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是在考古學上是石器時代的最後一個階段。以使用磨製石器為標誌的人類物質文化發展階段。這一名稱是英國考古學家盧伯克於1865年首先提出的。這個時代在地質年代上已進入全新世，繼舊石器時代之後，或經過中石器時代的過渡而發展起來，屬於石器時代的後期。年代大約從1.8萬年前開始，結束時間從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

西亞最早進入新石器時代的是利凡特（今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和敘利亞）、安那托利亞（今土耳其）和扎格羅斯山山前地區，即所謂農業起源的新月形地帶。這一地區具有典型的地中海氣候，冬季多雨潮濕，夏季炎熱乾燥，有適於栽培的野生穀物和易於馴養的動物，從舊石器時代到中石器時代，文化的發展已有相當的基礎，因而成為最早出現農業和養畜業的地區。大約在公元前9000～前8000年，便進入原始新石器時期，有了農業和養畜業的萌芽。公元前8000～前7000年，先後進入前陶新石器或無陶新石器時期，已種植小麥、大麥、扁豆和豌豆等，開始飼養綿羊和山羊，有的遺址還有豬骨。這個時期的典型遺址耶利哥遺址，已出現用土坯砌築的半地穴式房屋，村外有石砌圍牆和濠溝，牆內有石砌的鎡望塔。這在世界上同類建築中是最早的。大約在公元前7000～前6000年，西亞各地先後進入有陶新石器或發達的新石器時期。最早的陶器可稱為土器，火候極低；稍後有厚胎的素麵灰褐陶，最後出現彩陶。這時農業已有進一步的發展，有的地方已有灌溉農業。房子一般為多間式、平頂，有的房內有牛頭形塑像。大約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這裡的一些遺址有了銅器（個別遺址中用冷鍛法製造的銅扣針等，可早到前7500年左右)，進入銅石並用時代。

西亞的新石器文化在發展中對周圍地區產生過明顯的影響，一是向北非尼羅河流域傳播，一是向歐洲東南部擴展。尼羅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分為3期，從早期開始即為有陶新石器階段。北非其他地區的新石器文化分為三大系統：撒哈拉新石器文化、地中海新石器文化和卡普薩傳統的新石器文化。在歐洲的希臘本土、克里特島以至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亞等地存在過前陶新石器文化。從陶器出現以後，歐洲南部主要有印紋陶文化，而多瑙河流域則為線紋陶文化，這些地區在進入銅石並用時代后出現了彩陶文化（見特里波利耶-庫庫泰尼文化）。而東歐較北地區在新石器時代則流行小窩篦紋陶文化等。

中亞、南亞和東南亞中亞大約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進入新石器時代，其代表有哲通文化。該文化分佈於土庫曼境內。石器大多繼承當地的中石器時代傳統而多細石器，同時也新出現磨製石斧和磨谷器。已種植小麥和大麥，飼養山羊。陶器均為手制，胎中多摻草末，除素麵外還有一些彩陶。從總體文化面貌來看明顯受到西亞新石器文化的影響。中亞北部的新石器文化年代較晚，其代表為克爾捷米納爾文化，年代約為公元前4000年～前2000年，經濟以漁獵和採集為主，陶器多飾刻劃或戳印紋，彩陶極少。

南亞次大陸較早的新石器文化大約開始於公元前6000年左右，分佈在俾路支和印度河流域一帶。居民種植小麥、大麥，飼養綿羊、山羊和牛。大約到公元前4500年左右才出現陶器，並且很快出現彩陶。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進入銅石並用時代。

在東南亞，印度尼西亞等地有種植薯芋為主的新石器文化，沒有發展起真正的農業經濟。

北亞和東北亞日本是世界上陶器出現最早的地區，蒙古和西伯利亞也有個別遺址的陶器年代接近1萬年。但這個地區的磨製石器一直不很發達，農業出現的年代也很晚，與西亞情況正好相反。這個地區的陶器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筒形罐特別流行，一般為灰褐色，飾刻劃紋或壓印紋。在日本，陶器多繩紋，故日本的新石器時代又稱繩紋時代。朝鮮和西伯利亞的陶器則多施篦紋。

中國大約在前1萬年就已進入新石器時代。由於地域遼闊，各地自然地理環境很不相同，新石器文化的面貌也有很大區別，大致分為三大經濟文化區：

包括黃河中下游、遼河和海河流域等地，這裡是粟、黍等旱作農業起源地，很早就飼養豬、狗，以後又養牛、羊等。

主要為長江中下游。嶺南地區農業則一直不發達，漁獵採集經濟佔有較重要的地位，可劃為一個亞區。本區很早就種植水稻，是稻作農業的重要起源地。早期飼養豬、狗，以後陸續養水牛和羊。

包括長城以北的東北大部、內蒙古及新疆和青藏高原等地，面積大約佔全國的2/3。這個區域除個別地方外基本上沒有農業，細石器特別發達而很少磨製石器，陶器也不甚發達。

上述除第③區因考古工作不夠深入難以分期外，前兩區大致可分為4期：

早期約當公元前10000～前7000年，以華南的洞穴遺址和貝丘遺址為主，有少量磨製石器和陶器，農業已有萌芽，個別地點已會養豬。

中期約當公元前7000～前5000年，華北的磁山文化等已有較發達的旱地農業，種植粟、黍，養豬，並有較發達的磨製石器和陶器；華中的彭頭山文化（見彭頭山遺址）等已栽植水稻，養豬和水牛等，磨製石器尚不多見，陶器則比較發達。

晚期約當公元前5000～前3500年，華北主要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農業進一步發展，有較大的聚落，如半坡和姜寨等（見半坡文化，姜寨遺址），流行多人二次合葬，發達的彩陶是一大特色。華中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等。河姆渡文化有極為豐富的稻穀遺存和骨耜等水田耕作農具，大溪文化中房屋建築往往用稻殼摻泥抹牆，陶器胎壁內也摻有大量稻殼，表明稻作農業已有很大的發展。

最後一期是銅石並用時代（也可不歸入新石器時代），約當前3500～前2000年。這時華北主要是山東龍山文化和河南龍山文化，華中主要是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這時已普遍出現小件銅器，有了中心聚落和最早的城址，如山東章丘城子崖城址，河南淮陽平糧台城址，湖北天門石家河和湖南澧縣城頭山的城址等。房屋建築中出現分間式大型建築，開始用白灰和土坯抹地、築牆。陶器普遍採用輪制，出現大量的精美玉器，石器中鉞、鏃等武器明顯增加。墓葬出現兩極分化，大墓往往有棺有槨，有豐富、精美的隨葬品；小墓則既無葬具，多數也沒有任何隨葬物品。良渚文化中甚至出現大規模的人工堆築的貴族墳山。這種物質財富的增加和貧富與社會地位的兩極分化，預示著文明社會行將來臨。

中國新石器時代主要特徵是早期陶器、彩陶、玉器、卜骨和石器等。

按照中國各地出土的新石器文化遺址測定的年代簡要介紹如下：

●距今7000年至5000年前龍虯文化

龍虯文化以江蘇省 高郵市龍虯庄遺址命名。龍虯文化譽為“江淮文明之花”。屬於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龍虯文化內涵被認為是 江淮地區東部同時期文化的典型。龍虯文化源遠流長。境內 龍虯庄遺址的發掘，證實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前，江淮流域存在著一支文化面貌獨特、文化系列完整的原始文化，即“龍虯文化”。

●前7500年–前6100年彭頭山文化

彭頭山遺址位於湖南省澧縣澧陽平原中部。主要文化堆積為彭頭山文化時期遺存，是長江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年代距今約8200－7800年。位於長江中游，湖南西北部

●前7000年–前5000年裴李崗文化

裴李崗遺址位於新鄭縣城西北約8公里的裴李崗村西，面積2萬平方米。1977年至1979年先後4次發掘，揭露面積2700多平方米。發掘墓葬114座、陶窯l座、灰坑10多個。

●前6500年–前5500年後李文化

后李文化遺址位於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齊陵街道后李官村西北約500米處、淄河東岸的二級台階上，它地處沂泰山系北側山前沖積扇和魯北平原，距臨淄區辛店城區約12公里，西北距臨淄齊國。已發現的8處后李文化遺址，均分佈於泰沂山系北麓的前平原地帶，分佈範圍東起淄...西河遺址的后李文化遺址主要有房址、灰坑和灰溝等。出土遺物以陶器為主。臨淄中國古車博物館位於臨淄區齊陵鎮后李官莊，坐落在後李文化遺址上，是當代中國首家最系統、最完整、以車馬遺址與文物陳列融為一體的古車博物館。

●前6200年–前5400年興隆窪文化

興隆溝遺址位於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興隆窪林西縣白音長汗，地處大凌河支流牤牛河上游左岸。位於內蒙古-遼寧交界處

●前6000年–前5500年磁山文化遺址位於河北武安市西南20公里磁山村東南台地上，北靠紅山，南臨洺河，佔地近14萬平方米，現已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前4900年–前8120年大地灣文化大地灣遺址位於天水市秦安縣東北五營張邵店村，距天水市102公里。

●前5500年–前4800年新樂文化遺址位於皇姑區黃河大街新開河北岸的新樂文化遺址，於1973年首次發掘，母系氏族公社繁榮時期的村落遺址，佔地面積17.8萬平方米，其布局與半坡文化相似

●前5400年–前4500年趙寶溝文化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趙寶溝小山聚落址，半地穴房址，幾何形刻劃紋，靈神物紋，缽、罐、尊等。

●前5300年–前4100年北辛文化位於滕州官橋鎮北辛村北，薛河旁的高地處。是7000年前一個氏族部落的聚居地。

●前5000年–前4500年河姆渡文化遺址位於浙江省餘姚市河姆渡鎮，總面積約4萬平方米，文化堆積厚度4米左右，疊壓著4個文化層

●前5000年–前3000年大溪文化遺址位於瞿塘峽東口，大寧河寬谷岸旁的大溪鎮，是我國長江流域古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它是我國新石器時代母系社會的重要遺跡.1959和1975年曾3次發掘.

●前5000年–前3000年馬家浜文化遺址在距嘉興市區7.5公里的秀城區城南街道馬家浜村，於1959年春發現.

●前5000年–前3000年仰韶文化遺址，位於三門峽市澠池縣城北9公里處的仰韶村。1921年經中國政府批准，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和我國考古學家袁復禮一起進行了首次發掘。發掘範圍分佈於河南、陝西及山西。

●前4700年–前2900年紅山文化內蒙古赤峰紅山後巴林右旗那斯台出土文物有之字紋筒形罐、彩陶、女神像，大型柳葉狀石耜，玉龍等，積石墓。

●前4100年–前2600年大汶口文化遺址位於泰山南麓泰安市郊區大汶口鎮，大汶河東西貫穿，將其分為南北兩片。遺址總面積80餘萬平方米，文化層堆積2~3米

●前3400年–前2250年良渚文化位於浙江餘杭縣良渚、安溪、長命三個鄉，靠公路兩邊。發現於1936年，是新石器時代晚期人類聚居的地方。出土的陶器質地夾細沙的灰黑陶和泥質灰胎黑皮陶為主，器表的裝飾多素麵，打磨光亮，少數有精細的刻花和鏤孔紋飾，或施彩繪；常見的有鼎、豆、壺、簋、盤、杯、瓮等。玉器發現也很多，有壁、琮、璜、墜、環、珠等，雕琢精細，大部分出土於墓葬中。

●前3100年–前2700年馬家窯文化遺址位於甘肅省臨洮縣的馬家窯村，故名。馬家窯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發展的一種地方類型，出現於距今五千七百多年的新石器時間晚期

●前3100年–前2700年屈家嶺文化1955-1957年發現於湖北京山屈家嶺而得名。分佈於中國湖北省、湖南、江西北部，以及河南省南部。屬於新石器時代文化。

●前3000年–前2000年龍山文化泛指中國黃河中、下游地區約當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類文化遺存。銅石並用時代文化，因發現於山東章丘龍山鎮而得名。

●前2800年–前2000年寶墩文化遺址在在青白江破土而出。遺址範圍分佈於川西平原上，到目前為止包括：寶墩、雙河、芒城、魚郫縣古城等。

●前2500年–前2000年石家河文化由鄧家灣、土城、肖家屋脊等數十處遺址組成的遺址群位於湖北天門石家河。其中鄧家灣遺址發現了銅塊和煉銅原料孔雀石，標誌著冶銅業的出現。琢玉工藝崛起，特色鮮明，玉器有人面雕像、獸面雕像、玉蟬、玉鳥、玦、璜形器等，都屬於小型玉器。鄧家灣遺址的個別地段，集中出土了大批小型陶塑，有的一座坑中竟達數千件之多。所塑有鳥、雞、豬、狗、羊、虎、象、猴、龜、鱉以及抱魚跪坐的人物等。這些陶塑可能供原始巫術、祭祀活動之用，鄧家灣似為專門產地，通過交換輸往各地。

●前4000年–前3000年富河文化新石器時代首先發掘地位於巴林左旗富河溝門。現已發掘出的遺址有：富河溝門、金龜山和南楊家營子三處。發現早期卜骨、及伴隨而來的大量動物骨骼。

中國現已發現的屬於有原始陶器而無磨製石器的典型遺址有湖南省道縣玉蟾岩（蛤蟆洞），甘肅省慶陽縣教子川十里坡等數個地點，河北省陽原縣於家溝下部文化層的第2層等。

上述三個遺址，總的文化特徵相同，即陶器和打制石器共存，均無磨製石器。但在地域分佈、具體文化特徵及經濟生活上，又有明顯的差別：玉蟾岩（蛤蟆洞）遺址分佈於南嶺北麓，屬濕熱的中亞熱帶南部氣候，其文化遺存是陶器和大型的打制石器伴出，人們的經濟生活以採集、狩獵經濟為主，無性繁殖的根莖果類作物的栽培已經開始，水稻的栽培可能處在萌芽時期；慶陽地區的幾個地點，地處南溫帶北部，氣候溫暖偏乾涼，其文化遺存出地於晚更新世地層中，屬同一時期的地層中出土大型的打制石器，農業未產生；於家溝遺址位於干寒的中溫帶南部，遺址下部文化堆積的第2層陶器和細石器共存，人們的經濟生活是狩獵經濟為主（細石器是為狩獵經濟服務的，遺址中出地的動物骨骼以作為狩獵對象的食草動物的羚羊為主），不見農業經濟的痕迹。

現已發現的有陶器和少量磨製石器的遺址，華北地區有河北省徐水縣南庄頭、陽原縣於家溝（下部文化堆積的第1層），華南地區有江西省萬年縣仙人洞和吊桶環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存，廣西自治區柳州大龍潭鯉魚嘴（第1期文化），廣東省英德市牛欄洞（第3期文化）等遺址。

上述幾處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除文化遺存均有少量陶器和少量磨製石器為其共同特徵外，在其分佈地域、經濟生活、文化特徵等方面仍有一定的區別。河北省陽原縣於家溝遺址下部文化堆積的第1層，雖有磨光石器，但石器的主體是細石器，反映其經濟在生活的主體是狩獵經濟，農業經濟或許剛剛開始。河北省徐水縣南庄頭遺址與江西省萬年縣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

（1）都有少量原始陶器；

（2）磨製石器中除仙人洞的穿孔石器可能是套在挖掘棒上作農具外，其餘磨製石器都不屬農業生產工具。

南庄頭地處南溫帶亞濕潤區，經濟生活可能處在粟作農業的馴化階段，而仙人洞和吊桶環則地處中亞熱帶的濕潤區，其經濟可能處在稻作農業的馴化階段。柳州大龍潭鯉魚嘴第1期文化和英德牛欄洞第3期文化可歸為一類，其文化遺存的共同特徵是，兩者都有少量陶器磨製石器中都有少量作為農業工具的石斧，其農業經濟可能屬栽培根莖果類的“園藝農業”。

中國現已發現的只有少量局部磨製石器而無陶器的遺址主要有廣東省陽春縣獨石仔（上文化層）、封開縣黃岩洞，廣西自治區柳州白蓮洞（第2期文化）等。

獨石仔、黃岩洞和白蓮洞三個遺址均位於南嶺以南區，地處南亞熱帶的濕潤區，並都屬洞穴遺址。獨石仔上層文化、黃岩洞文化、白蓮洞第2期文化，其文化遺存的共同特徵是，文化遺存中均無陶器打制石器均以用作農業工具的砍砸器為主，都有一定數量的磨製石器，其中包括很少量的刃部磨光的石斧。

其文化遺存的年代為距今14，000～10，000年，時值晚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亦即末次冰期結束后的時期，這時嶺南地區的生態環境有利於農業經濟的產生，在人類的生產力和生產技術水平達到能開始栽培農作物時，農業也就首先在華南地區萌芽了。石器中大量砍砸器和少量刃部磨光石斧的出現，則標誌著砍倒、曬乾、燒光的“火耕農業”的產生。在這一時期屬於禾本科農作物的水稻還不可能種植，栽培作物可能屬於無性繁殖的根莖果類，即園藝性作物。獨石仔上層文化、黃岩洞文化和白蓮洞第二期文化，應歸屬“前陶新石器文化”或稱“無陶新石器文化”。

傳統的觀點將制陶業、農業、家畜飼養業和磨製石器製造業的出現作為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四要素和新石器時代開端的標誌。

中國及西亞近幾十年來的考古資料證明，上述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四要素不一定是同時產生的。上述第一種類型，只有打制石器和陶器共存，而無磨製石器，說明在一些地區陶器產生的時間早於磨製石器。第三種類型，只有少量刃部磨光石器而無陶器亦即在一些地區磨製石器的出現早於陶器，這種“前陶新石器時代”（或稱“無陶新石器時代”）遺址，在西亞和中國都有發現。第一種類型中的甘肅省慶陽地區的幾個地點，其年代在距今25，000～1，6000年，尚處在末次冰期中，缺乏農業產生的氣候條件，農業還不可能產生，河北省陽原縣於家溝下部文化堆積的第2層，陶器和細石器共存，既無磨製的農業工具，又無可用於“火耕農業”的大型砍伐器，也缺乏農業產生的氣候和生態環境，農業不可能產生，從氣候、生態環境，並結合近50年考古發掘資料來考察，中國的秦嶺至淮河一線以南地區農業產生的較早，北方沙漠草原地區農業出現較晚，這就是說各個不同地區農業產生的時間是不相同的。

中國幅員遼闊，各地區的氣候、生態環境和文化傳統各不相同，這就決定了各個不同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文化發展的不平衡就會使農業、家畜飼養業、制陶業和石器的磨製技術在各地產生的時間各不相同。一個遺址或某一個遺址某一期文化是否進入新石器時期，不能用農業、家畜飼養業、制陶業和磨製石器這四要素一同去衡量，亦即四要素同進具備即新石器時代，否則就為舊石器時代。無陶新石器時代文化或稱前陶新石器文化，無磨製石器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均屬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兩種類型。

亘古之初，當人類開始擺脫類人猿而跨入“人”的範疇，他們便以“人”的眼光好奇地打量著世間的一切。我國著名神話學者袁柯說：“這種（原始）思維活動的特徵，乃是以好奇為基因，把外界的一切東西，不管是生物或無生物，自然力或自然現象，都看做是和自己一樣有生命、有意志的活物。而在物我之間，更有一種看不見的東西做自己和群體的連鎖。這種物我混同的思維狀態，法國學者列維——布留爾稱之為原始思維；我們從神話研究的角度出發，可以叫它做神話思維。”這段時期就是“前萬物有靈論的活物論時期”。袁柯先生的論斷很有道理。但有一點還不可否認，生存才是一切生物的最根本的因素。不管是社會現實還是思想家提出的“人性本惡”的觀點亦或是社會生物學家們提出的“利已主義基因”的論點都證明如此。而據聞一多先生的觀點，求生能力越弱而求生意志則越強，這段時期內“他們根本沒有死的觀念”，有的只是“物我混同的思維狀態”。因此也無所謂的人類共同的個性意識（與自然界相比而言）。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原始先民們不得不接受人的死亡是一個事實。但是，人本能性的求生慾望和死亡恐懼促使原始人不約而同的產生了“靈魂不死”的觀點。“理智的發達並不妨礙生的意志，反而鼓勵了它，使它創造出一個求生的靈魂。”原始先民又因為對夢境幻覺等生理、心理現象的誤解，把夢幻中的自我視為“第二個自我”，賦之予超人特性，並由之思索類推出靈魂普遍存在於大千世界的萬事萬物之中。對此，英國人類學家泰勒在他的名著《原始文化》中稱之為“萬物有靈”論。作為人類學開創者，他和他的同事們藉助的方法是十七、十八世紀時仍存在的各大洲的土著的思想與生活，取今以證古。德國文化哲學家卡西爾的觀點則進一步提出了“神話思維”，將之視為一種思維結構，一種一切原始宗教賴以產生的思維基礎。請注意，筆者這裡有一個重要觀點，就是神話思維將人類原始思維與原始宗教聯繫了起來。換句話說，從此時段起，祖先們的一切生活都同原始宗教產生了聯繫。

馬克思主義定義“民族”為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和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但所說之民族是現代資本主義時代以後的產物，或可稱為“現代民族”的定義。古代“民族”或多或少也應具有上訴的幾大要點。但在筆者看來其間的分別的重要性不一。最重要的應當是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比如說，民族間的混雜是常見之事。再比如說，有些民族本身並無語言而是借用的它民族的語言，現代有些民族由於種種原因就無自己的語言，如回族；上古由於地廣人稀，人們大多聚集一起，隨著社會、人口、經濟的發展而逐漸分離分化而生成現今的眾多語言而分化為現代意義上的眾多民族。因此也許可以這樣說，在古代，語言同源現象更是十分常見，而這一點（共同語言）作為劃分民族因素的重要性則要大打折扣。因此，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不僅是“民族”最根本的特徵，也是促使民族形成的最初的形成因素。正是這種精神聯繫，使這個集合體統一了起來。而正如前所述，其實這個共同心素質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國民性。國民性這種共同的心理特徵，正是與民族形成同步的。而在民族形成之始，這種精神就要上溯到原始宗教（信仰）。

英國學者羅伯遜曾指出：“古代的宗教實是由巫術、圖騰制度、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和合理化的但又互相矛盾的神話所構成的一種不調和的混合物。”在筆者看來，這些因素可分為兩大部分，一為原始信仰（崇拜）；一為具體的行為，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巫術。

原始信仰中的具體內容的形成時間是不同的。當然這麼說絕不是否認各種原始信仰的可以並存。“萬物有靈”觀直接導致的是鬼魂信仰和自然信仰。在距今一萬八千年的山頂洞人的遺址里，就發現死人遺骸的周圍撒有含赤鐵礦的紅色粉末，這顯然具有對人死後的某些設想。人類學家對現存的處於原始社會的後進民族的調查已證明了靈魂信仰的普遍性。同時，“萬物有靈”論認為“自然界的一切都處於精靈的控制之下”，“將自然事物的自然力量本身直接看成具有意志的對象而加以崇拜”。同時由於原始先民們求生能力的薄弱，自然而然地就產生了自然崇拜。

有生必有死，同樣，有死就必有生。如前所述，原始先民的思維是將自然事物及自然力量本身直接看成具有意志的對象而加以崇拜。在看待生殖原因的時候，“他們更深信的生殖原因是生殖‘力’的進入女子體內。這種‘力’……是一切物體所直接存在的潛在能量或生命源。”生殖信仰，即是“人們想信通過人們的某種動作可以使生殖‘力’傳授給某人或某動物，以達到後者與這種生殖‘力’的互滲。”

到了氏族公社時代，這種“生殖力”與自然信仰相結合，在原始先民的頭腦中被具體化為了某種動物、植物或其它自然之神。很明顯的，當在他們有意識開始找尋自己來源之際，很容易認為這個自然之神就是他們氏族或部落的“始祖神”，同時也就是他們的“保護神”，這即是所謂的圖騰信仰。在中國現存的先秦典籍中不乏其例證。《山海經》通篇都是古國（原始氏族或部落）圖騰神的記載；《詩經·商頌·玄鳥》等篇亦是證據。在考古資料方面，中國舊石器時代中、晚期尚未發現確鑿的圖騰信仰遺跡。但在圖騰文化開始衰落的時期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存中還發現不少，如半坡遺址的人面魚紋，臨潼姜寨遺址出土的魚蛙紋等。

圖騰信仰是一種很重要的證明宗教意識與社會意識相融合、交織的文化現象。我們華夏民族的吉祥物——甚至可以說是族徽的“龍”，也明顯是圖騰物。

圖騰崇拜是母系氏族的共生物，是在生活相對穩定，有一定的迴旋地域，經常與某些動植物或自然物接觸，從而從自然崇拜中衍生出來的崇拜。其深刻程度遠勝於一般自然崇拜和靈物崇拜，是真正的原始宗教。圖騰為印第安語totem的譯音，原意為“他的親族”，以動物居多，以該物整體作為崇拜對象。壯族祖先崇拜過的圖騰物可能曾經有雷電、日、月、星、怪山、怪石、山洞、伏流、潭、泉、竹子、榕樹、楓樹、木棉、怪樹、巨藤、巨樹、原生林、水牛、虎、蛙、黃牛、犬、羊、蜂、鱷、河馬、魚、犀牛、鴿、鵝、野雞、野鴨、雁、燕、鷂、烏鴉、蛇、熊、鹿、猴、馬、蜘蛛等等。

圖騰的首要標誌是被奉為“祖先”，有“血緣”關係，氏族時代氏族活動範圍內如出現某種動植物怪異的現象或其與人們頻繁接觸，其集中區域常被認為是神靈區，如婦女經過該地正值胎動，古人會認為該物神靈投胎，於是，該物便被奉為祖先，該區域被定為圖騰區。再如經常出沒在田峒里的青蛙，因其肺小且皮薄，吸氧有限，需要依靠表皮黏液幫助吸收氧氣，而天之陰晴又影響到黏液濃度，若濃度大則妨礙吸氧，叫聲變得沙啞不響亮，意味著天要大旱。而天旱對水稻是致命的威脅。壯族祖先當時不了解這些科學道理，以為蛙可呼風喚雨，滅蟲除害，便尊其為圖騰。在神話里，蛙是老大雷公與三妹蛟龍私通所生的怪胎，本與其父住在天上，后被派到人間做天使，所以花山崖壁畫上它的形象大多在江邊山崖上。按壯人觀念，山頂為通天之柱，故蛙神在此下可通其母，上可通其父，可讓雙親調整得風調雨順，水不泛濫成災，讓壯人人壽年豐。武鳴壯人把蛙叫做gungqsou，音“龔叟”，意為“你們的爺爺”；東蘭一帶的“蛙婆節”實為蛙神節日，其過程以葬蛙結束，當中為它戴孝，這就是說，人們把它當考妣看待，當親族看待，當祖先盡孝，認可與其“血緣”關係。凡圖騰必是保護神，人們對其威力總是無限誇大，如認為蛙除了可呼風喚雨，還能口吐大火，把入侵之敵燒為灰燼；吞噬害蟲不在話下，就連一種害人的狐也可以“握其喉而食之”；它還當雷公的助手，師公經詩唱道“雷公舉斧劈惡人，青蛙提刀後面跟”，可見威力之大。蛙神藝術包括花山崖壁畫、蛙歌、蛙舞、雕塑、蛙紋造型、幡旗畫、蛙神音樂、刺繡等，是壯族圖騰藝術中最完整的藝術。此外，與蛙相關的還有禁吃(部分地區)、禁踢、禁踩等禁忌。銅鼓上的蛙立雕已成為壯族鼓的一個重要標記。蛙神早期可能是一個小部落的圖騰，后隨著稻作的擴大和該氏族部落的強大而升格為民族守護神，這個部落就是西甌。而駱越則以鳥為圖騰，是最強大而古老的圖騰，代表狩獵經濟。因稻作取代狩獵，蛙地位自然上升，它是農業經濟的代表。雷圖騰后與鳥圖騰合而為一，故壯族觀念中的雷公為人身鳥形，有鳥喙、鳥翅和禽足，因與水稻需水有關，保存了一席之地。牛本為狩獵時代神物，子孫韋姓(水牛)、莫姓(黃牛)均為壯族大姓，且有莫一大王作為供奉大神，因耕田有功而在圖騰譜里保有一席之地。與漁獵經濟相關的虎、熊、蛇、鱷等圖騰，在壯族圖騰譜中已黯然失色。雷公、布洛陀、蛟、虎被稱為壯族早期四大神，漁獵經濟的代表。

圖騰作為一種文化事物，其中包含的文化內容是極其豐富的。圖騰是氏族﹑部落的象徵和標誌，被其成員當作神加以敬奉。他們認為圖騰的自己的始祖，並且相信與之有著某種的親屬血緣關係，認為是宗族的守護神，使得本民族得以持續的興旺發達。圖騰崇拜也應運而生，而圖騰崇拜的主要信仰是相信他們的氏族起源與圖騰有關，甚至把圖騰當作是氏族的起源。在古代，生產力水平是極其的低下，人們對於大自然是以一種屈服和敬畏的心態來對待，以至渴望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和存在來對其保護和願望的寄託。這些的產生及其發展過程又與一般的宗教和唯心主義的起源有很大的相干性。圖騰崇拜作為某種宗教形式，具有極其的普遍的意義，是世界上所有部落、氏族在特定的社會發展階段中所共有的普遍特徵。它是被理解為人類群體和族部的物質生活條件的虛幻的反映。這樣一種對物質基礎作出反映的社會意識形態，凝結了某種在共同意識基礎上建立起的社會關係，進而衍生出了最基本的、最原始的社會組織原則和制度。而這種社會組織原則和制度又在逐漸的形成出後來的氏族制度，以至國家的制度。在原始社會中，人類發展表現出最原始的發展形態和階段，而對其反映社會意識也表現出明顯的單一性，但這種單一的社會意識卻又影響著人類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作為最主要、最共通的意識—圖騰崇拜或圖騰文化則要承擔大量的社會文化功能。它要更好地協調內部的各種關係，儘可能地把內部的各成員緊密聯結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從而應對各種的挑戰，以保證共同的生存發展需要，促進社會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

圖騰崇拜作為一種原始的宗教信仰，它也孕育出原始的政治文化。圖騰崇拜是凝聚氏族和部落的精神的紐帶，還作為它們特有的標誌。這也就起到了凝聚內部和區分外部的雙重功用。同一圖騰氏族的成員，“無論其屬於哪一個部落，都象親兄弟般地是一個確鑿無疑的親屬”。這種關係成為氏族內部間和平共處的保證，有效地防止內部的衝突。它在確立部族意思，實現部族認同，以達到鞏固部族內部的組織和制度，維繫社會秩序。歷史上曾經有不少著名的部族首領利用圖騰來團結部族，更大範圍地開拓自己的疆域。其作為一種標誌，也能有效地防止本部族成員外流的發生，以保障本群體的不斷地發展壯大。在作戰的時候，圖騰也是區分敵我的重要的標誌。這在軍事上的反映便是圖騰在軍棋上的印製。很多的部族旗幟上的形象都是以本族圖騰為基本的圖案，作為打仗鼓舞士氣，凝聚人心的重要方式。圖騰在鞏固原始社會中的“族外婚”制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古人已經認識到，要保持種群在體質上的進化，必須進行跨族的結合，才能達到種族的優化。而圖騰在區分部族這一功能上正好發揮了作用。在物質生活方面，圖騰正好成為不同族部的標誌，具有明顯的排他性，使各氏族部落的成員聯合集團在生活地域上進行了劃分，為後來的氏族向民族的轉化提供了基礎。階級社會以後，統治階級有意渲染圖騰觀念，舉行浩大的圖騰儀式，以圖騰意識來統一人民的意識，達到為樹立自己權威的目的。

跟世界其他地區一樣，中國的圖騰崇拜及文化表現出普遍的特徵。這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有相當的表現，從中國的考古資料及其他的歷史材料中都可以找到相應的證據。中國的圖騰文化發展到了一個很高的高峰，這也與中國的“文明古國”的稱號相對應。在新石器時代遺存當中，發現了很多的圖騰遺跡。出土的彩陶上的許多動物紋樣及其他象徵紋飾是古代部族的圖騰標誌。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圖騰便是“龍”圖騰。傳說中，人們把始祖描繪成半人半獸的形象。“三皇五帝”之首的伏羲就是被描述成“蛇身人首”，神農是“人身牛首”，祝融為“獸身人面，乘兩龍”。古代的氏族很多與圖騰有關，太皡部落有飛龍氏、潛龍氏、居龍氏等氏族部落名號。夏族以龍為圖騰，他們的旗幟上繪龍，稱作“龍旗”。古代各族也有以馬、虎、牛、羊等為部族圖騰。東北民族有以狼、鹿、狗等為圖騰。匈奴人崇龍拜日。鮮卑族以鹿為圖騰。突厥人把狼當作自己的圖騰。越人崇拜鳥、蛇等等。在近現代中，傣族曾以龍、虎、牛為圖騰。布依族以鶯、猴、龍為圖騰。壯族的圖騰有牛、虎、蛙、狗、雞等。黎族以狗、蛇、龍等為圖騰……

而其中最具代表性、影響時間最長最深遠的中華民族共有的圖騰—龍，經過漫長的時間演變，成為了超部越族的神，為中華民族所共同敬奉。以龍圖騰為典型代表的中國圖騰文化又表現出自己特色。第一、龍圖騰源遠流長，又在中國社會中長期地殘留。第二、中國的圖騰文化隨時代而發展，與其他宗教信仰形式相交融。第三、中華民族之中的地區性的多民族共同崇拜某一個主要的圖騰。第四、中華民族又一個共同的圖騰—龍。他作為民族的標誌和象徵，也被歷代統治者所利用，再加上凝聚了某種自然崇拜，這樣才得以經久不衰，歷代延續。圖騰文化中富含豐富的又極具特色的文化內容，使得中國圖騰文化（特別是“龍文化”）成為中國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龍，中國民族圖騰中最具代表的圖騰，經歲月流轉而不斷地變化發展，並與時俱進，成為中華民族共有的圖騰，是大中華、大一統的象徵，也是海內外中華兒女的情感紐帶。我們自稱為“龍的傳人”的中華族人，在龍圖騰的保佑下，乘風破浪，銳意進取，鑄就成了剛健進取、與時俱進的民族品質。

民族圖騰是全民族共同尊奉的圖騰，它是民族的標誌和象徵，具有凝聚全民族的作用。隨著原始部族的發展，產生了一些由親屬和相鄰的部落形成的聯盟，便形成了一種政治的組織。在這樣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在地域、語言、文化、心理等方面的交融合一，也就形成了民族。為了鞏固聯盟的需要，全民族共同的標誌和象徵便應運而生了。這樣一來，一些民族或核心部族的圖騰便上升成為全民族共有的圖騰。一種以核心部族圖騰為基礎的，以其他部族圖騰的某一部分組合成為新的圖騰。而龍正是這樣的極具特點的組合型圖騰。“三皇”之首的伏羲，在6500年前定都宛丘（今河南周口淮陽），他先後征服了其他的八大部族，於是取各部落的圖騰特點：鯨之須，蛇之身，虎之眼，巨晰之腿，蒼鷹之爪，紅鯉之鱗，白鯊之尾等組成一個新的圖騰—龍。后又“以龍紀宮”，即以不同顏色的龍作為官員職位的名稱。以上是中華民族龍圖騰崇拜的起源。

在中國的歷史上，龍對中國政治權威的崛起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原始社會時期，部族的首領借龍來控制和聯合各部落，並確保自己的首領地位，則通過龍圖騰來樹立自己的權威。伏羲、炎帝、黃帝、堯、舜等都與龍有著密切的聯繫。他們都稱自己是“龍子”，一出生便與龍有關了。史書上稱伏羲“人首蛇身”“頭有犄角”，“女登感神龍而生炎帝”（史記·補三皇五帝），“握等見太虹意感而生舜”（同上）……部族首領把自己當作是龍的化身，神話自己，樹立自己的權威。但一些部族發展到王族產生的時候，原來平等的祖宗神就和王族的祖宗神有了隸屬的關係了。龍成為了王族的氏族形象本位，其他的隸屬各族的龍就成為了枝葉，或是產生了再演生龍。後來的帝王多稱自己是龍子，由此也產生了王權神授的真龍天子觀。人間的帝王都稱是真龍天子，代天在人間行使職權。周王自稱天子，利用數千年以來圖騰崇拜在人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來強化自己的統治地位，彰顯權力的合法性。秦王嬴政稱自己為始皇帝，“金祠白帝，龍祚水德。祥應陳寶，妖除豐特”（《史記·秦本紀》）這開始了以龍為皇帝獨專，龍為皇權象徵。漢高祖劉邦本是出生寒微，但為了“正名”也要編造“高祖感龍而生，故其貌似龍，長頸而高鼻”的說法，來樹立自己的政治權威。龍成為了皇帝和皇權的象徵。王權神授的真龍天子觀始終貫穿了整個中國封建社會。與真龍天子觀相適應的是政治上的宗法等級制度。由天子分封制后又發展成為天子中央集權制。這時候，龍已經具有了濃厚的統治階級意識。

當國與家，地緣與血緣結合時，國家便從氏族部落中演化而來，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下的國家形態，家天下的意識使得帝王對國家直接賦予個人色彩，竭力與自己形成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國家的象徵物－禮器中的龍的形象，又使得帝王的權威在宗教性的儀式中得到彰顯。龍的威武是對皇權威嚴的一種隱喻。統治者在國旗上繪龍，作為國家的標誌和象徵，也是自己權力合法性的一種象徵。夏族的旗幟為龍旗，商人的旗幟上也有兩條龍，直至清代仍在國旗上繪龍。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中國人特有的精神氣質被賦予了龍的文化，使之成為中國古文化、古文明的表徵。有著不可泯滅的民族凝聚力。在中國的五千年的發展歷程中，龍一直為各個階層所敬奉。龍作為了中華多元文化、多民族傳統的象徵物，在民族的形成、發展和大一統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龍的傳人”、“東方巨龍”的普遍的國家和民族認同中，凝聚了地緣和血緣的文化基因，使中華文明得以生生不息，永葆青春。

人是社會動物，過著群居生活，彼此關係密切，無論是在生活中、生產中，還是交往中，都要進行思想交流，表達一定的意思：或者在生產中傳授經驗、協調動作，或者男女之間表達愛慕、交流感情，或者與外人的交往中需要交涉事務、表明意圖，或者在狩獵、戰鬥中需要奮勇搏殺、吶喊呼叫，等等，都需要有一定的音節來表達，於是就產生了語言。但是，語言受時間和空間的局限，會很快消失，因此就產生了能夠記錄語言的文字。這其中尤以生產上的需要最為迫切，因為生產是人們生存的基礎，也是原始社會人們每日生活中最重要的內容。特別是當原始農業發明、發展之後，人們在生產勞動中關係更為密切，思想交流更為頻繁，對語言和文字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使之得到更快的發展。可以說語言文字是生產勞動的產物。同樣，繪畫、舞蹈、音樂、雕刻等原始藝術的產生也都是和生產勞動密切相關，它們的起源，最初都是為了促進捕撈漁獵和農業生產的豐饒服務的。

新石器時代的文化藝術萌芽包括語言、記號、文字、繪畫、雕塑、音樂、舞蹈等項。這是人猿相揖別的里程碑，也是人類在邁向原始文明歷史進程中的重要標誌。

繪畫是最古老的藝術之一，因為在歐洲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中就發現過許多繪畫，其色彩和線條都具有相當的水平。在中國至目前為止尚未發現這麼早的繪畫，但在各地的新石器時代中早期的遺址中已經發現了一些原始繪畫作品。原始繪畫的種類甚多，如按繪畫對象分有陶畫、木畫、石畫、壁畫、地畫、岩畫等，也有學者將繪在陶器、木器、石器等器物上的繪畫統稱為裝飾畫，而將原始繪畫分為裝飾畫、岩畫和地畫三類。

雕塑實際上可分為雕刻和陶塑。雕刻是以堅硬的雕刻工具在各種材料上進行加工。陶塑是用陶土捏塑成各種造型，其中有時也會使用雕刻手法。

以材料區分，雕刻可分為木雕、陶雕、骨雕、牙雕、蚌雕、石雕和玉雕等。

從民族學材料看，木雕是很豐富的，如神像、生產工具、木製器皿以及樂器上都有雕刻或完全用木材雕成。但是因為木材容易腐朽而難保存下來，故出土文物中很少見到木雕作品。目前發現的木雕最早的當屬遼寧省瀋陽市新樂遺址出土的距今7300年鳥形木雕。在一根椴樹木棒的頂端雕出一隻鳥，尖嘴，有翅膀，鳥身上刻有菱形花紋，通長約40、殘寬4．5厘米，這是目前我國發現年代最早的以禽鳥為題材的木雕作品。在浙江省餘姚市河姆渡遺址也發現了木雕蝶形器等建築構件，還出土了2件木雕魚。

音樂包括聲樂和器樂。聲樂起源很早，最初是為了協調勞動時的動作和減輕疲勞而發出的呼喊聲，演變為帶有一定音調和節奏的勞動號子，逐漸再發展為歌詞與曲調相結合的歌曲，最初全靠人聲歌唱，沒有樂器伴奏。早在西漢的《淮南子·道應訓》中就指出："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后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魯迅先生也指出過："我們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動，必須發表意見，才漸漸地練出複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抬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麼這就是創作……倘若用什麼記號留存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

普列漢諾夫在《唯物主義歷史觀》中也說："原始人在勞動時總是伴著歌唱。音調和歌詞完全是次要的。主要是節奏。歌的節奏恰恰再現著工作的節奏，--音樂起源於勞動。視工作之為一人所做或為一群人所做，歌也分為獨唱或和唱的。"音樂（或者說歌唱）起源於勞動，而當時的勞動主要是狩獵、採集和農耕。最早的歌謠也是詠唱生產勞動內容的，推想原始的歌曲應該是非常簡單的短句。如趙曄《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中記錄了一首據說是黃帝時期的歌謠《彈歌》，歌詞就極為簡短，每句只有兩個字，共有四個短句：

"斷竹，續竹。飛土，逐肉。"

意思是砍下竹子，作成彈弓，射出彈丸，逐殺禽鳥。反映是狩獵勞動的具體情形，而狩獵的產生又早於農業生產，因而《彈歌》有可能是最古老的歌謠。許多少數民族在出獵時往往要祭祀山神保佑他們能獵取到更多的獵物，其間要誦經唱歌。推測上述的《彈歌》也可能是在出獵前祭祀時所唱的歌謠，與原始宗教有一定關係，但歸根結蒂還是為生產勞動服務的。相傳為帝堯時代的《擊壤歌》是四字一句：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反映的是農耕生活，句子有長短，結構複雜一些，其時代肯定要晚得多了。

這些歌謠當初都是有一定的曲調來歌唱，可惜沒有流傳下來。同時它們都是後人的文字記載，是否就是當時的原貌也是值得懷疑的。

能夠了解原始音樂的材料只有各地出土的一些樂器。

器樂的出現是比歌唱要晚得多，但至少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產生。樂器的發明也是與生產勞動有密切關係。人們在打擊石塊，製造石器，或是砍鑿木頭製作木器時，都會發出聲響，有一定的節奏，會啟發人們用不同節奏和力度去敲打，以發出悅耳的聲響。《尚書·益稷》："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就是描寫擊打石塊發出有節奏的聲響來伴舞的。黎族婦女會利用舂米時木杵和木臼發出有節奏的音響，並跳一種舂米舞。高山族的杵臼舞所用的樂器就是實用的杵臼。畲族人死後，"少年群集而歌，劈木相擊為節。"（《枕碧樓偶存稿十二卷》第二卷《畲民考》）即用木頭敲打出有節奏的音響。可以說這些原始生產工具就是原始的打擊樂器，後來才在此基礎上發展成鼓、磬等樂器。

在考古發掘中，已知出土的原始樂器，主要有兩大類：打擊樂器和吹奏樂器。

打擊樂器

主要有陶鍾、石磬、木鼓和陶鼓以及搖響器等。

吹奏樂器

吹奏樂器的起源可能與狩獵經濟時引誘禽獸的擬聲工具及口哨有關，以後才逐漸演變成專門用來演奏的樂器。已發現的原始社會吹奏樂器有號角、塤、哨、笛等數種。

中國新石器時代屬於原始氏族社會後期，包括了母權制和父權制兩個階段。大量考古實物資料，特別是墓葬材料，有助於了解當時的社會結構。

氏族公共墓地是原始聚落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都位於居住址附近，埋葬集中，排列有序，反映出在氏族制下血緣紐帶的支配作用。這種現象貫穿於整個新石器時代。葬制比較複雜，單人葬是最常見的一種葬法，延續的時間也最長。至於合葬墓，根據不同的情況，性質上也有所區別。如仰韶文化的多人集體合葬（包括二次葬），顯然代表了母系氏族的葬制，即同一墓穴中包括母親及其子女，但不包括丈夫在內。至於象大汶口文化等的成年男女合葬墓，結合當時的社會生產水平綜合考察，一般被認為是過渡到父權制的夫妻（妾）合葬墓。

總之，考古學資料表明，中國新石器時代經歷了氏族社會的繁榮和瓦解階段。至於從母權制到父權制的具體轉變過程，以及這種過渡在地域間有無不平衡現象等，都有待於今後繼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