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與少女

在南美洲某個國家的海濱別墅里，鮑莉娜·埃斯科巴爾正準備晚餐時，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鮑莉娜從廣播中聽到，丈夫傑拉杜已被任命為一個新成立的委員會的主席，該委員會的任務是調查前法西斯獨裁政權侵犯人權的罪行。這時，突然停電，鮑莉娜點亮了蠟燭，倒掉了丈夫那份晚餐，把自己的晚餐端到了卧室里，她不準備再等丈夫一起就餐了。忽然，一陣汽車聲由遠及近，鮑莉娜迅速熄滅蠟燭，拿起了一把手槍。鮑莉娜聽到，院子里，丈夫在向什麼人道謝，接著是汽車啟動的聲音。傑拉杜進了屋，向妻子解釋，他的汽車車胎癟了，幸虧搭了鄰居的車才回到家。他告訴鮑莉娜，自己對委員會的事還沒拿定主意。鮑莉娜知道丈夫在對自己撒謊，因為自己就曾是一名被虐待者——一個納粹的犧牲品。鮑莉娜夫婦剛上床睡下不久，鮑莉娜就聽見一輛汽車駛近，接著便有人敲門。傑拉杜去開門，來人是剛才幫忙的鄰居羅伯托·米蘭達醫生，他是來送傑拉杜忘在他後備箱里的報廢輪胎的。兩個男人交談時，並沒有留神鮑莉娜已經穿好了衣服，把槍塞進包里，悄悄地推門出去，把醫生的車開跑了。傑拉杜發現妻子忽然不見了，便認為她是拋棄自己離家出走，因而十分傷心。他借酒澆愁，長吁短嘆，喝得酩酊大醉，米蘭達醫生好心地從旁相勸。鮑莉娜將汽車推下山崖后又回到家中，她發現米蘭達獨自躺在沙發上熟睡，便用鈍器猛擊他的頭部，打昏了他，然後把他綁在一把椅子上。她還脫下短襯褲塞進米蘭達醫生的嘴裡，她告訴米蘭達自己曾受到一個納粹分子的虐待和強姦。她模仿著納粹分子向她施虐時說話的語調，當時她的眼睛被蒙著，什麼也看不見，但這語調讓她認定，當年折磨她的人就是眼前的米蘭達。

鮑莉娜提醒米蘭達，他曾是怎樣一邊為她播放舒伯特的樂曲《死亡與少女》，一邊慘無人道地折磨她。說著，鮑莉娜還把一盤在米蘭達車裡找到的《死亡與少女》的錄音帶插進錄音機里播放。音樂響起吵醒了傑拉杜，他跑下樓，看到眼前發生的一切，忙放了米蘭達，但鮑莉娜卻用槍指著他。鮑莉娜說，根據聲音和氣味，她已完全確定，米蘭達就是當年強姦和折磨她的那個惡魔醫生。傑拉杜則說，鮑莉娜的行為並不比她的施暴者強多少，於是，鮑莉娜打算在家裡對米蘭達進行一場公正的審判，而由傑拉杜作他的辯護律師。審判開始，米蘭達為自己辯解，鮑莉娜遭到強暴時，他在巴塞羅納醫院工作。他請求傑拉杜核實，但此時電話線斷了。鮑莉娜最終答應，只要米蘭達認罪就放他走。她堅持要傑拉杜承認當她遭強暴時，傑拉杜卻在樓上與人私通，但她仍然維護他的名聲。她講述了自己多次遭強姦的細節，她受到的凌辱達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但直至今天卻一直保持著沉默。鮑莉娜說了很多細節，還做了記錄，她讓米蘭達簽字。傑拉杜威脅米蘭達照鮑莉娜說的去做，米蘭達的“供詞”也被錄了像。鮑莉娜無意中泄露自己已毀了米蘭達的汽車，並打算把他也隨後扔下山崖。當她推著米蘭達走到山崖上時，傑拉杜撥通了巴塞羅納的電話，鮑莉娜所說的事得到了證實。在懸崖邊，米蘭達跪著承認了一切罪過，鮑莉娜勝利了，她轉身昂首離去。一場音樂會正在進行，台上正演奏著舒伯特的樂曲《死亡與少女》。鮑莉娜看見米蘭達和家人坐在包廂里，音樂的旋律在劇院里回蕩，他們彼此交換著複雜的眼神。

（參考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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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映信息

《死亡與少女》是導演羅曼·波蘭斯基最為黑暗和壓抑的一部電影。原著是一部曖昧模糊、難以捉摸的心理劇，以嚴肅的政治和道德問題辯論為中心主題。導演把這部道德政治戲劇改編成一部複雜曲折、高潮迭起的情節劇。為了營造出一種緊張的戲劇效果，導演把原舞台劇一天一夜的時間壓縮在一夜之內，營造出一種緊張、真實的時間節奏，抽象得如同符號的空間設計則賦予這個故事一種普遍性的寓意，表明這樣的故事可以發生在任何一個獨裁統治的國家。全片僅有三個主要人物，場景也限定在幽閉狹小的空間，基本上保留了舞台上的風格，但導演卻運用出色的電影手段，在觀眾與角色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使觀眾心弦緊繃地關注眼前劍拔弩張的危情時刻，如身臨其境，從而對女性被迫害之後的精神失衡和心靈創傷有了充分的理解。這種抽象得如同符號一般的時間和空間使整個故事更具有代表性和象徵意義。影片的時空簡約到極致，導演將原作舞台劇改編成一部曲折複雜、高潮疊起的情節劇，並以特有的懸念手法，揭示了納粹主義陰魂不散的潛在危險，真相使觀眾不寒而慄。影片的節奏舒緩，導演和編劇在原劇的基礎上增加了一些描寫動作的細節，使故事情節更緊湊、更精鍊，也更富有現實主義色彩。特別是在一些精彩的細節描寫上，生動有力，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女演員西格妮·菲佛扮演一位納粹暴力下的倖存者，表演細膩而富有層次。從某種意義上說，影片遠遠超出了它所反映的政治含義和範圍，因而使觀眾產生了強烈共鳴（《禁之影》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