎處事要謹慎，天皇也諭令南次郎整頓關東軍軍紀。南次郎於是派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郎到東北，傳達東京旨意。但建川與參謀本部許多人本就是贊成關東軍發動陰謀的，派遣建川赴東北的消息，被參謀本部情報課俄國班班長橋本欣五郎密電告知關東軍高級參謀、九一八事變的主要策化者板垣征四郎。1931年9月18日建川到達瀋陽，尚未到達關東軍司令部，事變就在當夜發生了。

1931年9月18日晚10時半，日本駐奉天領事館領事森島守人（時總領事不在）從東北趙欣伯處獲知中國軍隊不準備抵抗, 乃於10時45分馳赴關東軍特務機關見板垣, 要求停止襲擊。板垣拒不接受。森島欲再說，花谷正少佐拔刀威脅：“再干涉統帥權, 不能置之不理！”森島只好退回總領事館，向總領事林久治郎報告。林久治郎向板垣通電話仍勸停火，板垣依然不聽。

內閣不擴大方針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開緊急內閣會議。南次郎陸軍大臣強調這是關東軍的自衛行動，但是幣原喜重郎外務大臣（男爵）懷疑這是關東軍的陰謀，並且試圖通過外交手段解決這次事端。1931年9月24日，內閣會議決定了「不將事態進一步擴大」的方針。然而關東軍無視政府的決定，以自衛為名，不斷擴大戰線。

若槻禮次郎內閣總辭

1931年12月11日，若槻禮次郎內閣總辭。次日，犬養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貞夫任陸軍大臣。

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養毅內閣作出決定“滿蒙市從中國本土分離獨立的統治地域，今後，（日本將）幫助其建立國家體制。”事實上，日本政府在這次事件上被動地被獨斷專行的關東軍制約。（同年日本爆發五一五事件，犬養毅被暗殺）。

國際聯盟派出調查團調查事變始末。1932年10月2日，該調查團發表李頓報告，指出日本發動的事變是侵略中國的行為。由於國聯拒絕承認滿洲國為獨立國家，令日本撤出國聯。調查團在事變后一年多后才發表報告，誠然是為時已晚——日本不理會國聯的譴責，繼續侵略行動。

九一八事變初期，出於忌憚蘇聯的實力和避免兩線作戰，日本不敢貿然冒犯蘇聯在東北北部的勢力範圍。1931年9月22日，日本參謀總長電令關東軍司令本庄繁不得出兵長春以北地區，進攻哈爾濱必須得到內閣的決定。同日日本內閣也做出決定，即使哈爾濱方面告急，也不得採取出兵的方式保護哈爾濱地區日本僑民。1931年9月24日，日本參謀總長再次電令本庄繁：即便情況發生緊急變化，也不得向哈爾濱方面前進。

為試探蘇聯反應，日本駐蘇大使廣田於1931年10月28日，奉命向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相當於副外長）加拉罕詢問蘇聯是否向黑龍江馬占山部提供教官、武器以及是否打算出兵中東路。1931年10月29日，蘇聯政府致函日本政府，否認對馬占山及東北其他軍隊提供援助。

1931年11月19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相當於外長）李維諾夫與日本大使廣田會面時表示：“它（指蘇聯政府）重視維護和鞏固與日本現存的關係，對各國間的衝突奉行嚴格的不干涉政策。它期待日本政府努力維護現存的兩國關係，並在自己的行動和命令中應考慮不要破壞蘇聯的利益。”（見《蘇聯對外政策文件集》第14卷，莫斯科1968年俄文版，第672頁）蘇聯的不干涉表態，打消了日方有關蘇聯干預的顧慮，客觀上鼓勵了日軍的進一步行動。

日本進攻哈爾濱前，再次與蘇方進行接觸，蘇聯再次重申了“不干涉政策”，並提出締結蘇日互不侵犯條約，以進一步確保日本不把侵略矛頭指向自己。對此，後來日本外務大臣不無感激地說：“滿洲事變當初，蘇聯政府雖標榜中立與不干涉方針，卻同意由中東路運輸日本軍隊，在呼倫貝爾事件時，對救援日本居留民作出了巨大援助。更有甚者，蘇聯政府鑒於事變之進展，於昭和六年末向我提議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見《內田外務大臣在第64屆帝國議會的演說》（1933年1月21日），《日本外交文書》（昭和II）2—2，日本外務省1997年版，第4頁）在得知蘇聯態度后，1932年1月28日，日本參謀本部批准關東軍向哈爾濱進軍。

但是，對於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事情，日本卻態度冷淡和消極。1932年11月9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約見日本駐蘇聯代理大使天羽英二，提出蘇聯欲與日本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而且欲與偽滿洲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並提議馬上就此問題進行協商。但日本出於反共反蘇的立場，以及不願美歐反感的想法，再次予以婉拒。

1932年1月7日，美國國務卿亨利·劉易斯·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國發表照會，宣布日本對滿洲的侵略是對中國領土內政的干涉，違反了凡爾賽和約，因此美國政府對此不予承認。這被稱為“史汀生主義”。中國和當時歐洲各國對此都普遍表示贊同，但是日本卻無視這一通告。美國對“九·一八”事變的反應，經歷了一個由消極觀望，到與國聯合作，再到“不承認主義”的過程，總的趨勢是朝著逐漸強硬的方向發展。但由於美國國內的孤立政策沒有採取強有力的實質性行動，美國的反應對日本的遏制是軟弱無力的。

九一八事變后，以《申報》為首的報刊代表中國民間在國內掀起了號召抵制日貨，要求抗日救國圖存的聲音。

九一八事變是20世紀30年代初期發生在中國東北的震驚中外的重大歷史事件。它不僅是日本帝國主義以武力征服中國的開始，也是法西斯國家在世界上點燃的第一把侵略戰火，它的爆發標誌著亞洲戰爭策源地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序幕的揭開，同時它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相對穩定的世界格局。

毛澤東曾明確指出：“自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中國以後，中國又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九一八”事變后，中國東北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而且日本侵略逐步向華北地區擴展，中國社會性質發生了變化，中華民族得到了空前的覺醒和團結。

九一八事變及時向全國人民敲起警鐘，“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越來越成為華夏兒女的共識。在民族危機感逐步加深的過程中，民族責任感也迅速提高，並付諸實踐；許多愛國知識分子積極發表政見和主張，呼籲全國人民“徹底明了國難的真相！”“人人應視為與己有切膚之痛，以決死的精神，團結起來作積極的掙扎與苦鬥”，廣大民眾和各界人士以各種形式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國共兩黨是當時中國的兩大政黨，九一八事變后，隨著中華民族的空前覺醒，民族團結也日益增強，兩黨的民族使命感迅速增強，有力的促進了兩黨的再次合作，從東北地區到西北地區，最後發展到全中國，終於開創了團結禦侮，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的新局面，實現了民族大團結。

過去長期以來都說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之所以不抵抗，是因為蔣介石給張學良下達了不抵抗的命令，以張學良部下為主的一些人在回憶錄中也多次提到這點。但是隨著海峽兩岸各種史料的披露，尤其是當事人張學良晚年自由時開口說話，可以發現，這些所謂蔣介石給張學良下達不抵抗命令的說法多是空口無憑且經不起史料驗證的。1991年其重獲自由后，張學良在各種場合多次承認“不抵抗”決策完全是自己和東北地方高層的行為，與蔣介石無關。

關於蔣介石命令張學良不抵抗的說法中，最著名的是洪鈁的“銑電”說。洪鈁是張學良部下，九一八時任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秘書處機要室主任。據他多年後回憶，1931年8月16日蔣介石曾經給張學良發了一封電文，命令其對日不抵抗，並且回憶電文內容為：“北平。張副司令鈞鑒。絕密。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中正。”這就是所謂的“銑電”。

張學良另一部下趙鎮藩（時任東北軍第七旅參謀長、北大營的守衛者）也回憶稱，他曾接過張學良轉來的蔣介石“銑電”，“主要內容是：採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讓，避免衝突，千萬不要‘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等語” 。

而且洪鈁還回憶說，張學良曾將“銑電”轉知東北各軍事負責官長一體遵行。長期以來大陸很多歷史學者都根據洪鈁這一回憶和趙鎮藩的應和，作為九一八事變前蔣介石曾命令張學良不抵抗的證據。但是查九一八事變前後，張學良與東北高層其他官長之間、以張學良為代表的東北高層與蔣介石及南京政府之間往來的原始電報檔案，卻並無一次提到“銑電”者。如據稱是受到“銑電”影響的“魚電”，即1931年9月6日張學良致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式毅、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的不抵抗電文中，張學良就隻字未提起過所謂的“銑電”。

1951年7月，臧式毅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寫回憶材料時，也只提到張學良“魚電”而沒有提到九一八事變前蔣介石曾發“銑電”給張學良。這顯然與洪鈁回憶稱張學良曾將銑電內容轉知東北各軍事負責官長的說法不符合。而事實就是，“銑電”原件在海峽兩岸的所有檔案館中都查不到。台灣歷史學家劉維開曾經查遍台灣保存蔣介石文檔最全的《蔣中正總統檔案》（俗稱“大溪檔案”），也未找到“銑電”的檔案。

在21世紀的最初幾年，曾有人根據竇應泰《張學良三次口述歷史》一書，說“銑電”原件保存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毅荻書齋”的展櫃中。大陸歷史學家楊天石親自電話詢問竇應泰此事，得到的回答是“此書不足為據” 。最關鍵的是，張學良晚年自由時，親口多次向唐德剛等人否認銑電的存在。

東北軍將領何柱國曾回憶，1931年9月12日，蔣從漢口、張從北平，兩人坐火車在河北石家莊會面，蔣對張說：“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只有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會面，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 。但至今也沒有證據顯示蔣曾與張在石家莊會面以及說過此話。

現根據蔣介石和張學良的行程，則否定了蔣、張在河北會面之說。因為按照《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記載，1931年9月12日蔣介石全天都在南京：“上午，與夫人等至天保城浙軍紀念塔野餐；下午，吳忠信執粵方汪兆銘複電”。而吳忠信的日記，也證實他當日與蔣在南京會面（見《吳忠信日記》，民國20年9月12日，台北黨史館藏影印件）。而根據蔣作賓的日記，則證實12日張學良在北平接待了新任駐日公使蔣作賓，依當時的交通情況，也不可能又到石家莊。所以何柱國的說法是不足為憑的。

1934年才擔任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他是1933年加入中共的秘密黨員），曾回憶稱“九一八事件當晚，蔣介石曾十多次電函張學良不準抵抗”。但這種說法也沒有根據，因為當時蔣介石正在坐船從南京到南昌去指揮剿共的途中，通過蔣介石的日記，也證明蔣當晚不知道九一八事變的爆發。

1934年才到張學良手下任職的應德田曾回憶，稱西安事變前夕張學良曾對自己說，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后的一兩日內給張發過命令其不抵抗的電文，內容為“瀋陽日軍行動，可作為地方事件，望力避衝突，以免事態擴大。一切對日交涉，聽候中央處理可也。”但同樣，應德田的回憶得不到任何第一手的檔案資料的證明，此電在任何檔案館都查不到。而且，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一二日內，蔣介石對事件尚不明了，也不大可能發這樣的電報。根據史料記載，事變當夜，蔣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次日才由上海報紙得知事變發生，晚7點至9點間蔣才第一次致電張學良，可見蔣當時並不知道事變詳情，故要張“近情盼時刻電告”。應德田的回憶顯然靠不住。

張學良晚年多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責任問題。他反覆說明，“九一八事變”時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國民中央政府。他是在獲得自由的情況下談這一問題的。

1990年，日本廣播協會採訪張學良時，張學良說：“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政策。”“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有很多學者認為是國民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負責任，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

1991年張學良赴美在紐約期間，他又主動要求與哥倫比亞大學年輕留學生座談抗日戰爭歷史，由此引發了哥大口述歷史處與張學良合作，記錄他口述歷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曼哈頓中城貝公館接受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老報人李勇等8人訪談時，有人提問：“大陸拍攝的電影《西安事變》說：蔣介石下手諭，令你對日本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沒有這道手諭呢？”張學良立即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

著名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應張學良之邀，為他錄載他的口述歷史。唐記載了張學良回答他詢問“九一八事變”不抵抗問題的一段談話。張學良與唐德剛談話記錄中，對“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記述：“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里這樣說，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張學良說：“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衝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躲開他。”他解釋當時他為什麼下令不抵抗：因為過去對日本的挑釁，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時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東北那麼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沒想到日本敢那麼樣來（指用武力侵佔整個東北——引者注），我對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張學良說明：“這就是我給你的解釋。不抵抗，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

唐德剛教授笑著感慨道：“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是這個說法呢，都說是蔣公給你的指令呢！”“……都說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又說你拿著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詢地問張學良。張學良回答說：“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

1991年9月18日，中國政府在瀋陽開放了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前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在1997年訪華時拜訪過這個地方，寫下“以和為貴”，成為進入該館的第一個在位日本首相。

除了瀋陽的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外，在遼寧遼陽市的白塔公園內，還有一座九一八事變策劃地紀念館，當時被稱作白塔會館。事變前一日，本庄繁與關東軍主任參謀石原莞爾和關東軍高級參謀坂垣征四郎在火車站前白塔旅館召開了事變前密謀會議。

9月18日被不少中國人認為是“國恥日”，而中國民間要求將9月18日訂為國恥日的訴求也不時出現。瀋陽從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鳴響防空警報3分鐘，以警示民眾勿忘國恥。當前，已有哈爾濱、長春、昆明、合肥、杭州、烏魯木齊、南昌、齊齊哈爾、金華、本溪、太原、西安等百餘座城市選在每年9月18日進行防空警報鳴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