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病

《素問·宣明五氣篇》：“五氣所病：心為噫；肺為咳；肝為語；脾為吞；腎為欠為嚏；胃為氣逆、為噦、為恐；大腸、小腸為泄；下焦溢為水；膀胱不利為癃，不約為遺溺；膽為怒，是謂五病。”張志聰謂“五氣所病”，乃是“五臟氣逆而為病”，故不能包括五臟氣機失調的複雜癥候。又：五病當指五臟病，故從“胃為氣逆”至“膽為怒”可能是後人注語，誤入正文。

五臟氣逆的臨床癥狀的描述，五臟之氣失調，各有所主的病症：心氣不舒發為噫氣，肺氣不利發為咳嗽，肝氣鬱結髮為多語，脾氣不和發為吞酸，腎氣衰憊發為呵欠。五臟氣又名五氣所病。

心為噫

《素問·宣明五氣篇》其所論“五氣所病”首論“心為噫”。“噫”，《說文》言“飽食息也”，故今人多以噯氣言，歸於脾胃氣機上逆而致。但《素問·脈解篇》云：“所謂上走心為噫者，陰盛而上走於陽明，陽明絡屬心，故曰上走心為噫也。”可見，心為噫，噫歸心主，是因為太陰（脾經）陰氣較盛而上走於陽明經（胃經），而陽明經通過絡脈與心臟相連屬使然。

由是觀之，噫（噯氣）之治，當不僅僅有和胃降逆一途。在和胃降逆的同時，結合開心竅，補心氣，溫心陽，滋心陰等法，皆為治噫（噯氣）之良法，特別是臨床上治療頑固性噯氣以和胃降逆法治療無效的，皆可從“心”治“噫”而每獲良效，此亦為治“本”之道。臨床治療頑固性噯氣、呃逆諸證，大多在辨證論治的基礎上，佐以開心氣、通心竅、入心經、清心火之品如遠志、石菖蒲、鬱金、黃連等而每獲良效。其他芳香開竅葯如麝香、冰片、蘇合香、樟腦、蟾酥等雖然亦有此功效，但由於其性味過於辛香燥烈走竄，且多入丸散之劑內應用。

具體到臨床常用方劑，如胃中寒冷而噫（噯氣）者，予丁香散；胃氣上逆而噫（噯氣）者，予竹葉石膏湯；氣滯痰阻而噫（噯氣）者，予五磨飲子；脾腎陽虛而噫（噯氣）者，予附子理中湯；胃陰不足而噫（噯氣）者，與益胃湯等。臨床治療噫（噯氣），首先應在辨證論治的基礎上進行立法處方，然後再加減化裁，其中以遠志、石菖蒲、鬱金為治呃逆之特效藥與通用藥，對頑固性呃逆、噯氣、噫氣、甚至噦證都有較好療效。

肺為咳

《黃帝內經》多處論述咳嗽，其《素問·咳論篇》已將“咳”之機理盡述，如從整體觀念出發提出“五臟六腑皆令人咳，非獨肺也”一論後人多有發揮。《素問·宣明五氣篇》中“肺為咳”以言其常，如《素問·咳論篇》言：“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其寒飲食入胃，從肺脈上至於肺，則肺寒，肺寒則外內合，邪因而客之，則為肺咳”，又如“肺咳之狀，咳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臨證需要抓主症，方能正確把握病機。

肝為語

“肝為語”是一個病理生理概念，《內經》對肝已經有了較為詳細的論述，但其所述之“肝”，並非是單純的解剖學概念，而是一個病理生理概念。因此，“肝為語”也應該是一個病理生理概念，提示“肝”的生理狀態、病理表現和功能調節與“語”有著密切的關係。

生理上，喉是人的發音器官，與言語密切相關。就經絡循行部位而言，《靈樞·經脈篇》：“肝足厥陰之脈，……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脅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其支者，從目系下頰里，環唇內”。在《靈樞·經脈篇》十二經脈中，肝經是被明確描述為“循經喉嚨”的經絡之一(另有足陽明胃經和足少陰腎經循行經喉)，可見肝與“語”有著密切的關係。

病理上肝與語有以下幾點聯繫：

1、肝熱可引起狂言。“肝熱病……熱爭則狂言及驚。”(《素問·刺熱論篇第三十二》)

2、“厥逆在肝”、“肝氣鬱”可引起譫語。“厥陰厥逆，……譫言，治主病者。”(《素問·厥論篇第四十五》)

3、多語與少語又可以交替出現。“厥陰之脈……其病令人善言，默默然，不慧，刺之三。”(《素問·刺腰痛論篇第四十一》)

4、“語”是一種病“證”。“春刺冬分，邪氣著藏，令人脹，病不愈，又且欲言語。”(《素問·診要經終篇第十六》)；

5、驚駭可失語。“肝脈騖暴，有所驚駭，脈不至若喑，不治自已。”(《素問·大奇論第四十八》)。喑，不能言也(緘默，不做聲)。說明驚駭可以使肝氣亂而脈伏而不能言。此證是“因為受了驚恐，就不需要治療，待其自行恢復”；

6、針刺刺中肝后“語”有異常是危侯。“刺中肝，五日死，其動為語。”(《素問·刺禁論第五十二》)。《素問·刺禁論》論述了針刺禁忌的要點，“刺中肝，大約五日即死，其變動發生“自言自語”的癥狀，提示肝在氣為語，“刺中肝”后，若見“語”有異常之證，是為死之徵兆。

臨床運用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語”是“肝”病的癥狀。“語”是足厥陰肝病而引起的臨床癥狀。患者如出現“語”的異常時，臨床上需要考慮足厥陰肝經之病，應該注意辨別肝所主藏血、主筋、主疏泄、主藏魂、開竅於目等生理功能的異常與否。足厥陰肝病所致“語”的異常，臨床癥狀不僅僅是“多語”，還應當包括：“默默少語”、“緘默(甚或不語)”、“自言自語”、語態的異常及語義的錯亂(甚或狂言、譫言)等等。

2、“語”的異常可從“肝”論治。“語”是足厥陰肝病而引起的一種病“證”。患者如出現“言語”異常之證時，臨床上可從肝論治。通過藥物或其他方式，採用養血柔肝、疏肝理氣、清肝瀉火、平肝潛陽等治法，調節肝主藏血、主筋、主疏泄、主藏魂等功能，從而來治療“語”之病證。

3、“肝鬱”可用“語”來調治。姚止庵《素問節解》在註解“肝為語”時說：“語者，所以暢中之郁也，肝喜暢而惡郁，故為語以宣暢氣機之郁。”提示：“言語”可作為肝的自我調節形式，通過“言語”方式，能夠宣暢氣機而疏解肝鬱。“肝鬱”與現代多種心理、精神以及心身疾病的中醫認識密切相關；因此，《素問》“五氣所病”的“肝為語”理論，在現代中醫心理治療學臨床實踐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其與現代心理學臨床常用的“疏導療法”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脾為吞

因脾主運化水液，其性惡濕，在液為涎，開竅於口。涎為口津，是唾液中較清稀的部分，在進食時分泌較多，具有保護口腔黏膜、潤澤口腔、幫助食物吞咽和消化的作用。《素問·宣明五氣》說：“脾為涎”，故有涎出於脾而溢於胃之說。《素問·玉機真臟》說：“然而脾善惡可得見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此雖為論脈法而設，但同樣也可以解釋在正常情況下，涎液上行於口，但不溢於口外，所以不會出現異常的吞咽動作。若脾氣失調、脾胃不和，導致涎液分泌急劇增加或大量減少，臨床則出現以頻頻“吞咽”為特徵的諸多病變，故云“脾為吞”，即指脾病時易於出現吞咽異常癥狀。

濕盛“吞涎”

《黃帝內經素問集注》曰：“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脾氣病而不灌溉於四臟，則津液反溢於脾竅之口，故為吞咽之證。”是指脾氣病口涎增多所致的“吞涎”證。凡外感、內傷諸多原因，若病見口中多涎，頻頻吞咽，當責之於脾，從中焦論治。

濕熱蘊脾“吞涎”

脾與胃共居於中焦，兩者納運相得，升降相因，共為後天之本。《類經·藏象類》說：“上焦不治，則水泛高原；中焦不治，則水留中脘；下焦不治，則水亂二便。”脾胃虛弱，水濕失於運化，痰涎留滯胃脘，上溢咽喉，則頻咽不休，甚則嘔惡清水痰涎。水留胃脘之“吞涎”證多見於小兒，並且夜間癥狀明顯。

痰凝“吞引”

《中西匯通醫經精義·臟腑為病》云：“脾主化谷生津，凡口中津液少者，時常作吞引之狀。反吞為吐，又是水谷不下之故，皆屬脾病。可以互勘。”說明脾病運化失常，津液失於布散，涎液不足，口腔失潤，也會時常吞咽以緩解咽部不適癥狀。

脾主“吞酸”證

對於“脾主吞”，《素問識》解釋說：“吞，即吞酸酢吞之謂（平脈法云：噫而吞酸，食卒不下。又云：上焦不歸者，噫而酢吞）。龔廷賢云：吞酸，與吐酸不同。吞酸，水刺心也；吐酸者，吐出酸水也。”認為吞酸證歸屬於脾病。所謂吞酸，是指胃內酸水上攻口腔、咽溢，不及吐出而下咽的證候，又稱咽酸。《醫林繩墨·吞酸吐酸》曰：“吞酸者，胃口酸水攻激於上，以致咽溢之間，不及吐出而咽下，酸味刺心，有若吞酸之狀也。”所以，吞酸患者自覺癥狀為酸水由胃中上泛，隨即咽下，咽喉食道灼熱嘈雜，若吞食酸物之狀。同時，臨床觀察發現，很多患者發病時喜歡少量吞飲食物以緩解咽喉食道的刺激癥狀。吞酸的病因病機，歷代醫家多有論述，《壽世保元·吞酸》說：“飲食入胃，被濕熱郁遏，食不得化，故作吞酸。”吞酸與吐酸不同，吞酸有郁遏凝斂不通之象，屬於陰，為寒濕困脾，郁久作熱，苔多薄白而膩。至於其治療，《證治匯補·吞酸章》說：“吞酸為中氣不舒，痰涎郁滯，須先用開發疏暢之品。”《景岳全書·雜證謨·吞酸》云：“凡胃氣未衰，年質壯盛，或寒或食，偶有所積而為酸者，宜用行滯溫平之劑，以二陳湯、平胃散、和胃飲之類主之。”故當以調理中焦脾胃氣機為主，兼以燥濕散寒清熱。

腎為欠

本句在“五氣所病”中最有爭議。《黃帝內經》所言“欠”者計有11處之多，如《靈樞·九針論》所言：“五臟氣”病中“腎主欠”，“為嚏”未見，恐為衍文。另《素問·瘧論》之“瘧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是言倦而伸腰，再《靈樞·口問篇》言：“陰氣積於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此處“欠”當作呵欠解。常人疲倦之時多見呵欠伸腰，但若經常如此實為腎氣不充，精不養神之“腎主欠”之症，應當引起醫患的高度重視。

“欠”有兩種含義。一是證名，出自《靈樞·口問》。又稱呵欠、欠伸、呼欠，有生理性和病理性之別，生理性多見於疲勞時的伸腰呼氣；病理性則不拘時間，頻頻而作，稱數欠。二是不足、短少之意。如《靈樞·經脈》：“小便數而欠。”那麼病理性的“欠”又是如何產生的呢?《靈樞·宣明五氣篇》明確指出“腎為欠”，《靈樞·九針》亦載：“腎主欠”，《金匱要略·腹瀉寒疝宿食病篇》則有“中寒家喜欠”之說。歷代醫家多沿此說，認為“呵欠”系陰盛陽衰、腎氣不足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