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族

各地土族有不同的自稱和他稱。

互助、大通、天祝一帶的土族自稱“蒙古爾”（蒙古人）、“察罕蒙古”（白蒙古），民和縣的多自稱“土昆”（意即土人，吐渾音轉），其他地區的自稱“土戶家”。

附近藏族稱土族為“霍爾”（對藏北游牧民族的泛稱，藏文史籍曾用以指回鶻或蒙古族；另說即吐谷渾），漢、回等民族稱之“土人”、“土民”。

新中國成立后，依據本民族意願，統一稱為土族。

土族有著悠久的歷史。由於沒有系統的文字記載，民間傳說在各部土族中又相互歧異，族源問題至今尚無定論。歸納學術界的說法，大致有蒙古人說、吐谷渾（霍兒人）說、蒙古人與霍兒人融合說、陰山白韃靼說、沙陀突厥說、多源混合說等。

土族源於蒙古人說。土族自稱“蒙古爾”(蒙古人)或“察罕蒙古爾”（白蒙古），反映了土族族源與蒙古族的密切關係。在互助縣土族中，廣泛流傳著祖先來自蒙古人，以及成吉思汗大將格日利特(格熱台)率部留駐索卜灘（今互助縣境內，意為蒙古灘），不久病死，其部屬留駐下來，以後與當地霍爾人通婚，逐漸繁衍而成土族的傳說。這種傳說在清代藏文文獻《佑寧寺志》中有明確記載：13世紀初，“成吉思汗之部將格日利特率領其部屬到此，現今的霍爾人約為這些人的後裔。”“格日利特嗣後，化作大力精靈，居住郭隆（佑寧寺之創建者）之山岩上，他對嘉賽活佛（佑寧寺之創建者）顯示了自身著‘索呼’（即蒙古）裝束之法相，（嘉賽）因指命（格日利特之幽靈）為那裡的土神。”1604年，佑寧寺落成時，格日利特被追封為“尼達”（地方保護神），其銅像被供奉在佑寧寺，所以土族長期以來把他當作本民族的祖先來崇拜。

漢文史籍也有成吉思汗所部蒙古軍曾來西寧一帶的記載。《元史·太祖本紀》有“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三月破洮河、西寧二州”的記載。互助縣時屬西寧州治，距西寧僅四十五公里，這可與傳說相印證。此後，從元世祖到明初，史籍均有蒙古部眾留駐或遷移到西寧一帶的記載，特別是明正德時，安定衛的元宗室卜煙帖木兒所部受到攻擊，“部眾散亡，僅余者徙居西寧沙棠川威遠城東”。沙棠川、威遠堡均屬今互助土族自治縣，威遠堡即今縣府機關所在地。這說明互助土族來源中確有一部分是從明代安定衛遷來的蒙古人。

土族來源於一部分蒙古人，除了民間傳說、史籍記載外，還可以從語言方面得到證明。土族語言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辭彙約有一半以上和蒙古語喀喇沁方言相似。不但如此，在《蒙古秘史》、《華夷譯語》等著作中記載的許多13、14世紀的古蒙古語辭彙，現在還有一部分保留在土語中。

土族源於吐谷渾（霍兒人）說。至於霍兒人，原是藏族對居住在西藏北部以及西藏以北地區（一說黃河以北）游牧民族的泛稱。藏文史籍曾用以指回鶻或蒙古，近代則專指土族而言。互助縣土族地區的合爾郡、合爾屯、合爾吉、賀爾川等地，據說是因為古代居住著霍爾人而得名。合爾郡，藏語稱“合日江”，意為霍爾人居住的地區。據初步研究，土族傳說中的霍爾人很可能就是吐谷渾人。663年，吐谷渾為吐蕃所並，一部分人仍留居青海故地。從地域上看，現今土族主要聚居區在湟水沿岸，而這裡曾是吐谷渾人的活動地區。現今互助和大通的土族地區有十幾個村莊，土語稱為“吐渾”，當地漢民則被稱為“土觀”或“托紅”，均為“吐渾”的音轉。這可能是因歷史上居住過吐谷渾人而得名。互助佑寧寺名僧、一世土觀羅藏拉卜旦生於互助“吐渾”村，以後各世土觀不管出生在什麼地方，都要認“吐渾”村為根子地方，都以“土觀”為號。據《新、舊唐書》、《五代史》記載，吐谷渾后改稱作“退渾”或“吐渾”，這些村莊可能因吐谷渾而得名。土族的“土”字，並非土著之意，而是民族稱呼。長期以來，漢、回等族稱土族為“土人”、“土民”，史書上也稱為“土人”，其來源於“吐谷渾”的“吐”字。吐谷渾在唐朝中期以後被稱為“退渾”、“吐渾”、“渾”，蒙古語是“人”的意思，因而到元朝時吐渾演變成“土人”了。吐谷渾“婦人以金花為首飾，辮髮縈后，綴以珠貝，以多為貴。”過去土族婦女也有類似的頭飾，稱為“吐渾扭達”(扭達意為頭飾)，這種稱呼似乎與吐谷渾有關。綜上所述，吐谷渾亡國后，東遷的一部分逐漸融合於漢族，降服於吐蕃的後來融合於藏族，留居於涼州、祁連山一帶、浩門河流域、河湟地區的一部吐谷渾人，則成為今日土族的先民主體部分。

也有人認為霍兒即“胡兒”一詞的同音同語的另一寫法，包括匈奴、吐谷渾、契丹、蒙古等，其中尤以匈奴部落中的遫濮，即遼金時期的阻卜和蒙古是主要部分。這就把土族的族源推溯到更早的時期了。

到元末明初，漢文史籍中出現了“土人”、“土民”等記載，這時的土族已具有明顯的民族特徵。據明、清時期的部分史志記載，明代土族已經形成一個穩定的人們共同體，並已有了本民族的聚居區。清初文獻《秦邊紀略》中對土族的分佈有具體的記載：巴暖三川，“漢土雜居……土人皆李土司所部”；古鄯驛“東皆土人番族”；“巴州堡土人所居”；“下川口亦土人所居”；上川口“精銳土人尚以方計”；老鴉城“漢、土之所雜居”；平戎驛“土番雜居”；“西川口，土司西祁之所居也。東西二祁近轄之土民，各號稱十萬”；冰溝堡“土人所居”；庄浪衛“土司之人十萬”；庄浪衛“土、漢之所雜居”、“庄浪土司駐牧連城，土民蕃衍分佈大通河內外”。上述地區包括今天青海省互助、樂都、門源、民和及甘肅天祝等地，這一帶正是今天土族的主要分佈地區。儘管土族與漢、藏等民族錯居雜處，但各地土族均有穩定的小聚居區。

1949年8月26日，西北重鎮蘭州解放，國民黨在甘、青的基本武裝力量被徹底消滅；9月5日，西寧解放，統治青海各族人民近四十年的馬家軍閥政權徹底覆滅。接著，人民解放軍又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解放民和、樂都、天祝、大通、互助、門源、同仁、甘南等地，這些地區的土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建立起人民民主專政的新政權，揭開了土族歷史的新篇章。

從1950年起，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土族地區進行減租反霸、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民主改革，順利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4年2月17日，經政務院批准，成立了土族地區第一個自治政權——互助土族自治區。1955年，改為互助土族自治縣。1985年11月6日，根據青海土族人民居住的特點，經國務院批准，設立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至此，實現區域自治的土族人民約佔總人口的71%左右。另外，在一些土族居住比較集中但人口少的地區設立了土族鄉。

土族基本上是全民信仰藏傳佛教。元末明初，藏傳佛教傳入土族地區並得到迅速發展，特別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發展尤為迅速，土族地區出現了許多格魯派寺院，主要有互助的佑寧寺、華嚴寺、金剛寺、曼頭寺，大通的廣惠寺、平安寺，樂都的金角寺等，計有40餘座，其中以佑寧寺最大，號稱湟北諸寺之母。佑寧寺出了不少名僧，如章嘉、土觀、樺布，頗有影響。寺院佔有大量土地，如互助縣15所寺院佔有土地69200畝。寺院是土族的文化中心，對佛教文化的發展和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過去，土族群眾普遍送子為僧，出現了“有二子必命一子為僧”的現象，甚至有的家庭“寧絕嗣”也在所不顧。不少土族男子除到當地當喇嘛外，還到塔爾寺等名寺去當喇嘛。此外，多數土族村莊都有一座小廟，每家都供有神佛像，遇有疾病則去小廟燒香叩頭，許願布施，或請喇嘛念經祈禱；遇有憂患之事或出門遠行，首先要到小廟許願，以期藉助神的佑力，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家庭中還有一項重要的宗教活動，就是“喇嘛加拉”，亦即念活壽經，俗稱“活人舉喪禮儀”。過去，土族老人年過半百，就要準備壽材、壽衣，同時請喇嘛誦經拜懺，親友們前來祝壽，規模與一般喪葬禮儀相當，只是賀禮為十一隻壽桃，以及鞋、襪、枕頭等物。他們認為生前念了活壽經，就等於出家到寺院做了僧，死後可以享受榮華富貴。在以村廟為中心的宗教活動中，規模較大的有以下幾項活動：閉齋、跳神、浪尼、斯過拉等。

土族群眾在信仰藏傳佛教的同時，還有許多民間信仰。首先是薩滿教。土族對薩滿教的信仰由來已久，但隨著歷史的變遷，特別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強力滲透，土族的薩滿教信仰發生很大的變化，現保留的活動主要有以下幾種：祭騰格熱（天）、祭敖包（敖包系蒙古語，土族語叫作“加布來”，意思是堆子，為祭祀山神、路神等活動的場所）、白虎祭、選神羊等。其他像土族婚禮中的繞聖火，請法拉（巫師）作法驅鬼治病等，也都是古代薩滿教習俗的遺存。其次是苯教。苯教俗稱“黑教”，是西藏古代盛行的一種原始宗教，在土族形成的早期，受到土族人民的信奉。14世紀以後，隨著藏傳佛教格魯派在土族地區的傳播與發展，苯教逐漸衰微下去，沒能在土族地區建立專門的苯教寺院。如今僅在互助、大通一些土族村莊中有少量的苯教神職人員胡古安爹。再次是道教。道教約在元明時期傳入土族地區，其後不斷發展，而且具有新的特點，即道中有佛，道佛合璧，甚至某些薩滿教內容也被摻雜其中。過去，在民和、互助地區，供奉著不少道教之神。特別是在民和地區，每個村廟中，都供奉著一、二個或三、四個道教的神，主要有二郎神、灶神、財神、門神等。道教的宗教活動，主要通過陰陽師進行，平時他們給人算卦、看日子，喪禮時給亡人開殃榜，結婚時給人合婚，蓋房、選墳塋時給人看風水等。此外，還有插牌子、立雷台、祭神農等幾項宗教活動。此外，土族還有祖先崇拜的傳統。民和地區很多土族村子都有一個家族廟，廟內除供有佛像、道教神像外，還供奉一位祖先的木牌位，上寫“供奉某門三代宗親之靈位”。家族廟有時請喇嘛念經，有時請陰陽師做道場。春節時，各家去家族廟祭祖；清明節時，同一家族一起去祭奠祖墳。

土族的飲食習慣，有一個變化的歷史過程。

元代以前，土族主要從事畜牧業，食物結構相對單一，以肉類、乳品為主，還食用青稞炒麵。元明以後，土族逐漸轉向農業經濟，飲食則以青稞、小麥、薯類為主。

一般土族家庭日常主食以青稞為主，小麥次之。土族的蔬菜較少，主要有蘿蔔、白菜、蔥、蒜、萵筍等10餘種。他們平日多吃酸菜，輔以肉食，愛飲奶茶，吃酥油炒麵。每逢喜慶節日，土族人民必做各種花樣的油炸食品和手抓大肉（豬肉）、手抓羊肉。土族人民十分注重飲食衛生，用飯時每人都有固定的碗筷。

土族喜歡飲酒，酒在土族的飲食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並形成特有的酒文化。歷史上，土族人家幾乎都能釀造“酩酼”，即一種低度青稞酒。釀酒已經成為土族地區重要的產業之一。

土族的傳統服飾，色彩鮮艷，式樣別緻，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

傳統的男子服裝，頭戴織錦鑲邊的氈帽，內穿繡花高領斜襟白短褂，胸前鑲一塊彩色刺繡圖案，外套黑、藍或紫色坎肩，或穿鑲著寬邊的長袍，腰系繡花帶，腳穿白布襪和雲紋繡花布鞋。此外，土族男子還習慣在領口、襟邊、袖口和下擺上鑲四寸寬的紅或黑色的邊飾。婦女的衣服更加艷麗，她們頭上戴著彩色的圓形織錦絨氈帽，耳朵上戴著長長的銀飾，身穿小領斜襟長袍，在長袍的外面套著紫紅色的坎肩，腰上系著又寬又長的彩色腰帶，彩帶兩頭都有精美的刺繡，上面掛著鑲有彩色圖案的荷包、針扎、銅鈴等裝飾品，下穿裙子和長褲，足蹬彩雲繡花長筒鞋。她們服飾中最有特色的是七彩花袖，花袖是由紅、黃、綠、青、紫五色彩布拼制而成。她們自豪地說，那是按照天上的彩虹的顏色調配，穿在身上格外醒目。和年輕人比較起來，老年婦女的裝束要簡樸得多，她們不穿五彩花袖衫，也不系繡花彩帶。

傳統土族婦女的頭飾很複雜，戴各種“扭達”（“扭達”即頭飾）。由於不同地方的婦女佩戴的頭飾不同，所以扭達有八九種之多，包括吐渾扭達、適格扭達、加斯扭達、雪古郎扭達、加木扭達、索布斗扭達等。這些扭達中，據說吐谷渾扭達最古老、最高貴。據傳古代土族婦女能征善戰、馳騁疆場，她們勇敢頑強，身披戰袍，十分俊美。後來土族逐漸定居放牧，以至過渡到以農為主兼營畜牧業，土族婦女便將戰袍、頭盔，甚至兵器的形象裝於頭飾上，因此這些扭達異常華麗，好像古代宮女的頭飾。婦女在轉到操持家務和農業生產後，繁重的農業生產和家務勞動不再適宜身著古裝，再加上1938年以後，青海軍閥馬步芳強行改變土族服飾，從此這些式樣繁多的扭達不再流行，已在民間絕跡。此後，土族婦女常把頭髮梳成兩根長辮子，垂在背後，末梢相連，頭戴飾有絲錦的氈帽或禮帽。

土族建築特點突出。在農村，土族一般以村落的形式聚居，習慣將房屋依山傍水而建。房屋的圍牆較高，牆內兩面或三面建有房間，多以三間為一組，少數富裕人家則建有四合院。房屋為土木結構，屋頂平展光滑，上面可儲放糧草。北面與院門相對的是正房，東西有廂房，四角有角房。正房一排三間，用木板做隔斷，中間是堂屋，正面擺一個大紅油漆木櫃，上面供著神牌，放著祭品；左側是卧室，火炕上放著火盆和炕桌，卧室的炕是暖炕，連著鍋灶，燒飯的火可以暖炕，一般都住著家中的老人；右側是儲藏室或佛堂；東西廂房是孩子們的住室，角房用來作廚房、倉庫、廁所、畜圈等。住宅的棟樑和門窗上，大多雕刻或描繪著象徵牛羊健壯、五穀豐登的彩色花紋圖案，鮮艷美觀。各家都有庭院，在土語中被稱為“日麻”（即庄廓），院內有牲畜圈棚，院外有廁所、菜園和打穀場。

土族人民有重禮儀的傳統，尤其尊敬長者，如路遇相識的老人，要下馬問候。

土族民間有“客來了，福來了”的說法。有客人來訪，他們首先請客人在鋪有大紅羊毛氈的炕上坐定，然後敬一杯加青鹽的濃茯茶，再端上西瓜般大小的“孔鍋饃”。招待貴客時，桌上擺一個“西買日”（即插著酥油花的炒麵盒），端上木盤大的肥肉塊，上插一把五寸刀子，酒壺上系一撮白羊毛，以表示吉祥如意，土族認為這是對貴賓最尊敬的招待。喝酒時，主人先向客人敬酒三杯，叫做“上馬三杯酒”。不能喝酒的人，用中指蘸三滴，對空彈三下即可免喝。飲酒時，土族有邊飲邊歌的習慣，以暢飲酣醉為快。土族人招待客人用中國西北盛行的蓋碗茶。他們把茶碗放在一個小碟中，在碗內放入茶葉、枸杞、紅棗、桂圓、冰糖，用開水沖開后蓋上碗蓋。這樣沖泡出的茶水，香甜可口，營養豐富。

土族語言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基本辭彙和蒙古語相同或相近，和保安語則更為接近一些。

土族語分為互助、民和、同仁三大方言區，其間有一定差別。

同時，土族長期同漢、藏人民友好相處，其語言也受到了漢語、藏語的很大影響，在宗教用語上採用藏語借詞較多，在生活用語和新的名詞術語中，漢語借詞較多。

土族沒有文字，使用漢字、藏文。新中國成立后，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根據土族人民的意願，國家在1979年為土族人民創製了以拉丁字母為基礎、以漢語拼音字母為字母形式的土語文字。

土族的民間文學，是以口口相傳的形式一代一代流傳下來的。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文藝工作者搜集、整理了部分土族口頭文學。這些作品大多反映了現實生活，熱情地歌頌了勞動人民的勤勞、智慧以及與惡勢力搏鬥的勇敢精神。根據已經掌握的資料，土族民間文學按其內容和體裁，可分為“花兒”、敘事詩、家曲、傳說故事、寓言、歌謠等。

“花兒”既稱山歌，也稱“少年”，土語稱“外面唱的歌”（不能在家裡唱）。“花兒”曲調高亢嘹亮、節奏自由奔放，是甘、寧、青各族人民共同創造和發展的民間文學瑰寶。土族的“花兒”又有它自己的特點，既不與漢族“花兒”雷同，又與藏族“拉依”有別。土族“花兒”的主要內容是描寫青年男女間的愛情生活，所以“花兒”又有愛情的媒介和橋樑之稱。“花兒”一般四句式較多，前兩句比興，后兩句表達實意。也有三句式的“花兒”，主要流行在民和縣官亭、中川一帶。唱“花兒”是土族人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之一，不論在田野或山岡、廟會，男女老少幾乎人人愛唱，人人會唱。在各地定期舉行的傳統“花兒”會上，土族的民歌手常常對唱不絕，演唱者大都能觸景生情、即興編詞、出口成章、對答如流。因此，土族之鄉素稱“花兒之鄉”。

敘事詩，在土族民間文學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代表作品有《拉仁布與吉門索》、《登登瑪秀》、《祁家延西》、《太平哥兒》、《格薩里》、《洛桑王子》、《不柔有》等，其中《拉仁布與吉門索》流傳最為廣泛，是土族人民最主要的一首敘事長詩，人們稱之為敘事長詩中的明珠。全詩長達300多行，通過對一個愛情悲劇故事的生動細膩描寫，向黑暗的封建社會提出了有力的控訴，是一部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典型作品。它不僅顯示了土族人民豐富的想象力，而且表達了他們對自由美好的新生活無限嚮往的頑強意志。

家曲，也叫宴席曲，大都一問一答，短小精悍，有讚歌、問答歌、婚禮歌等。讚歌是土族人民在款待貴賓時，賓主之間相互讚頌的歌，它運用比喻、誇張、象徵、渲染等手法，互相稱頌。讚歌的曲調很多，旋律柔和優美、悅耳動聽，流行於互助地區的有“興阿浪列”、“拉拉應格列”等十多種。問答歌也叫對歌，其內容極為豐富，包括天文、地理、氣象、生產、宗教、風土人情、生活習俗等，歌詞含蓄生動，曲調悠揚多變，主要有《唐德格瑪》、《合尼》、《恰然》、《辛木斯里》、《選擇》等曲目。婚禮歌是土族人民在舉行婚禮時唱的歌，其歌詞和曲調是特定的，隨著婚禮進程的不同而各異。

傳說故事，它的主要內容分為以下幾種：有揭露地主對農民殘酷壓迫的，如《氣殺狗地主》、《紅水溝》；有反映土族人民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同殘害人民的邪惡勢力做鬥爭的，如《黑馬張三哥》、《莽古斯》、《花牛犢》等；也有表現青年男女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如《山雀叫了的時候》、《孔雀》、《青蛙女婿》等。寓言和童話，富有哲理性，影射了當時的社會現實，無情地鞭笞了封建地主和土司狼狽為奸、魚肉百姓的罪行，廣為流傳的主要有《想吃太陽的鳩》、《兔子、狼和賣糖人》、《紅毛狐狸和黃眼狼》、《鳳凰和麻雀》、《兔兒和羊羔》、《懶人必受窮》、《饑寒哥》等。

土族的歌謠風趣別緻、膾炙人口，流傳較廣的有《羊糞蛋般身材的蜜蜂哥》、《蔣家阿姑》等。諺語是土族人民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積累起來的經驗總結，成為人們力行的格言。

土族人禁忌眾多，主要有以下表現：忌諱吃圓蹄牲畜（馬、騾、驢）肉；忌諱在畜圈內大小便；忌諱讓去過暗房（月房）的人以及孝子（服喪的人）和婦女進入土族的寺廟大殿或家庭佛堂內；忌諱婦女不戴帽子、不穿長衫在長輩面前來往；忌諱未在院外打招呼、未經允許就隨意進入土族人家的院內；忌諱用有裂縫的碗給客人倒茶；忌諱問客人“吃飯沒有”或“吃不吃飯”等話；忌諱客人數他們的羊只；忌諱走遠路或辦婚事時，早晨出門碰上空桶、空背斗及不幹凈的東西；忌諱在佛堂、大殿內吸煙、吐痰、亂翻亂摸和大聲喧嘩；忌諱從僧侶的跪墊和其他物品上跨過；忌諱對酥油燈打噴嚏和咳嗽；忌諱在佛堂里轉經輪時從右向左轉，而是嚴格遵循從左往右轉；忌諱在寺院附近打獵和隨地大小便等等。

此外，土族有忌門的習慣，如生了孩子、安了新大門、發現傳染病等，別人不得進入庭院，就稱為忌門。忌門的標誌是：在大門旁邊貼一方紅紙，插上柏樹枝或在大門旁煨一堆火。

土族的音樂主要是民間歌曲，分為山歌“花兒”和家曲兩大類。

土族“花兒”的調令很多，如“尕連手令”、“好花兒令”、“楊柳姐令”等，流行在互助土族地區的就有10多種。土族“花兒”在旋律進程上起伏較大，音域寬廣，節奏上大都是三拍子，一個明顯的特點是結尾音拖長而下滑，給人以深沉之感。

土族家曲的範圍較廣，有敘事長詩曲、讚歌、問答歌、圓舞曲、婚禮曲等。每首敘事長詩都有自己特有的曲調，一般是上下兩個樂句，曲調優美，屢聽不煩；讚歌的曲調柔和優美，悠揚奔放；問答歌的曲調乾脆、明快，句末大都有休止音；圓舞曲是跳安昭舞時唱的曲子，比其他曲子歡快，節奏明顯。

土族舞蹈主要是安昭舞和婚禮舞。

安昭舞是一種歌舞相結合的形式，舞時人們排成一圓圈，一般由一人帶領（通常為老年男子），一唱眾和，歌聲悠揚，舞步輕盈。每到逢年過節，或喜慶婚禮時，土族男女喜歡聚集到庭院里或打麥場上跳安昭舞。

婚禮舞是舉行婚禮時的舞蹈，一般以兩個身著白褐長衫的納什金為主演，其他人伴唱，動作各地不一。

土族婦女的傳統手工藝為刺繡、盤線。

土族人民的刺繡藝術明顯地表現在對服飾的精心裝飾上，土族婦女喜歡在衣服領子、袖口和下邊綉上各種花紋，形成一種美麗的圖案。

互助丹麻一帶的土族男青年胸前大都有塊四寸方連續圖案，叫“富貴不斷頭”，不僅富有民族風格，而且非常鮮艷華麗；在鞋上繡的雲字花紋，細緻勻稱、色彩鮮明。

土族婦女從小就要學習刺繡，掌握各種針線技藝，並且要用幾年的時間為自己準備一套嫁妝，包括精美的服裝、繡花枕頭、繡花煙包等，同時還要為婆家的老人準備繡花枕頭，為家中其他女人準備繡花的長腰鞋等許多女工作品。

每當土族人的傳統節日或廟會來到，土族姑娘們都要精心地打扮一番，帶上自己製作的各種綉品，聚在一起互相評議，看誰的手藝高超。

土族的刺繡獨具一格，不論綉什麼圖案，都用“盤線”綉成。“盤線”是土族特有的針法，同時運用兩根針線，做工精緻、複雜、勻稱，綉出的圖案美觀大方，樸素耐久。

歷史上的佑寧寺是由許多殿宇、經堂、僧舍組成的完整建築群，吸收了藏、漢建築的特點和甘肅“河州磚雕”的藝術成就，其精工細作的木刻，陳列的泥塑佛像，充分顯示了土族人民的建築和雕刻藝術水平。

土族群眾還在住宅的牆壁上、寺院的棟樑和門窗上都繪畫或雕刻著象徵牛羊健壯、五穀豐登的圖案。

土族的節日主要有農曆正月十四日佑寧寺官經會、二月二威遠鎮擂台會、三月三和四月八廟會、六月十一丹麻戲會、六月十三和二十九松番寺和吐渾村的“少年”會、七月二十三至九月民和三川地區的“納頓”（慶豐收會）等等，其中擂台會、丹麻戲會和“納頓”最具民族特色。屆時，除舉行賽馬、摔跤、武術和唱“花兒”等傳統娛樂活動外，還舉行物資交流會。

一年一度的“納頓”是民和縣土族人民喜慶豐收的節日，因為納頓的狂歡起自農曆七月，故也稱為“七月會”。“納頓”是以各個村社為主體的群體活動，從夏末麥場結束時，一直持續到秋天，歷時近2個月，所以有人稱之為“世界上最長的狂歡節”。“納頓”可由一村單獨舉行，亦可由兩村聯合舉行，一村充當“主人”，而另一村為客人。當兩村男性村民排成長列，扛著各色彩旗，敲鑼打鼓地來到麥場時，“納頓”的序幕就被拉開了。首先開始的是會手舞，這是由四五十人參加的大型舞蹈，會手們按老幼順序排列。舞在最前面的是身著長衫，手執扇子的老人，他們往往是納頓的組織者和納頓舞蹈的傳人。手持各色彩旗的年輕人和拿著柳條的孩子們依次跟在後面，隊伍顯得歡騰而壯觀。在舞蹈的同時，主方不停地用大海碗給會手們敬酒，以此助興，喜慶和歡樂的高潮一浪高過一浪。

此外，土族傳統的節日春節、端午節和漢族大同小異。但是互助地區的部分土族忌諱過中秋節，中秋之夜往往向月亮打一把灰。

土族的婚姻，一般分提親、定親、送禮、婚禮儀式、謝宴等程序。儀式隆重熱烈，自始至終都在載歌載舞中進行。無論是自由戀愛，還是父母決定，都得由男方父母請媒人，向女家求婚。女方家同意后，請來本家各戶家長，並邀請男方家的父親或叔父，同媒人一起來商量定婚。

婚嫁多在每年正月舉行。大約在一個月前，先由男方舉行擇吉日儀式。土族稱婚宴為“霍仁”，擇吉日稱“砣讓霍仁”，即首宴。娶親的前一天，是女方家的嫁女宴，土族稱“麻擇”。這時姑娘要哭嫁，哭嫁詞委婉動人，感謝山神、土主和娘家的養育之恩。傍晚，男方派兩位能歌善舞、擅長辭令的“納什金”（迎親人），帶上一隻活羊、三瓶灑、三付饃和新娘上馬時穿戴的衣服前往女方家。女方的女伴在女方家關上大門，在裡面唱《唐德格瑪》歌，納什金則必須以歌作答，才讓進門。當納什金跨進門檻，她們又從門頂上向下潑水，嬉笑戲謔，祈求吉祥如意。納什金上炕喝茶、用飯時，阿姑們開始以唱代罵，唱《納什金斯果》歌，百般奚落迎親人，詼諧風趣。阿姑們唱完后，納什金也要唱歌跳舞，直到雞叫頭遍。這一夜，女方家裡不能睡覺。土族姑娘出嫁方式有兩種，一種叫“小出小進”，一種叫“大出大進”。所謂“小出小進”，即新娘到婆家后才改變髮式。這種方式比較複雜、莊重。所謂“大出大進”即在娘家改髮式，到婆家后立即拜天地，這種方式比較簡便、省事。新娘進婆家大門時，有兩個年輕婦女在前面拉著紅氈或白氈，新郎新娘跟著氈，男左女右，抱著用紅布製作的布娃娃，並肩緩緩邁入庭院。“小出小進”的新娘則到伙房灶神爺前，由事先選定的婦女動手為她梳頭改髮式，穿新婚服裝，舉行開口儀式。然後拜天地，由媒人或“紅仁切”（送親隊）中的一位長者主持誦祝詞：“鮮花般的阿姑，走過金子的樓門，來到金子鑲成的庭院，向上天下地、千神萬佛叩頭！”新郎新娘要連續拜四次，進入洞房。接著謝媒人，土族稱“瓦日哇西買拉”。中午時分，娘家送親人在婆家院里擺嫁妝，給新郎穿戴衣帽等。

過去，土族人民的婚姻中有一些陋習，如“戴天頭”習俗，即土族女孩到了15歲未定婚者，要接受成年禮“戴天頭”，由父母做主，在除夕那天與天結為夫妻，將女孩的髮式改為成年女子的髮式並飾以各種頭飾，從此該女子可享受自由選擇對象、長居母家、繼承家庭財產等母系社會特有的權利，生下子女歸母家，不受社會歧視。又如，過去的土族地區大多實行買賣包辦婚姻，青年男女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約束，婚姻不自由，而且聘禮較重，窮人娶妻十分困難。有的女方不收聘禮，但要男子為女家勞動幾年以後才能結婚，或者招女婿入贅，或者兩家互相娶嫁，稱為“換門親”。新中國成立后，在黨的領導下，土族人民自動起來廢除了傳統婚姻中一系列陋習，樹立了以自由戀愛、一夫一妻為基礎的健康婚姻觀。

火葬是土族傳統習俗，除對夭折的小孩實行天葬，民和縣土族多行土葬外，一般都行火葬。

土族人家死了人，一般在三至七天內送葬，舉行喪禮要請喇嘛念經三天，請本村的老人念嘛尼。喪禮最後一天，親朋來亡人靈前弔唁、獻哈達、獻饅頭。火葬那天，送靈轎至火化現場，將死者面向西方，放入火爐內，用柏樹枝點燃火，並砸碎靈轎，投入爐內同時焚燒。一般在火化的第三天，將骨灰裝進一尺多長的木匣或瓷罐內，暫時埋在臨時選定的地方，待來年清明節，再埋於祖墳墓地。非正常死亡者不能埋於祖墳地。亡人被葬后，子孫服喪，一般為四十九天。

土族沒有特製的孝服，服喪期不穿戴有色彩的衣帽，三年不貼春聯，當年不走親訪友。

土族祁土司自始祖貢哥星吉至民國時祁昌壽十七代土司文治武功，是土族歷史深厚的大家族。

土族李氏，土族李姓本為土司族姓。土族人口雖少，但其姓李之人卻不少。據說，這些土族李姓，是出自前土司（西夏皇族後裔）的族姓。土族歷史上曾有西李土司、東李土司和其他等數十土司，屬李土司管轄的部分人後來就隨了土司的族姓而姓李了。

著名的土族李氏，有明朝官吏李文、元末明初土族官吏李南哥、明朝官吏李央、明末清初土族官吏李天俞等。

• 李英

李英（生卒年不詳）是曾為明王朝招撫過的西番八族，西寧衛指揮僉事李南哥的兒子，因戰功顯赫，被宣宗皇帝封為會寧伯，成為李土司家族中封爵最高的人物之一。洪武元年（1368），李南哥率眾歸附朝廷，授西寧州同知，西寧衛指揮僉事，后李英承襲父職。他有膽略才氣，精於射騎，對於甘、青四衛的地形險要和各族情況，甚為熟悉。在明成祖北征時，李英所率領的士兵常作先鋒，所擄獲的勝利品也常比別的軍隊多，故李英便為成祖所信寵。永樂十年（1413）冬天，土族一首領叛亂，李英興兵討伐，捕獲兵丁360人，並全部斬首示眾。永樂帝因其平叛有功，授予都指揮僉事之職。

土族僧人張答里麻，精通漢文，明成祖授予左覺義，他在西寧恣意妄為，並竊取西番進貢的財物。官府欲捕獲予以嚴國，不料他逃至蒙古邊境，為非作歹十多年。李英發現其行蹤帶領軍部下將其捕獲並滿門抄斬，邊境居民無不拍手稱快。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明王朝派使臣喬來喜、鄧誠等前往西域，途經安定、曲先地區。安定、曲先諸部見利忘義，劫走賜給西域的金銀財物，殺害了使臣喬來喜、鄧誠和隨行人員，邊地也騷動起來。仁宗皇帝命令當時任陝西行都司土官都指揮同知的李英率西寧諸衛士兵前去平叛。李英率部一直追過了昆崙山，擄獲安定王桑兒加失夾，俘斬了一千多人，奪回了劫走的財物，平息了騷亂，並得了駝、馬、牛、羊14萬餘只。宣宗皇帝在給李英的敕諭中，對李英作了高度的評價，並封李英為會寧伯。

• 李鴻儀

（1897.2.16—1972.3.16），字一如。西夏皇族後裔，青海樂都縣人。民間歷史學家、西夏史學家。

李鴻儀先生自1915年起，在課餘研製《西夏李氏世譜》。后又研究西夏史，不問寒暑，五十年如一日，成果頗豐。1965年社教，因寫家譜而羅織罪名，遭殘酷鬥爭。家中萬卷藏書，被紅衛兵付之一炬。先生愛書如命，目睹此景，痛哭不已，幾致大病，竟於1972年3月16日與世長辭，享年76歲。

• 李宜晴

（1919年—1977年），土族女詩人，西夏皇族後裔，青海民和縣人，被著名學者章士釗先生譽為“少數民族難得的女才”，李宜晴一生道路坎坷，創作了大量的詩詞，引起文學界的重視，縱觀她的詩，清新婉麗，音調和諧，對仗工整；詞或豪放激越，或凄清哀婉。其作品感情真摯，情韻纏綿，生動感人，有很高的藝術魅力和美學價值。是土族文學成就的一個里程碑。《土族女詩人李宜晴詩詞註釋》，收錄了詩40首，詞79闋，另有殘片6首（闋）。

• 李培業

（1934—），字子植，號貝葉，青海樂都縣人。世界著名珠算史專家，中國著名中算史學家、數學教育家。

1953年考入西北大學數學系學習，1956年經系主任楊永芳先生推薦，留數學系工作。直到1959年離開西北大學，去安康大學數學系任教，講授微積分。1962年，安康大學停辦，去其夫人家鄉嵐皋縣工作，任嵐皋中學數學教師、數學教研組長。1978年調入安康高等師範專科學校數學系任教，講授數學分析課。1981年調入陝西高等財政專科學校，先後任基礎部主任、科研處長等職，任教微積分、線性代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計算技術等課程，並晉陞為副教授、教授。後為陝西經貿學院教授，1992年被西北大學聘為兼職教授、研究生導師，指導數學史研究生。2004年被馬來西亞世界中國珠算心算學院聘為顧問、兼職教授。現為西安財經學院教授，西北大學數學史教授、數學史研究生導師。曾任陝西科協二屆委員，中國珠算協會第五屆副會長，現任中國珠算協會（2006年1月1日更名為中國珠算心算協會）顧問，中國珠算史研究會副會長、日本珠算史研究學會運營委員、陝西數學史研究會會長，陝西珠算協會副會長，西安市珠算協會顧問，四川羌學學會名譽會長。

• 李堉業

（1934—）西夏皇族後裔，青海樂都縣人。甘肅省著名教育家、中國教育學會高中教育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中華成功者研究會理事、香港現代教育理論研究會課題教授。1981年出任蘭化公司第一中學校長、兼任西寧博雅外國語學校校長。二〇〇〇年元月以百名校長資格參加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千人千年座談會，並榮獲“當代中國精神”先進個人代表的稱號。銳意改革，實行了“四項整頓”、“三項改革”、“兩個拓寬”，走出了一條辦好企業中學的新路，86、87先後被國家教委、全國教育總工會、國家體委聯名授予“全國教育系統先進集體”、“全國中小學實驗儀器工作先進集體”和“全國學校體育傳統項目先進集體”稱號，編入《中國名校》。1993年7月出任蘭維中學校長后，勵精圖治，把一所薄弱校辦成一所頗有生氣的綜合性特色學校。曾在國家級、省級刊物上發表了近三十萬字的論文，如《我是怎樣做校長工作的》、《論中學的愛國主義教育》、《教育必須適應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關於中小學的藝術教育》、《走進社會——面對21世紀中等教育改革的根本策略》等。

• 鄂圭俊

（1942—）青海西寧人，油畫家，一級美術師。中共黨員。鄂圭俊1960年畢業於青海省文化藝術學校。曾在西寧紅旗電影院、西寧市文化館工作。他利用業餘時間自學油畫、版畫，並從事美術創作。在此期間曾任青海省青聯委員、青海省對外友協理事等職。1987年，鄂圭俊調上海油畫雕塑院任專職油畫家、一級美術師。他的十餘幅作品曾參加中國美術家協會、文化部舉辦的全國大型美展。其中油畫《迎新娘》在1982年舉辦的全國少數民族美術作品展覽中獲一等獎；油畫《春的腳步》獲第六屆全國美展銅牌；版畫《農家》獲第八屆全國版畫展優秀獎，還有《高原情》、《套牛》、《遠客》等先後獲青海省級文化創作獎八次。鄂圭俊的作品曾參加我國在日本舉辦的《現代中國優秀作品展》、柏林國際版畫展及上海市舉辦的《上海現代美術作品展》等文化交流展出活動。有些作品被中國美術館、北京民族文化宮等收藏，併入選《中國美術館藏畫選》、《中國當代油畫》等大型畫集。

• 李積敏

（1962—）字慎言、號泰樂、別號淡園主人，青海樂都縣人。中醫疑難病學科創始人及理論奠基人，清代醫學家李世泰第七世孫。畢業於陝西中醫學院、北京中醫藥大學，后獲美國世界傳統醫學科技大學傳統醫學博士學位。歷任美國愛凱爾中醫院主任醫師、香港中華中醫學院教授、博士導師，世界中醫疑難病學學會副會長、婦科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首席專家。現為世界教科文衛組織醫學專家成員、世界中醫疑難病學學會學科院終身教授，陝西開源醫藥中醫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長期從事中醫疑難病學科理論研究，對婦科疑難病及男女性功能障礙相關疾病的中醫臨床治療等方面有精深的研究。提出“創建中醫疑難病學科理論體系”學術思想，被學術界譽為中醫疑難病學科創始人及理論奠基人。提出“診病辨證論治”診療體系學術思想，提出“虛瘀痰毒水”病機理論學術思想，提出中醫婦科疑難病“腎虛血瘀”病機理論，總結髮明“李慎言斷層衝擊療法”。這些理論及方法對中醫疑難病學科的建立、發展與進步均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發現了“李慎言乳房量化定律”，給乳腺病的診斷治療提供了量化的科學依據。提出建立“婦科以胞宮為中心的框架理論體系”之觀點，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創立“南宮山自然療法”體系，積極倡導推廣並整理研究南宮山自然療法，總結髮明“華夏慎言養生法”，為中國傳統醫學國際交流項目進行推廣。榮獲五項國內學術獎及五項國際學術獎。發表學術論文60餘篇，主編《中國傳統醫學名醫特技薈萃》、《中醫婦科疑難病臨床經驗精華》、《全國高校素質教育叢書·學校健康教育》，代表性著作有《李積敏醫學文集》。臨床擅長：子宮發育不良、子宮內膜異位症、子宮肌瘤、乳房發育不良、乳腺增生病、外陰白色病變（外陰白斑症）、女性外陰尖銳濕疣、女性性功能障礙、慢性盆腔炎、不孕症等疑難病的中醫藥治療。

1994年被授予“中國科技之星”榮譽稱號，1998年被授予“有突出貢獻青年中醫專家”稱號；2000年被世界中醫疑難病學學會授予“二十世紀最傑出貢獻獎”及“終生成就獎”。2001年被評選為“二十世紀一百年來對中醫學術發展最具影響的十大傑出人物”之一。其業績載入中國國家“九五計劃”重點項目《世界傳統醫學大系·當代世界傳統醫學傑出人物》、《東方之子》及《世界名人錄》（美國）等典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