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谷傳奇

《福谷傳奇》是一則探討烏托邦的政治文化寓言。故事講述了以卡夫台爾為主的一群知識分子對布魯克農場的改革。這場改革受到了法國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傅立葉的影響。空想社會主義通常被稱作是烏托邦社會主義，主要起源於歐洲，於19世紀40年代前後達到發展的巔峰。這種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制度提倡人人平等的社會觀念，並要求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共產主義制度。

幾位美國上層知識分子，離開城市到農村去組織一個村社，試過一種平等互助的田園勞動生活。故事主人公——敘述者卡夫台爾就是一個田園生活的懷疑者。從病榻中重獲新生的卡佛台爾半信半疑地認為弟兄們的勞動實現了傅里葉的一些預見。並指出像他們這樣聚集在一起的團體是非常少的，或許按理也不能期望它維持得很長久；宣稱他們在田野間的勞作，經常是費盡了力氣，翻了又翻的泥塊卻始終沒有感化成為思想。

卡夫台爾的觀念是對田園傳統的一次徹底否定，表達了對通過田園傳統來改變社會現實的絕望和懷疑。由於他們存在著一個共同的缺點——個人主義，到了農村后，各有自己的打算，結果終於不歡而散。作品共29個章節。

社會背景

美國是一個較早就步入城市化的國家。早在18世紀末，美國就開始了城市化的進程，到了19世紀中期，美國的城市化水平已經達到了較高的層次，資本主義的發展也達到了較大的規模。19世紀中葉，歐洲的工業革命蔓延到美國，促使美國的工業也受到了快速的發展。城市人口的增長給城市環境帶來了毀滅性的破壞，高度密集的人口使人們長期生活在壓抑、窒息的環境中，作品中所描繪的城市景象就是當時美國城市的縮影。在工業化的進程中，人們對自然資源的關注更多的是如何將其轉變為經濟利益，而沒有意識到人與自然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關係。人們對自然資源毫無節制的索取儘管獲得了一定的經濟利益，卻對環境破壞埋下了隱患。被利益沖昏了頭腦的人們一邊毫無節制的破壞著自然資源，一邊又嚮往著能重新回到田園牧歌式的自然生活中，霍桑在《福谷傳奇》中將人們的這種矛盾的心理和行為進行了生動的刻畫，同時表達了自己對骯髒、凌亂的城市生活的厭惡，對樸實、自由的田園生活的嚮往。

人文背景

法國空想社會主義

法國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傅立葉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歷了蒙昧、宗法、野蠻和文明四種制度。他主張消滅文明制度，建立和諧制度。在和諧制度中，產品按勞動、資本和才能分配，人人都可入股成為資本家從而消滅階級對立。協作制度將把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起來，婦女將獲得完全解放，城鄉差別和對立也將消失。但傅立葉不主張實行社會革命而只是期待富人慷慨解囊。空想社會主義又稱烏托邦社會主義，盛行於19世紀初期的西歐，在19世紀30 、40年代發展到頂峰，它要求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提倡平等、共有的社會主義制度。

作品背景

《福谷傳奇》作品，以1840年的新英格蘭為背景，直接取材於作者本人在布魯克農場的生活經歷，表達了他對所處時代的社會熱點問題的認識和思考。

布魯克農場成立於1841年，發起人是以一位牧師、先驗論者喬治·里普利以及一群新英格蘭知識分子。布魯克農場是烏托邦式生活的一個實驗場。農場成立之初，它並不拘泥於某種理論模式。創始者們組織了一個合股公司，在馬薩諸塞州購置了一片風景秀麗的土地，大家住在一處，共同勞動，成員之間十分融洽，不少人慕名前來，霍桑便是其中一位。然而，霍桑並沒有在這裡長期居住，公社裡單調繁忙的勞動很快使他失去了興趣，他也為沒有寫作的環境、氛圍和心情而懊惱，所以，他在公社裡呆了兒個月後便失望而歸。

作者把19世紀上半葉的改革運動和清教主義的宗教烏托邦理想聯繫到了一起，在兩者中都發現了某種危險的傾向。霍桑認為，在狂熱信念的驅動下，改革者也有可能陷入清教先輩的誤區，把自己的原則和觀點當作唯一永恆的真理，以真理代言人自居，甚至不惜壓制異己的聲音。也正是出於這種優慮，霍桑在小說里直接把小說中的人物——霍林華斯比作一位“對女巫案做生死宣判的”“清教長官”。霍林華斯集清教徒的冷酷與改革者的狂熱於一身。

《福谷傳奇》作品中提到的福谷改革運動，是基於法國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傅里葉的理想社會模式而隱喻的。霍桑創作《福谷傳奇》的年代正是美國社會經歷急劇變革的時代。城市的不斷膨脹，商業的迅猛發展，使得當時社會人們的思想也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福谷傳奇》創作的社會背景是一個政治大變革的時代，個人和社會的“新生”成為一個時代炙手可熱的夢想。社會上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社會改革團體和活動。“福谷”也正是這樣的一個改革的實驗點，但其最後的失敗，暗示了霍桑對政治改革的一種懷疑態度。他對改革者高漲的熱情表示不理解和不支持。

文本中，大量篇幅是霍桑從他參加布魯克農莊時所寫日記和雜記中摘抄過來的，因此《福谷傳奇》或多或少同作者當時的親身經歷有所關聯。

麥爾斯·卡佛台爾——“我”

“我”，敘述者，一位羸弱敏感但又深沉的文人，年齡已不算太年輕，單身漢。卡佛台爾感到極其的孤獨，被社會所孤立。他參加福谷的初衷是要尋求兄弟姐妹間的真正的平等互愛，可是他的目的並沒有能夠實現，因此他人格上的陰暗面佔據主導地位。卡佛台爾生病卧床時，想到改革，就“誠意地希望最好把改造社會的工作延遲半個世紀進行”，並且“那個過去的社會已經使‘我’夠滿意了”。

卡佛台爾將自己對布魯克農場的改革看作了一場資本主義制度的改革，他曾經描述改革事業：“我們與驕傲分手，努力以親切友好取而代之。我們願意耗費自己的體力，盡綿薄之力減輕勞動者辛苦的重負。我們要靠互助謀利，而不是靠蠻力從敵人手中掠獲。”並將這次改革的經驗看作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體驗。

霍林華斯

一個長著黑鬍鬚的鐵匠，他一個心眼兒要拯救犯人。為此他打算為這些不幸的人建一個大家。霍林華斯談到福谷時，他認為他看透了這個制度，福谷的缺點太多了。齊諾比婭在最後看透了霍林華斯的慈善計劃，“什麼慈善和進步，我也玩透了，我們在努力建設一種真正的生活制度的時候，無疑我們都造成了各種可笑的生活中間最空虛的笑柄”。

齊諾比婭

她是一位黑皮膚，聰明、驕傲而性感的魅力女人，又是一個堅定的改革者和女權主義者。齊諾比婭開放睿智，具有自己獨立的思想和個性。

蒲麗絲拉

一種白百合花樣的人。她是個依賴性很強的女裁縫，在降神會上常被人利用當招魂工具，有點像個妓女。她無論身體上還是精神上都很脆弱。

贊諾比亞的丈夫

一個不招人喜歡、墮落的人。他鑲著一口金牙或鍍金牙，能量很大。是他拿蒲麗絲拉當工具在大庭廣眾下招魂。他是那種陰鬱、性慾強烈、墮落的美男子，他會很突兀地從後門出現。

“福谷”即“公社”意象，“福谷”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平均理想和重返樸素自然生活的願望之上的，公社成員聚集一處的目的是尋找社會和同志情誼。然而，公社成員的感情並沒有得到任何升華，反而發生了感情衝突和矛盾糾紛。結果每個人都幽閉在自己構造的孤島之上，使得本來旨在促進感情交流的福谷成為名副其實的孤獨之谷。

主題思想

《福谷傳奇》主題思想：社會進步的歸根結底是人心的改善，任何打著“智性”或“改革”的幌子對他人進行意志霸權的行為都只能造成精神奴役。

福谷改革的失敗

《福谷傳奇》中敘述人卡佛台爾參與其中的福谷改革運動像霍桑曾經加入的布魯克農場改革一樣，都是基於法國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傅里葉的理想社會模式的試驗。空想社會主義又稱烏托邦社會主義，盛行於19世紀初期的西歐，在19世紀30 、40年代發展到頂峰，它要求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提倡平等、共有的社會主義制度。小說中卡佛台爾這樣介紹福谷的事業：“我們與驕傲分手，努力以親切友好取而代之。我們願意耗費自己的體力，盡綿薄之力減輕勞動者辛苦的重負。我們要靠互助謀利，而不是靠蠻力從敵人手中掠獲。”

霍桑曾在《福谷傳奇》的序言中說，布魯克農場的經驗是他人生最浪漫的一頁，卡佛台爾也有同樣的體驗：“在這裡，‘我’在揮汗如雨中掙得了麵包並藉以果腹，‘我’才有權理直氣壯地立在大地上，與一切勞動的兒子成為夥伴。‘我’完全可以跪下去，用‘我’的胸膛抵住這片土地。造就‘我’軀體的紅土對那些碾碎的犁溝似乎比對世上任何別的地方的細土都顯得更親切。”

然而，福谷事業的發展並不像詩人想象的那麼浪漫，事實上，“驕傲”並沒有離開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改革者們，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衝突讓詩人很快對改革失去信心，“親切友好”與“互助”的關係也因為人性的弱點很難建立起來，改革事業舉步維艱。在到達福谷的當晚，卡佛台爾就敏銳地覺察到改革者與外部世界的敵對關係：“在我們告別了那個貪婪、爭鬥、追求自我的世界之後，最先提出的一個問題應該涉及如何在外面那些野蠻人自己耕種的土地上勝過他們。我們處於一種新的敵對關係而不是新的兄弟情誼的地位。我們這少數幾個人相互之間的緊密團結，必不可免地會造成我們同其他人的疏遠。”

這些改革者本來是希望通過真誠的體力合作勞動來減輕農民的負擔，卻與農民形成了“新的敵對關係”。“野蠻人”這個詞的使用是敘述人有意的反諷，表明這些自詡為知識分子的改革者們在智性和社會地位上的虛榮心和優越感。

敘述人到福谷的當天晚上就遇暴風雪，這無疑成為這項改革運動不祥的預兆：“暴風雪在夜晚顯得益發猙獰，在這項冒險事業的前夕，警告我們返回到普通生活圈子之內。”言外之意，這些改革者本是平常人，有著普通人的弱點，並不具備改良社會的非凡才智與品德，所以理應返回到“普通生活圈子之內”。當敘述人一語雙關地說，希望他們閃亮的窗口能給一個在暴風雪中夜行的人帶來鼓舞和希望時，農民塞勒斯·福斯特不經意的一句話——“那些灌木的火苗只會持續一兩分鐘”——在敘述人聽來卻別有一番深意：“至於他這番話是否暗示我們的道德之光也很短促，我就說不好了。”可見，改革者自身的道德缺陷是福谷改革運動失敗的根本原因。

福谷改革失敗的第二個原因是改革者內部的不團結，卡佛台爾發現，就連“我們這少數幾個人相互之間的緊密團結”也最終證明是個幻影。小說中的三個主要人物——敘述人（“我”）、霍林華斯、齊諾比婭——都是極端的利己主義者，他們各懷目的，相互猜疑，最終關係破裂。這在考爾看來表現了改革活動在理論上的自相矛盾：“一方面強調相互同情，實際上卻是一種新的敵對關係，相互猜疑。”

人與人之間友愛、信任與同情心的消失是改革失敗的重要原因。

福谷事業失敗的第三層原因是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的衝突。卡佛台爾發現：“我們時常辛勤耕種翻了又翻的土地，卻從未化作思想。反之，我們的思想卻迅速成了土塊。我們的體力勞動毫無象徵，只是在暮色降臨之際使我們的腦力懶散。智力活動與任何大量的體力鍛煉絕不相容。”

福谷事業雖然失敗了，但是，卡佛台爾並沒有因此否定人們改良社會的熱情，他在小說的結尾反思道：“追隨一個人的夢想直到其自然完成，只要那幻想值得擁有，哪怕肯定只能以失敗告終，我們終歸要承認，這種做法即使不算神聖，也說不上不夠明智。失敗又有何妨？其可能根本觸摸不到的最虛無的碎片，也會具備一種在任何可行計劃的最沉重的現實中無法埋沒的價值。那可不是思維的渣滓。”

智性的破產

如果說在對待改革運動的態度上，霍桑與他的敘述人都難分伯仲，那麼，在卡佛台爾對周圍人的隱私進行欲罷不能、痴迷而冷酷的探究中，就看到了霍桑對缺少人文關懷的智性活動的警惕與批判，霍桑以此把他自己與敘述人——“我”區別開來。

《福谷傳奇》固然是一項改革事業失敗的寫照，但同時也是敘述人智性破產的展示。對於卡佛台爾的感情冷漠和優越感，作者自始至終都是用反諷來表現的。卡佛台爾拒絕老穆迪的求援，卻冷酷地追問對方的隱私，表現出一個冷血者的好奇心。在到達福谷的那個暴風雪之夜，他們問候農民遭到對方的冷遇時，卡佛台爾便思忖道：“這個鄉巴佬！他懂得狂風怒號，卻沒有智力理解我們這兄弟般的歡快語調。這個行路人對我們熱誠同情的不甚瞭然，成為我們要改造世界的艱巨任務的無數標誌之一。”

對於敘述人的這種盲目的優越感，反諷意味盡在其中。卡佛台爾認為自己的人生使命是：“在別人的生命中生活，並試圖——通過慷慨的同情心，通過微妙的直覺和記載不值載入史冊的瑣事，通過把‘我’的人道精神加倍發揚，給予上帝指定的‘我’的夥伴——獲得甚至不為他們自己所知的隱秘的秘密。”但事實上，他只是在不擇手段地挖掘別人的秘密，干涉別人的生活，因此他的這種缺少真誠與愛心的智力活動遭到觀察對象的堅決拒絕。

他看到蒲麗絲拉天真快樂，就希望用自己的悲觀厭世去影響她，“在這樣一個世界上如此興高采烈，我委實看不出有什麼明智的地方。我們美好的目標是達不到的，人們從來都得不到他們所追求的美好東西。”對這種別有用心的勸告，溫順軟弱的蒲麗絲拉表現出少有的反抗：“你說的我一個字都不相信。”在小說的結尾，最具反諷意味的是，卡佛台爾這個素來以聰明超脫自居的智者卻突然發現，自己原來一直深愛著蒲麗絲拉，而蒲麗絲拉愛的是霍林斯華斯。卡佛台爾對齊諾比婭的私生活更是窮追不捨，竭力要探索其中的神秘，但是他從敏感而智慧的齊諾比婭那裡除了得到不斷的挖苦諷刺之外，一無所獲。當卡佛台爾為自己辯解說，“我不過是履行一種說不清的職責”時，齊諾比婭犀利地揭穿他：“好一個“職責”的陳腐借口。偏執，自大，蠻橫的好奇，愛管閑事的脾氣，基於一知半解的無情指責，對別人的良知或明智的歪曲懷疑，極端無禮地把上帝撇在一邊，而把自己放到那個令人敬畏的地方——你的所謂職責就是從這些和同樣不幸的別的動機中來的。不過，要當心，先生。你正是自以為有犀利的目光卻蒙著眼睛走進這些事情里的。”

卡佛台爾的錯誤在於明知故犯：“‘我’認為，把我們自己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單個的男男女女，並非健康的思維活動。如果檢驗的對象是一個人自己，其結果一望而知必然是心靈的病態行為。”他坦承：“‘我’這樣竭力要探索她那少女的情懷簡直就是一種罪過，不過，她現在被別的朋友們丟棄一旁，‘我’便忍不住衝動，想窺視一下她那受傷后捲曲起來的花瓣的花蕊。”卡佛台爾雖然知道欲罷不能的行為正在束縛與扭曲著他的心靈，但是他似乎被動屈從於這種慾望：“當我們打算甩掉原本是絲制的束帶時，它卻立即變成了鐵打的鐐銬。我們的靈魂終歸不是我們自己的。”

卡佛台爾在深刻的自省和靈魂拷問中向讀者展示一個人心靈扭曲異化的原因——任由本我的慾望支配，對目標偏執的追求，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卡佛台爾的智性破產，正如他自己意識到的那樣，從根本上講，是因為他在滿足好奇心的過程中逐漸喪失了對同伴的尊重與同情。

霍桑用第一人稱的敘述手法，通過卡佛台爾坦誠的內心告白，給讀者勾勒出一個智性活動的陷阱。卡佛台爾不由自主地掉進了這個陷阱，而他的作者霍桑卻謹慎地繞開了這個陷阱，用更多的故事呼喚我們對人類心靈的關愛以及對社會進步的信心。

迷失的改革者

福谷運動的領導人霍林華斯就是一位以改革為借口對他人實行強權意志的“施虐狂”，而他身邊的兩位女性齊諾比婭與普里西拉則是遭受他精神與意志控制的受虐狂，他們之間的關係明顯是一種“共生性結合”。霍林華斯的施虐行為表現為極端的男權中心主義思想以及對他人強烈的控制慾望。霍林華斯在福谷事業和罪犯改造的雙重名義下真正感興趣的是在朋友中建立自己的絕對權威，別人只是他用來滿足自己虛榮心的工具。卡佛台爾發現，“霍林華斯難以對一個能有自己獨立觀點的人付出感情，而只是對每個專註於他的人表示興趣”，“在霍林華斯看來，人只不過是一頭帶轅的牛，他對我們高聲叫罵，在心裡暗自詛咒，過不久就會用牛鞭抽我們”。霍林華斯威脅卡佛台爾：“你如果不和我一起向我終生偉大的目標奮進，又怎能成為我的終生朋友呢？”

霍林華斯自己承認：“我性格中最突出之點是一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不屈不撓。”像卡佛台爾一樣，他自己所做的事也有美好的初衷，“用道德、智慧和勤勞的方法，靠純潔、普通又升華的頭腦的同情，改造那些惡人”，而由於他的“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不屈不撓”，他的慈善理論最終成了“他自己召來的冰冷的魔鬼”，讓他失去了“他內心的全部溫暖”，“讓他像所有雄心勃勃的人不可避免的那樣——最終變成了契約奴”。在齊諾比婭的眼中，掩藏在慈善家霍林斯華斯外表之下的只有自私和冷酷：

“全是自私。再無其他；什麼也沒有，只有自我，自我，自我。首先，你把致命的一擊也是欺騙性的一擊指向一種更純潔、更高貴生活的這一方案，那生活本是許多高尚的靈魂所創造的。其次，因為，卡佛台爾無法成為你順從的奴隸，你便無情無義地把他拋棄。你還把我也引進了你的計劃，當時是希望我助你一臂之力的，現在又把我甩開了，因為我是一個斷裂的工具。但是，你罪孽的最主要、最黑暗之處則是你扼殺了你最內在的良知——你對自己的心犯下了致命的錯誤。你胸中偉大而豐富的心已經被毀掉了。”

卡佛台爾在分析霍林華斯的異化時說：“我覺得，霍林華斯的性格和錯誤包含著這樣簡明的寓意：接受所謂的慈善觀念並且以此為業，受其強有力的推動並時常籠統地用於社會，對於由此變得過分狂熱並孤注一擲的人來說是危險的。這會毀掉或者可能毀掉這個人的心，並無形地影響別的心靈和生命達到同樣的幸福目標。”

齊諾比婭和卡佛台爾都發現“這個人的心”被毀滅了，這就清楚地點明了小說的主題：改革運動失敗的根源是人心的異化變質。霍林華斯的異化首先是他偏執而單一的目標追求所致，卡佛台爾發現：“他心無旁騖，只認準一個方向，他在那裡苦苦思索，感到義無反顧，無疑，宇宙的全部理智和正義似乎都集中在那裡了”，這種偏執使他“正在迅速地變瘋”。這種瘋狂和極端行為勢必讓霍林華斯這位改革者失去人性，並殃及周圍的無辜。卡佛台爾告訴人們：“那些投身於壓倒一切的目標的人，最終使他們變成只知那單一的原則而不知其他。這種人沒有心肝，沒有同情，沒有理智，沒有良知。他們有一個偶像，自願為其獻身，充當高級教士，並且認為把最珍貴的奉為犧牲乃是神聖之舉；而且絲毫也不懷疑——他們內心的魔鬼實在狡猾——那尊神的面孔看來是鐵板一塊，他們卻從中看到了慈愛，那尊神本身只不過就是個教士，其光輝只能使周圍變成一片漆黑。原先的目標越高尚純粹，被看得越大公無私，也就越不可能使這些人承認那種神般的慈愛墮入不顧一切的利己主義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看，霍林華斯與卡佛台爾實際上都同時兼有弗洛姆意義上的施虐狂和受虐狂的雙重角色。

霍林華斯的改革目標成了他崇拜的偶像，那個“內心的魔鬼”被他奉為神明，控制他，異化他，讓他在虐待他人的同時，自己也成了這個目標的“契約奴”。同樣，卡佛台爾的智力遊戲除了給他人造成困擾和傷害之外，他自己也被這種欲罷不能的病態好奇所折磨，失去了精神的安寧。

. 人心的改善

從卡佛台爾和霍林華斯的情況看，福谷事業的失敗在於知識分子與改革者心靈的扭曲，卡佛台爾總結他和霍林華斯各自的問題時說：“他由於這種成分（指意志）過多而在道德上毀滅了，‘我’卻時常懷疑，正是缺乏這種成分，‘我’自己的生活才空蕩蕩的。”

面對一個沉淪的時代，霍桑並沒有悲觀失望，而是提倡“依靠團結全世界愛的力量”，強調“凈化那個內心世界”，希望人們能回到正常的生活軌道上來，保持對家庭和上帝的神聖信仰，就像他規勸未婚妻遠離通靈術的誘惑時所說的那樣：“你要想知道什麼是天堂，就把手伸給你丈夫，回到心靈深處去感受那些神聖的思想與感情，你要知道，我對這件事的觀點並非因為不相信神秘所致，而是對心靈有深刻的尊敬。愛是真正的磁力。”

霍桑對“愛”的信任與強調使自己與他的那些具有病態好奇心的智者區別開來，也讓他對人類的進步與社會發展有了足夠的信心。

藝術特色

敘事手法

在長篇小說《福谷傳奇》中，霍桑運用心理描寫分析法文本中的愛情故事進行了刻畫。

在小說的開端，麥爾斯·卡佛台爾參加了一場有關“戴面紗的女人”的巡迴展，展會結束之後他遇見了一位叫做穆迪先生的神秘老人。老人在得知他次日將前往福谷農場之後，就詢問是否能夠幫他一個“極大的忙”。當卡佛台爾問到他是什麼忙時，神秘老人又羞於回答，並說道“我仔細想過之後，還是覺得你年紀太輕了，如果你認識其他較大的人明日也要去福谷農場的話，那請你幫我介紹一下。”最後，神秘老人沒有讓卡佛台爾幫這個“極大的忙”。之後卡佛台爾進行了仔細的推敲，並通過對之後發生的事情進行分析，終於知道了神秘老人找到他的原因。

在上述描寫文字中出現的“戴面紗的女人”毫無預兆地出現在卡佛台爾的生活中，並且始終在整部小說中浮現。這種描寫手法使讀者們不由自主地跟隨著戴面紗女人的反覆出現去推測她的真實身份。除此之外，小說里還出現了一個戴眼罩的神秘老人，最開始請求卡佛台爾幫一個“極大的忙”，最後因為卡佛台爾年紀太輕而取消了這個請求，這些內容無疑給讀者設下了一系列難以解答的懸念：這個忙到底是什麼？為什麼不能找年輕人來幫忙？這種描寫手法就是典型的陌生化手法，它通過加入懸念來延長讀者對作品的欣賞時間，人們遇到有懸念的地方，無疑都會停下來進行思考，在仔細推敲之後猜測懸念的答案，獲得非凡的閱讀體驗。最終，以卡佛台爾將事情的原因推敲出來而結束了此處的停留，並帶著好奇心繼續往下閱讀，尋求最後的答案。

“她臉色蒼白得像個病人膏育的病人，她不停地顫抖著，不知是因為太冷，還是由於害怕而引起的神經緊張，在火光照射的牆壁上彷彿可以看見她的影子在顫抖。我設想她的孤獨，命中注定要在風雪裡迷茫，雖然窗口微弱的光芒可以把她引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但是她不會停留太久。此時我的腦海里又浮現出另外一種假設，想起霍林華斯慈善活動的範圍，也許是他帶來了一個懺悔的犯人，想通過我們純潔的思想來治癒她精神上的疾病。”

在上述描寫中，霍桑通過卡佛台爾對蒲麗絲拉顫抖的原因進行的推測，暗示了蒲麗絲拉之前的坎坷經歷，而讀者們跟隨著他的假想與分析，陷人了更加好奇的心理，並不斷去思考蒲麗絲拉的身世與來歷。

敘事結構

《福谷傳奇》的敘事結構與其他小說大不相同，摒棄了開端、發展、高潮、結尾的傳統結構，使讀者在閱讀完整部小說之後，會感覺到時空的逆轉及三維的疊合。在整部小說中，作者主要運用了以下兩種結構排布法進行描寫一種是客觀世界層面，在這個層面中主要對齊諾比婭、霍林華斯和蒲麗絲拉三者之間的愛情進行了描述，而這部分的敘述是完全按照時間的先後順序進行的。

首先是描述齊諾比婭與霍林華斯的相遇，再到齊諾比婭愛上霍林華斯，到最後霍林華斯移情別戀愛上蒲麗絲拉，齊諾比婭無法接受該事實而通過自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以上故事情節完全是按照時間來發展的。另一種是對卡佛台爾心理的描述與分析，通過卡佛台爾對霍林華斯眼神及心理的分析和對蒲麗絲拉與齊諾比婭之間暖昧關係的推測，對齊諾比婭以往情史的想象等內心活動，以內心活動時間為線索，將過去與現在疊合在一起。

通過這種時間及空間上的重疊將作品複雜化，不僅增加了作品本身的藝術感，還為讀者創造了更好的審美體驗。

“她臉上掛著不自信的微笑，看上去似乎很愉快，靜靜地坐在齊諾比婭身旁的凳子上，並時不時地將目光轉向那位新朋友臉上，欣賞她的美麗。我不知道蒲麗絲拉為什麼會保持著這種態度，我只知道她曾念過一些齊諾比婭寫的故事或是她維護女權的相關文章，她來到這裡就是為了成為她的奴僕。”而在這段描寫當中，霍桑首先對蒲麗絲拉麵對齊諾比婭時自卑而愉悅的神情進行了描寫，然後緊跟著對其各種猜測進行敘述，給讀者帶來想象的空間，讓讀者去思考蒲麗絲拉與齊諾比婭之間存在的微妙關係，從而達到延長讀者閱讀時間的目的，增加了陌生化寫作手法的有效性。

戲劇元素

戲劇元素在《福谷傳奇》這部深受田園牧歌傳統影響的小說中表現得非常突出，小說中的福谷烏托邦實驗首先被轉換成一幕田園劇，主要人物以鮮明的戲劇意識在其中扮演著各自的角色。同時，整部小說又貫穿了劇院和戲劇相關的意向，對應著莎士比亞世界舞台的經典隱喻，戲劇元素的運用實際上融入了霍桑對田園牧歌傳統和烏托邦改革運動的深層思考。

布魯克農莊：布魯克農莊《福谷傳奇》是小說中烏托邦實驗社團福谷的原型，它的政治和社會改革理想本身就立足於田園傳統所構建的一整套信念上。

如果說《福谷傳奇》是一則探討烏托邦的政治文化寓言，那麼這則寓言是依託田園牧歌文體展開的，以布魯克農莊為原型的福谷在這套文學話語中被轉化為現代阿卡狄亞；同時，它也是小說人物自覺導演和上演的現代阿卡狄亞，小說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戲劇意識，劇院和與戲劇相關的意向貫穿整部小說，呼應著莎士比亞關於世界舞台的著名隱喻。

1、阿卡狄亞與戲劇意識

霍桑從撒納扎羅、密爾頓、斯賓塞和莎士比亞等文藝復興作家那裡承襲了歷史悠久的田園牧歌傳統，這一傳統在《福谷傳奇》中的運用尤為明顯。小說中表現的季節更迭、五朔節歡慶、假扮牧羊女的王后以及害相思病的詩人等都屬於典型的田園牧歌元素。

正是這些元素重新定義了作為烏托邦社團的福谷，使之轉化為撒納扎羅等人筆下的阿卡狄亞。小說第8章的章節目錄“現代阿卡狄亞”則直接點出了小說對田園牧歌傳統的運用。

這一現代阿卡狄亞是集體意識的創造物，是社團成員共同營造的想象的遊戲；同時，以齊諾比婭和卡佛台爾為代表的小說人物則表現出強烈的戲劇意識，而這種戲劇意識更多的時候是約翰·里斯所說的雙重戲劇意識，他指出莎士比亞劇中的人物往往表現出一種雙重戲劇意識，在某些特定的時刻，莎劇中的“演員會特別提醒我們是在觀看演出”。

在《福谷傳奇》中，“卡佛台爾及其他大部分人物傾向於將自己的經歷視作戲劇”。霍桑把一種自省意識引入到劇中，有意地利用雙重戲劇意識把阿卡狄亞傳統固有的戲劇性推向了極致。

正是這種雙重戲劇意識把福谷烏托邦實驗轉化成了一幕自覺上演的田園劇，這對有著嚴肅目的的福谷烏托邦實驗構成直接顛覆，揭示了以田園信念為支撐的社會改革計劃的虛幻性。

霍桑對文藝復興時期的田園牧歌文學頗為熟悉，他也洞察到該傳統內在的戲劇性，並充分發掘其戲劇性，賦予其筆下人物強烈的戲劇意識。在“現代阿卡狄亞”一章，敘事者卡佛台爾對他們新換上的農夫衣著做了番評論，將之與阿卡狄亞人的花哨衣裝加以對比：“雖然我們是阿卡狄亞人，我們的衣裝跟詩歌和舞台上阿卡狄亞人的典型衣裝— 裝飾著緞帶的緊身上衣、綢馬褲、絲襪子，以及上面縫著假玫瑰花的便鞋——沒有相似的地方。”

卡佛台爾不僅將福谷農莊實驗與阿卡狄亞相提並論，也直接點出了阿卡狄亞傳統自身的戲劇性。他在這裡使用的衣裝（cos-utme）一詞直接指向戲劇，詩歌和戲劇里的阿卡狄亞人終究是舞台上虛構的角色，不可能等同於現實中的牧羊人。

如果阿卡狄亞這一體裁本身就是田園背景中上演的一幕戲劇。那麼，讀者完全可以把福谷社團成員看作田園劇中的演員，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在一出集體幻想劇中扮演著相應的角色，自覺的演員就具備了所謂的“雙重戲劇意識”。卡佛台爾和齊諾比婭是最具這種雙重戲劇意識的人物，兩人都把福谷烏托邦實驗視作一幕阿卡狄亞田園劇，並且都清醒地在這一幕劇中扮演各自的角色。

2、劇院隱喻

福谷阿卡狄亞是一幕戲中戲，戲劇隱喻和與戲劇相關的意象實際上貫穿了整部小說，整個小說讀來如一幕幕銜接鬆散的戲劇場景。

作為敘事者的卡佛台爾也以戲劇形式來組織再現當年的回憶，稱縈繞於記憶的那些朋友為“大腦舞台上的人物”他稱自己扮演的角色相當於“古典戲劇里的一個合唱隊隊員”。

值得指出的是，佔據小說中心的劇院隱喻與莎士比亞的世界舞台隱喻有淵源關係，這也正是霍桑在序言里提到的“劇院”一詞的深層含義，即強調人生如戲的意識。

霍林華斯代表了另一個極端，他是整部小說中最缺乏戲劇意識的人。霍林華斯是一名狂熱的慈善家和監獄改革運動者，他的理想是通過教化罪犯消除人間罪惡，為實現這一理想，甚至不惜犧牲道德原則。霍林華斯陷入一種自私蝙狹的誤區中，其根源在於他狹隘的頭腦“只能接受一種模式”，看不到其他的模式與可能性。小說中對霍林華斯的批評實際上折射了霍桑對當時包括監獄改革在內的烏托邦改革運動的思考。

烏托邦理想對於霍林華斯而言是至高無上的原則，佔據了其全部心智和精力，因而，和狂熱的清教徒一樣，是極端嚴肅冷峻的，這點和脫開去看待事物的戲劇意識背道而馳。在人生的舞台上，他屬於那種投身其中渾然不覺的演員。霍林華斯看不到人生悲劇性的一面。

霍桑在序言里所用的“劇院”這一隱喻是意味深遠的，以田園信念為支撐的福谷烏托邦計劃首先被小說人物轉化成了一幕現代阿卡狄亞，放在小說整個框架里，它又是一幕戲中戲，和福谷上演的假面劇一起指向莎士比亞關於世界舞台的經典隱喻，戲劇元素的巧妙運用融人了作家對田園牧歌傳統和19世紀上半葉美國烏托邦實驗熱潮的批評。

《福谷傳奇》向人們展示了一個崛起中的媒介社會。

——方文開（江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學者莫里斯·克萊恩評價：“小說充滿了戲劇場景：如福谷中的晚餐桌，旅館窗口的場景，艾略特講道壇的一幕，以及午夜波光粼粼的河面，所有這些都富於視覺效果，而且是靜態的。”

——尚曉進（上海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納撒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出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塞勒姆，美國最小說家，是美國心理分析小說的開創者，也是美國文學史上首位寫作短篇小說的作家，被稱為美國19世紀最偉大的浪漫主義小說家，其代表作包括長篇小說《紅字》，《七角樓房》，短篇小說集《重講一遍的故事》，《古宅青苔》，《雪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