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厭居習作

1935年葉聖陶出版的散文集，收1923一1935年間的散文36篇。

收1923一1935年間的散文36篇，1935年出版，其中有一部分曾收入過《劍鞘》和《腳步集》

這些散文內容比較豐富，形式也不拘一格。其中既有對重大政治鬥爭題材的記述和感受，旗幟鮮明，愛憎強烈；也有對生活中一些具體的人物、事件的描摹，態度親切自然，體情人微，狀物真切；既有富於哲理性的議論，也有輕柔暢達的抒情；既有激憤的鞭笞和詛咒，也有細微的描寫和親切的讚頌。1928年，他應朋友邀請陸續在《教育雜誌》“教育文藝”欄內連載長篇小說《倪煥之》，1929年單行本出版。這部小說真實地反映了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由埋頭教育改革到參加群眾革命運動，由自由主義到集體主義的曲折道路，被譽為“扛鼎”之作，是我國新文學史上較早出現的成功的長篇小說之一。

葉紹鈞執著人生現實的一貫態度，在《未厭居習作》中體現這一特色。《牽牛花》和《開井裡的種植》與他前期作品《沒有秋蟲的地方》、《藕與蒓菜》、《看月》，同屬於寫景抒情之作，在閒情逸緻之外別有哲理意味。《幾種贈品》、《三種船》、《薪工》、《中年人》、《兒子的訂婚》、《過去隨談》。

那些都是他二三十年代時候寫的一些短文。用他的話來說，只想把自己的經驗和意想暢暢快快地寫下來，在日常生活中能有一些便利。因此只叫“習作。”

謙虛至此，令吾輩汗顏！

開篇，作為一代大作家的葉老，一聽“讀書”二字，就令人反感！

緣由有三：

一是有些文人學士之流，心營他務，日不暇給，偏要搭起架子，感嘆“忙亂到了這個樣子，連讀書的工夫有沒有了。”這樣說的人是在告訴別人，自己是一個天生的讀書的種子，只是做了很多不相干的事情，自己是被逼迫的，這是一種荒唐驕傲的意態，只有回答他一個不睬了事。

鄙夷之態令心悸！何嘗不總是用這樣的話語給自己尋找借口呢？真正想看書的人，書就是自己的糧食，我們能不飯否？——真想看書，那也是自己的事情，與別人毫不相干！

二是葉老鄙夷那些政客、學者、教育家等的“讀書救國論”。自己沒有讀過幾本書，卻把道理說得頭頭是道，其實，若真有幾本能救國的書，他們也不一定能說出它們的書名來！

聯繫如今的一些假學者，假專家，寫了多少假文章——天下文章一大抄，如今真是多如牛毛。甚至有人說現在已經是一個“複製、粘貼”的年代！如今有多少在真正做學問的人呢？葉老可是真有先見之明啊！

最後是指小孩子進學校，我們都稱之為讀書。國文等科目讀書尚且能說得過去，但是“自然科、社會科的功課也只是捧著一本書來讀，這算什麼呢？一頭貓，一個蒼蠅，一處古迹，一所公安局，都是實際的事物，可以直接接觸，為什麼不讓接觸，卻把那些東西寫在書上，使他們只接觸一些文字呢？這樣利用文字，文字便成了障礙！”

說得多麼精闢！對照現在的教育，70年後的今天，還有多少教育工作在做著這樣的蠢事？我們忘了文字只是一種工具，卻竟承認讀書是最後的目的了！這樣的教育，教育出來的的孩子，不就是高分低能，不就是學生不愛學，教師不愛教，教育成了社會人人都可以指責的根源嗎？讀書，不是只是讀書本，更要讀生活！可是，我們的孩子啊，多麼可憐。很多可憐到了回家就是讀書，讀書成了好孩子的標誌。教師和家長一談到孩子的作文能力，就是說要多讀書，讀好書，最後要好讀書！以至於一次旅遊、一次遊戲、一次走親訪友，都成了寫作的奴隸。脫離生活的讀書，就是讀死書，死讀書，最後就是讀書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