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參與率

勞動參與率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勞動力參與率=(有工作人數+目前正在找工作人數)/（16歲-64歲人口）*100%

中國勞動力參與率偏高，這是由中國的工資和福利政策、教育和社會保障的發展程度等多方面原因共同決定的。

工資收入偏低

工資收入偏低，擴大了家庭對社會的勞動力輸出

中國尚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雖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起飛和快速增長，但由於中國經濟發展起點較低，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工資水平仍處於較低水平。這就使得家庭中需要有更多的家庭成員參與社會勞動來維持家庭生計，從而擴大了家庭向社會的勞動力輸出。

投資市場不完善

投資市場不完善，勞動收入仍是個人收入的主要來源

中國市場經濟發展時間較短，投資市場尚不成熟。中國股市弱有效性，使得居民在進行個人投資理財時仍然較為保守謹慎。在這樣的投資環境和背景下，中國居民的收入仍然以工資為主，勞動收入仍然是人們謀生的重要手段。這就加大了人們對勞動市場的依賴性，提高了勞動力參與率。

勞動者就業意願增加

就業關聯型社會福利政策增加勞動者就業意願

長期以來，中國實行的是就業、工資、福利三位一體的政策，勞動者只有就業，才能享受公費醫療、保險、住房公積金等福利措施。在農村，雖然實行大病醫療保險項目，但是農民自己分擔的份額仍然較大，並且小額醫療費用無法報銷。這種福利措施與就業狀況相關聯的制度，無疑加大了勞動者參加工作的意願，促進了勞動參與率的提高。

教育觀念較為落後

中國雖然實行了九年制義務教育，但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青少年的受教育水平仍然較低。在農村，失學問題更為嚴重，且女生的失學率高於男生。這就直接導致了勞動者在進入勞動力市場前的受教育水平偏低的現狀，不僅如此，在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前，大多沒有接受必要的職業培訓，這就使得參與勞動的勞動者素質仍有待加強和提高。教育水平的落後，使得許多青少年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

工資與工齡掛鉤

工資與工齡掛鉤，勞動者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

中國在計算工資水平時，由於普遍與工齡掛鉤，因而人們往往選擇提早就業以增加工齡，提高個人工資水平。在這樣的工資政策中，許多勞動者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增加了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的供給，加大了就業壓力。更為嚴重的是，許多未成年人也加入到浩浩蕩蕩的勞動大軍之中，使得就業情況更為嚴峻。雖然中國《勞動法》規定，任何用人單位不得使用未滿16周歲的童工。但實際上，仍然有許多企業不顧規定擅自僱用未成年人。這不僅造成勞動力素質低下，而且侵佔了成年人的就業崗位。

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

隨著醫療水平的提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逐漸顯現，中國已經逐漸進入老齡化社會。然而，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還不夠完善，部分老年人需要靠超齡參加勞動來維持生活。這就使得許多老人不得不走出家門，二次就業。退休人員的二次就業雖然可以為家庭帶來可觀的經濟收入，但卻擠佔了成年人的就業崗位，使得就業形勢更為嚴峻。

年齡、性別

從性別上看，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遠低於男性。一方面是由於女性在社會分工中更多地承擔了家庭中子女的撫育責任和更多的家務勞動，另一方面則是由於社會上勞動力雇傭方對女性勞動力的歧視。隨著七、八十年代的第三產業的發展，許多適合由女性從事的職業逐步出現，才使得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偏低的局面有所改善。

在勞動力參與率的性別差異中，兩者之間相差的程度還呈現出隨著年齡的不同而不同的特徵。這主要是由於不同年齡的人群往往有著不同的勞動偏好和不同的社會責任，從而使不同年齡段的勞動力參與率各不相同。

教育發展

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全球化競爭的加劇，使得知識和技能在企業發展和競爭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市場競爭的激勵，企業對人才所具備的能力要求的提升，使得當今社會就業形勢異常嚴峻。競爭的激烈使得更多的勞動者選擇接受高等教育來提升自身的人力資本含量，這就推遲了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從而降低總體的勞動力參與率。近年來，中國勞動年齡人口中受教育者的比例有所升高，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平均年齡增大，中國勞動力參與率也呈現出下降的趨勢。

收入增長

收入因素對勞動力參與率的影響有兩方面，一方面，勞動者單位就業收入的增加會加大閑暇的機會成本，從而誘使一些原來沒有加入就業隊伍的人開始選擇工作，促使勞動參與率的提高。特別是對於一些家庭收入水平不高的人來說，收入因素將會是決定增加勞動力供給的主要因素。這種影響就是收入增長對勞動供給的收入效應。另一方面，收入的增加又可能會使得一些家庭收入水平較高的勞動者退出勞動力隊伍，從而降低勞動參與率，體現出收入增長對勞動供給的替代效應。收入的增加對個人勞動力參與抉擇的影響是相反的，這兩種效應對個人影響的強弱將最終影響個人參與勞動的決策，從而影響總體的勞動力參與率。

產業結構

在宏觀經濟中，產業結構也是影響勞動力參與率的因素之一。由於第三產業對於勞動力的需求最大，因此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結構中比例也決定了勞動力參與率的大小。在60-70年代西方各國的高速增長時期，各國第三產業增長較快，從而產生了大量的勞動力需求，帶動了這些發達國家總體勞動力參與率的上升。勞動力參與率這個衡量指標，體現出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的程度，反映出人們參與勞動的狀況。它受到許多社會因素的影響，也因此折射出社會生活中的許多方面。可以說，勞動力參與率是社會經濟活動的指示器。偏高或偏低的勞動力參與率，都表明社會經濟活動中存在相應的問題。

儘管隨著這幾年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國的勞動力參與率有所下降，但總體勞動力參與率較高，這主要是由於中國處於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期，經濟發展水平還不夠高，各方面的社會保障制度，醫療衛生制度，教育制度，福利制度等不完善造成的。同時，勞動者總體受教育程度不高，勞動者素質偏低，也造成中國勞動力參與率與失業率均偏高的局面。

所以，在充分發揮市場作用的條件下，充分發揮政府宏觀調控作用，通過相應的措施進一步地加強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適度降低勞動力的參與率，緩解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壓力，是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措施之一。當然，在降低勞動力參與率的同時還要兼顧社會因素，通過統籌安排，總體規劃，一方面改進勞動力市場的運行效率，另一方面通過政府和社區積極的就業促進政策，向有再就業困難的群體提供就業扶助，增強勞動者的就業信心，建立起勞動力市場健康穩定的新秩序。

通過對中國勞動力參與率的成因進行分析可以看出，社會各方面制度的不合理因素的存在，導致中國勞動力參與率仍然總體偏高。適度降低勞動力參與率，緩解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壓力，對於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改善中國失業率高的現狀，都是十分重要而且必要的。在發揮市場作用的同時，還應該充分發揮政府職能部門的作用，採取相應措施來適當降低勞動力參與率。

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完善投資市場相關法律法規，保護勞動者合法非勞動收入

中國投資市場的相關法律法規仍不夠完善，投資收入尚不能成為居民的主要收入。通過完善投資市場的相關法律法規，治理投資市場的不規範行為，發揮政府的監督管理和宏觀調控的作用，從而增強居民對投資市場的信心，減少對勞動收入的依賴，降低勞動力的參與率。

調整工資政策

調整工資政策，工資與績效、能力掛鉤

與工齡掛鉤的工資政策使得勞動者往往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通過對工資政策實行調整，將勞動者薪酬與勞動者業績、能力相掛鉤，鼓勵勞動者提高績效，並自覺提高受教育水平，提高自身技能。這種與業績、能力相掛鉤的新的工資體制，能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並且，對勞動者能力的肯定和鼓勵也能延長勞動者受教育的時間，從而推遲進入勞動力市場，緩解勞動力市場就業壓力。

發展教育事業

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高教育普及程度

有統計數據顯示，中國有50%的初中畢業生無法升學，就直接進入了勞動力市場，長此以往，將積聚大量初中以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低素質勞動力，對中國人力資源的整體素質的提升產生不良影響。中國勞動力參與率偏高，而勞動者素質偏低，勞動者素質不能達到崗位的要求。這就造成了一方面，一部分對勞動者技能要求不高的崗位的勞動力供給過剩，而另一方面，一些崗位卻空缺，招不到合適的人才。通過國家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高教育普及程度，改善農村青少年失學的狀況，並且提高職業教育的水平，為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勞動者進行必要的上崗培訓，提高勞動者的總體素質。通過這些措施可以推遲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據測算，如果延長教育年限，使勞動者的就業年齡由16周歲推遲到18周歲。今後幾年中國每年就可以少安排上百萬新增勞動力就業。不僅如此，這同時還可以提高勞動者的受教育水平，使他們做出更為理性的勞動力參與決策，通過勞動者自身進行理性選擇來調節勞動力市場的盈缺情況。

限制就業年齡

完善勞動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對就業年齡實行限制

青少年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或是退休人員的二次就業都會導致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參與者人數較多，加大就業壓力。中國階段的就業年齡為16～60歲。如果延遲青少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齡，同時提早老年人的退休年齡，那麼就能大大降低勞動力參與率。通過相關法律法規對就業年齡實行嚴格的控制，並通過相關配套措施保證法律的嚴格執行，嚴格控制勞動力的就業年齡，對於勞動力市場的適齡就業人群的合法利益就能有力保障。

完善福利政策

調整完善福利政策，進一步完善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

完善福利制度，擴大保障範圍，減弱福利制度與就業狀況的關聯性，從而使得福利政策對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吸引力減小。同時，由於養老保險制度的不完善是退休人員再次走出家門，二次就業的原因之一。因此，完善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使得退休人員“老有所養”，也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