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機營

建立

永樂八年（1410年）征交趾（今越南）時，朱棣得神機槍炮法，特置神機營 肄習。明成祖在親征漠北之戰中，提出了“神機銃居前，馬隊居后”的作戰原則，神機營配合步兵、騎兵作戰，發揮了重要作用，使火器的應用更趨專業化，神機營也成為明軍的一個兵種。該營是京軍三大營之一（其餘兩營是五軍營及三千營），裝備有火槍、火銃等，後期又添置火繩槍。這種獨立槍炮部隊建制在當時中國乃至世界各國都處於領先地位，比歐洲最早成為建制的西班牙火槍兵（創建於1510 年），要早一個世紀左右，是明代早期火器部隊領先於世界的佐證。

編製

神機營擔負著“內衛京師，外備征戰”的重任，主管操練火器及隨駕護衛馬隊官兵，是皇帝直接指揮的戰略機動部隊。神機營與明初創編的衛所駐軍的編製不同，其最高編製級別為營，營編提督內臣2人、武官2人、掌號頭官2人；營下編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五軍，各設坐營內臣1人、武臣1人，除中軍下領四司外，其餘各領三司；每司設監槍內臣1人、把司官1人、把牌官2人。營專習神槍、神炮。稍後，又得都督譚廣馬5000匹，稱五千下營，附於神機營，設官如神機營以下各軍，營下編四司，每司設把司官2人。

十六世紀中期以前神機營的編製：

資料來源，《皇明經世文編》之二百四十：曾襄愍公復套條議四（條議）：

全營兵力：步兵3600人(全配火器)；

騎兵1000人；

炮兵400人(管理野戰重炮及大連珠炮)；

共計官兵5000人。

裝備火器：霹靂炮3600桿(步兵火銃)；

合用藥9000斤；

重八錢鉛子90萬個；

大連珠炮200 桿(多管火銃)；

合用藥675 斤；

手把口400 桿(炮兵防身用手銃)；

盞口將軍160位(野戰重炮)。

關於車營的編製：戰車子營按照營－沖－衡－乘－車分5級編製。

每營4沖－每沖2衡－每衡4乘－每乘4車(偏廂車)，

合計戰車128輛，配屬給步兵子營使用。

步兵子營和騎兵子營則仿造戰車子營編製。

步兵子營每100人為1乘－400人為1衡－800人為1沖－4沖3200人為1步兵子營。

騎兵子營以50騎為1乘－200騎為1衡－400騎為1沖－4沖1600騎兵為1騎兵子營；

另配一個2沖的騎兵權勇隊(預備隊)，一共有2400名騎兵。

關於偏廂車的記載：

明代宗朱祁珏(景泰帝)在位的時候，郭登在大同曾造用於防守的偏廂車。轅長1.3丈，寬0.9丈，高0.75丈，廂用薄板，上置銃，編配10人使用，出則左右相配，前後相接，鉤環牽互，車載衣、糧、器械並鹿角。

之後成化、嘉靖、隆慶年間均造過偏廂車，隆慶三年(1569年)，戚繼光在薊州曾造過偏廂車。其式――只用向外面一廂，每輛重600斤以上。

不久明軍守遼東廣寧時，魏學曾又作改進――每2輛中設拒馬槍1架，填塞間隙，車架上下用棉絮布帳圍之，可以防避矢石，車上載佛朗機2挺，下置雷飛炮，快槍各6桿，每架拒馬槍上樹長槍12柄，下置雷飛炮，快槍各6桿，每車用卒25名。孫承宗車營所用偏廂車大致與之相同。

戚繼光編煉的車營和步營資料(寫在兵書里，將要計劃實施的，僅供參考)

車營：戰鬥兵2048人；

軍官、雜役、工匠、車夫等1061人；

全營官兵共3109人。

裝備：佛朗機256挺(佛朗機手768人)；

鳥銃512枝(鳥銃手512人)；

大將軍(重型大口徑火炮)8門；

以上火器手共1320人，占戰鬥兵的64.2%；

其他的都是長槍手、藤牌手等等裝備冷兵器的士兵。

步營：戰鬥兵2160人；

軍官、雜役、工匠等共539人；

全營官兵共2699人。

裝備：鳥銃1080枝(鳥銃手1080人)。

火器手共1080人，占戰鬥兵的50%。

其他的都是長槍手、藤牌手等等只裝備冷兵器的士兵；

其中有216名黨耙手，裝備火箭共6480支。

孫承宗編煉的車營資料：

全營兵力：步兵3200人；

騎兵2400人；

輜重車夫512人；

各級軍官，侍從，傳令，雜役515人；

共計官兵6627人。

裝備火器：槍1984枝，

其中鳥銃256枝；

3眼槍1728枝；

大小佛朗機共256挺；

各種火炮(紅夷，神飛，滅虜等等)88門。

裝備車輛：偏廂車128輛(戰車)。

輜重車256輛。

孫承宗車營的詳細資料之二：

全營兵力：各級軍官127名；

騎兵、步兵、傳令、雜役等5988名；

輜重車夫512名。

裝備車輛：偏廂車128輛；

准迎鋒車256輛；

輜重車256輛；

裝備戰馬：官馬296匹；

兵馬3024匹。

馱運畜力：火器馱駝32隻；

火器馱騾120頭；

輜重車駕牛256頭。

裝備火器：大將軍炮16門；

滅虜炮80門；

佛朗機256挺；

鳥銃256枝；

3眼銃1728枝。

裝備兵器：弓箭撒袋1273副；

大弩256張；

長槍、長刀、長斧1280件；

火箭7680枝；

大棒256條；

藤牌256面；

腰刀5888口。

裝備甲胄：騎兵2500副(包括隸屬中軍的100騎傳令兵)；

車正128副；

管隊臂手97副；

車正臂手128副。

後勤部隊詳細資料：

人員編製：內將官1，中軍1；

軍車兵30人；

雜役兵254人；

車炮兵1622人；

全營共1908人。

裝備火器：車載佛郎機160門(每門3人)；

鳥銃640枝(銃手640人)。

車輛畜力：輜重車256輛；

駕車用牛256頭。

雜項工具：金、鼓、旗幟、響器二套；

繩樁96條；

拒馬槍256條；

火兵尖擔256架；

火鐮224把；

燈籠354個；

鐵楸736把；

鐵撅496把；

鐮刀1216把；

斧頭128把；

鑿子128把；

鍘刀240口。

糧草輜重：米200石；

黑豆500石；

淇子299石4斗；

炒麵299石4斗。

鑼鍋500口；

鐵鍋256口；

水袋500個；

水桶256口。

全營一次運載軍需物資量可供1萬人3日之用。

水兵營資料

人員編製：每營編2哨，共510人。

戰船火器：大、中、小戰船10艘；

大將軍炮4門；

佛郎機40門；

碗口銃30門；

噴筒500個；

鳥嘴銃68支

根據以上可以看出，明軍裝備的鳥銃並不多，主要以連發近戰的3眼槍為主。主要原因是北方地區天氣嚴寒、風沙大不適合使用鳥銃，因此大量裝備三眼銃，而南方地區則適合大量裝備鳥銃。

戰法

據史載，神機營為了能夠保證長時間持續的射擊，通常使用“輪射”戰術（日語中稱作：三段擊），此戰術分為三排，前一排首先由處於隊列第1、3、5、7、9、11等位置的士兵射擊，再由處於隊列第2、4、6、8、10、12等位置的士兵射擊。前一排的士兵在每一次射擊之後，馬上將神機銃遞迴中間一排的士兵，同時從中間一排的士兵手中接過裝好彈藥的神機銃。中間一排的士兵一方面負責從前排士兵的手中接過射擊之後的神機銃，並向後傳遞給第三排的士兵裝上彈藥；另一方面負責從第三排士兵的手中接過已經裝好彈藥的神機銃，並向前傳遞給前一排的士兵。如此反覆輪換，戰鬥力十分強大。

創始人

此一戰術最早為明初名將沐英所創製，是所有前添槍最核心的戰術，領先西方二百餘年，領先日本二百餘年。

戰術發展

此方法本用於對付沐英防守地段起義軍的大象，后經朱棣將其改良並用於對付機動性更加的騎兵，先由裝備火銃的士兵射擊敵方騎兵，射擊后立刻退向軍隊側翼之後便由五軍營及三千營的騎兵繼續對敵方騎兵展開第二次打擊，其後便由五軍營的步兵用制（反）騎兵武器對對敵方騎兵進行第三次打擊。其對騎兵的殺傷力非常大。

背景

明朝的戰爭形態，戰爭模式和之前的歷朝歷代相比，有了非常巨大的變化，其中火器的應用是起到了核心作用。如果說中國的火器在戰場上的應用，宋朝是萌芽階段的話，那麼明朝就是大發展的時代，而出現這種形勢則是與朱元璋的發展歷程息息相關的。

朱元璋在長江附近起家，在他發展之初，就有一個叫焦玉的人獻上他所研製的火器，於是朱元璋的隊伍成為了江南起義軍中可以說是唯一的火器成為制式裝備的起義軍。江南水網縱橫，再加上劉福通的北伐，蒙古人引以為傲的騎兵隊伍發揮不了應有的威力，於是擁有火器的朱元璋很快就嘗到了甜頭。在與陳友諒的一系列戰鬥當中，火器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洪都保衛戰當中，陳友諒揮軍六十萬圍攻洪都，結果洪都的朱軍在火銃的幫助下使陳友諒久攻不下。而其後的鄱陽湖大戰朱元璋的軍隊更是發揮了火器的威力，使用了當時中國最先進的“火炮、火銃、火箭、火蒺藜、大小火槍、大小將軍筒、大小鐵炮、神機箭”等火器，開創了在水戰中以“艦炮”轟擊敵艦的先例。

明朝建國后，火器成為了明軍的制式兵器之一，通常明軍的構成為“銃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槍四十”，火器的比例佔到了10%。而隨著火器的發展明朝出現了兩個新的兵種，一個就是神機兵（火器兵），而另外一個則是車兵——戰國時期被拋棄的戰車重新煥發青春。

神機營戰鬥

明代永樂年間，創建了戰略機動部隊——神機營，它與五軍營、三千營一起隨皇帝出征。神機營以火炮，即銅火銃為主要裝備，它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炮兵部隊，使炮兵成為一個獨立兵種，完成特定的軍事任務。神機營創建后，多次跟隨明朝皇帝出征，用手中的厲器——銅火銃作戰。神機營的銅火銃作戰時，列於陣線前列，各炮隊之間有一定間隔，便於裝填炮彈，可以輪番齊射，用炮火摧毀敵人陣地。1410年2月，明軍受到蒙古軍隊阻擊，神機營立即用炮火突擊阻敵，敵軍的防守陣地被神機營的炮火所摧毀，大部分守軍在炮火中喪生。明軍的騎兵部隊發起攻擊，大獲全勝。

但是，風勢輪流轉。時光到了1449年10月，蒙古兵越戰越勇，步步進逼，12萬蒙古兵已經攻到了京城附近。守備京城的將軍命令神機營設伏於北京德勝門外。10月13日，蒙古兵兵臨城下，明軍守衛部隊派出騎兵小分隊，將蒙古兵引入神機營設伏地區。

明軍的神機營裝備著最早的火炮——銅火銃。而且，神機營久經百戰，有著火炮戰和機動戰的經驗。在蒙古兵被引入神機營設伏地區后，守城的將軍一聲令下，神機營的大小銅火銃一齊開火，大小銅火銃發射的石制或鐵制的球形彈丸，一齊射向蒙古士兵，用來殺傷敵人。

神機營的大小銅火銃打亂了蒙古兵陣形。此時，城內外明軍乘勢出擊，大敗蒙古兵。在這次京城保衛戰中，神機營的銅火銃發揮了重要戰鬥作用，立了大功。

建立

清朝建立后，製造的火藥兵器重火器主要是火炮，輕火器主要是火槍。清朝製造火器始於后金天聰五年(1631年)，清代前期仍大量製造，到康熙時，火器製造的規模、質量、工藝都達到高峰。清中期后火器發展漸趨停頓，直到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前後，清政府又大量趕製火器，但結構仍沿襲祖制，性能已大大落後於西方列強所制。

與此同時，在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看到了中國的軟弱可欺，紛紛不遠萬里而來，企圖進一步對中國圖謀不軌。

在這內憂外患交加的環境下，清政府在咸豐十一年（1861年）建立“神機營”，神機營是清晚期在內憂外患的壓迫下創建的一支使用新式武器的禁衛軍。兵員是從八旗原有的禁衛軍諸營中選出的，新組建時共有兵員1.4萬人，到同治四年增至約3萬人。由當時擔任議政王的恭親王奕訢親領。選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及前鋒﹑護軍﹑步軍﹑火器﹑健銳諸營之精銳者充之。常守衛於紫禁城及三海，皇帝巡行時亦扈從。下轄馬、步隊25營，官兵14000多人。

神機營這個名稱，明代已有，但明代的神機營相當於清代的火器營。清末新建的神機營是用西方近代武器裝備的軍隊，建成后，神機營成為清末禁衛軍的主力，其官署的規模也是空前龐大的。但是由於清王朝的腐敗和種種積重難返的問題，這支新建的禁衛軍與近代化勁旅的要求相去甚遠。

神機營也是清末紫禁城的一支重要守衛力量。每日，神機營的管帶1員、營總1員，各帶兵10名，值守在宮中值房。隊官4員，各帶兵20名，分駐在皇宮的四角值守。上述官兵，共有10班輪替。御苑三海的牆外，神機營兵會同八旗各營中的槍兵技勇之士，共810名輪流值宿，內分為10班，每日更替一班。值守時還要傳籌走更。

建制

神機營衙門設在煤渣衚衕。清末震鈞所著的《天咫偶聞》一書，對神機營衙門專有描述，其中寫道：“神機營署，在煤渣衚衕。同治初，設選八旗精銳，別立此營。總以親王大臣，無定員。其下全營翼長二人。其下分為文案、營務、印務、糧餉、核對、稿案六處，各有翼長、委員。此外軍火局、槍炮廠、軍器庫、機器局，各有專司，共兵萬五千餘名。自設立后，八旗京官競來投效。文案處委員至一百六十餘員，營務處一百八十餘員，而書手不在此數，庚子以後廢。”神機營在王府井大街上的操練場就為現今東安市場。

發展

據史料記載，咸豐十年，英法聯軍犯天津，僧格林沁密疏請幸熱河。文祥以搖動人心，有關大局，且塞外無險可扼，力持不可，偕廷臣言之，復請獨對；退偕同直侍郎匡源、杜翰具疏請罷所調車馬，……文祥密疏請選練八旗兵丁，添置槍炮，於是始立神機營，尋命管理營務。同治元年，……是年秋，馬賊入喜峰口，命文祥率神機營兵防護東陵，督諸軍進剿。……命率神機營兵往剿，增調直隸洋槍隊出關，約東三盟蒙古王公由北路夾擊，破賊於錦州東井子。……分三路進擊，十數戰皆捷，擒斬三千餘。

同治初年，清王朝撲滅了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對太平天國和捻軍的征戰，全靠曾國藩，左宗棠等漢大臣自行招募的湘軍和淮軍，旗人遂對神機營賦予極大希望，派同治皇帝胞叔、光緒皇帝生父醇親王親自掌管，類似於天子親軍的地位，也被寄予不辱祖宗神勇、重振八旗雄風的重任。以後光緒接堂兄同治即位，醇親王因身份特殊，不再直接管神機營，則由其兒女親家“僧王”僧格林沁的兒子伯彥納謨詁統帶。“僧王”出自蒙古博爾濟吉特氏，即孝庄皇太后一族，為號稱滿蒙一家的清王朝第一至戚。在晚清歷史上有獨特作用的榮祿，也就是從幫助醇親王經管神機營的副手而起家的。於此都可見神機營身份的尊貴和地位的重要。

同治四年奉上諭：“醇郡王奕儇等訓練神機營兵三萬餘人，操演漸著成效，綠營亦就整肅。令仍隸醇郡王節制，督操閱兵大臣，一併閱看。”這時太平天國雖己覆滅，但另一支農民起義軍一捻軍與太平軍殘部會合，分成東捻、西捻兩部，活躍在陝西、河南、山東一帶。清軍著名將領僧格林沁全軍覆投，湘、淮等軍也有的被擊潰。後來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湘、淮軍統帥設下“畫河圈地”的辦法后，以賴文光、任化邦為首的東捻軍，在蘇北、山東地區遭到失敗。但在同治七年以張宗禹為首的西捻軍從陝北渡河而東，由晉南、豫北地區北上至保定、天律一帶地區，直接威脅北京。

清廷驚慌失措，正月京師戒嚴，命恭親王奕訢會同管理神機營王大臣辦理巡防事宜。閏四月詔授都興阿為欽差大臣，急速來京管理神機營事務，統轄壽春、張灌，宋慶、陳國瑞四軍率神機營兵出鎮琢州。一時李鴻章、左宗棠所率湘、淮各軍雲集直隸。六月，西捻軍張宗禹被包圍於黃河、運河之間，張宗禹等西捻軍領導人死難，捻軍抗清鬥爭失敗，京師宣告解嚴。此役神機營兵雖曾出隊但未接仗。

此後神機營也和八旗軍一樣，訓練日漸鬆弛，紀律渙散。到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之役全軍潰散，建制遂亦取消。

但是自神機營建立后，八旗官員競相投效，機構日益臃腫，各種職官540餘人，竟比兵部還多了300餘人。官兵漸染八旗腐化的積習。同治七年（1868年），西捻軍一度逼近京畿地區，慈禧太后欲遣神機營禦敵。一日神機營會操，遣內侍前往觀察。還報說：罷操后，諸兵各手拿一鳥籠，已遊盪於茶館店鋪中。民間謠諺，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進營要少”，諷刺他們臨陣奔逃，出操則預雇替身，平日很少到營出操。太后聽說震怒，令奕譞前往檢閱操練。奕譞受命大閱，只見士弱馬疲，步伐錯亂。有一兵丁竟從馬上跌落，摔斷了腿骨。經查問，回答說：“我是打磨廠賣臭豆腐的，哪能騎馬？”

光緒年間，神機營紀律更加鬆懈，而且鴉片泛濫。神機營在順治門外校場口訓練，會操前各兵丁已將附近各衚衕口用帳幔遮掩。兵丁每操練一回合，即紛紛步入帳幔。有好事者繞道窺視，只見“滿地排列鴉片煙具，各兵丁拚命呼吸，候令再出”。督操王大臣走後，便呼嘯而去。這些用洋槍洋炮裝備的八旗“精銳”，實際是一群無力作戰的煙鬼。在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二十七回《管神機營王爺撤差》，對這事也有生動的描寫。

神機營機器局

北京最早的近代軍火工業。光緒六年末（1881年）恭親王奕欣奏准選派神機營官兵30名，赴天津機器局“學習外洋炸炮等項及各種軍火機器”。天津機器局的創辦者李鴻章即慫恿主持神機營的醇親王奕譞在京設局，“以開風氣而便取攜”。奕譞因而奏准於京西三家店創設北京神機營機器局，委託李鴻章派員從歐洲代購新機器。

為建洋式雙層廠房耗銀20萬兩，購機器又投資100萬兩。於光緒十年（1884年）建成投產。生產來福炮、機關槍、水雷、炮彈、子彈等。光緒十六年（1890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2時，因不慎失火，雖消防單位及時趕到，亦遲至夜間方將大火撲滅，燒毀部分廠房，損失機器產品等達數十萬兩，幸其軍械軍火庫沒被波及，否則，後果不堪設想。經此大火后，該局草草結束。

明朝建國之初，火器的發明和製作在世界上居於領先地位。嘉靖年間，南有倭寇，北有韃靼，內憂外患嚴重，軍事鬥爭十分激烈，促使火器在明朝又繼續發展起來。當時的有識之士就提出了“有精兵而無精器以助之，是謂徒強”；“若有人無器，則人非我有矣”（《徐光啟集》），這一批人大力推動了火器技術的發展。在嘉靖至萬曆年間，明人主要學習和改進了西方傳入的各類火器，其中佛郎機和鳥銑被明軍改造和完善之後大批量地裝備了軍隊。在學習和仿製外國火器的同時，傳統火器也有了較大的發展，大體可分為燃燒性火器、爆炸性火器和發射性火器三大類，約有二三百種之多。

與此同時，隨著火器式樣的發展，火藥的配方和製作技術在明朝也趨於成熟，大體可分兩大類：由硝、硫、炭構成的純火藥配方和夾帶其他成分的毒火、神火（我國古代的化學武器）等火藥配方，隨著不同的用途而對應不同火藥的配方，在製作工藝和火藥理論方面均達到了成熟的階段。

火器的發展也在明朝達到鼎盛時期，明末的兵書如《兵錄》《神器譜》《武備志》《西法神機》《火攻摯要》《籌海圖編》《軍器圖說》《火龍神器陣法》等詳細地記錄了明軍裝備火器的製法、圖譜以及火器部隊的編製和戰法。還誕生了數位知名的火器（包括理論）專家如趙世禎、畢懋康、胡宗憲、茅元儀、孫元化；十分重視火器運用的軍事將領如戚繼光、孫承宗等。

為平定三藩之亂，康熙特命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製造適應南方地形特點和便於戰場上機動使用的火炮。南懷仁“依洋式鑄造新炮”，並進呈《神威圖說》一書，介紹西方的制炮理論和方法。在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末年四十餘年間，僅中央政府就督造或改制神威無敵大將軍、金龍炮、制勝將軍、威遠將軍等各型火炮近千尊。不但數量多，而且種類也不少，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頒行的《欽定工部則例造火器式》載有各種火炮共85種，同年的《皇朝禮器圖式》中鳥槍，紅衣炮，子母炮這三樣火器成為制式武器。其他的著作分別有薛熙撰的《練閱火器陣紀》，沈善蒸撰的《火器真訣解證》，王達權、王韜同撰的《火器略說》，薛鳳祚撰的《中西火法》，陳暘撰的炮規圖說以及董祖修撰的《炮法撮要》等。清朝軍隊的火器裝備率也超過明朝，直到兩次鴉片戰爭期間和太平天國戰爭初期，清軍的主要火器是鳥槍和各種生鐵、青銅鑄造的火炮，在道光、咸豐年間又裝備了兩人抬用的抬炮和抬槍，清朝軍隊火器的裝備率達到50-60%。

清朝初期在政權穩固及穩定后容許漢族民眾持有冷兵器，但仍然警惕火器尤其是重型火器的流存。雖然清朝在法律上嚴禁民間私制火器，但在實行上卻沒有也難以嚴加管制，終清一代火器在民間幾乎隨處可見，製造和銷售火器在民間已有相當的規模，出於自衛、捕獵、遊戲等原因有不少平民都擁有了火器，甚至在京城也有鐵匠私造火器售賣。此外，清朝希望士紳掌管的民間武力協助國家維持基層社會的秩序和協助保衛國土，加上亦需顧及民間狩獵和自衛的需要，故清政府在一定條件下容許民間武器合法存在。中國歷史上的歷代王朝都不會樂見民間有大量武器，特別是不願看到有精利武器在民間流傳，但基於上述原因，清朝對民間火器的政策經常陷於“允許、鼓勵”與“禁止、控制”的兩難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