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衝突

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於1951年在其名著《國際收支》中最早提出了固定匯率制下的內外均衡衝突問題。這被稱為“米德衝突”，即在匯率固定不變時，政府只能主要運用影響社會總需求的政策來調節內外均衡，在開放經濟運行的特定區間便會出現內外均衡難以兼顧的情形。在米德的分析中，內外均衡的衝突一般是指在固定匯率下，失業增加、經常賬戶逆差或通貨膨脹、經常賬戶盈餘這兩種特定的內外經濟狀況組合。米德分析中的與開放經濟特定運行區間相聯繫的內外均衡之間的衝突稱為“狹義的內外均衡衝突”。

一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包括內外均衡中的四大目標：外部均衡為國際收支均衡；內部均衡為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

詹姆斯·米德（J·Meade）認為，根據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理論，實現國際收支調節使之均衡的政策，由於固定匯率制度下，貶值和升值都受到極大限制，因而主要採用開支變更政策，開支變更對上述中個目標產生不同的政策效應。在國際收支逆差與通貨膨脹並存時，減少總需求可以使二者均衡；在國際收支順差與就業不足並存時，擴大總需求可以使二者相竄。但是，對於既有國際收支順差又存在通貨膨脹，或既有國際收支逆差又存在嚴重失業問題，就會發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之間的衝突，使開支變更政策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

米德衝突最有可能發生在經常項目順差與國內通貨膨脹並存，或經常項目逆差與國內失業並存的情況下。運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合可解決“米德衝突”。財政政策通常對國內經濟的作用較大，而貨幣政策則對國際收支的作用較大，因此，應該分配給財政政策以穩定國內經濟的任務，分配給貨幣政策以穩定國際收支的任務，或者根據國內經濟與國際收支的不同情況，將二者適當地搭配，以同時實現國內經濟與國際收支的均衡。

中國CPI指數2007年7月份創下1997年2月以來的新高，其中﹐肉類價格同比上漲45%，食品價格漲幅達到15.4%。表明，中國已進入標準的‘米德衝突’。美國經濟學家米德提出的這個概念旨在說明﹕一國如果要同時實現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則必須同時使用支出調整和支出轉換政策。單獨強調任何一種政策﹐將導致一國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之間的衝突。換句話，就中國的宏觀經濟來說﹐在中國通貨膨脹和貿易順差就像天平稱的兩頭﹐官方的經濟政策偏重任何一頭﹐另一頭都將蹺起，經濟平衡出現了問題。可以看到央行的宏觀調控“組合拳”收效未達到預期的效果。

中國經濟陷入通脹與貿順‘兩難’境界

如果，中國為了抑制通貨膨脹而實行緊縮政策﹐其後果將是國內需求減少﹐會促使更多的企業在全球經濟中到國際市場尋找出路﹐接踵而至的又是貿易順差迭高不下﹐高額外匯存儲難以避免。相反﹐如果中國要減少正在高位運行的國際貿易順差﹐就需要在國內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就會繼續面臨國內房地產、A股資本市場高溫不退，流動性過剩﹑銀行貸款難以控制，而加大國內的消費和投資需求﹐這種經濟政策的後果將對中國通貨膨脹壓力可以說是雪上加霜﹐而其它一些針對改變貿易順差的宏觀控制政策﹐在內需不足時期﹐都是難以實際奏效的。

實行適度通脹，提高居民收入是有效途經

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衝突﹐產生的國際貿易順差，可通過對外經濟政策來解決。但是‘中國威脅論’和“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盛行﹐中國所需要的高科技產品﹐一些發達國家不會輕易向中國出口。而一些低端的商品﹐他們會依舊在中國這個世界工廠中大量採購，會繼續形成大量外匯儲備，貿易順差居高不下，另外，人民幣升值壓力，會進一步擠壓商品的利潤空間，促使商品競爭力下降。更突顯的是﹐國際貨幣體系核心機構的美國﹐其美元在困境中頻頻貶值﹐財政和貿易赤字更是在高位徘徊﹐加上愈演愈烈的美國次級債危機，除了直接的影響世界經濟，極可能會引發美國經濟衰退，即使有多國央行的出手，但世界經濟發展並不容樂觀，可能劣勢難挽，甚至會引發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可以斷定，美國人不會輕易去收縮國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此趨勢是會影響中國的直接出口和國際貿易。

因此，對中國來說﹐與其在國際貿易順差和通貨膨脹兩大困境中掙扎﹐不如兩者擇其輕﹐實行適度通脹﹐但前提是：改變政府和企業的收入分配方式﹐調整國民財富分配的政策和制度，特別是調整低工資政策；加大醫療、教育、環境保護等公共部門投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特別是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解決老百姓關注的住房、教育、醫療和養老等後顧之憂，增強居民的消費信心；增加農民收入，提升農民工待遇，減輕農民的負擔；解決下崗人員再就業，大幅提高居民收入﹐使其高於通貨膨脹漲幅。並逐步降低出口退稅率及調整過度鼓勵外資增長的政策，促進內外經濟平衡從而有效調整中國國際貿易順差過大的狀況。

中國應付米德衝突的建議

為避免米德衝突，就需要為不同的目標制定相互獨立且有效的政策工具，即滿足所謂的丁伯根法則。但是“丁伯根法則”看上去在中國已經碰壁。至少，從而今情況來看，這個藥方仍未使高燒不退的中國經濟回春。

建議大幅提高居民收入。或許，中國的這種經濟政策衝突，可通過國際經濟政策合作來解決。但是“中國威脅論”仍在全球流行，中國所需要的高科技產品，不到萬不得已西方絕不會允許中國進口。而中低端的消費品，在中國這個“世界工廠”中應有盡有。更重要的是，國際貨幣體系核心的美國，即使任由美元在風雨中飄搖，財政和貿易赤字都在歷史高位，也絕不收縮國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對中國來說，與其在貿易順差和通貨膨脹兩害中掙扎，不如兩者擇其輕，實行適度通脹，但前提是，改變傾向於政府和企業的收入分配方式，大幅提高居民收入，使其高於通脹漲幅，從而徹底改變中國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