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渭

1986年任魏晉南北朝隋唐歷史研究室主任。1988年被聘為山東大學兼職教授，1989年被中國軍事科學院聘為特約研究員。l992年被聘為本院高級職稱評委會委員。同年被選為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會長。l99l年榮獲國務院頒發“有突出貢獻專家特殊津貼”。從事歷史科學研究工作42年。編撰《魏晉南北朝農民戰爭史資料彙編》（上下冊）。主編並撰寫《中國農民戰爭史·魏晉南北朝卷》。主編百卷本《中國全史》中魏晉南北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學、思想、教育、科技、藝術、宗教、習俗等10卷。主編並撰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魏晉南北朝編》、《六朝史論》（論文集）、《中國軍事通史》第八卷《兩晉南北朝軍事史》、《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史》（合著）、《武候春秋》（合著，上下冊）。主編《歷代開國皇帝傳》（上下冊）。主編《中國通史圖說》，精選歷史圖片6000餘幅，200萬字。主編《插圖本中國古代思想史·魏晉南北朝卷》。生平或傳略被收入《世界名人錄·中國卷（三）》、《中國專家大辭典》第二卷。此外，傳略還被收入兩部社會科學家辭典、一部中國歷史學家辭典。

1996年7月20日，朱大渭在《人民日報》第6版發表了《商潮中的“名人效應”與歷史科學的真實性——關於諸葛亮躬耕地爭論評說》一文，其中提到“國務院批准建設部、文化部公布襄樊為重點文化名城（國發[1986]104號文）及發布隆中為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國發[1994]4號文件中，都明確地指出襄樊市古隆中為諸葛亮躬耕地，同時還附有史學界專家論證書，我本人曾參加論證工作。由此可見，史學界對諸葛亮躬耕地的共識，已為國務院有關領導作為決策的依據。”，其中出現了三處致命失誤：

一、提前2年發明“建設部”

1986年，我國只有“城鄉建設部”，而沒有“建設部”。

1988年，“建設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七次會議通過《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撤銷“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設立“建設部”；並把國家計委主管的基本建設方面的勘察設計、建築施工、標準定額工作及其機構劃歸“建設部”。（詳見《躬耕地之爭“朱大渭造假說”真偽考》一文）

可見，朱大渭在引用1986年的“國發[1986]104號文”時，“建設部”還沒有成立，朱大渭比國務院提前2年成立了“建設部”。

二、冒用“國發[1994]4號文”

朱大渭引用的“國發[1994]4號文”是關於“經濟貿易體制改革”的一個國發文件，和諸葛亮沒有關係。朱大渭用“經濟貿易體制改革”作依據是什麼行為？

和諸葛亮有關是一個函：“發布隆中為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只是“國函[1994]4號文”。

那麼，“國發”和“國函”有什麼區別呢？國發，是國務院所發文件中的最重的字型大小，發文的範圍廣，涉及的事情重大，對全國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國函，是就某一個重要事件所發的文件字型大小，一般發文範圍較窄，與部分地區或部分系統的事情有關聯。一般來講，“國發”規格明顯高於“國函”，國發對全國的所有省市區部委辦局都有約束力。“國函”只對上報報批的當地有效。

朱大渭把“國函”改為“國發”，到底是故意為之，還是“似是筆誤”，那就只有朱大渭知道了。但是，在南陽說學者公布朱大渭這一“失誤”之後，襄陽說在出書時改掉了其他錯誤之後，依然堅持用“國發”，依然堅持以“經濟體制改革文件”威脅其他學說！這是什麼行為？

三、5處歷史時間錯誤

朱大渭在該文中最不應該的是出現了5次時間錯誤，“建安元年”是指“196年”，但朱大渭錯誤注為“170”年，並由此又錯推出5個錯誤年號（詳見1996年7月20日人民日報）。襄樊在出版《諸葛亮躬耕何處——有關史料和考證》一書中，再次引入該文，只是偷偷的改掉了這5處時間錯誤。

那麼，這些問題為什麼沒有公佈於眾？

是《人民日報》幫了大忙，針對朱大渭的文章，南陽說學者相繼推出了〈歷史的真實性與諸葛亮躬耕地之爭〉、〈專家到底有多專》等文反駁，但這些文章最終都沒能在《人民日報》發表，只是改發在了《人民論壇》，而且刪除了糾正朱大渭年號、文件等錯誤的重要內容，使人們至今都認為國務院文件為“襄陽說”撐了腰。（詳見《襄陽說在諸葛亮躬耕地之爭中幾次大的失誤》一文，《諸葛亮與南陽學術研究文集》P199頁）。

綜上所述，朱大渭的行為到底是什麼行為？請全國人民公審，我方認為朱大渭是偽造“假年號、假文件、假部門”的歷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