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茂

王恩茂，江西省永新縣禾川鎮北門村人。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永新縣蘇維埃政府文化部部長、縣委秘書長，中共湘贛省委宣傳部幹事、秘書，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團政治部宣傳幹事，中共湘鄂川黔、川滇黔省委秘書長，紅二方面軍政治部總務處處長。

參加了長征。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0師359旅政治部宣傳部教育科科長、旅政治部副主任、旅副政治委員，八路軍南下支隊第一支隊副政治委員，湘鄂贛軍區副政治委員。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原軍區三五九旅政治委員，呂梁軍區政治部主任，晉綏野戰軍第二縱隊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第一野戰軍第二軍政治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南疆軍區政治委員，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兼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政治委員，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書記、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南京軍區副政治委員，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兼瀋陽軍區副政治委員，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兼烏魯木齊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兼新疆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曾任第六屆、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八屆、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第一屆、五屆、六屆全國人大代表。

1913年5月19日出生於江西省永新縣。

1928年，在湘贛革命根據地永新縣參加革命。

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2年，任永新縣蘇維埃政府文化部長、中共永新縣委秘書長等職。

1933年，擔任中共湘贛省委書記任弼時同志的秘書。

1934年，隨中國工農紅軍紅六軍團從湘贛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並擔任紅六軍團政治部秘書長等職。

1935年，王恩茂參與了創建川滇黔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擔任中共川滇黔省委秘書長。

1937年，盧溝橋事變以後，王恩茂從紅六軍團政治部調到紅二方面軍政治部，任紅二方面軍政治部總務處處長。

1939年，王恩茂隨三五九旅從華北抗日前線西渡黃河，到達陝甘寧邊區，執行保衛大西北等任務。

1941年，王恩茂參加了延安軍政學院、中央黨校的學習

1944年，以三五九旅為主力組成八路軍南下支隊，王震任司令員，王首道任政委，王恩茂任副政委。

1945年，三五九旅恢復番號，郭鵬任旅長，王恩茂任政委。

1946年6月，蔣介石悍然發動全面內戰，向我中原軍區進攻。王恩茂隨王震率部從中原突圍，回到延安。同年10月，王恩茂隨三五九旅再次東渡黃河，到達山西，參加華北人民解放戰爭。

1947年3月，王恩茂隨晉綏二縱從晉南地區西渡黃河，到達陝甘寧邊區，擔任西北野戰軍第二縱隊（簡稱二縱）政治部主任。同年7月，王恩茂擔任二縱副政委，率部參加了沙家店、韓城等戰役。

1948年，王恩茂同二縱參加了瓦子街、西府、隴東等戰役。

1949年，王恩茂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第二軍政委兼黨委書記。年底，王恩茂進駐南疆。擔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員、喀什軍區政委、黨委書記等職。 1952年，王恩茂擔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書記、新疆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和新疆軍區代政委。

1954年，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成立，王恩茂擔任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委。

195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起，王恩茂先後擔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新疆軍區司令員、政委、黨委書記，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自治區政協主席等職。

1960年，王恩茂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處書記。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王恩茂受到林彪、“四人幫”集團迫害。

1975年，經毛澤東親自過問，他被調到南京軍區任副政委。

1977年，王恩茂擔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吉林省軍區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 記，瀋陽軍區副政委。

1981年，黨中央決定王恩茂重返新疆工作，擔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和烏魯木齊軍區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

1984年，王恩茂又兼任兵團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

1985年10月，王恩茂擔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顧問委員會主任。

1986年3月，在政協第六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王恩茂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

1988年3月，王恩茂又當選為政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1993年3月，王恩茂離開全國政協領導崗位。

2001年4月12日10時4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

1935年11月19日，紅六軍團在桑植縣瑞塔鋪的楓樹塔舉行了誓師大會，下達突圍命令。當天晚 上，王恩茂隨軍團主力從瑞塔鋪出發，和紅二軍團離開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桑植城到達大庸的三家亭，開始了新的戰略轉移——長征。紅六軍團擔任前衛，任務是迅速突破澧水和沅江封鎖線，為全軍打開前進道路。紅二、六軍團北渡波濤洶湧的金沙江后，戰勝和擺脫了強大國民黨軍的瘋狂追擊，蔣介石妄圖在追擊中消滅紅二、六軍團的計劃徹底破產。當時，如何翻越一望無垠的玉龍雪山和康藏高原成了部隊面臨的一個難關。為便於沿途籌集給養，軍委分會決定紅二、六軍團分兩個縱隊北上。從中甸縣城出發向玉龍山主峰哈巴雪山以北前進，紅六軍團為右縱隊。1936年5月5日，時任中共川滇黔省委秘書長的王恩茂隨右路縱隊的紅六軍團由大南壩一帶進駐中甸縣城，休整后，擬經定鄉、稻城、理化、瞻化向甘孜前進。

從中甸的四列到稻城的藏壩是多雪山區，王恩茂和大部分指戰員都是從南方到達雪山區的，穿的都是單衣，不適應高山高寒地區的氣候，更沒有翻越雪山的經驗。雪山寒冷、空氣稀薄、缺氧，有的指戰員連換洗的衣服都沒有，要吃辣椒、生薑、火酒等根本無法找到。山上冰雪覆蓋，有的走錯了路，就掉入了雪坑；有的走不動了，坐下來休息，就再也沒有起來；有的喝雪水過多，活活凍死在雪山上。

草地那裡渺無邊際，千里無人煙，連一棵樹也找不到，人跡罕至，有的地方根本沒有人走過。經過的地方，氣候惡劣，變幻無窮。一會兒晴天，一會兒陰天，一會兒大風，一會兒下雨，一會兒下雪，一會兒下冰雹，幾乎天天晚上下雨，沒有帳篷就挨雨淋，淋得要命，沒有辦法睡，但不睡，又瞌睡得無法形容的難受，早晨起來冷風一吹，凍得直打顫。

在這荒無人煙的茫茫草地，沒有糧食吃，就吃野菜度日。終於到達包座，草地中心的第二個阿壩。包座出現了喇嘛寺廟、房屋和田隴，大片的青稞都已經成熟。王恩茂和指戰員們找到一個倉庫，收集了一些糧食，挽救了一些因飢餓瀕臨死亡的指戰員，但沒有完全解決糧食問題。荒無人煙的草地一會晴空萬里，一會烏雲密布；一會大風凌厲，一會大雨瓢潑。王恩茂與指戰員們前拉后推，到達普玉隆宿營。紅二、六軍團穿越五個省，勝利到達西康省甘孜地區，在普玉隆實現三大主力紅軍的會合。紅二方面軍。

王恩茂隨紅二方面軍繼續北上，翻越高聳入雲、終年積雪、空氣稀薄、氣候多變的青藏高原。進入藏族地區后，由於大多數地方沒有房子，部隊只能露宿，只有極少數時間極少數部隊住過簡陋的土塊砌的土樓房。由於氣候寒冷，當地種植業非常落後，只能種一點青稞。部隊很難找到糧食，只能找野菜、野草充饑。當時正值多雨季節，草深地濕，糧食和禦寒防雨的衣物奇缺。從甘孜出發時，每人只攜帶8天的糧食，預計10天可以到達阿壩。但由於沿途得不到糧食補充，每人每天只有三四兩糧食，王恩茂和指戰員們的體力遭到很大的削弱，行動緩慢。路經包座時，沒有糧食吃，凡是牛皮、羊皮製作的東西，甚至連扎的皮帶，幹部戴的皮包，以及喇嘛寺離的破鼓皮，都成了王恩茂和指戰員們的食物。同時，由於衣服單薄，寒冷刺骨，因飢餓、寒冷而死亡的幹部戰士不斷增加，部隊減員很大。9月11日，紅二方面軍向陝甘交界出發，先後攻克了成縣、徽縣、兩當、康縣，威逼天水，勝利地完成了成（縣）徽（縣）兩（兩當縣）康（縣）戰役計劃，與紅一、四方面軍形成互相策應的有利局面。在甘谷禮辛鎮，國民黨軍的飛機輪番轟炸，王恩茂的馬和馬夫被炸死。王震隨即調了一匹騾子和一個馬夫給他，才使王恩茂得以順利走完長征最後一段征程。10月4日，王恩茂隨紅二方面軍從天水以西向北轉移。在整個撤退中，沿途都遭到國民黨軍的頻繁堵截和騎兵、飛機的襲擾。在極為不利的情況下，王恩茂與指戰員一道奮勇苦戰，奪路前進，渡過渭水，越過西蘭公路，經過半個多月的艱苦行軍作戰，於10月23日在甘肅省會寧縣興隆鎮與紅一方面軍一軍團一師勝利會師。

王恩茂是在革命戰爭歲月里，經歷過“兩次長征”，第二次長征是在1944年秋，黨中央以359旅為主力組成八路軍南下支隊，突破日軍封鎖，南下與李先念領導的新四軍5師會師，之後南下支隊改名湖南人民抗日救國軍，經過半年多行軍作戰，到達湘中。王恩茂時任359旅副政委。日本投降后，部隊繼續南下，到達廣東北部，準備與東江縱隊會師，但因遭到國民黨軍隊阻擊，又北上與新四軍5師再次會師，恢復了359旅番號。全面內戰爆發后，王恩茂隨王震率部隊從中原突圍，經過浴血奮戰，歷經艱險，勝利回到延安。這次南征北戰，被毛澤東主席譽為“第二次長征”。

自布加勒斯特會議之後，蘇聯撕毀合同，撤走專家，中蘇關係迅速惡化。1961年10月，周恩來應邀出席蘇共22大，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在會議上帶頭攻擊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為中蘇分歧說了公道話的阿爾巴尼亞黨，周恩來當即站起來駁斥赫魯曉夫的話。不待會議開完，周恩來果斷地離開會場，提前回國，以表示對蘇共錯誤作法的抗議。毛澤東破天荒地親自到機場去迎接，劉少奇、朱德也都陪同毛澤東迎接周恩來歸國。自此以後，蘇聯進一步惡化中蘇兩黨、兩國關係。1962年春，他們乘中國春荒嚴重之機，指示蘇聯駐中國新疆烏魯木齊市領事館和伊寧市領事館，秘密利用各種關係，煽動居民外逃。

1962年4月初，烏魯木齊街道上的積雪開始融化，但天氣依舊寒冷，白天融化的雪水在夜間又凍成了冰。就在這樣的一天，新疆軍區副參謀長祖農·太也夫少將和伊犁軍區司令馬爾國夫少將坐著吉普車到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他們在草原上鑽蒙古包，進帳篷，鼓動人們到蘇僑協會領蘇僑證。這兩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少將都是俄羅斯族人。中國的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新疆的伊犁、阿勒泰、塔城三個地區爆發了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武裝起義，建立了民族軍，祖農·太也夫、馬爾果夫·伊斯哈科夫也參加了民族軍。新疆解放以後，民族軍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序列，祖農·太也夫、馬爾果夫·伊斯哈科夫被授予少將軍銜，委以軍事領導重任。

1962年時，春荒嚴重，新疆也不例外，蘇聯克格勃乘機煽動邊民外逃，祖龍泰耶夫和馬爾國夫在克格勃的引誘下，決心叛國。他們利用自己的身份欺騙邊民，許多蘇聯克格勃分子也利用各種關係在邊民中進行滲透，一個巨大的陰謀逐漸醞釀成熟。4月22日凌晨，新疆伊寧市附近的霍爾果斯口岸靜悄悄。自從中蘇關係惡化以來，經過霍爾果斯口岸大橋往來的中蘇公共汽車已明顯減少。哨兵端著槍，警惕地守衛在口岸上，蘇方境內車輛調動頻繁，似有非常行動，得加倍警惕。

忽然，從晨霧中湧來數十名拖兒帶小的邊民，要求去蘇聯。戰士查驗證件時，他們拿出了嶄新的蘇僑證。戰士奇怪，怎麼一下子冒出來了這麼多的蘇僑。正猶豫間，成百上千的人舉著嶄新的蘇僑證，嘴裡喊著，“我們要回國！”“我們要去蘇聯！”亂紛紛地向口岸湧來。與此同時，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的政治文化中心伊寧市也發生了嚴重的騷亂。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的級別高於一般的專、州，該州下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個地區，所以伊寧市的重要黨政軍機關有中共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黨委、州政府，伊犁專區黨委、專署，伊犁軍分區。這幾個單位都位於伊寧市的主要大街斯大林大街上，彼此相距很近。

在大批邊民湧向霍爾果斯口岸的時候，斯大林大街上出現了一夥一夥的人群，這些人手持棍棒，一邊在街上行進一邊大呼：打死漢人，打死漢人；不僅許多在街上行走的漢族人突遭毒打，就連許多維吾爾族幹部也挨了打。這些人在街上行兇後，便都向中共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州委衝去，站崗的警衛未及阻攔，就被他們用棍棒打倒了。發狂的人群如洪水般衝進了州委大院，幾千人把州委大樓包圍得嚴嚴實實，他們舉著雙筒獵槍朝大樓的窗戶開火，州委大樓上一片玻璃破碎的聲音。忽然，一輛辦事外出歸來的吉普車被鬧事的人群發現了，他們包圍了吉普車，把車於掀翻在地。有人用漢話喊著：“燒車，快燒他娘的！”有人立即砸爛車上的油箱，點著了汽油，吉普車熊熊地燃燒起來。車裡的幹部無法爬出來，眼看就要葬身火海，警衛部隊衝上去，從車裡把他們拉出來，撤進了大樓。鬧事的人沒有想到解放軍戰士這麼勇敢，再加上群龍無首，一時被解放軍戰士的勇氣震懾住了，眼睜睜地看著警衛部隊撤進大樓。

忽然，有人喊著：“快去攻大樓啊！”人們被提醒了，“嗷”地大叫一聲，沖向州委這座土黃色的四層大樓。州委幹部從一樓撤出，用雜物堵塞了樓梯，堅守在二樓上，鬧事者沖了幾次沒有衝上去。州黨委常委在三樓召開緊急會議，商議對策，大家一致認為鬧事者早已越過了鬧事的界限，踐踏法律，赤裸裸地用武力攻擊州委機關，破壞公物，打死打傷幹部群眾，搶走檔案，決不能對這種無法無天的土匪行徑讓步，堅決實行武裝自衛。於是，州委集中了樓上僅有的幾支槍，開槍還擊。鬧事者一看樓上開槍了。嚇得往後退去，不一會兒，人群退出了州委大院。

鬧事者一看攻佔州委大院的企圖沒有得逞，轉而攻擊相鄰的伊犁地區專署。正在伊犁檢查工作的新疆軍區副政委曹達諾夫·扎依爾少將聞訊趕來。曹達諾夫也曾是三區革命民族軍的將領，他趕到專署，只見院子外擠滿了人，便走到院子里的高土堆上，勸道：“衝擊國家工作機關是違法的，大家不要上了壞人的當，趕快回去。有意見可以向上反映，千萬不要鬧事。”這些鬧事者指著曹達諾夫大罵，推倒木柵欄，向院子衝進來。曹達諾夫只好和專署幹部退到了大樓里，曹達諾夫撥通伊犁軍分區的電話，命令警衛連立即趕到專署。

警衛連趕來后，在大樓前持槍站成一排，警衛連長用粉筆在院子里劃了一道線，向鬧事者大聲宣布：“從現在起，誰越過這道白線，我就開槍！”有人畏懼了，悄悄地往後退去。這時有人煽動道：“解放軍不會向群眾開槍，他不敢開槍，沖啊！”一些鬧事者心想，是啊，只見過解放軍一年不斷地為群眾做好事，哪見過解放軍向群眾開槍。一些聰明點的人知道，解放軍對人民群眾那是真好，噓寒問暖，挑水掃地，見了姑娘躲著走。可解放軍打起壞蛋來也是厲害得很吶。烏斯滿叛亂，解放軍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給收拾了。這些人眼看鬧事過了頭，成了武裝暴亂，不管別人說什麼，他們還是向院外溜去。為首者一看事情不妙，便領頭沖了過來。連長舉起手槍，朝天鳴槍警告，鬧事者愣了一下，又不顧死活地衝過來。連長大聲下令：“打！”戰士們一齊舉槍朝地上射擊，鬧事者嚇得哭爹喊娘地朝院外跑去。

曹達諾夫見圍攻者逃散，走出樓來向警衛戰士們致謝慰問，他立即要通新疆軍區的電話，向軍區報告了伊 寧市的暴亂始末。這時原新疆軍區司令員王震上將已調中央工作，他的老戰友、南疆軍區司令王恩茂中將被中央軍委任命為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同時中共中央任命王恩茂為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王恩茂接到曹達諾夫的報告后，大吃一驚，剛放下電話，塔城、阿爾泰、博爾塔拉這些中蘇邊境線上的專州都打來緊急電話和電報，報告本地黨政軍機關都遭到鬧事人群的衝擊和包圍。王恩茂心情沉重地放下電話，立即召來自治區黨委常委和軍區其他負責人會商對策。中印邊境形勢緊張，新疆主力部隊已調往喀什待命，這些部隊不能調動。兵團和地方部隊都有重要的維護本地治安的重要任務。考慮再三，決定抽調上述鬧事地區的兵團值班部隊協助本專州駐軍恢復治安，勸阻邊民不要外逃。決策定下來以後，王恩茂立即把有關暴亂情況和決策報告國務院，同時下令各專州立即提高警惕，防止事態擴大。

就在新疆自治區黨委研究對策時，霍爾果斯口岸已亂成一團，越境者又跑回來向人們鼓吹：蘇聯邊境上都 搭好了帳篷，蓋起了房，想住多大就住多大；麵包香腸，牛奶蘋果擺滿了房子，想吃多少就吃多少。邊民們聽了，興高采烈地趕著牛羊，從橋上擠過去。阿爾勒、塔城、博爾塔拉幾個重要的口岸上，越境的人群也擠成一團。蘇聯境內，擺著許多兵車，廣播車為入境者打氣。夜晚，蘇聯邊境上的探照燈一齊打開，為越境者照亮。整整三天三夜，外逃的邊民們撕碎口岸上中國國旗，打倒哨兵，奪走槍支，推開勸阻者絡繹不絕地越過邊境，進入蘇聯。

周恩來接到新疆自治區黨委的電報后，連忙打電話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剛睡下，周恩來果斷地要求衛士立即叫醒主席，有十萬火急的事情報告。毛澤東被叫醒后，知道發生了非常之事，立即讓衛士打電話請總理過來。周恩來走進菊香書屋，把王恩茂的電報呈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吃驚地說：“竟然發生了這樣的事，我們的公安機關怎麼事先一點都沒有察覺？”周恩來建議說：“新疆軍區的兩位少將祖龍泰耶夫和馬爾國

夫已寫了報告，要求去蘇聯，是不是讓賽福鼎·艾則孜同志去勸說一下？”賽福鼎也曾是三區革命民族軍領導人，被授予中將軍銜，時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毛澤東搖搖頭：“算啦，人去不中留，我就不信蘇聯 是天堂。他們要走，禮送出境。金龜子可能還想對我們落井下石，可以從青海、甘肅、內蒙調一些騎兵部隊到新疆去，讓王恩茂在烏魯木齊市組織盛大入城式，要像歡迎志願軍回國一樣歡迎這些部隊進疆。”周恩來贊同地說：“主席這個指示很重要，我馬上去落實。”王恩茂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按照中央的指示，在軍區召開歡送祖龍泰耶夫、馬爾國夫及四十多名校、尉級軍官會議，會議結束后，軍區即把他們和家屬送上汽車，禮送出境。出走者在離開烏魯木齊城時，不少人都睜大眼睛向這座美麗的邊城行注目禮，一種前途未卜的感覺沉重地壓上心頭。於此同時，新疆軍區加強了邊界口岸的管理警備工作。要走的，一律禮送出境，但必須辦理離國手續。陸續前往蘇聯的人共有6萬7千人之多。

從青海、甘肅、內蒙等地調來的大批騎兵部隊飛快地乘火車抵達烏魯木齊市。5月中旬，烏魯木齊市主要大街上搭起了彩門，成千上萬的人民群眾走上街頭。歡迎騎兵部隊進駐新疆。騎兵部隊的指戰員們背著衝鋒槍，舉著雪亮的馬刀，接受新疆人民的檢閱。大批騎兵部隊的到來，震懾了一些企圖繼續製造事件的反動分子，使他們不敢妄動。

王震率部進駐新疆以來，新疆各族人民群眾眼見新疆面貌日新月異，對共產黨、解放軍充滿了感激之情。王震走後，王恩茂執掌新疆軍政大權，繼續按照老首長王震的苦幹精神建設新疆，特別注重提拔少數民族幹部，短短几年間，全疆就吸收、提拔了近十萬少數民族幹部。有一大批少數民族幹部進入了縣、地區、自治區的領導機關，擔任了重要的領導職務，一些少數民族領導幹部經常教育自己的親友，新疆人民的幸福生活都是共產黨帶來的，要永遠跟著共產黨走。雖然暫時經濟出現困難，但他們深信共產黨會很快領導人民克服困難。伊塔事件發生后，全疆局勢仍然穩定如常。再加上新疆的浮誇風、共產風原來就不甚厲害，損失也小，自治區黨委認真貫徹執行七千人大會精神，全疆經濟形勢很快好了起來。

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地鬧起來了，紅衛兵造反派揪斗老幹部日勝一日，王恩茂和許多老幹部一樣受到猛烈衝擊。“二月風暴”，各地奪權。王恩茂每天看到東西長安街上紅衛兵造反派抓到各地的省委書記、省長，押上敞篷大卡車，戴高帽子遊街，氣得頓足。許世友好酒，喝一杯講兩句話：“寧願站著死，不願跪著生，誰個抓我戴高帽子遊街，我準備兩支駁殼槍把他揍死；我在南京裝備了兩個連，誰抓老幹部戴高帽子遊街，就把他抓起來。”這個情況不知怎麼反映到毛澤東那裡去了，毛澤東接見大軍區司令、政委。當王恩茂去參加接見的時候，因個子比較高，毛澤東見到王恩茂就說:“恩茂同志，你來了。”毛澤東接著問：“會不會打倒？”王恩茂說：“有可能。”毛澤東擺擺手說：“打不倒。”這使王恩茂心裡有了底，又得到極大的欣慰。之後，毛澤東說：你們對紅衛兵造反派抓老幹部遊街很不滿意，很反對，你們不要怪紅衛兵造反派，要怪我。因為在我的選集里收進了大革命時期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報告講到當時農民暴動，起來抓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戴高帽子遊街哩！你們不要講，我要中央文革告訴紅衛兵造反派，以後不要這樣搞。中央決定軍隊“三支兩軍”，奪權的單位要實行軍管，出去串連的紅衛兵要收回來搞軍訓。王恩茂聽后感到非常高興。

年底，中央文革讓新疆兩派、新疆軍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空九軍領導到北京，討論解決新疆問題。1968年2月，毛澤東、黨中央已經考慮擬定王恩茂到新疆任革委會主任。先是許世友回江蘇省，同軍內外的造反派見了面，講了話，得到了軍內外造反派的諒解，對立局勢漸趨緩和，創造了成立革委會的條件。南京軍區政治部發電報報告中央。毛澤東看了這個電報，批給陳錫聯、韓先楚、王恩茂閱。江青派人把毛澤東的批示送給他們三人看。王恩茂閱后寫信感謝毛澤東的關懷、愛護和教育，但沒有寫信感謝江青。那時，毛澤東批轉南京軍區的電報給王恩茂看的消息，已經外傳出去了，新疆革命大聯合、革命三結合的形勢喜人，有條件很快成立革委會，所以新疆和全國各地廣泛流傳著“春風快度玉門關”。

但當時的中央文革遲遲不開會討論解決新疆問題，一直拖到1968年4月。於是王恩茂就打電話給周恩來，說：“總理，我在北京三個多月了，新疆問題還沒有解決，總理能否開個會，討論一下如何解決新疆問題？”周恩來馬上說：“好，我同中央文革商量，你要準備一個發言，檢討自己的錯誤，時間20分鐘。”4月11日，中央文革召集會議，新疆兩派和新疆軍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空九軍的幹部參加了會議，討論解決新疆問題。中央出席會議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周恩來主持會議，首先要王恩茂發言，還沒有講到兩句話，江青就站起來指著王恩茂的鼻子罵道：“你的態度是最壞的，長時間跟劉少奇，對毛主席有‘二心’。為什麼不到造反派那裡去？到造反派那裡去，捅你幾刀子我才高興呢。”周總理看到江青這樣講，會議開不下去，只好宣布休會，這次會議不歡而散。會後造反派在北京、新疆、全國各地到處散發大字報、傳單，散布江青說王恩茂對毛澤東有“二心”，要打倒王“二心”。由此，掀起了一個打倒王恩茂的高潮。江青為什麼對王恩茂這樣刻骨仇恨，為什麼在會議上王恩茂還沒有講到兩句，她就站起來指著王恩茂的鼻子罵：“你的態度是最壞的。”原來是她送了毛澤東批示給陳錫聯、韓先楚、王恩茂看，王恩茂閱后只寫信感謝毛澤東，而沒有寫信感謝她，得罪了江青。最終新疆成立革委會時，中央仍決定王恩茂任革委會副主任。

新疆革委會成立，王恩茂由北京回到新疆。誰知林彪在新疆的代理人、造反派還要批判王恩茂，打倒王恩茂。1969年1月10日，造反派抓王恩茂在烏魯木齊遊街。他的第四個兒子也被造反派活活打死。毛澤東第二天知道后，當即向新疆革委會領導小組發電報，要王恩茂和全家人乘飛機到北京。不久，進了新疆學習班，又繼續受批判。“文化大革命”，林彪要打倒賀龍。原來是想拉攏、爭取王恩茂跟著他走，要王恩茂揭發賀龍，王恩茂認為賀龍沒有什麼可以揭發的。林彪認為王恩茂不可爭取，在新疆革委會成立后，他同一個幹部談話，說：“王恩茂同賀龍在新疆搞了很多鬼，人拉著不走，鬼拉著他飛跑。”林彪的話傳到外面，新疆和各地又掀起了一個打倒王恩茂的高潮。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黨中央仍決定選王恩茂作“九大”代表，出席“九大”。在九大會議上，王恩茂受到造反派的批判，雖然未能保留中央委員，但仍被選舉為中央候補委員。1969年國慶節后，王恩茂到長辛店北京二七車輛廠勞動，一起參加勞動的還有徐向前、張宗遜、江華、江渭清、張平化、朱德海等，長達兩年五個月。林彪叛逃事件發生后，王恩茂下放到蕪湖，擔任蕪湖地委第一副書記、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很多老同志勸王恩茂不要去。王恩茂考慮，不去會說是不服從組織分配，能上不能下，還會罪加一等。去，不過再受點苦，總不能說不服從組織分配，能上不能下嘛！於是硬著頭皮去了。鄧小平出來工作后，王恩茂仍在蕪湖。

1975年10月19日，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40周年。王恩茂參加過長征，就寫一信給毛澤東。信的主要內容：一是檢討錯誤；二是講在蕪湖三年多的簡要情況；三是講當時的國際形勢還有爆發戰爭的危險；四是講長期跟著毛澤東幹革命，在軍隊工作，打過仗，有軍隊工作經驗，身體還好，一旦發生戰爭，還可以上前線，請主席批准回部隊工作。寫了兩頁紙，貼了8分錢郵票，一封普通的信寄中共中央毛澤東親啟，後面寫王恩茂寄自蕪湖。王恩茂沒有想到毛澤東在收到這封信后，馬上批給聶榮臻，就近分配他到南京軍區工作。

1985年8月的天山南北，風光格外秀麗。新疆各族人民歡天喜地迎接自治區成立30周年。在這個喜慶的時刻，王恩茂又回到為之奮鬥多年的新疆。他從1952年起，一直擔任新疆黨組織的最高領導職務，經歷了新疆的民主改革、自治區成立、社會主義改造、發展各項建設事業等各個歷史階段。

進疆之初，新疆沒有一條柏油公路，不產一噸鋼鐵，沒有一支現代紗錠，到處是經不起風雨的土坯房。進疆部隊從甘肅酒泉出發，到達新疆重鎮喀什，穿天山，走戈壁，在破爛不堪的土石路上徒步行軍，整整走了三個月。30多年後，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經過各族人民的艱苦奮鬥，新疆已變成各項建設事業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新新疆了。

中將軍銜

二級八一勳章

一級獨立自由章

一級解放勳章

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駱嵐，陝西省長安縣人。1938年參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83年在吉林省統戰部副部長崗位上離休。

1 940年5月，在抗日戰爭的烽火里，20歲的駱嵐與年僅27歲的359旅政治部副主任王恩茂相識了。但駱嵐起初並不積極，在她的想像中，像王恩茂這樣的“老幹部”，大多是只會打仗的“大老粗”，雖值得尊敬，但卻無法產生愛情。作為一名奔赴延安尋找革命真理的青年學生，她理想中的愛人應該是經歷相似、年齡相近的知識分子……而眼前的王恩茂又黑又瘦，木訥少言。

為了早日擺脫別人介紹來的這份“愛情”，駱嵐“夥同”一位女伴自作主張地給王恩茂介紹了一位女友，並想出各種理由和辦法，企圖急於成功，還下了“最後通牒”：你如果不要這位同志做愛人，將會真的做革命的和尚……這讓極少生氣的王恩茂很“上火”，不僅寫了一封措詞激烈的回信，而且還當面批了她一頓。那段時間，兩人忙於打仗、工作，也無暇顧及此事，“愛情之舟”暫時擱淺了。

1940年8月，在延安學習的王恩茂突然接到駱嵐的來信。原來，駱嵐在359旅駐地工作期間，對王恩茂的思想、品德、工作、學習情況漸漸有了新的了解，特別是當她得知王恩茂長年堅持寫日記后，覺得王恩茂不僅會打仗，而且有文化、有知識。於是，姑娘的心被漸漸打動了。隨著以後交往的加深，她更加堅定了自己的選擇：王恩茂是個值得信賴和愛慕的人，將來他一定會成為好伴侶、好丈夫的。1942年除夕，這對歷經兩年愛情考驗的戀人在延安南門外金隆客棧內一間破舊房子里結了婚。婚後王恩茂、駱嵐共養育子女8人。

1993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徵集到王恩茂同志的日記原件18本，並於1995年在江澤民親自題寫了書名《王恩茂日記》後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王恩茂的日記始筆於1934年10月，終筆於1949年11月30日，歷時15年，編纂成書是1995年9月。從起筆到成書已經61年。60多年裡，南征北戰，萬里縱橫馳騁，這些日記竟無一有失。即使在七十年代的大動亂中，王恩茂家屢遭查抄侵犯，這些珍貴的日記也奇迹般地免遭塗炭。王恩茂的日記分為五部分，即紅六軍團長徵到“七七”事變前夕；抗日戰爭三五九旅北上華北抗日前線時期；抗日戰爭三五九旅到陝北保衛陝甘寧邊區、保衛延安、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參加南泥灣大生產時期；南征北戰，三五九旅為主力的八路軍南下支隊從延安南下到廣東，又從廣東北返到延安時期；解放戰爭，一野二縱隊、一兵團二軍解放戰爭時期。

王恩茂在中國革命戰爭年代里，無論環境多麼艱難，戰鬥多麼激烈，工作多麼繁忙，始終保持著寫日記的良好習慣。《王恩茂日記》所記述的那段歷史，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爭取人民民主和解放最嚴酷、最激烈的歲月，跨越兩萬五千里長征、八年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漫長時空。其中關於紅六軍團長征的全過程，關於三五九旅在晉察冀敵後抗日，關於三五九旅南下北返以及保衛延安和戰鬥在大西北並出兵崑崙的英勇卓絕的鬥爭史，日記都展示了大量鮮為人知的事實。

《王恩茂日記》的最後日誌是1949年10月30日，地點是昆崙山下的喀什噶爾。王恩茂自離開家鄉江西永新，曾有過三次長途跋涉的進軍。一是長征，從江西到延安；二是由延安南下去湖廣而後返延安；三是由延安保衛戰開始，鏖戰八百里秦川，繼而攻蘭州、下西寧、出酒泉，繼而沿著絲綢之路南道，一直到達邊陲喀什噶爾。

王恩茂將軍雕像坐落在烏魯木齊市九龍生態園內景色秀美的蓮花湖畔，雕像栩栩如生地再現了王恩茂將軍與庫爾班大叔親切交談的場景，雕像上刻著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的話語。深切表達了王恩茂同志對勤勞智慧的新疆各族人民親同手足，血肉相連的深厚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