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澤·薩拉馬戈

1922年11月16日，若澤·薩拉馬戈出生在葡萄牙里巴特茹省戈萊加地區阿濟尼亞加一個無地赤貧農民家中，原名若澤·德·索薩。但出生證明上的姓氏被登記成了“薩拉馬戈”，意思是野蘿蔔。

1934年，12歲的薩拉馬戈因沒錢交學費，讀不起普通中學，只好就進技校半工半讀，畢業后替人修車、開鎖，后全憑自學成才，以翻譯和寫專欄起家，躋身報界。

1944年，薩拉馬戈迎娶國營鐵路公司職工伊爾達·里斯，三年後產下獨女維奧蘭特。

1947年，薩拉馬戈出版處女作《罪惡的大地》。

1969年，在歐洲左翼知識分子大量退黨時，薩拉馬戈加入了葡萄牙共產黨。

1970年，在葡萄牙獨裁者薩拉查死去當年，薩拉馬戈與伊爾達·里斯離婚。

1974年4月，葡萄牙爆發了不流血的康乃馨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在葡萄牙取得成功。薩拉馬戈獲任《新聞日報》副總編，幾乎將其改造為葡共機關報。他主持工作，難容異己，對非共產黨員和要求多元聲音的員工另眼相看，毫不手軟地連續解僱了24人。

1975年11月，因葡萄牙政治形勢急轉直下，聯合政府宣告垮台，左翼謀求效仿“十月革命”再度舉事，但失敗，溫和右翼掌控了大局。薩拉馬戈隨即被清除出《新聞日報》，復歸於失業。

1980年，薩拉馬戈完成小說《從地上站起來》，以新秀的姿態登上文壇。

1982年，花甲之年的薩拉馬戈出版《修道院紀事》，一舉奠定了他在葡萄牙文壇的“大師”地位。

1986年，薩拉馬戈出版小說《石筏》。

1988年，薩拉馬戈與其西班牙文譯者、30歲剛出頭的安達盧西亞姑娘皮拉爾·德爾里奧結合。

1991年，薩拉馬戈的小說《耶穌基督福音》引起軒然大波，被公開指責冒犯天主教，政府出面將此書查禁。薩拉馬戈憤而選擇自我流亡，跟著皮拉爾·德爾里奧回了娘家，后定居於加那利群島中的蘭薩羅特島。

1995年，薩拉馬戈出版《失明症漫記》。

1995年，薩拉馬戈獲得葡萄牙語文學創作最高等級獎項——卡蒙斯文學獎。

1997年，薩拉馬戈出版了第10部長篇小說《所有的名字》。

1998年，若澤·薩拉馬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葡萄牙語世界獲此殊榮的第一人。

2002年3月，薩拉馬戈參加國際作家議會委派的八人作家代表團，前往巴勒斯坦被佔領土和以色列考察、聲援。薩拉馬戈在約旦河西岸公開將拉馬拉與奧斯威辛相提並論而受到強烈批評之後，便更被主流所疏遠。

2004年，薩拉馬戈出版了《復明症漫記》，故事發生在《失明症漫記》所述的同一個國家，再寫為抗拒獨裁政府，八成以上國民心靈感應，在選舉時投了空白票。

2007年，薩拉馬戈在85歲時正式迎娶皮拉爾·德爾里奧。同年，他公開呼籲葡萄牙加入西班牙，成為一省或大區，但保留自己的語言和文化，結果葡萄牙同胞說他老糊塗，西班牙人也不領這個老女婿的情。

2010年6月18日，因長期患病後的多器官衰竭，若澤·薩拉馬戈在西班牙外島家中去世，享年87歲。

以上參考

民族和人性是薩拉馬戈兩個創作時期各自的聚焦點，而作為兩個時期的代表，《修道院紀事》與《失明症漫記》兩書因此也可成為理解薩拉馬戈其他作品的切入點。《修道院紀事》的故事很簡單，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一位叫巴爾塔薩爾的殘疾士兵和一位具有特異視力的姑娘布里蒙達之間的奇特的愛情故事，以及他們遭受的宗教社會扼殺人性的悲慘境遇。小說抒寫了18世紀殘酷的歷史現狀，據講是影射20世紀個世紀80年代葡萄牙社會的種種弊端。《所有的名字》在承襲了創作者個性的模糊，這一點可歸因於薩拉馬戈在這一特定的生命時期，關注點從葡萄牙轉向整個西方社會乃至全人類的普遍命運。

薩拉馬戈痛感於現代社會中人類對浮華表象的追逐，將膚淺的文化當作真實，成為“能看卻看不見的盲人”，對這一點的批判和對回歸內心的呼籲在他的小說《洞穴》中一以貫之。《洞穴》以寓言譬喻作為架構，偏離了薩氏小說中經典的對歷史的重構，而是從不同側面展示了作者對當今世界和人類生活的看法。2002年出版的《雙生》的確展示了薩拉馬戈寫作上的新嘗試，加入了懸疑小說的因素。對醜陋人性的抨擊在薩拉馬戈的長篇小說《復明症漫記》中得到延續，從標題即可看出這是對《失明症漫記》的續寫。首都居民因對現狀的不滿在選舉中大量投下空白選票，引起當局恐慌，最後政府撤離后將首都封鎖。由於4年前第一個失明者的告密，當局得知醫生的妻子是惟一未曾失明的人，因此派三名警察潛回首都進行調查，而帶隊警督的思想覺醒，或者說“復明”的過程，成為該書後半段的主要內容。

在《失明症漫記》當中，當局試圖隔離突然陷入白色黑暗中的患者，卻不自知此舉的荒謬，沒過多久看守也都成了盲人。白色盲症明顯具有比喻義，第一個失明者向醫生描述癥狀時說更像是燈亮了，意味著其實這次失明給了原先在社會意義上看不見的人們認清自我從而“看見”的機會。故事的最後人們紛紛復明，但醫生的妻子卻陷入恐慌，害怕輪到自己失明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她的恐懼並非無的放矢，因為如果說該書結尾奇迹般的復明讓讀者對人性的復甦還抱有一絲僥倖，更具有虛無主義色彩的《復明症漫記》則將其徹底擊碎。正如醫生的妻子在警察帶走其丈夫時質問“還能有什麼比你做的更加令人反感的呢”，卻得到“啊，有，有，你想不到，馬上就有”的回答，她和警督的慘淡結局彰顯在群盲的社會中個人的復明有多渺小。而在《所有的名字》當中還能提供建議的天花板，在這裡卻因為經過了隔音處理或者獨居太久而喪失了語言能力，這一讓人苦笑的設置反襯了該書的另一個重要主題，即西方民主社會中隱含的專制。面對首都居民通過投白票和和平遊行方式表達不滿，總理和內政部長等人的手段卻無所不用其極，非法刑偵、輿論誹謗、秘密抓捕乃至直接暗殺，不斷印證著羅蘭夫人的遺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為了搞臭醫生妻子的名聲，內政部長不惜打破全國上下對4年前那場失明症的噤聲，與此同時也揭穿了政府失靈這一層皇帝的新衣。

薩拉馬戈用荒唐的、無理取鬧般的邏輯展開敘述，但必須承認，不管他如何弔詭、頑劣和不正經，他說的都是相當嚴肅的事，奇怪的邏輯里有他想讓讀者看見的事情真相。此外，他漫山遍野地動用各種關聯詞：首先、其次、況且，不是、而是，因為、所 以，如果……

在《所有的名字》這部旨在為眾生、為“所有的名字”的小說里，只有一個名字——“若澤先生”；其餘人物則只代表自己的身份：助理書記員、正書記員、副註冊官、註冊官、陌生女子、一樓右邊的老太太、醫生、藥劑師、校長、公墓僱員、公墓副看守、公墓看守官、牧羊人、陌生女子的父母；還有一位高高在上的、若澤先生躺在床上時看見的天花板，在薩拉馬戈式的魔幻中，天花板與若澤先生展開了多次深刻的對 話。但《所有的名字》中的名字也不是最少的，《失明症漫記》中一個人名都沒有。有了確切的名姓你只是你自己，取消了命名你可 能是所有人——此處“取消”換成“超越”未嘗不更恰切。當薩拉馬戈克制住對人物命名的慾望時，他更像若澤先生的天花板，不管我們看沒看見它，它都在，它悲 憫地把所有人一一看在眼裡，男人女人，活人死人，相依為命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在薩拉馬戈的小說世界里，通常句子很長，像滔滔江水一般連綿不絕，有時一個自然段甚至長達幾頁。他的作品冷峻到取消了角色名稱、抹除了敘述與對話的界限甚至儘可能地剔除了標點，文中只有逗號和句號，敘述當中對話僅用逗號隔開，其他常用標點符號一律沒有。人物對話與小說敘事似乎無縫相連，宛如內心獨白，對此，薩拉馬戈本人說，讀者應當大聲朗讀他的作品，這樣才能抓住節奏，因為他的書面語言都是口語化的。薩拉馬戈模糊了敘述和對話的界限，反倒擴大了句詞的功能：當一句話既可以 被理解為常規敘述，又可以被當成對話之一時，它的含混和複雜油然而生。很可能也是在此啟發下，薩拉馬戈發明了一種獨特的推進故事的方式：虛擬的將來時及對話。

以上參考

薩拉馬戈的作品極富想像力、同情心和頗具反諷意味，使人們得以反覆重溫那一段難以捉摸的歷史。（瑞典文學院評）

我們都成了薩拉馬戈慰人語詞的孤兒。在他夢想的世界里，強人會變得更有德行，有德行的人會變得更強。（西班牙副首相瑪麗亞·特雷薩·德拉維加評）

薩拉馬戈和馬爾克斯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兩位作家，但在我看來，薩拉馬戈對現實的隱喻更強。（中國作家蘇童評）

2010年6月19日，葡國空軍一架C130運輸機專程飛往大西洋中的蘭薩羅特島，文化部長加布里埃拉·卡納維利亞斯女士帶團隨機，在薩拉馬戈遺孀皮拉爾·德爾里奧的陪護下，以國禮迎回薩拉馬戈的遺體。儘管薩拉馬戈生前對葡萄牙政府的批評毫不留情，但葡萄牙政府還是決定，周六周日為全國哀悼日。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兄弟送來了致敬的紅花，葡萄牙總理若澤·蘇格拉底還親自向薩拉馬戈遺孀皮拉爾·德爾里奧發去唁電，對作家的離去表示“深切哀悼”。西班牙副首相瑪麗亞·特雷薩·德拉維加率本國政府代表團出席了薩拉馬戈的葬禮，葬禮之後，薩拉馬戈火化於首都的阿爾托·德·聖若奧墓院。骨灰一分為二，一半入土於老家裡巴特茹省戈萊加地區阿濟尼亞加的鄉村，另一半運返西班牙蘭薩羅特島，埋在自家花園他喜愛的橄欖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