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國權

1940——1945，重慶中華大學工商管理系學習；

1945——1947，成都市直接稅務局稅務員，瀋陽直接稅務局課長；

1947——1953，天津利中酸廠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1954——1957，公私合營後任天津利中酸廠副廠長，天津染化公司副經理；

1957——1963，天津市河東區工業局副局長、區工商業聯合會主委；

1964——1977，天津市工商業聯合會秘書長；

1977——1983，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委，天津市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委，民建天津市副主委；

1983——1993，民建中央副主席、執行局主任，民建中央常務副主席；

1993——1994，民建中央常務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

1994.03——增選為第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94——1997，民建中央常務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中國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

1997——民建中央名譽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中國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

1998.03——2003.03 ，第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萬國權一直過著非常簡樸的生活，從小就沒有穿過買來的衣服和鞋子，而是年邁的奶奶戴著老花眼鏡一針一線縫製出來的。

萬國權從小就崇拜岳飛、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后隨父移居天津，就讀於南開中學，與兩位共和國總理周恩來、溫家寶是校友。在南開就讀時，他與張學良的五弟張學森同窗並同住一室。

大學畢業后，萬國權先後在成都、瀋陽的稅務局工作，充分見識到了當時國民黨官場的勾心鬥角，以及人民對官僚的厭惡。有幾次他到商店買東西，店員噤若寒蟬，竟然不敢收他的錢。他感到十分難堪，乾脆辭去職務，回到天津，擔任利中酸廠的經理，主業為生產硫酸，決心走實業救國的道路。

1949年，中國的歷史迎來轉折點。當時許多人勸萬國權去台灣，可是他經過認真思索，決定留在大陸，參加新中國的建設。

1950年，萬國權加入了中國民主建國會。1954年，他率先將利中酸廠進行了公私合營，這幾乎是當時國內最早實行公私合營的企業行為，成為私營企業轉變為國營企業的典範。不僅如此，他還積極勸說其他工商業者加入公私合營，發揮了“骨頭、帶頭、橋樑”的作用，成為全國知名的“紅色資本家”。

從1988年起,，萬國權就參與了澳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為此曾多次到澳門聽取當地人的意見, 耐心地向澳門人士解答疑問, 廣交朋友。此外，作為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主席，他也做了大量對台工作，凝聚台灣同胞之心。

萬國權的父親萬福麟，是東北軍名將、國民黨二級陸軍上將，張學良的左膀右臂。萬福麟近40歲才有了排行第二的萬國權，但兒子卻未因此受到父母的嬌慣。

抗戰爆發后，萬福麟率軍在前線殺敵，萬國權和家人留在淪陷的天津，隨時有生命危險。他遂化妝改名，帶著家人逃出天津，先坐船到上海、再沿長江西進。萬國權找來一輛獨輪車，讓母親、妻子和襁褓中的孩子坐在車上，他雙手握把、嘎吱嘎吱地推著車，一路跋山涉水、頂著日軍的轟炸，終於來到大後方重慶。

萬國權因病於2017年3月23日13時1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

萬國權同志是堅定的愛國主義者和我國現代民族工商業者的優秀代表。作為東北軍著名愛國將領萬福麟之子，雖然家庭生活條件優越，但他從小受到進步思想影響，立下了報國志向。1936年初中畢業后，他積極參加抗日救亡學生愛國運動。抗日戰爭勝利后，他親眼目睹了國民黨官場互相傾軋、勾心鬥角、貪污腐敗的狀況，毅然辭去公職，滿懷振興民族工業的高昂熱情，回到天津擔任家族企業天津利中酸廠副經理、經理，決心走實業救國的道路。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國民經濟恢復和各項事業迅速發展，民族工商業煥發了生機活力，他認識到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民族工業才能真正得到發展，中華民族才能真正得到振興。1954年1月1日，他在天津率先對家族企業實行公私合營，實現了企業所有制的轉變，成為天津私營企業轉變為國有企業的典範。他以其親身經歷現身說法，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宣講公私合營的優越性，對天津市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起到了重要的帶頭和推動作用。

萬國權同志是中國民主建國會的傑出領導人。1950年11月，他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從參加民建的那一天起，他始終嚴格要求自己，自覺與中國共產黨保持一致。在天津擔任民建河東區支部主任、化學同業公會主委，民建天津市委會副主委等職時，他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團結民建會員和工商業者投身社會主義建設。1985年，他擔任民建中央執行局主任，主持民建中央日常工作后，自覺發揚民建自我教育的優良傳統，堅持理論聯繫實際，把“生命不止，學習不輟”作為自己的座右銘，深入學習鄧小平理論和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努力促進民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揮優勢、作出貢獻。在擔任民建中央常務副主席期間，他與領導班子成員一道，帶領民建會員與中國共產黨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充分調動廣大會員的積極性和創造力，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大局服務。他經常組織會內外專家學者，圍繞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改革和建設中的重大問題進行調查研究，提出意見和建議，切實履行參政議政、民主監督職責。1989年，他代表民建中央在全國政協七屆二次會議上作了《在堅持的前提下逐步完善、豐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大會發言，強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多黨合作的歷史必然性，受到了大會的高度重視和廣泛關注。1993年，在他參與下，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關於在憲法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建議》，被寫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憲法修正案。他熱愛民建事業，幾十年來為民建的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深受廣大民建會員的愛戴和社會各界的廣泛讚譽。

萬國權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新中國成立伊始，天津利中酸廠是華北地區唯一一家製造硫酸的工廠，產品供不應求。他積極響應國家號召，主動將硫酸產品全部交給國家包銷。在抗美援朝期間，他帶頭認購公債，還親自上台參加京劇義演募捐。1964年抗洪救災時，他以個人名義捐款捐物。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即使身處逆境，他對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始終沒有動搖。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方針政策，以極大的熱情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他爭取多方面支持，充分調動原工商業者的積極性，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獻計出力，為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鞏固壯大愛國統一戰線、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出了積極貢獻。他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后，仍然一如既往地關心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發展。他堅定地擁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擁護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和方針政策。他始終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在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奮鬥歷程中，和幾代中共中央領導同志結下了深厚友誼，成為中國共產黨信賴的摯友和諍友。

萬國權同志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他熱愛人民政協事業，在擔任全國政協領導職務期間，積極參加全國政協組織的各項活動，圍繞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建言獻策，為黨和政府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他十分關注人口老齡化問題。1998年率領全國政協考察團赴北京、浙江、廣東、江西等地深入調研，提出的意見建議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老齡化問題也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他曾經擔任全國政協京昆室主任，對繼承和發揚以京劇、崑曲為代表的中國戲曲藝術十分重視，並給予大力支持。他長期致力於祖國統一工作。1988年起，擔任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多次會見澳門同胞，耐心聽取意見，為澳門基本法制定和澳門順利回歸作出了貢獻。在擔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名譽會長和全國政協祖國統一聯誼委員會副主任、主任期間，盡心竭力，不辭辛苦，為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積極奔走。1995年在全國政協八屆三次會議上，他代表全國政協祖國統一聯誼委員會作了《高舉愛國主義旗幟，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發言，強調“國家統一，匹夫有責”，所有中國人都要團結起來，堅持統一，反對分裂，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他多次在會見台灣客人時指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他堅決反對“台獨”、反對分裂，希望早日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他積極開展對外交往工作，曾率團出訪美國、法國、泰國、孟加拉國、斯里蘭卡、柬埔寨等國家和地區，多次會見來訪的外國代表團，積極宣傳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成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我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為加深世界各國對中國的了解和認識，促進中國與這些國家人民的友好往來作出了積極貢獻。

萬國權同志的一生，是愛國奮鬥的一生，是甘於奉獻的一生。他堅持原則，為人坦誠；顧全大局，團結同志；清廉樸實，嚴於律己。他對國家和人民無限忠誠，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充滿信心，為多黨合作和民建事業鞠躬盡瘁。他的崇高品德和無私奉獻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