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登俊
“四八烈士”之一
趙登俊，男，中國共產黨革命家，無產階級的戰士，1946年4月8日不幸在黑茶山遇難，是“四八烈士”之一。
自從葉挺在“皖南事變”被囚以來，中共一再跟蔣介石交涉，要求釋放葉挺。1946年1月，當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時，中共代表周恩來要求國民黨釋放張學良、楊虎城、葉挺、廖承志等。後來，經過多次交涉，蔣介石總算答應以中共釋放被俘的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馬法五為條件，在1月22日釋放廖承志。接著，在3月4日，釋放了被囚達五年零兩個月的新四軍軍長葉挺。
出獄的第二天，葉挺便致電中共中央及毛澤東，提出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
中共中央獲悉之後，當即於3月7日電複葉挺。電報手稿，現保存於北京中央檔案館。從手稿上可看出毛澤東修改的筆跡。原文開頭為“葉挺軍長”，毛澤東改為“親愛的葉挺同志”，又加上了“五日電悉，欣聞出獄，萬眾歡騰”等句。
這樣，葉挺終於又成為中共黨員。
一個月後，4月8日，王若飛、博古要從重慶回延安向中共中央彙報工作，葉挺也就和他們一起去延安。同機而行的有出席巴黎世界職工代表大會歸來的鄧發，還有葉挺夫人李秀文、五女揚眉、幼子阿九，以及王若飛的舅父黃齊生和黃齊生的孫子黃曉庄，第十八集團軍參謀李少華等，共13人。
他們所乘的是和毛澤東赴重慶所乘的同樣飛機，即C47型運輸機，由美軍上尉蘭奇等四位美國人駕駛。
那天延安一帶天氣不好，但飛機仍在上午9時許起飛。起飛后，飛機機組不斷與延安美軍觀察組的電台聯絡。飛機途經西安半個小時后，即中午12時25分，還曾與延安美軍電台聯絡了一次。
此後，飛機杳無音信。
毛澤東在延安焦急不安。周恩來在重慶忙於與各方聯繫。嚴峻的形勢，使周恩來不能不作嚴峻的考慮——會不會是蔣介石在玩弄什麼陰謀？
葉挺他們乘的飛機，失去無線電聯繫后，毫無信息，表明凶多吉少。飛機是從西安飛往延安的半小時后，失去聯繫的。根據航程推算，當在甘泉一帶。美軍派出飛機，一連三天在甘泉一帶盤旋搜索，毫無結果。
那幾天，毛澤東在延安，周恩來在重慶，都晝夜不安。
直到11日晚10時，中共駐紮在晉西北的部隊發來電報，告知在山西興縣東南八十里的黑茶山，發現飛機殘骸，機上所有人員遇難。黑茶山是海拔兩千多米的荒山，8日下大雨，飛機可能在濃霧中撞在山上。翌日，村民上山打柴，發現飛機殘骸，從死者身上，找到第十八集團軍證件。當地中共部隊聞訊，在康思儉排長率領下，上山警戒，保護現場。由於交通不便，消息傳到興縣蔡家崖——中共部隊軍區機關所在地，已是11日了。
消息傳到延安，中共中央震驚，毛澤東派出陳雲，乘飛機前往出事地點上空，了解情況。
1946年4月8日傍晚，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常委、社會部長兼晉綏邊區公安總局局長譚政文由晉綏分局開會回到公安總局（公安總局駐在興縣城內）。譚政文吃飯後告訴我(我當時是譚政文的機要秘書兼公安總局機要股長）：“今天有一架美方軍用飛機送我黨中央一些領導同志回延安，飛機是從重慶起飛，在西安稍停加油后飛往延安來的，按時間算早就該到延安了，可是現在飛機還沒有下落。延安黨中央來電詢問晉綏地區發現這架飛機沒有。”他要我馬上通知各縣公安局查詢。我聽到這件事後，心情異常沉重和憂慮，一種不祥之兆使我不敢深想下去。
翌日，即4月9日下午，興縣黑茶山地區一位區委書記親自趕來公安總局，報告說：4月8日午飯後不久，我們聽到飛機的聲音，因為當時我們那裡雲霧很大，山上下雪，山下在下雨，看不見飛機。不一會就聽到黑茶山上一陣劇烈的爆炸聲，飛機聲隨即消失了。當時周圍村莊的群眾都很驚慌，不知道黑茶山上發生了什麼事情，誰也不敢上去看。第二天早晨，我帶著一些民兵到黑茶山上去查看，這才看到昨天飛來的那架飛機撞毀在黑茶山上了。開始我們都認為是國民黨的飛機和人員，周圍村莊的一些群眾也陸續上山來看。大家在撿拾遺物中發現了一張乘坐飛機的人員名單，上面有秦邦憲、王若飛、鄧發等我黨中央委員們的名字，還有新四軍軍長葉挺同志的名字，我這才知道是我黨一些領導同志所乘坐的飛機出事了，急忙趕來報告情況，請總局派人去處理（當時還沒有電話，是由人來傳遞消息）。聽完他的口頭報告后，我們都極為震驚！這麼多的中央領導同志一起遇難，是抗日戰爭以來發生的一起極其慘痛的不幸事件，是我黨的一個巨大損失。
譚政文當即指派公安總局一室主任金昭典，約興縣地委組織部長苗逢澍火速動身趕到黑茶山，把出事現場先保護起來，不要叫群眾再進現場了，等他請示晉綏分局后就親自去現場處理。隨後譚政文就帶著那張名單趕往晉綏分局去了。他回來后通知我第二天上午陪同他到黑茶山出事現場去。10日一早，我們帶著兩名警衛員騎馬奔往黑茶山，路上譚政文對我講：到現場后，首先我們要把那些中央領導同志的遺體尋找、識別出來，其次要詳細調查飛機失事的原因。譚政文詢問我在延安時期熟悉哪些烈士，我說比較熟悉秦邦憲、王若飛和鄧發。因為我在延安學習期間，聽過秦邦憲和鄧發的報告，王若飛曾經給我們講過“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課。秦邦憲是瘦高個、戴近視眼鏡；王若飛身體很胖，胖圓臉；鄧發個矮些，不胖，鼻樑高些；葉挺的照片我看到過，他身體魁偉，比鄧發高。譚政文講，他只對秦邦憲和鄧發有些印象。當天下午三四點鐘我們就趕到了黑茶山的出事現場。
從黑茶山腳下到黑茶山飛機出事地點有二三里地，山上遍地是乾枯的雜草，山坡上的積雪尚未化完，出事現場到處都散發著很濃的汽油味。到現場后，我們首先查看了飛機撞石處，飛機不是撞在黑茶山的最高主峰上，而是撞毀在黑茶山的側峰山頂上，撞在山頂南坡一塊巨石的南面上，撞在石頭上的印痕非常清晰明顯。如果飛機略飛高一些，就會飛過這個側峰的。這塊大巨石只露出地面十二三米，寬約5米，厚約8米。石質很堅硬，飛機撞上后，它連一點搖動的痕迹或裂紋都沒有，只是南面有撞碰的印痕。緊接著我們開始尋找、識別烈士遺體，特別是馬上尋找幾位中央領導的遺體，以便將這些遺體暫時集中放在一處，這樣便於夜間專門看守，防範夜間山狼損壞烈士遺體。於是，我帶著警衛員們去尋找、識別和搬運烈士遺體，譚政文在山上找到一處破房舊址，他看守運去的烈士遺體，並對出事現場和搬去的烈士遺體拍了一些照片。經過一番緊張的工作，我們比較順利地將秦邦憲、王若飛、鄧發和葉挺的遺體一一找到，並搬運到破房舊址內。
這4位烈士的遺體都很完整，面部表情都呈現出十分驚訝的樣子，每個人的眼球都甩出來了。王若飛的面部皮肉有些破裂，鄧發、葉挺和秦邦憲的四肢有骨折情況。他們的面容和體形都很容易地識別出來了。這些遺體全都散落在飛機遺骸左右幾十米處的雜樹叢中，是甩出最遠的，大概他們當時是坐在一起的。當我們將這4位烈士的遺體集中到破房舊址時，天色已經黑了，我們懷著非常沉痛的心情在破房子里靜靜地守護著烈士的遺體。
4月11日，天才蒙蒙亮，我們又開始繼續尋找、識別其他烈士的遺體。葉挺的愛人李秀文和小兒子保姆的遺體很不完整，上下身都已分離不在一處了。葉挺女兒的遺體還完整些，但四肢也不全了。葉挺小兒子的遺體是完整的，但上身被燒得焦黃了。這些遺體，一部分是在飛機遺骸周圍的枯樹枝上散架著，一部分是散落在飛機遺骸兩旁的雜樹叢中。葉挺小兒子的遺體是掛在樹枝上的。看起來他們這4人是坐在一起的。黃齊生老先生、李少華、彭踴左、魏萬和、趙登俊等人的遺體完全被燒得焦黑成團，面孔和體形根本無法辨認。黃老先生的遺體，是後來醫務人員在清洗遺體中，發現有許多白鬍須的痕迹，才把他區別確認出來的。他們5個人的遺體均集聚在飛機遺骸附近。美方4個駕駛人員是在飛機前部的駕駛室里，所以遺體全被擠得粉碎，大部分散落在機頭附近，有一小部分被甩到山背後的北坡上，他們的遺體當時無法搬運，找來抬筐才運走的。他們的某些斷腳、斷肢被甩到幾十米以外的草叢中了，最後才陸續找到的。機上人員共計17人，有秦邦憲、王若飛、鄧發、葉挺、黃齊生、李少華和彭踴左參謀，隨員魏萬和和趙登俊，葉挺的愛人、女兒、小兒子及其保姆等。我方人員為13人，美方人員為4人。
烈士遺體的尋找、識別和搬運下山的工作是在12日基本結束的。這項工作結束后，譚政文叫我集中精力在出事現場詳細繪製出飛機失事現場示意圖來，如飛機撞石處情況、飛機殘骸遺落分佈情況、烈士遺體散落分佈情況等等，要求我詳細標誌出來，還要附上必要的說明。然後再起草一個關於“四八”烈士遇難事件的專題報告稿，以便向延安中共中央和晉綏分局彙報。
自4月11日起，開始組織人員陸續搬運烈士遺體到黑茶山腳下的一個村莊里。晉綏邊區行署和公安總局的一些領導同志陸續帶領醫務、後勤和警衛等有關人員前來辦理烈士遺體的善後事宜。興縣專署和縣的黨政幹部也參加了這方面的組織工作。醫務人員對烈士們的遺體一一清洗乾淨，縫好傷口，進行整容和防腐處理。後勤人員和當地群眾很快設立了一個嚴肅、莊重的靈堂，烈士們的遺體安放在靈堂裡面。晉綏邊區行署的領導同志，晉綏公安總局的領導同志，興縣專區和各縣的黨政幹部們，都懷著非常悲痛的心情陸續不斷地前來靈堂進行弔祭和守靈。晉綏分局書記、晉綏軍區政治委員李井泉前來弔祭和守靈后，還親自到黑茶山現場進行了察看。在當時，“四八”烈士遇難事件成了震動晉綏邊區的一件大事。晉綏邊區黨政機關為烈士們組織了隆重的公祭。
公安總局一室主任金昭典、二室主任狄飛等一些領導負責組織總局、分局和縣局公安警衛人員專門收集和清理烈士們的遺物。因為烈士們隨身的遺物，如手槍、表、印章、證章、鋼筆、眼鏡、照片、法幣……以及美方人員的手錶、金幣、綉虎臂章等，不僅需要到周圍村莊群眾中進行動員工作，及時收回他們已經撿走的許多遺物，而且還需要到現場去反覆細心地尋找散落在草叢中的遺物。特別是有許多重要的絕密文件和幹部檔案材料已破碎散落，需要許多人去一一收集和整理起來，這是一件很繁重和嚴肅的任務。經過多日的突擊，大部遺物收集整理起來了，整整裝了一大麻袋，以後隨飛機送交延安黨中央了。
政協委員舉行公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