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俘

戰俘是指在戰爭各方中，敵對方被另外一方活捉，但並未處死的；用以作為戰爭交換條件的人。

戰爭或武裝衝突中被交戰對方所俘獲的合法交戰人員。

對戰俘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確詳細規定的國際公約有：

1.1929年的《關於戰俘待遇的公約》，

2.1949年《關於戰俘待遇的日內瓦公約》，

3.1977年《關於1949年日內瓦公約附加議定書》等。

上述公約中規定合法交戰人員包括參戰的軍人，志願部隊人員，游擊隊員，民兵，及其他因戰爭原因而遭受拘留的人員。

1.拘留國應對戰俘負責，給予人道待遇和保護；不得虐待和侮辱；不得作為人質，不得損害個人尊嚴。

2.不得沒收戰俘的私人財物。

3.戰俘的住宿、飲食、醫療衛生應得到保障。

4.不得命令戰俘從事危險性和屈辱性的勞動。

5.戰俘可以拘禁，但除對違反法令的戰俘適用刑事和紀律制裁外，不得監禁。

6.戰事停止后，應立即遣返，不得延誤。

7.在任何情況下，戰俘不得放棄公約所賦予的權利的一部或全部。

8.在一人是否具有戰俘地位發生疑問時，未經主管法庭作出判決之前，享受本公約的保護。

雖然上述公約規定了對戰俘的各種物質和人格尊嚴的保護，但在實際戰爭狀態中，戰俘往往享受不到公約所賦予的權利，交戰國雙方破壞國際法關於戰俘待遇的原則的規定是經常發生的。

如果說戰爭是一個政治受精卵的話，那麼在她產下的所有痛苦和災難里，就有一種令其不快和惱羞的沉重物：戰俘。顯然，戰俘是戰爭的直接後果之一，哪裡有廝殺，哪裡就會有戰俘，這是勝負任何一方都無法避免的尷尬。但在不同的價值理解和人文背景下，對戰俘的態度卻大 相徑庭。

“殺身成仁”，似乎永遠是英雄的一個標誌。也成了考核一個人對某種信仰、團隊或首領本人——勇敢和忠誠程度的最極端最徹底方式。作為一記鮮紅的甚有點兒“輝煌”的符號、一幅“專利形象”，它已牢牢銘鐫在人們的日常心理中，更被古往今來的歷史硃筆一遍遍地添描和強化著……有了這種結實的印象，“被俘”一詞也就立馬變得灰暗可疑了。

蘇德戰爭爆發后，由於蘇聯當局缺乏應變準備和決策錯誤（戰爭失利的另一重要原因恐怕還在於：斯大林長期的“肅反”與“清洗”政策。據《西蒙諾夫回憶錄》披露，早在戰前五、六年，紅軍中的中高級將領幾乎全被消滅殆盡，甚至連校級軍官也被殺得七零八落，戰場上頻頻上演尉級軍官代理師旅長的事），致使紅軍慘遭重創，僅一九四一年夏季被俘人員就高達二百多萬，而據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總參謀部的統計，整個戰爭期間，蘇聯紅軍總被俘人數達四百五十九萬。但即便如此，並不能否定蘇軍官兵的頑強與勇敢，就連德方的戰況日誌都充分證實：絕大部分紅軍指戰員都是在受傷、患病、彈盡糧絕、瀕於困境的情況下被俘的。應該說，他們是為國家盡了力的，即使在戰俘營里，他們也沒有令紅軍的榮譽和國家尊嚴蒙受損失。

但他們後來的遭遇卻極為悲慘。最令之不堪忍受的並非法西斯的虐待和絞殺，而是來自祖國“除奸部”的審判。蘇聯前宣傳部長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回憶道——

衛國戰爭一開始，蘇聯當局甚至把那些在戰線另一邊僅逗留很短時間的人也當做祖國叛徒。事實上他們全部經審訊或不經審訊遭到了嚴厲的鎮壓。軍隊的特別處不經審判就處決所有形跡可疑的突圍出來或掉隊的官兵……蘇聯國防委員會還在戰時就通過決議成立特種集中營，以審查從俘虜營釋放的和在解放區被發現的“原紅軍軍人”，特種集中營是一種管理嚴密的軍事監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關於派送從德國俘虜營中釋放的紅軍軍人和兵役適齡的被遣返者到工業部門工作的決議》，根據這一決議，他們悉數被編入“國防人民委員部工人營”，其性質和在內務部的勞改營沒有什麼區別……

蘇聯領導對被俘紅軍人員所採取的態度，早在一九四零年就已經確定：蘇 芬戰爭一結束，芬蘭方面將五萬五千名戰俘轉交蘇聯當局。他們被悉數解送到依萬諾沃州尤扎鎮的特種集中營，四周上了鐵絲網，由內務部押送隊負責看守，且不得通信和會見親友。大部分人被判處了期限不等的監禁，剩下的於一九四一年春被押送到極北地帶。他們後來的命運即無從知曉了。(《一杯苦酒》，新華出版社，1999年8月版）

顯然，在當局眼裡，軍人的天職即等於出讓生命，每一項任務都和生命是等值的，當戰事失敗，任務未竟時，“活著”就成了罪狀！不管何種理由何種背景，被俘都是一種恥辱！都是對命令的背叛！都是怯懦妥協、沒有將力量消耗殆盡的一種反證！

其實，任何一個軍人的命運都不外乎三種可能：凱旋者、烈士或戰俘。對於投身偉大衛國戰爭的一名蘇聯士兵來說，能有幸成為最後的“凱旋者”，或許是世界上最榮光最值得驕傲的事，而一旦淪為了“戰俘”，則就成了世上最不幸最痛苦的人了……即使被釋放，他的餘生亦將陷入黑暗與困頓之中，非但得不到撫恤和呵護，反而一生背負沉重的象徵恥辱的“紅字”，倍遭歧視和人格傷害。就像哈姆雷特那個著名的抉擇：生，還是死？這確是讓蘇聯軍人痛苦不已的兩難困境。

或許正是由於對當局有著清醒的估計和認識——“蘇芬戰爭”后那五萬多士兵的遭遇早已對未來戰俘的命運作了最殘酷的詮釋，二戰結束時，拒絕返回祖國的蘇聯公民竟高達四十五萬之多，其中有十七萬二千萬人是原軍人。他們是懷著對國家政治的恐懼遠離所熱愛的祖國和親人的。

應承認，無論過去、現在或未來，奢望一個國家或民族，對戰俘自然地採取像對待英雄那樣的態度，都是困難的。這從歷史文化、人性心理和精神分析的角度都可以找到答案。亦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像蘇聯那樣極端的幾乎視戰俘為叛徒的例子，則不僅是單靠文化成因就可替之辯解的了，它遠遠偏離了“樸素”，遠超出了人性的正常理解和行為範疇……說到底，這是極權路線釀就的，乃悖人道反理性的畸形政治心理和粗野信仰所致。

幸慰的是，同樣是接納集中營里的昔日戰友，在溫煦的太平洋海岸，我看 到了另一幕相反的風景——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投降儀式在美軍戰列艦“密蘇里”號上舉行。上午九時，佔領軍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出現在甲板上，這是一個令全世界為之矚目和激動的偉大場面。面對數百名新聞記者和攝影師，麥克阿瑟突然做出了一個讓人吃驚的舉動，有記者這樣回憶那一歷史時刻：“陸軍五星上將麥克阿瑟代表盟軍在投降書上簽字時，突然招呼陸軍少將喬納森·溫賴特和英國陸軍中校亞瑟·帕西瓦爾，請他們過來站在自己的身後。一九四二年，溫賴特在菲律賓、帕西瓦爾在新加坡向日軍投降，兩人都是剛從中國滿洲的戰俘營里獲釋，然後乘飛機匆匆趕來的。

可以說，這個舉動幾乎讓所有在場的人都驚訝，都嫉妒，都感動。因為他們現在佔據著的，是歷史鏡頭前最顯要的位置，按說該屬於那些戰功赫赫的常勝將軍才是，現在這巨大的榮譽卻分配給了兩個在戰爭初期就當了俘虜的人。麥克阿瑟為什麼會這樣做？其中大有深意：二人都是在率部苦戰之後，因寡不敵眾、沒有援兵、且在接受了上級旨意的情勢下，為避免更多青年的無謂犧牲，才忍辱負重放棄抵抗的。我看過記錄當時情景的一幅照片，兩位“戰俘”面容憔悴，神情恍惚，和魁梧的司令官相比，體態瘦薄得像兩抹生病的竹竿，可見在戰俘營沒少了遭罪吃苦。

然而，在這位道格拉斯將軍眼裡，似乎僅讓他們站在那兒還嫌不夠，他作出了更驚人的舉動——

“將軍共用了五支筆簽署英、日兩種文本的投降書。第一支筆寫完‘道格’即回身送給了溫斯特，第二支筆續寫了‘拉斯’之後送給珀西瓦爾，其它的筆完成所有手續後分贈給美國政府檔案館、西點軍校（其母校）和其夫人……”

麥克阿瑟可謂用心良苦，他用特殊的榮譽方式向這兩位畢功盡職的落難者表示尊敬和理解，向他們為保全同胞的生命而作出的個人名望的巨大犧牲和所受苦難表示感謝……

與其說這是將軍本人溫情的表現，倒不如說乃理性信仰的選擇，它來自一種健康的正常的生命態度和對戰爭的理解。它並非個人情感的一時衝動，亦絕非私誼 所為，而是代表一種國家意志熱烈地擁抱那些為這場戰爭付出特殊貢獻的人，超常的禮遇是對他們巨大自卑和精神損失的一種彌補和真誠答謝——在將軍眼裡，只有加倍彌補才是真正的彌補！那支筆大聲告訴對方：別忘了，你們也是英雄！你們無愧於勝利和這個偉大時刻！

是啊，難道只有死才是軍人最高的榮譽和價值標準嗎？才是對祖國和同胞最好的報答嗎？提出這等要求的祖國和同胞豈非太自私太狹隘太蠻橫苛刻了嗎？愛惜每一個社會成員的生命，尊重別人存在的價值，難道不正是人權社會的表現嗎？

平時，我們在戰爭題材的小說或影視片中，經常可看到類似的詛咒性台詞：“除非……就別活著回來！”“別人死了，你怎麼還活著？！”當然，這樣不雅的話大都由“反方”嘴裡說出來。而對“正方”的描寫，雖在話語方面巧妙地避開了此類尷尬，但在價值觀上卻掩飾不住同樣的傾向：無論是作家編劇，還是讀者觀眾，在對“我軍失敗人員”的命運期待與設計上都表現出一種二元對立的價值取向：烈士，或者叛徒……這幾乎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慣性，一種創作模式。總之，我們心目中的英雄是絕不能作俘虜的，否則情感上就受不了。一旦被俘，要麼設計他虎口脫險，機智越獄，要麼就早早地安排他拉響“光榮彈”……隨著那一聲“同歸於盡”的轟響，我們的靈魂也似乎驟然獲釋，“輕鬆”了許多，“欣慰”了許多。肉體的失敗在悲劇高潮中為精神贏得了勝利！群眾心理的勝利！集體無意識的勝利！

這是頗具深味的。或許，在我們的眼裡，安排一個人去“死”，恰恰是對其榮譽和價值進行“維護”“捍衛”和“重視”的結果？……“死”成了一種隱隱約約的“愛”？說出來，似乎有點羞於出口，但確是很多人真實的想法。究竟什麼原因使我們害怕英雄活著？不錯，選擇被俘而放棄毀滅，確屬對生命的一種珍惜——甚至是某種意義上的“怕死”，可“珍惜”（“怕死”）難道有錯嗎？何以連一種不投敵不出賣同志的求生也被我們視為一種“背叛”？竟然會令器重他愛戴他的人感到遺憾、難堪，感到被欺騙和傷害？——難道我們對“英雄”提前作出的那種暗暗的隱秘的期待於對方是公平的嗎？它稱得上健康、合理和正常嗎？

拋除政治因素毋論，這是否也暴露出了一種歷史心理的脆弱和投機？一種生命文化的畸形或痼傷？

我們經常在新聞媒體中看到關於解救“人質”的報道，在大家眼裡，“人質”顯然是被當作“受害者”和“弱者”來看的，我們也很少犯這種偏執：為什麼這些人質寧肯老老實實作人質——卻不去反抗，不去和歹徒誓死一拼？如此一來，也算替政府省了麻煩不是？其實，戰俘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人質”和“受害者”，而且是為國家作出了貢獻——正在忍受委屈、肉體和精神正在服刑的受 害者。在理性的眼裡，被俘固然是一種“失敗”，但這隻能算是一種物質效果和臨時意義上的失敗，是一種按戰爭功利計算方法得出來的“負數”結果，但它不能作為對人的一種最終的人格價值和生命力量的評價，準確和公正地說，“被俘”本身亦是一種有力的存在，它並未失掉精神上的硬度和頑韌，它有尊嚴，有值得敬重和感謝的地方。任何一位被俘士兵都有權說：“是的，我失敗了，但我更戰鬥過！”……我始終認為，一個人對集體和社會的貢獻是有限的，責任也是有限的——它不是無限付出的——不應以不顧理性的絕對方式、隨意地犧牲個體的利益，甚至生命去換取……

鼓勵犧牲，提倡捨身，頌揚忘我……此乃偏狹的政治英雄主義，而非一種實際的人道主義，它不是以真正對個體對生命的關懷為前提的，而完全以絕對的集團目標的實現為唯一的價值標準。

美蘇兩國戰俘的不同遭遇，體現了兩種不同的文化精神和價值信仰，一個突出政治，一個強調生命；一個聲色俱厲、以死相脅，一個寬仁大度、體恤有加；一個偏狹地維護團隊榮譽的完整性、謀求政治利益的最大值，一個儘可能呵護個體價值和個體安全……

前者雖威嚴與壯烈，但也有飄散著一種冷酷的血腥味兒……後者雖然懂得“害怕”，有“怯懦”“妥協”之嫌，卻不乏人道和人性的溫情……“不怕死”，真的符合理性之美和軍人的光榮原則嗎？希特勒的士兵、日本“神風突擊隊”和武士道徒們不也是被這種鐵硬的軍事苛律和犧牲精神所督促著感動著，殺人、自殺或被殺的嗎……比如在太平洋戰爭即將結束、勝負已定的的收尾階段，守衛科雷吉多爾島的五千名日軍幾乎全部戰死，只有傷殘的二十六個人作了美軍俘虜。這樣的數字既令人驚訝，也讓人恐懼，更值得深思。從單純的軍事職業角度說，這稱得上世界上最有力量和尊嚴、最讓指揮員滿意與驕傲的軍隊了，每個政治家也都希望部下有這樣一群“視死如歸”的士兵，但從人道和生命良知意義上看，其實際罪孽、對人類安全的威脅、對他人的傷害反而是最殘酷、最令人恐怖的。

1953年，中國紅十字會曾經發表了一個長篇報告，名為《美軍虐殺戰俘調查報告書》，詳細介紹了美國軍隊虐待戰俘的行為。此後，在許多志願軍的回憶錄里和大量國際上NGO的戰爭報告中，都提到了眾多事實，證明美軍曾經在朝鮮對志願軍戰俘進行虐待，甚至殺害。

1950年12月1日，美軍第二師所屬部隊在由平安南道價川郡中西里撤退時，以機槍射殺中國人民志願軍被俘人員31名，死者胸前並掛有"戰爭俘虜"紙片。1951年11月，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收復金城東科湖裡附近一陣地時，發現11月7日被敵方軍隊殺害之戰士屍體，死者手腳都被捆綁並拴在樹上，遍身都有傷痕，顯系被俘后遭虐殺。

據從自濟州島第八號戰俘營“F”號營場遣返的511名中國人民志願軍被俘人員回憶，他們中間有442人曾遭受各種酷刑。志願軍戰俘郝永成，於1951年3月15日在中線龍頭裡附近被俘，美軍在審訊中，把他雙手背綁，用布蒙住眼睛，拖進稻田水中，一連泡了三天半，下身起泡、浮腫。

此外，美軍還對志願軍戰俘進行精神虐待，並被強迫進行繁重的體力勞動。1952年9月27日上午，美軍上校杜維亞在濟州島機場上布置了約一營武裝美軍，並附有四十餘挺輕重機槍，命令第八號戰俘營“H”號營場全體戰俘脫光衣服和鞋子，赤裸裸地向他敬禮。被俘人員由於不堪侮辱而拒絕敬禮，當即遭到美軍拳打腳踢，或用刺刀亂刺，有唐根培、趙義等二十餘人被刺傷。

當時的志願軍戰俘在戰後一部分去了台灣，一部分回國，回國的戰俘受到了國內的不公正對待，很多老兵被毆打槍斃自殺；而去很多台灣的戰俘們在若干年後卻以台商的身份回國而大受歡迎！馬興旺曾流落在京而遇上西裝革履的台商對他驚呼“營長”。《生命只有一次》中記載張城垣見到回家鄉的台灣戰俘受歡迎場景很受刺激。

而據志願軍戰俘記事，親共戰俘曾處決要去台的戰俘。而報導被吃肉的張子龍一案，經查證名單並無其人並且挖掘指證藏屍點也找不到屍體，當印方準備了法庭后，又由於中朝方“除非更換律師，否則就不予以合作，不肯交出控方證人”而解散法庭不了了之。

1939年9月，德國突襲波蘭，二戰爆發。戰爭中，德國不斷俘獲反法西斯 盟國的軍人，並將這些俘虜投入集中營，殘酷地折磨和屠殺他們。人們原以為只有法西斯國家才虐待戰俘，殊不知美國也步其後塵。

1941年12月7日，美國參加二戰，5個月後，美軍手裡已經有32名戰俘；20多個月後，美國在法國俘獲的戰俘驟增到4.8萬人。為安置這些戰俘，美國除把一部分戰俘留在交戰國的戰俘營外，開始在本土建立戰俘營。

1942年，第一批戰俘被送到紐約。美國人當時宣讀了總統羅斯福的一封信：“你們在這裡不是戰俘，而是美國的客人。”總的說來對於44年底以前被俘的關押在美國的德國戰俘來說日子是很不錯的，他們經常獲准住在幫工的人家家中並有大量後來成了美國公民。但是到了45年對於俘虜的600萬德國平民和士兵來說就不同了，美國軍方將他們關在用鐵絲網圍成的巨型柵欄里，這裡缺乏必要的衛生設施，他們也沒有為戰俘提供衛生和有營養的食物。在關押當中，美軍還對德國戰俘進行非人道的折磨。為了獲取情報，美軍經常對戰俘進行刑訊逼供、毆打和恐嚇。更有甚者，美軍對因戰鬥而負傷或者患病的德國戰俘有時不提供相應的醫療救助，造成1萬多名德國戰俘死於饑寒或疾病。在美國本土關押著38萬德國戰俘，戰爭期間美軍對這些戰俘曾以禮相待，但戰爭結束后，美國當局突然改變態度，把所有的德國戰俘都視為十惡不赦的罪人，不讓他們吃飽，並採取了各種體罰措施。這些戰俘在戰後沒有被釋放，而是被“贈送”給了法國，以幫助其重建國家。這種做法違背了戰俘的意願，他們在遷徙過程中怨聲載道。最終有70萬德國戰俘被送到法國，關進戰俘營里。由於戰後法國食品極度短缺，而且法國讎德情緒比較嚴重，戰俘們遭到了飢餓和酷刑的折磨。許多德國戰俘遭到鞭打，甚至被槍殺，至少有1800名戰俘在掃雷時被炸身亡。為此，國際紅十字會就德國戰俘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曾多次向美國提出抗議。

由於二戰中美國是反法西斯一方，所以它對待戰俘的做法沒有受到正義人士和相關機構多少譴責。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戰爭中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向朝鮮領土發動了瘋狂的進攻，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進行了堅決的抵抗，雙方進入膠著狀態。從1950年到1953年，雙方陸續有眾多人員被俘獲。朝中方面對被俘的美軍本著人道主義立場，基本能按照《日內瓦公約》規定的要求予以處理。但美國卻對被俘虜的朝鮮和中國士兵採用了各種虐待手段。

美軍眾多的戰俘營，居住條件十分惡劣。當時戰俘每50人住一個軍用帳篷。帳篷正中挖一條淺溝，兩旁即為土炕，上鋪一排稻草袋，根本無法防潮。每人僅發一條舊軍毯，席地而眠。夏天擁擠悶熱，冬天陰冷潮濕，難以入睡。飲食主要是未研磨的大麥、小麥粒或十分粗糙的帶霉味的大麥粉。美方宣稱每天每人供應1磅，實際上經過內外剋扣達不到這個定量。正常情況下，被俘人員每日兩餐，每餐一個拳頭大小的飯糰或半碗“大麥飯”，一碗漂有幾片菜葉、幾粒油星的清湯，偶爾能幸運地碰上幾片魷魚或牛肉。美方還常以斷糧作為對“不服從當局命令”者的懲罰手段，因此，被俘人員長期處於半飢餓狀態。戰俘生病得不到及時治療。在這種常年衣單被薄、飢餓和疾病折磨的情況下，不少人死亡。美軍為戰俘提供的“醫院”同樣是草草搭起的帳篷，層層圍起的鐵絲網。“醫院”里既無必要的醫療設施，又無急需的醫藥供應。一些美軍醫生甚至在傷病戰俘身上做“試驗”，使一些本可以康復的人也成了殘疾，或是不明不白地死去。

自1952年起，美軍戰俘營中的朝鮮俘虜越來越多，美軍對待戰俘的手段也開始殘暴起來。由於意識形態的影響，美國對朝鮮戰俘採取離間的辦法，挑起他們的爭鬥。在許多戰俘營中，四周都用厚厚的鐵絲網包圍住。美軍人員白天進鐵絲網辦公，戰俘營中比較平靜。一到晚上，美軍人員退出鐵絲網，於是受到美方蠱惑和支持的一部分朝鮮戰俘開始殘酷對待另一部分戰俘。

對於革命意志堅定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美軍則用武力手段進行殘殺。在關押中國戰俘的營地里，一些被俘士兵不忘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時常搞一些宣傳活動。1952年8月1日中國建軍節和8月15日抗戰勝利紀念日，美軍禁止中國戰俘升旗紀念，並借故槍殺不服管理的戰俘，強迫所有戰俘必須向美軍軍官敬禮。戰俘內部的領導組織者們決定於“十一”國慶節集體升旗以示抗議。10月1日清晨6時，戰俘營中升起10面國旗。美軍動用大量兵力，配以機關槍、毒氣彈、噴火器，一齊向戰俘營射擊。三小時后，中國戰俘就犧牲56人，負傷109人。

美軍虐待戰俘行為終於遭到國際輿論的一致譴責。1953年交戰雙方交換戰俘談判時，朝中方面代表嚴厲譴責了美國的非人道主義行為。據敵軍工作史料，碧潼戰俘營里的美國戰俘曾一天死亡三人。在對拒絕遣返的中朝戰俘進行解釋時中朝方遇到了很多困難，如賀明記載，11月5日，124名戰俘經解釋有兩人遣返。美國人對此十分得意，報道說解釋代表不願給對手另一次機會羞辱自己，還指中朝方也要為浪費的一些解釋期日子負責，例如10月11日中立國委員會建議中朝先用建成的解釋設施開始解釋，受到拒絕。

1961年，美國干預印支事務，越南戰爭爆發。為了徹底消滅越南的抵抗力量，美軍對戰俘及和平居民進行了野蠻的屠殺。美國記者甚至把戰俘營說成是“屠殺工廠”。在越戰當中，很難對屠殺的戰俘數量作出精確統計，因為美軍很多時候不分青紅皂白，將戰俘和平民一塊屠殺。在越南南方，僅1962年3月，美軍和南越當局就進行了74次大小規模的掃蕩，有195人被殺死，56人被打傷，278人被捕。據西貢電台1963年1月28日的報道，1962年美軍和南越吳庭艷軍隊在住有6萬多居民的福成省，殺死了5713人，打傷了3215人，逮捕了277人。1963年1月10日，美軍哈金斯將軍在總結對越南的侵略戰爭一年的結果時供認：美偽軍隊在1962年殺死居民3萬人。

1967年美軍對越南全境實行“南打北炸”的方針，但美軍的軍事行動反而受 到游擊隊越來越激烈的反抗，戰事進展緩慢。美軍對越來越多的戰俘也採取了更直接的辦法，見到傷兵俘虜就地消滅。

一名至今仍倖存的美國越戰老兵回顧了1970年屠殺越南戰俘的情形。他說：“我承認，我打死了4名越共士兵，用刺刀挑死一個還沒咽氣的俘虜，那時，沒有一個軍官向我們宣布《日內瓦公約》。”在一次戰鬥中，當地人向美軍提供情報說有90多名越共傷員躲藏在一個村莊的醫院裡，美軍部隊迅速趕到，多名進行急救的護士出面勸阻他們的搜捕行動，但美軍還是強行進行了搜索，並從醫院裡搜出90多名越共傷員。美軍用刺刀一口氣挑死64名掙扎的越共傷員。多名護士遭受非人虐待后也被屠殺。

美軍把那些身強體壯的越南俘虜關在集中營里，強迫他們勞動，有的則被鞭打、做人體盾牌甚至被肢解，集體屠殺已經是常見的處理戰俘的手段。越戰是美國對外戰爭史上屠殺戰俘最嚴重的一次，能夠倖存下來的有抵抗能力的戰俘已比較罕見。戰後，當恢復生產的工作人員進入各種關押戰俘的集中營區時，許多戰俘營到處屍體橫陳，或者只能看到被折磨得不像人樣的越南人。

由於不斷受到輿論的譴責以及國際紅十字會抗議的壓力，美國在越戰後很少有虐待戰俘的報道。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后，人們很少聽到美軍虐待戰俘的消息，但這並不表明美軍就放棄了虐待戰俘的手段。美國一些輿論認為，只不過美國政府很好地控制了輿論，同時美軍虐待戰俘稍有收斂而已。

“9·11”事件發生后，美虐待戰俘的情況又有所抬頭。2001年美軍相繼在阿富汗和其他戰場發動了圍剿恐怖分子鬥爭，許多塔利班戰士和“基地”組織成員成了美軍的俘虜。為 了能從這些俘虜中獲取信息，美軍將他們戴上鐐銬，蒙住頭臉關在籠子里，由阿富汗運往美國設在古巴的關塔那摩海軍基地。在那裡他們雖然可獲得“與其文化傳統相宜的三餐”，甚至還有乾淨衣服和衛生設施，但他們並不享有戰俘待遇。

美國清楚，這些人一旦被認定為戰俘，根據《日內瓦公約》規定，他們就有權利拒絕透露“有關未來軍事行動的情報”。美國把“基地”組織成員和塔利班俘虜關押在關塔那摩，目的就是要他們提供出有關情報。既然被定為“非法戰鬥人員”，美國就可以對他們進行“內容廣泛的審訊”。這是不尊重《日內瓦公約》的一個新花樣。

美國虐待戰俘的傳統經歷半個多世紀后，儘管受到輿論的一次次譴責仍然劣習不改。美國掩蓋在臉上的人權主義面紗也一次次被無情地揭開。

儘管德國人嚴重違反了海牙公約和日內瓦公約，把戰俘送到兵工廠或從事與前線作戰有關的各種勞動，但是對於那些被第三帝國俘獲的幾百萬戰俘來說，這種規模龐大的勞動還不是他們最發愁的事情。

他們最關心的還是熬過戰爭，保全一命。如果他們是俄國人，那未熬過戰爭保全性命的希望最少。蘇聯戰俘的人數比其他各國戰俘合在一起的總數還要多，大約有575 萬人。

1945 年盟軍解放戰俘營中被俘人員時，生還的蘇聯戰俘只有100 萬人。在戰爭時期被德國人釋放的或被批准 到德軍建立的偽軍中服役的人大約也有100 萬。餓死、凍死、病死的俄國戰俘達200 萬。其餘的100 多萬人沒有作出交代，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上證實這100 多萬人中的大部分，或者因上述原因而死亡，或者被黨衛隊保安處處死。據德國方面文件記載，處死的有67000 人，這肯定只是一部分數字。

大部分俄國戰俘，約380 萬人，是在德國發動侵俄戰爭的第一階段，即從1941 年6 月21 日到12 月6 日期間對俄國進行的幾次大包圍中被俘的。顯然，在戰事正在進行和迅速向前進軍時，要求任何軍隊能很好地照顧這麼一大批戰俘是有困難的。但是問題在於德國人根本未作任何努力。我們從前邊引述的納粹文件中看到，德國人對蘇聯戰俘確實是故意不給飯吃；在1941年漫天風雪的冬天，氣溫降到零下時，不給他們安身的地方，許多人因此活活餓死凍死了。

據羅森堡這樣有權威地位的人說，許多納粹官員的態度是：“這些戰俘死得越多，對我們越好。”

愚蠢不堪的東方佔領區事務部部長無論如何也算不上是個講人道的納粹分子，特別是對於俄國人。而我們知道，他是在俄國人那裡長大的。但是，即使連他這樣的人，也曾心有不忍。1942 年2 月28 日，他在致最高統帥部長官凱特爾元帥的一封長信中，曾對俄國戰俘所受到的待遇提出抗議。他寫這封信，正是那年冬天蘇聯軍隊在莫斯科和羅斯托夫擊退德軍，反攻之勢有如破竹的時候；德國人這時已經看出，他們想一舉消滅俄國的一場賭博已經輸定了，說不定要一輸到底了；他們也已看出，在美國已經參加到俄國和英國一邊而與德國為敵的今天，德國人很可能在這一場戰爭中被打敗。情況如果真的如此，勝利方面是要追究他們的戰爭罪行的。

[羅森堡在致凱特爾的信中說]在德國的蘇聯戰俘，遭到極為悲慘的命運。360 萬戰俘中，全勞動力只有幾十萬人。許多人不是餓死，就是由於氣候的折磨而死。羅森堡繼續說道，這種情況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俄國有足夠的糧食供他們食用。

但是在多數情況下，戰俘營長官都不許把這些糧食供戰俘食用，而寧可讓他們餓死。甚至在戰俘被押送到戰俘營的途中，也不許老百姓給他們東西吃。許多戰俘在途中由於飢餓勞累，跟不上隊伍，就被槍決。槍殺戰俘是當著飽受驚嚇的老百姓的面進行的，屍體就棄在原地。許多戰俘營根本沒有住的房子。下雨下雪，戰俘也睡在露天里……最後還得提一下槍決戰俘的事情。他們這樣做……根本不從政治上考慮問題。例如各集中營里都把“亞洲人”一概槍決……

豈止亞洲人。俄國戰役開始后不久，最高統帥部和黨衛隊保安處便達成一項協議，由保安處“甄別”俄國戰俘。保安處的大劊子手奧托·奧侖道夫在一份供詞中透露了“甄別”的意圖何在。奧侖道夫與希姆萊手下許多人一樣，是個不務本業的知識分子，他曾得過兩個大學學位[法學和經濟學]，並曾在應用經濟科學學院當過教授。

[奧侖道夫說]所有猶太人和共產黨幹部都要調出戰俘營，處以死刑。據我所知，在對俄國作戰的整個期間，一直採用這種辦法。

但是這樣做也不無困難。俄國戰俘的身體往往衰弱得連上刑場都走不了。為此，秘密警察頭子海因里希·繆勒提出了抗議，此人短小精悍，也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

集中營長官不滿地說，預定要被處決的蘇聯人在到達集中營時，已有5%到10%的人死亡或瀕於死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往集中營的途中，譬如從火車站走向集中營的途中，就有相當多的戰俘由於疲憊不堪倒在路上，有死了的，也有半死的，因此護迭時後邊還得跟上一輛卡車裝運這些人。要想不讓德國人看到這種場面是不可能的。

秘密警察對俄國戰俘餓死累死絲毫也不在乎，他們遺憾的只是每死一個戰俘就使劊子手們少一個行刑的對象，但是他們不願意德國人民看到倒斃於途的慘象，因此“秘密警察繆勒”——他在德國以此著稱——下令：自即日起[1941 年11 月9 日]，俄國戰俘凡顯然無活命希望因而連短途旅程也不能走動者，以後無需運到集中營處死。

死了的戰俘不能勞動自不必說，甚至餓壞累壞的戰俘也都失去勞動能力了。到了1942 年，德國人已清楚地意識到戰爭將長期拖下去，比他們原先設想的時間要長得多；同時也已看出，他們的後備勞動力十分缺乏，被俘蘇軍已成為德國後備勞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納粹放棄了屠殺戰俘的政策，而採取利用他們從事勞動的辦法。1943 年，希姆萊在波森對黨衛隊人員作了一次講話，解釋了為什麼要改變這項政策的道路。

當時[1941 年]我們對這麼一大批人沒有像今天這樣，把他們當作原料和工人。戰俘餓死累死幾萬幾十萬，從幾個世代那樣長遠的意義上看，是沒有什麼可遺憾的；但是在目（1943年）前，由於喪失了勞動力，這種情況卻是可惜的。現在[1943年]必須讓戰俘們吃得足以使他們有力氣幹活了。

到1944 年12 月，已有75 萬戰俘在兵工廠、礦山[分配了20 萬人]和農場勞動，其中包括不少軍官。他們的待遇是苛刻的，但是總算可以活命。甚至凱特爾元帥建議在戰俘身上打烙印的辦法也廢除了。

德國人對待西方戰俘，特別是英美戰俘，比對待俄國人相對地來說好一些。雖然屠殺英美戰俘的事也偶然發生過，但一般都是由於個別戰俘營長官個人的極端殘暴和虐待狂所致。1944 年12 月17 日比利時凸出地帶戰役中，在馬勒梅第附近的田野中血腥屠殺71 名美國戰俘，便是一個例子。希特勒也曾親自下令殺害西方戰俘。例如他曾下令屠殺50 名英國飛行員，這些人於1944 年春被俘，後來在薩崗的一個集中營逃跑未成。戈林在紐倫堡說，他“認為這是整個戰爭時期最嚴重的一次事件”，約德爾將軍則稱之為“不折不扣的謀殺”。

1943 年英美對德國加緊轟炸以後，德國便有意鼓勵殺害盟軍在德國跳傘降落而被俘的飛行人員，上述事件實際上似乎是他們這個政策的一部分。德國鼓勵一般平民在抓到跳傘降落的盟軍飛行員后，立即私刑處死。戰爭結束以後，不少犯有這種罪行的德國人受到審判1944 年5 月21 日，他在與戈林會商以後，只是發布這樣一項命令：英美飛行人員凡曾掃射過客車、平民以及緊急著陸的德國飛機者，可不經軍法審判即予槍決。

被俘的空軍人員有時則被直接交由黨衛隊保安處進行“特別處置”。1944 年9 月，約有47 名美英和荷蘭的飛行人員[全都是軍官]在毛特豪森集中營慘遭殺害。集中營中有一個法國戰俘莫里斯·拉姆普是目擊者之一，他在紐倫堡敘述這次屠殺的情況時說：

47 名軍官光著腳，被帶到石坑裡……在石坑的最下一層階梯上，警衛人員把石頭放到這些可憐的人們背上，要他們扛到上邊去。頭一趟扛的石頭約60 磅重，一面扛著一面挨打… …第二趟扛的更重，什麼時候被石頭壓垮了，就遭到腳踢棒打……到了晚上，路上已倒下21 具屍體，另外26 個人在第二天早晨也死了。

這是毛特豪森集中營里常用的“處決”方式，也是殺害無數俄國戰俘的若干方式之一。

從1942 年起，亦即戰爭的趨勢開始對希特勒不利以後，他便下令殺害被俘的盟軍突擊隊員，特別是在西線被俘的人員。[被俘的蘇聯游擊隊員被立即槍決，自不必說。]元首在1942 年10 月18 日發布的《突擊隊絕密命令》，是被繳獲的納粹文件之一。

自即日起，在歐洲或非洲執行所謂突擊任務的敵人一俟被德軍發現，不論是否攜帶武器，也不論是在戰鬥中還是在逃跑中，應全部處死，即使他們身著軍服也不赦免。同一天，希特勒又發布一項補充指示，將他所以發布這個絕密指令的理由對司令官們作了解釋。他說，由於盟軍突擊隊獲得成功，

我不得不嚴令消滅敵人從事破壞工作的部隊，並宣布對不服從這些命令者予以嚴懲……必須曉喻敵人：從事破壞工作的突擊隊員將毫無例外地被全部消滅。

這就是說，他們要想死裡逃生是絕對沒有希望的……[他們]絕不要妄想會得到日內瓦公約規定的待遇……如果由於審問上的需要而留下一個兩個暫時不殺，審問過後也得立即槍決。這種特殊罪行是嚴格保密的，約德爾將軍在希特勒指令上又添加了補充說明，下邊還打上重點：“這項指令只供司令官閱讀，切勿落人敵人手中。”他們還得到指示，在及時記下內容后，全部文件即悉數銷毀。

文件的內容想必已銘記在各級司令官的心中，因為他們都已貫徹執行了。有兩個例子可以談一下，當然事例還多得很。

1944 年3 月22 日夜間，美國陸軍第二六七特別偵察營的2 名軍官和13名士兵，乘一艘軍艦在義大利境內距德國陣地後方很 遠的地方登陸，準備破壞斯比塞到熱那亞之間的一個鐵路隧道。這批偵察人員一律身著軍裝，並沒有攜帶便服。3 月26 日，即他們被俘后的第3 天，一隊執刑隊人員就根據德國陸軍第七十五軍軍長安東·多斯勒將軍親自頒發的命令將他們處死，刑前未經審問。戰爭結束后不久，多斯勒將軍受到美國軍事法庭的審判時，為自己的罪行辯解說，他只不過是遵照希特勒的突擊隊命令行事。他爭辯說，他如不服從，自己將被元首送交軍事法庭審判。

1945 年1 月在斯洛伐克跳傘降落的15 名英美軍事人員，其中有一名美聯社戰地記者，全都身著軍服，在毛特豪森集中營被處死刑。這是根據恩斯特·卡爾登勃魯納博士的命令執行的。卡爾登勃魯納博士繼海德里希之後任黨衛隊保安處處長，是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的被告。這個屠殺罪行如果不是集中營中目擊他們處死的一名副官招供出來，恐怕永遠也無人知道，因為這個集中營中大規模處決戰俘的文件大部分已經銷毀了。

• 《戰地軍魂》

（Stalag 17，17號囚房，美國，1953）早期二戰經典。戰俘逃亡題材。二戰後期號稱“牢不可破”的納粹德國戰俘集中營，美軍戰俘策劃越獄和清除內奸的故事，塑造了一個貌似沒心沒肺、無惡不作的反英雄人物形象。明爭暗鬥，其樂無窮。威廉·赫頓等主演。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

• 《大逃亡》

（The Great Escape，or Escape，第三集中營、龍虎榜、絕處逢生，美國，1963）戰俘逃亡題材經典。根據真實歷史事件改編。1943年，戒備極為森嚴、聲稱“絕對不可能逃脫”的納粹德國第三集中營，一批盟軍戰俘在一位美國英雄的領導下實施集體逃亡計劃的故事。然而，逃出集中營的70多名戰俘最終卻只有幾個人幸運地存活下來……自由是不屈不撓的結果。史蒂夫·麥奎因、詹姆斯·迦納、理查德·阿滕伯勒、詹姆斯·科本等主演。

• 《黑獄梟雄》

（King Rat，鼠王，美國，1965）戰俘逃亡題材經典。根據英國 通俗小說作家同名小說改編。戰時新加坡日軍戰俘集中營中貌似自私自利、有“鼠王”之稱的美國反英雄人物的傳奇故事。美國人生存之道的戰俘標本。喬治·西格爾等主演。

• 《桂河大橋》

• 一九四三年，日軍佔領下的緬甸邊境，在緬甸與泰國交界的桂河上為泰、緬鐵路建造大橋，戰俘營營長齋藤大佐下令全體戰俘參加建橋工程，可是英軍戰俘代表尼科森上校認為軍官參加體力勞動違反日內瓦公約拒不執行。雙方對峙，尼科森被關入禁閉室。已參加建橋的戰俘們開始怠工，加上日方設計上的不足，整個工程陷於停頓。齋藤迫於無奈，只得讓步，尼柯爾遜等人獲釋。這時美軍戰俘希爾茲少校成功地逃出戰俘營，來到邊境農村中的英軍突擊部隊，希爾茲從隊長沃頓少校那兒被迫接受了炸毀桂河大橋的任務，四人突擊隊由幾個泰國人帶領，潛入大橋工地附近。尼科森在獲釋后想：在破壞一切的戰爭中何不做點事情。於是率領戰俘日日夜夜地干，架橋工程順利進行著，三個月後，大橋建成了。希爾茲巧妙地把炸藥安放在橋墩上。在通車那天，尼科森將橋的上下作最後檢查，突然發現埋設在沙床里的引爆電線，他跟另一英軍士兵發生了一場爭鬥，被亂彈射中的尼科森陰差陽錯倒在炸藥引爆開關上，幾聲巨響后，桂河大橋被炸毀，飛速駛來的火車也墜入河裡，尼科森等人壯烈犧牲。

（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英國、美國，1957）戰俘題材經典。1941年，泰國北碧府日軍集中營盟軍戰俘被迫為日軍建造桂河大橋的故事。戰爭中東西方文化碰撞的一個經典標本，英國紳士遭遇日本流氓。人物形象塑造與心理刻劃極為出色，英、美、日三國軍官的不同風格和個性十分鮮明。影片中英軍官兵用口哨吹出來的《桂河大橋進行曲》令人印象深刻。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七項大獎。美國電影協會（AFI）100部最驚心動魄的美國電影第58位。

• 《終止戰火》

（To End All Wars，終結戰爭，英國、美國、泰國，2001）根據真實歷史事件改編。太平洋戰爭中日軍攻佔新加坡后，一批盟軍戰俘被送到緬甸建造死亡鐵路、在極端惡劣的生存環境中保持求生意志、直至戰火終止的故事。影片秉持的理念是：各民族只有彼此理解、寬容相待，戰火才會真正終止。羅伯特·卡萊爾、基弗·薩瑟蘭等主演。

• 《哈特之戰》

（Hart's War，哈特戰爭、裁決之戰，美國，2002）戰俘逃亡題材。戰俘營中的種族歧視問題。根據美國作家同名紀實小說改編。戰時的納粹德國戰俘集中營，以上校為首的美軍戰俘借審判謀殺案嫌疑犯分散德國納粹注意力、實施逃亡行動的故事。布魯斯·威利斯、科林·法瑞爾等主演。

• 《海陸空大逃亡》

（The McKenzie Break，戰俘營、暴動戰俘營，愛爾蘭、英國，1970）戰俘逃亡題材。戰時蘇格蘭麥肯錫英軍戰俘集中營德軍戰俘的逃亡故事。自作聰明的英軍與德軍戰俘玩貓捉老鼠的遊戲，而結局則是英軍“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

• 《勝利大逃亡》

（Victory，大勝利，美國，1981）戰俘逃亡題材。二戰末期的巴黎，一場特殊的足球賽——納粹德國國家隊對同盟國戰俘隊，一場熱鬧非凡的盟軍戰俘大逃亡行動。其間，由於 球王貝利以及眾多歐洲足球高手加盟扮演戰俘，致使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場世界足球超級明星的個人絕技大展示。

• 《戰火紛飛》

（Raid on Rommel，奇襲隆美爾，美國，1971）1943年的北非戰場，英德兩軍對壘之際，英軍軍官冒險將關押在德軍軍營的盟軍戰俘釋放，並率領他們發動突襲的故事。理查德·伯頓、約翰·科里考斯等主演。（笑獨行按：或有混同於《沙漠之狐》者。）

• 《大偷襲》

（The Great Raid，卡巴那圖大營救，美國，2005）根據美國作家同名暢銷小說改編，重現了二戰結束前夕著名的“巴坦死亡行軍”，片中鼓舞尚武之氣、友情、戰爭暴力場面樣樣不少。主要講述1945年1月，年輕的亨利上校受麥克阿瑟上將指派帶領第六突擊隊，前往菲律賓營救被困在卡巴那圖戰俘營的盟軍戰俘。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交戰雙方俘獲了大量戰俘，使得戰俘問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德、日法西斯在戰爭中虐待、殘殺戰俘，甚至用戰俘作細菌武器實驗；美國在朝鮮戰爭中虐待、迫害和拖延遣返戰俘，都是對武裝衝突法的嚴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軍隊一貫奉行優待戰俘的政策，在實踐中歷來給戰俘以人道待遇。中國保護戰俘的政策和實踐受到國際社會的稱讚。中國已於1952年承認並於1956年批准了1949年《關於戰俘待遇的日內瓦公約》（《日內瓦第三公約》）。1983年又加入了1977年的日內瓦四公約的兩項附加議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