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桃

春桃是一個樸實、凝重、令人難忘的勞動婦女。她在新婚之日就遇上兵匪之劫，流落北京。她不願給滿身騷味的洋人當佣婦，於是以撿紙為業，並與萍水相逢的難友劉向高同居，過著樸陋而又平等相待的生活。有一天，春桃照例出去撿紙，不料在什剎海後門竟然碰見早已失散的丈夫李茂。原來他同春桃失散后，流落到瀋陽當了幾年兵，後來被敵人打傷了兩條腿，因未及時治療而被迫鋸掉，出院后無處投身便只好討飯。春桃傷心落淚，當即把李茂接回家同住。劉向高和李茂剛開始時，相處得並不是很自然，由於傳統倫理觀念的束縛，二人心中都有些磕磕碰碰。後來二人經過商量立了契，協議約定李茂把春桃歸給劉向高。春桃堅決不同意，說“咱們三人就這樣活下去，不好嗎？”春桃的構想是：李茂在家管管事，撿撿紙；劉向高則跑外賣貨；自己還是當撿紙的，他們“三人開公司”。

這晚，劉向高突然出走了。春桃找遍了許多地方都不見人。李茂用褲帶把自已掛在窗欞上試圖自殺，被趕回家的春桃及時救下。春桃在沉悶抑鬱的心境中過了幾天。向高終於在外徘徊兩天後又回到家中。他同李茂商量好，他是“戶主”。李茂是“同居”，春桃是他們的媳婦。三人又重新過起了樸陋而和樂的生活。

《春桃》是許地山離開大陸去香港前，也是抗戰前發表的最後一篇小說，當年，中國社會發生著歷史巨變，革命迅速發展，震驚中外的“五卅”運動，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這一切社會風潮改變著舊中國的面貌，也深深地影響了知識分子的思想。作為作家的許地山，正開始在題材和風格上發生變化。許地山前期創作的傳奇小說，融合了浪漫主義與平民主義。隨著創作經驗的豐富，以及時代對認識的推動，許地山的文藝觀發生巨大變化。嚴峻的時代使消極避世、溫和的許地山變得憤怒起來，著意以批判現實主義的態度，將筆尖伸向平庸醜惡的社會生活。背景已經從南方異域變為北方城鎮，人物從遠離政治變為聯繫政治與民生疾苦，《春桃》是這一時期作品之一。

春桃

春桃是一個善良、堅強、俠義、潑辣的勞動婦女形象。春桃本是個財主家的女兒，但兵災匪禍把她拋到了社會的最底層。顛沛流離的經歷，艱難困苦的生活，使她徹底脫掉了脂粉氣，變成了一個剛毅、果斷、堅強、豪爽、大膽、潑辣的勞動婦女。她流浪到北京后，先被薦去給一個西洋婦人當“阿媽”。主人喜歡她，生活上過得去，她本應該心滿意足了。但她卻因為主人吃牛肉，在饅頭上塗牛油，喝茶還要加牛奶，“一陣臊味，聞不慣”，不到兩個月便辭了工。到平常人家去當差，又挨不得罵。她選擇了一個自由自在的職業：撿爛紙換取燈兒。她要用艱苦的勞動換一口痛快飯。這使我們看到了她那不願委屈自己、迎合環境的倔強性格。同時在她身上還有另一種閃光的東西，就是誠摯和善良。她收留下向高，但卻主動承擔最繁重的活計，並絲毫沒有居高臨下的表現，而是對向高實心實意，平等相待。特別是當她原來的男人李茂以一個失去雙腿的叫化子的身份出現在她眼前的時候，她毫不嫌棄，表現出十分感人的品德。剛與柔就是這樣在她身上有機地、協調地統一起來。在她的身上集中體現的中國勞動婦女淳樸善良、剛毅堅強的稟性，在嚴峻冷酷的封建壓迫下依舊閃閃發光，永不泯滅。

這是一篇很有生活實感的傳奇性小說。愛情是兩個人的，可是在這篇小說中，一個女子卻把愛分給兩個男人，兩個男人同時愛著一個女人。經過一番出於好心的波折后，兩男一女竟建立了融洽親密的三角關係。這是古今奇觀，可是作者對環境、人物、情節和細節的描寫又具有充分的藝術說服力，使讀者絲毫不會懷疑它的真實性。那樣內憂外患的時代，那樣善良而不幸的男女，相互之間發生那樣的悲歡離合是完全合乎邏輯的，構成那樣畸形而又合情合理的關係可以說是惟一的選擇，讀者簡直再也提不出另外的設想。

這也是一篇不談愛情的愛情小說。作者對於三個人物，既沒有寫其情慾衝動愛情意識，也沒有寫其愛情行為，著力描寫的是他們如何相互攜手在生活中掙扎，他們“只理會生活，而不理會愛情”。可是作品的基本框架又是建立在男女之間的三角關係上的，人物性格主要是在這種三角關係中展示的，這使讀者不能不從愛情角度來審察人物，因而讀者心態與人物心態形成巨大反差。由於求生的壓力，三個人物身在愛情糾葛中卻“不理會愛情”，這使其生活的苦難和愛情的蒙昧同時得到強調，為人物罩上了雙重的悲劇色彩，使讀者有欲哭無淚的沉重感。

作品通過對春桃形象的塑造，反映了黑暗的社會、動亂的年代給人民帶來的苦難，表現了勞動人民在水深火熱中艱難掙扎、奮鬥不息的精神，歌頌了他們淳樸善良、仁愛俠義的美德。

寫實手法

寫實手法是許地山塑造春桃這一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法。《春桃》中，春桃則從生活遭遇和階級感情出發，對丈夫李茂充滿了同情和愛。在形式上，《春桃》也沒有前期小說的濃郁的傳奇色彩。

人物塑造

通過對深藏著感情色彩的人物行動、人物性格、人物關係進行描寫，從而使人物形象在邏輯的發展中豐滿完善，是《春桃》的一大特色。許地山的創作一向注重以情感人，無論是客觀陳述主人公的命運，還是主觀抒寫主人公的內心世界，許地山都善於以情景交融的方式形成濃郁的抒情色彩，作品中充滿著內在的深沉。《春桃》中，作者注重以抒情的旋律來展現人物形象。春桃在丈夫被衝散后，十多年的日子裡她一直以沉毅、樂觀的態度平靜地生活，但當丈夫李茂重新回來時，她和難友劉向高平靜的生活被打破了。李茂、劉向高、春桃三人都在剎那間陷入了感情的困擾之中，李茂後悔自己打擾了春桃的生活，自己的殘疾之軀拖累了春桃，他堅決寫休書燒毀龍風帖、上吊，以此想把妻子讓給劉向高。劉向高則在依戀春桃和拆散春桃夫妻兩人的矛盾中掙扎。春桃則在責任中不忍離開殘廢的丈夫李茂，而又離不開相伴度日已多年的劉向高。每個人都被感情的矛盾和鬥爭折騰不已，每個人都表現出不同的心理、行動，人物形象就通過矛盾的展開而不是平鋪直敘來豐滿鮮明。

作者對於春桃幾乎沒作直接的心理描寫，所寫的只是她的遭遇、行動、言語；但作者的著眼點其實總是放在她的內心世界上。從大處說，春桃怎樣從一個柔弱秀麗的財主女兒變成了堅韌倔強的撿爛紙的“劉大姑”，作者只交代了她的經歷，讀者卻不能不揣想她的感情變化歷程。從細處說，她執拗地堅持不許心愛的同居者劉向高稱她“媳婦”，其中奧秘作者雖不置一詞，讀者卻不難窺知其內心活動。至於她如何在原來的丈夫與現在的同居者之間排解矛盾、協調關係，作者雖只著筆於她的可見的外部表現，其實卻時時處處引導讀者探察春桃的內心波瀾。

語言運用

在《春桃》中，開頭描寫春桃的居住環境：“進門是個小院，婦人住的是塌剩下的兩間廂房。院子一大部分是瓦礫。在她底門前種著一棚黃瓜，幾行玉米。窗下還有十幾棵晚香玉。”而在結尾，當三人的矛盾被解決時，作者又首尾呼應地寫道：“院子都靜了，只剩下晚香玉底香還在空氣中遊盪。屋裡微微地可以聽見‘媳婦’和‘我不愛聽，我不是你底媳婦’的對答。”這種平實的語言寥寥數筆，就點襯出主人公對生活的熱愛之情，以及質樸平凡而又閃著亮色的心靈美，顯現出主人公作為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崇高品質。在行文時，作者還多處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文學描寫手法表現人物。例如在描寫春桃外表時，作者寫道：“她換了一條藍布褲。上身是白的，臉上雖沒脂粉，卻呈露出天然的秀麗。若她肯嫁的話，按媒人底行情，說是二十三四的小寡婦，最少還可以值得一百八十。”這種白描加點評的手法，使人物神形畢現，呼之欲出。在這裡，作者借鑒了中國傳統的藝術手法。

20世紀80年代末，韓蘭芳根據《春桃》改編了同名電影劇本，由凌子風執導搬上銀幕，在全國上映。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易新鼎教授：這是許地山現實主義創作深化的一個重要作品。作家在戰亂頻繁、民不聊生的廣闊的背景上，反映了下層人民悲苦的命運，並真切地寫出了苦難中的人們在婚姻家庭問題上顯示的純樸高尚的道德作風，他們在苦難中不輕賤同伴，不自暴自棄，而是互相救助，體諒關心別人。他們少讀詩書，較少受傳統思想影響，但他們並不粗野，不荒唐，而是按照實際環境，來規範他們的家庭生活。作品的語言，尤其樸實親切，老北平口語化的特點很突出。這樣的故事，在偏遠地區或少數民族地區也許並不早見，作家卻有意地把它安放在舊北平城圈裡邊展開描寫，即使帶有一些幻想成分或浪漫色彩，也是令人感到真實可信的。（《中外文學名著精品賞析》）

許地山（1894—1941年），現代作家，學者，原名許贊望，字地山，筆名落華生。生於台灣台南，甲午之戰後全家遷居福建龍溪（漳州）。1917年考入燕京大學，曾積極參加“五四”運動，與人合辦《新社會》旬刊。1920年畢業時獲文學學士學位，翌年參與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1923—1926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和英國牛津大學研究宗教史、哲學、民俗等。1927年起任燕京大學副教授、教授、《燕京學報》 編委，並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兼課。1935年應聘香港大學教授。抗日戰爭開始后，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常務理事，為抗日救國事業奔走呼號，后因勞累過度而病逝。散文小品集《空山靈雨》是其早期代表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