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德煒

24歲的時候，吉德煒在紐約大學獲得歐洲現代史的碩士學位。獲碩士學位后，他先在世界出版公司作了三年編輯，又當了兩年自由撰稿人。在這兩年中，他意識到當今的中國還是一處尚待開拓而且大有可為的新領域，遂萌發了了解中國社會與文化的興趣。1962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學習漢語，並逐漸體會到，那些能闡釋中國與其它國家差異的關鍵因素深深植根於中國遙遠的過去。於是，他的視野轉到了古代中國。1969年，他以《古代中國的公共勞動：商和西周的強制勞動研究》(Public Work in Ancient China: A Study of Forced Labor in the Shang and Western Chon)為論文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獲博士學位，同年，即受聘於加州大學任教。此後他一直致力於有關中國古代歷史文化方面的研究。

吉德煒是甲骨文研究在西方的先鋒，在商周兩朝歷史研究領域亦是西方漢學界的巨擘。自1969年以來，吉德煒相繼撰寫了《島邦男的〈殷墟卜辭綜類〉(書評)》等10多篇評論，《釋貞——關於商代占卜性質的一個新假設》、《宗教信仰與都市主義的起源》、《商代占卜與商代的形而上學——附論新石器時代的占卜與形而上學》、《商朝歷史時期的年代——中國青銅時代編年史上的一個問題》，《<古本竹書紀年>的真實性》、《安陽新發現的甲骨》等30多篇論文。他被推選為以美國加州大學為中心的學術組織“古代中國研究會”的主席，並擔任該組織出版的刊物《古代中國》（Early China）的主編。退休前，他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系教授。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吉德煒辛勤著述，碩果累累。他已出版享有盛名的甲骨學專著《商代史料――中國青銅時代的甲骨文》，編輯了《中國文明的起源》。

吉德煒老先生對占卜術中有“習卜”與“三卜”制，宋鎮豪曾有論文專門論述這兩種制度，認為習卜是指對一件具體事多次因襲占卜，時間上叉開，故同版卜日不同而卜數、事類相同的卜辭即屬此，其目的是力圖求得上帝的意態與人王意願統一。另有一次性的“卜用三骨”，屬異版同辭，“元卜”、“右卜”、“左卜”為此制之表現。文章特別指出，三卜中“元卜”為商王所卜，三卜製作用在於使人們將對自然世界的神靈崇拜轉化為對人王之絕對服從。文章從論占卜制引申到王權與神權的關係，很有新意。

甲骨學界根據《說文解字》對“貞”字的解釋（“貞，卜問也”），將命辭理解為問句。1972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吉德煒(David N.Keightley)在《釋貞——商代貞卜本質的新

假設》一文中否定命辭是疑問句，認為命辭乃是“一有關未來的陳述命題”，是宣示某種“意圖”或“預見”，釋“貞”為“正”，即正之。1974年華盛頓大學舒@(13)也主張命辭非問句，釋“貞”為“正”或“定”，義近於檢驗、校正。1982年斯坦福大學的倪德衛(Davd S.Nivison)、1983年芝加哥大學的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皆有文章討論此問題，與吉德煒意見相近。由於這個問題涉及對卜辭內涵的正確理解，1987年安陽國際商文化學術討論會上對此問題曾展開過熱烈的討論。裘錫圭為此在會上提交了《關於殷墟卜辭的命辭是否問句的考察》的論文，認為只有帶疑問語氣詞的句子才可以確定是問句，同時指出漢語中常有句末不設疑問語氣詞的問句，而且命辭中可能存在這樣的詞句，但可以確定的不多，同樣可以確定不是問句的命辭也不多。由此可知，裘氏這篇論文雖然否定了美國學者的一些看法，但同時在命辭的性質上也提出了一些與傳統認識不同的見解。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歷史系教授吉德煒(DavidN．Keight1ey)曾就周原甲骨中H11：84片上出現的“王”進行討論；認為在“文武帝乙”廟中祭祀祖先，並“（上冊下口）周方伯”的這個“王”，不是周王，應為商王。他還曾到北京大學歷史系做了有關西周甲骨研究的專題報告。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美籍華裔學者張光直教授，也曾根據周原甲骨對商周之間的關係問題進行了探討。此外，我國台灣和香港地區的一些學者，也參加了這一討論。例如，嚴一萍也曾以《周原甲骨》為題，對這批甲骨的文字、時代和史實進行了詳盡的考證。

由於外服地域各區域單元形成背景的複雜性，外服地域是多元的、不均衡的。美國學者吉德煒（D·N·Keightley）曾引用人類學家的術語稱商代國家為Segmentary State，意思是一種鬆散型的國家體制。與這個鬆散特點相關聯，殷商外服地域的領土景觀面貌也不是連續彌合的。王玉哲先生曾恰當地指出，商朝領土是“點”“面”結合的，是“插花”狀的。

在商朝的政治體制中，商王對於領土的控制，並不需要划區，而主要是對一批具有現實價值和信仰意義的地點與方位的控制和佔領，就像圍棋開盤時的樣子。一個個封君的地理範圍，不是由大區分划小區而形成的，而是由中心封邑向四周擴展而形成的。因此，對於商朝外服的一個個分封單元，

可以叫地方權力，卻不能叫行政區劃。

儘管商朝政治地域結構是多元的、鬆散的、不平衡的，但在觀念上，卻已經生成了比現實更加整齊的國家領土意識。卜辭中有“四土”、“四封方”、“四戈”這樣的對於外服地域的表述概念，這些卜辭概念反映了商人以都城（大邑商）為中心而掩有四方的天下獨尊意識。中心與四方位的結合體現了商王統制世界的均衡性與完整性，這無疑是一種理想觀念。理想雖不是現實，但它表達的是一種價值觀，正是這樣一種領土價值觀推動著後來國家向一體化的發展。中心與四方的組合的觀念模式具有凝聚力量、整合力量，觀念與政治、軍事、經濟一同創造歷史。商周文字中沒有“奴隸”和“自由民”的辭彙和人口買賣的記錄，因此商代社會不像是奴隸制。把商代的人牲看作是奴隸也難以令人信服，因為沒有證據說明這些人在殉葬前被作為奴隸勞力使用，殉人更多反映了當時的政治關係和宗教信仰。

甲骨學殷商史學科是一門以商周卜甲卜骨、甲骨文、商周考古材料為主要研究對象，採用古文字學、考古學、歷史文獻學、歷史學、文化人類學等社會人文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探討商代及夏、周兩代歷史文化的交叉性學科。甲骨學殷商史學科是在1899年殷墟甲骨文發現之後產生、形成、發展、壯大的，經過國內外學者100餘年的探索與努力，該學科已成為一門具備嚴格學科規範的國際性“顯學”。

吉德煒撰寫《商代史料》一書中的見解對甲骨學殷商史學科具有一些獨特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