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格林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年10月2日-1991年4月3日），英國作家、劇作家、文學評論家。他的作品探討了當今世界充滿矛盾的政治和道德問題，他將通俗文學和嚴肅文學有機的結合在一起，這種能力使他獲得了廣泛好評。

格林患有躁鬱症，這對他的寫作和生活造成了很大影響。他在給妻子的信中說：他的“性格和家庭生活格格不入”，他還說：“不幸的是，這種毛病也是一種財富。”

格林出生在英國赫特福德郡伯克姆斯特德，全名亨利·格雷厄姆·格林，共有六個孩子，格林排行老四。他的弟弟休（Hugh）是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理事長，他的哥哥雷蒙德（Raymond）是一個著名的醫生和登山運動員。

他的父母，查爾斯·亨利·格林和馬里昂·雷蒙德·格林，是一個有影響的大家族中的表兄妹，這個家族裡包括英國知名品牌“格林納大王”啤酒廠的業主、銀行家還有商人。查爾斯·亨利·格林是伯克姆斯特德學院副校長，校長是托馬斯·弗萊博士，他娶了查爾斯的表妹。他的另一位表兄本·格林則是一個右翼分子，在二次大戰期間因為政治問題被逮捕。

1910年，查爾斯·亨利·格林接任弗萊博士成為了校長，格雷厄姆在這個時候也進入了這個學校。做為寄宿生，他一直遭到別人的欺負，幾次企圖用槍自殺，對外則聲稱是在玩“俄羅斯輪盤”。1920年他16歲，在倫敦接受了6個月的心理治療后又回到學校。他的同學中包括克勞德·科伯恩（Claud Cockburn，英國著名記者，激進分子）和彼得·昆內爾（Peter Quennell，著名歷史學家）。

1925年，格林在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完成了他的處女作詩歌集《潺潺的四月》（Babbling April）。

格林以二級乙等的成績從歷史系畢業之後開始接觸新聞事業，早先在《諾丁漢日報》擔任副編輯。在他同事維維安·戴雷爾·布朗寧（Vivien Dayrell-Browning，後來成為了他的妻子）的影響下開始接觸天主教，1926年初改投天主教門下，2月接受洗禮。1927年他和維維安結婚，生了兩個孩子露西·卡羅琳（1933年出生）和弗朗西斯（1936年出生）。1948年他離開了維維安，雖然他和其他女人也有關係，但他從來沒有違背天主教教義離婚或者再婚。

格林第一本出版的小說是1929年的“The Man Within”，這部作品銷量不錯，因此他辭去了泰晤士報副總編的職務成為全職作家。然而緊接著1930年的《行動代號》（The Name of Action）和1932年的《黃昏的謠言》（Rumour at Nightfall）均以失敗告終。他第一部真正成功的作品是1932年出版的《斯坦布爾列車》（Stamboul Train），1934年被改編成電影《東方快車》（Orient Express），他的很多小說都被改編成了電影。

1937年，格林開始編輯《夜與日》（Night and Day）雜誌。格林撰寫的關於電影《小威廉奇遇記》的評論，談論到了當時年僅9歲的好萊塢著名童星秀蘭·鄧波兒（Shirley Temple），結果捲入一場名譽權訴訟並失利。格林在他的評論中以一個“中年男子和神職人員”的身份，認為秀蘭·鄧波兒“裝可愛”，這一事件被認為是對童星現象的第一個批評。

格林的小說分為兩個類型：偵探小說以及懸念驚悚小說，分別偏重於娛樂性和文學性。作品中還經常包含有深刻的哲學思想，比如《權力與榮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因此他認為作品具有文學性是他的特點。

格雷厄姆·格林是一個天主教徒，宗教主題是他最擅長的創作主題，但是他強烈反對人們將他描述成天主教作家。他最著名的四部以天主教為主題的小說是《布萊頓硬糖》(Brighton Rock)、《權力與榮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命運的內核》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以及《戀情的終結》(The End of the Affair)。

他的另外幾部作品如《密使》(The Confidential Agent)、《第三人》(The Third Man)、《文靜的美國人》(The Quiet American)、《我們在哈瓦那的人》(Our Man in Havana) 以及《人性的因素》(The Human Factor) 也可以看出他對國際政治或間諜題材也非常感興趣。

隨著他的寫作生涯越來越長，他和他的讀者都發現，他的作品的娛樂性和文學性之間的界線越來越不清晰。格林的最後一部作品，1958年的《我們在哈瓦那的人》（Our Man in Havana）就被指稱太過娛樂。《與姑媽同游》（Travels with My Aunt）發表11年後，許多評論者指出，格林採用了全新的，甚至帶點卡通味道的語氣，這種風格似乎更接近他最後兩部小說。他們推測格林似乎已經放棄了給自己的小說分門別類。之後出版的1970年－1982年22卷《格林作品集》證實了這一點。

格林還創作了不少短篇小說和劇本，而且深受歡迎。他曾獲得1948年詹姆斯·泰特·布萊克紀念獎。

格林在1986年被授予英國功績勳章（Britain's Order of Merit）。2009年，《海濱》雜誌開始連載新發現的格林作品《空椅子》（The Empty Chair）。這份手稿創作于格林22歲的時候，那時候他剛改信了天主教。

格林的一生都在旅行，前往他稱之為的世界上最原始和偏遠的地區。他的這種愛好使他經過姐姐伊麗莎白的介紹進入英國軍情六處工作。二戰期間他被派往獅子山，在那裡他和軍情六處的金·菲爾比成為了朋友，金也是他的主管，日後成為一個蘇聯雙重間諜。作為一個小說家，格林所接觸過的人物，去過的地方都成了他作品的創作素材。

1976年，格林被美國推理作家協會（MWA）授予最高榮譽獎項——大師獎。

1981年，格林被授予耶路撒冷獎。

格林最後的作品之一《尼斯的黑暗面》（The Dark Side of Nice，1982年），他和他的家族因此捲入了法律紛爭。他宣稱，在尼斯，有組織犯罪盛行是政府上層保護以及司法腐敗造成的。這一指控引起了誹謗訴訟，結果格林因為證據不足而敗訴，並從此在這個陰影下接受煎熬，直到他死亡。

在格林死後三年，1994年，尼斯市雅克·梅德桑前市長因腐敗和其他罪名被逮捕，格林才得到了平反。

格林生命中的最後幾年住在瑞士日內瓦湖畔的沃韋鎮。他的著作《菲舍爾博士》（Doctor Fischer，1980年）就是以當地的故事為基礎，結合了哲學主題而創作的。20世紀50年代他就已不再去做彌撒了，但在最後幾年，他開始和一名西班牙神父萊奧波爾多·杜蘭進行接觸，並成為了好朋友。

格林死於1991年，享年86歲，被安葬在沃韋河畔的墓地。

1923年，俅·辛克萊上將接替曼斯菲爾德·卡明上尉，擔任軍情六處處長。但由於他年事已高，工作逐漸由他的幾位副手斯圖爾特·孟席斯，瓦倫丁·維維安和克勞德·丹西接管。這三人中孟席斯權力最大，格雷厄姆·格林就在他手下工作，基姆·菲爾比也是根據他的命令被錄用進來並得到提拔的。孟席斯精明強幹，但墨守成規、不合潮流，在他任職期間發生了伯吉斯和麥克萊思的變節事件。

“賣國賊”的兒子

1939年冬，格雷厄姆·格林雖然通過了體檢，但未被批准入伍。後來經過種種努力，他終於被錄用為情報部戰時參謀人員。格林發現他所在的部門存放著一些像休·沃爾波爾、邁克爾·阿倫和傑弗里·溫這樣一些著名作家的信件檔案。馬爾科姆·莫格里奇當時也在情報部工作，他們倆饒有興趣地閱讀了這些表示願為國王和國家效勞的信函。

格林的父親，查爾斯·亨利·格林是赫特福德郡伯克哈姆斯德學校的校長。讀初中時格林快活得很，但進入高中后不久，他就覺得不自在了。他在1971年出版的自傳《一種生活》中寫道：“我離開了文明，進入了一個有著奇異風俗但充滿著困惑的野蠻國度，我成了異鄉人，嫌疑犯，一個不折不扣的獵物。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人與人之間充滿著猜疑的國度。因為我父親是個校長，所以我就像個‘賣國賊’的兒子”。

格林的哥哥雷蒙德不僅是個級長而且還是學生會主席，毫無疑問，自然而然地充當了“賣國賊”的幫凶。格林覺得自己處於各種反抗力量的包圍之中，要麼背叛父親和兄長，否則永遠被周圍的人排斥在外。他的堂弟本是格林家族中的“有趣人物”之一，當時是初中年級長，他卻沒有這種壓力，格林認為他暗中反對雷蒙德。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本被不公正地投入監獄時，格林沒有表現出應有的同情。

為了減輕學校生活給他造成的痛苦，格林一頭埋進書堆，並漸漸迷上了約翰·巴肯的主人公理查德·漢內。他會藏身於伯克哈姆斯特公地，把自己想像成巴肯筆下的主人公。隨著校園歲月的流逝，他的孤獨感愈益加劇，他覺得這是由於他不知傾向於哪一方造成的。背叛的主題由此根植於少年格林的腦海里，並構成了1939年出版的小說《特務》的寫作基礎。這部突出被追捕者的小說大受基姆·菲爾比的推崇。雖然格林對自己的作品一貫很挑剔，但這部作品他一直非常喜歡，因為它用道德原則揭示外國間諜進退兩難的精神世界。

尋求刺激

格林最初的間諜經歷有些不同尋常。1924年當他還是牛津大學學生時，他讀到一本傑弗里·莫斯寫的書名為《戰敗》的短篇集。莫斯在書中描寫了德國被佔領區的情況，有一次法國當局試圖在廖澤爾河與萊茵河之間組建獨立的帕垃坦共和國，並已經把德國罪犯從法國監獄和馬賽等地轉移到那兒，目的是讓他們為法國當局效勞。但英國和美國政府反對這一計劃並阻止了這一行動。

格林之所以會寫信給德國大使館，自薦當他們的通訊員，是因為他既喜歡冒險，又十分關心那兒的局勢。他寄去了他當通訊員和擔任《牛津展望》刊物編輯的證書。也許編輯這一職務打動了德國人，他竟很快得到了答覆。一天傍晚當他回到巴利奧爾的寓所時，發現有個陌生人在他屋裡喝著白蘭地酒。這個自稱康特·馮·伯恩斯托夫的男人是德國大使館一等秘書，不過這身份是格林以後證實的。格林還發現這個白白胖胖的馮·伯恩斯托夫是個窮奢極欲的同性戀者，常去“阿比西尼亞”——一個相當隱蔽的黃色夜總會。但馮·伯恩斯托夫不完全是個享樂主義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開通一條幫助猶太人從德國逃往瑞士的秘密路線，最後在莫阿比特監獄被處死。

不久，經常去格林宿合的不僅僅是馮·伯恩斯托夫，還有其他德國僑民，他們中許多人酷似音樂喜劇里的人物角色。來訪者中有馮·伯恩斯托夫的表兄，他十分引人注目，他的一隻灑了香水的手套遣忘在格林那兒；還有一位頭銜繁複的年輕人和一個臉有疤痕、人稱P上尉的詭譎老頭。格林以後在軍情六處的經歷，使他得出與莫格里奇相似的結論：諜報活動是一種遊戲，玩者通常是一些古怪的人。

打著救濟會幌子的綁架組織

幾星期後格林被召到德國大使館，在那兒馮·伯恩斯托夫親手遞給他一隻內裝25英鎊舊幣的信封——去德國“度假”的費用。為了預防萬一，馮·伯恩斯托夫叫格林燒毀信封。

格林的父親看見兒子與一些陌生人來往，很是擔憂，主動提出承擔這筆旅遊費用，但格林拒絕了。他仍沉醉於冒險的遐想之中。於是他與作家克勞德·科伯恩一起去了德國，格林的堂兄圖特（愛德華·格林）因為會講德語也隨同前往。此行是以一個略帶戲劇色彩的場景為開端的：當他們安然登上去哈維希的火車，在包廂內坐定時，門突然被打開了，P上尉溜了進來，在他們身旁坐下，他臉上因決鬥而留下的傷疤瞧上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猙獰可怕。後來格林在《一種生活》里描寫道：“車廂里的笑聲戛然而止，我們竭力想使自己看上去像個符合身份的觀察員。”

令他們掃興的是，此行並未和風雲詭譎的間諜世界發生任何聯繫。儘管P上尉的出現帶有神秘色彩，但總的來說這是一次平淡無奇的旅遊。在科隆他們會見了一位政治領袖和一位實業家，在埃森他們目睹了一家工廠因工人罷工而變得一片死寂。他們開始集體構思一部巴肯風格的驚險小說，可毫無結果。在愛德華·格林的記憶中，那次旅行是一次充滿困惑的體驗：“我們坐在克虜伯斯的會議室里聽人演講，格雷厄姆在作記錄。旅遊期間，他是個熱情的同伴，但喜怒無常——情緒波動很大。我們受到熱情款待，住的旅館都是非常豪華的。旅行過程中我注意到格雷厄姆是一位目光非常敏銳的觀察家。”

直到進入被佔領區附近的海德爾堡時，他們想體驗間諜生涯的願望才得以實現，但非常有限。在訪問帕垃坦流亡者救濟基金會的過程中，他們發現這實際上是一個打著救濟會幌子的綁架組織，頭子是一名身穿燈籠褲，人稱“埃伯萊因醫生”的男子。埃伯萊因雇傭年輕打手以最快速度駕車駛入法國佔領區，綁架與法國當局合作的德國官員，然後在沒有正常法律程序的邊地法庭上以重大叛國罪被判決。格林回到英國后給馮·伯恩斯托夫寫了封信，暗示資金難以從秘密的民族主義組織那兒運送進被佔領區，他還指出，讓一名牛津大學的在讀生當信使，極不容易引起懷疑。馮·伯恩斯托夫回信說，柏林的“朋友”問他，是否有興趣返回法國佔領區，與分裂主義者的領導接觸一下，弄清他們未來的計劃。這個建議使格林欣喜萬分，心想他終於在十九歲的時候走上了間諜之路——這是一種將脫俗與“冒險”相結合的生活。在以後的歲月里格林熱衷於“冒險”，他在《一種生活》中寫道：“我猜想……所有的小說家都有與間諜相似的地方：密切觀察，偷聽，探索動機，分析人物性格，為了文學甚至不講道德。”

兩面人

1924年的整個秋季學期，格林在自己的寓所里繼續接待陌生的外國客人，過著一種雙重生活。一方面他要聽指導教師的課和參加各種社交活動；另一方面他又要同伯恩斯托夫接觸，他還完成了第一部未發表的長篇小說。不久，他驚訝地發現自己成了一名雙重間諜。《愛國者》是一份右翼雜誌，老闆是諾森伯蘭公爵，此刊物支持過主張獨立的分裂主義者。格林非常殷勤地表示願意充當他們在特里爾的通訊員。他們對這一提議甚感興趣，因為格林不計報酬，而且還是一名巴利奧爾的學生。假如格林能反映他們的觀點——不夾雜任何其他觀點——《愛國者》將樂意雇傭他。格林隨後給倫敦的法國大使館寫了一封信，告訴他們他將在特里爾為《愛國者》撰稿，如果他們有什麼指示的話，他樂意接受。

遺憾的是他想當雙重間諜的夢沒有圓成。著手解決德國戰爭賠款問題的道威斯計劃已經制定，歐洲各有關國之間已達成一致的協議。隨著形勢的變化，他們不再需要格林了。馬里耶·弗朗索瓦斯·阿蘭在他的《另一個人：與格雷厄姆·格林的談話》一書中引述了格林的話：“與其當特務，還不如當個雙重間諜。可我得到通知，他們不再需要我所提供的服務了。作為我學生生活中一個重要內容的那些神秘的德國人，全都不可思議地銷聲匿跡了”。他在《一種生活》中評述道：“諜報工作是一門奇特的職業——對有些人來說，這是一種根本不講道德，不考慮經濟利益，甚至不考慮國家利益的職業——為當間諜而當間諜。”

菲爾比其人

格雷厄姆·格林是由他姐姐伊麗莎白介紹進軍情六處工作的，他姐姐在特務機關當私人高級助理。當命令下達后，格林相信諜報機關大門是很容易進的。這就是為什麼格林始終覺得菲爾比所說的他暢通無阻地打進了英國情報機構的話是非常確切的。菲爾比案件發生后，他們按照名字查閱了他的檔案，答覆如下：“歷史清白”。他比格林更幸運，因為格林早已在警察局備過案。電影明星秀蘭·鄧波爾指控他有誹謗行為，這起因於他發表在新文學雜誌《日日夜夜》上的一篇評論文章。格林的材料不僅被呈送到C（孟席斯），而且還轉送到檢查總長那兒。格林相信菲爾比有一陣子甚至吃不準自己是否真的打進了秘密情報局，因為他最初的報告使得與他聯絡的蘇聯情報官得出結論：也許他應該離開這個並不是他們要打入的組織。

格林喜歡菲爾比寫的《我的無聲戰爭》一書。在他為該書所作的序言中評述道：“我們聽說有大量說教內容，但實際上一點也沒有，除非他莊嚴闡述自己的信念和動機的話可以稱作宣傳。”不過，格林用犀利的批判眼光評論了菲爾比對第五部主任費利克斯·考吉爾的控制，並視之為自我放縱的權力遊戲之一。正是由於這一原因，格林最後沒有接受菲爾比提供的晉陞機會。但是《我的無聲戰爭》中菲爾比承認他排擠走考吉爾是為了便於“接觸枯燥乏味的材料”。格林意識到他當時把菲爾比看作一個喜歡操縱別人的利己主義者是錯誤的，他認識到菲爾比只是在為一種完全不同的事業服務，在軍情六處根本沒有任何個人野心。

格林愉快地回憶起他們星期天經常在聖奧爾本斯餐館共進午餐的情景，邊喝邊聊無拘無束，因為他們只有在中午才有數小時的消遣時間。當在執行火災警戒的時候，他們也會在倫敦聖詹姆斯街後面的一個酒吧里碰頭，並喝上一盅。格林回憶，如果有人判斷錯誤的話，那肯定是因為菲爾比用非常風趣的話遮遮蓋蓋地淡化或掩飾這一切，“他對自己的同事很講義氣，當然對於他對另一種事業的‘忠誠’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潛伏非洲

格林和莫格里奇一樣，也是作為軍情六處的官員被菲爾比派往國外的。1941年冬，他搭乘一條小貨輪“埃爾登—登普斯特”號，沿著一條曲折迂迴的航線，在軍艦的緩緩護送下穿越北大西洋，前往西非的獅子山。他將途徑弗里敦去拉各斯接受訓練。這已不是他首次前往法屬西非，1934年他訪問過那兒。格林通過寫一部篇幅不長的書《英國劇作家》，或在船上圖書室內苦讀來消磨時間。他還隨身帶了一箱書籍，但他在獅子山的逗留期間要靠這些書來消遣，所以在船上他不願去翻動它們。航程大半過後，格林替《憂慮重重的內閣》設想好了情節，也讀完了偵探小說家邁克爾·英尼斯寫的一部書。躺在睡鋪上，格林犯起了鄉思病。驀然，他決定寫一部逃避現實的驚險小說。

1941年12月30日，漫長而又單調的航行因突然瞧見葡萄牙班船上閃耀的燈光而顯得有了些生氣。這種中立國家的班船將支配格林在弗里敦的生活，因為它們涉嫌走私不純的金剛鑽，而他後來將這些素材寫進《事情的實質》的情節里。

1942年1月3日，格林終於抵達弗里敦。他在日記中寫道：“天氣酷熱，大約上午10點。弗里敦背後的山岡籠罩在薄霧和高溫之中。中午之前我們進了港。港灣很大，但十分擁塞，許多船在忙著裝運。奇異的水泡狀山脈，黃色的海灘，具有諾曼底建築風格的英國聖公會大教堂歷歷在目。”隨即格林被派往拉各斯接受三個月的訓練，在那兒他刻苦學習編碼和解碼的技術。他和一名同事住在一棟以前歸警方用的平房裡，這房子坐落在一條小河邊，蚊子成災。夜裡他們不得不打著火把捉蟑螂。

訓練結束后，格林回到弗里敦。他住在歐洲人住宅區，那兒全是平房，地處山腳，上面有避暑山莊。他住的那棟房子是一名敘利亞人建造的，兩層樓結構，有樓梯間。起初，格林還弄不明白，為什麼地方軍醫認為這房子不符合醫生要求，後來雨季來臨，房子地基很快變成一塊沼澤地，其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而且對面的運輸營地還招引來了許多令人驚恐不已的蒼蠅和禿鷲。不過，他很快就穩定下來了，將平常僅有的一些空餘時間用來寫《憂慮重重的內閣》一書。

早晨6點用早餐，7點格林通常駕駛他那輛莫利斯牌轎車前往市區採購東西，並從警察局長那兒領取密碼電報。他以假身份為掩護，通過這些密碼電報與特別行動部保持聯繫。回家后立即破譯電文，然後起草回電，寫報告。吃過午飯，午睡片刻，醒來后喝點茶，4點30分他通常沿著一段廢棄的鐵路軌道散步。這段鐵軌位於避暑山莊下面半山坡上，歐洲官員曾經使用過它。從那兒他可以俯視弗里敦海灣。“瑪麗皇后號”常常停泊在港內，擱淺的“愛丁堡城堡號”在廢酒瓶堆上腐爛。黃昏時分，他便回家。這裡耗子很多，且喜歡傍晚出來透透空氣，他想趕在成群耗子出現之前洗完澡。有一次他回家遲了，發現一隻耗子竟蹲伏在浴缸邊沿上，令他氣不打一處來。更糟的是沒法對付耗子夜間出來活動的怪癖，醒來常常發現一些耗子咬住卧室里的窗帘快活地蕩來蕩去。要不是蚊帳起了隔離作用，他的床連同他的身體早就成了它們嬉戲的場所了。格林覺得正是這種插曲使得《憂慮重重的內閣》失去了一些原本應該有的幽默。

葡萄牙班船上的嫌疑犯

儘管有這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已38歲的格林還是愛上了非洲。他日子過得很快樂，唯一的問題是他沒時間寫作。不過，他還是想方設法完成了《憂慮重重的內閣》，用打字機把書稿打出后寄給了出版商。有時他也放下手頭的工作，去內地旅行，這是他最愉快的經歷之一。第一次是1934年，他搭乘窄軌火車去靠近賴比瑞亞和法屬幾內亞邊境的彭登布，這在《沒有地圖的旅行》中有描寫。他發現這些年來那兒沒發生什麼變化，他坐在火車上的“服務員”專座上，睡在“服務員”的鋪位上，以“服務員”的身份領用油燈和食物。火車在泊站停下過夜——乘客們下來住進政府管理的休息大樓，第二天一早火車噴著氣，緩緩爬坡朝彭登布駛去。由於格林對彭登市賓館內的廚師存有疑心，所以他在鐵路邊吃起了罐頭晚餐，野餐桌輕巧地支在鐵軌上，十分有派頭。

格林在弗里敦是能享受就盡量享受，但很快陷入了經濟困境。倫敦來的電報毫不客氣地指出，離開駐地的官員每天所能得到的津貼是3畿尼——足以支付旅館費用，電報還要他確認他會調整好開支的。格林對此的反應是打開辦公室的保險箱，取出40英磅紙幣，放入自己的口袋，然後回電聲稱已調整好開支。

他同住在拉各斯的頂頭上司合不來，其實一開始他們就互沒好感。他的老闆是個對非洲情況根本不了解的病態者，他發覺格林會耍花招，而且脾氣暴躁不易對付。而格林以洗鍊的文字寫出的不無諷刺意味的報告，攪得他寢食不安，弗里敦送來的文件袋他常常有意拖延幾天才打開，為的是儘可能遲點讀到格林影射的文字。他視格林為粗鄙的業餘密探，難以約束的人，他甚至試圖斷絕格林的資金來源。不過格林能向他的朋友警察局長借款，所以這一辦法沒有奏效。當格林計劃去賴比瑞亞邊境的凱拉漢旅遊時，他與老闆的衝突更為明顯了。他很快接到一份電報，要他別離開弗里敦，因為葡萄牙的一艘班船馬上就要到了，所有來自安哥拉的葡萄牙船隻都必須接受檢查，以防混入非法郵件和走私工業金剛石。但格林認為這純屬警察局的工作，於是拒絕執行。他甚至向倫敦提交了辭職書，但倫敦沒有同意，菲爾比幫他擺脫了來自拉各斯方面的麻煩。

突如其來的解脫，使格林重新精神抖擻地開始了因忙於應付矛盾而一度放棄了的寫作。其實船上很少發現有金剛石，郵件也從未發現有什麼問題。唯一引起注意的事件是據說一條早已離港的班船上有一名間諜嫌疑犯，殖民部大臣命令海軍前往攔截，然而沒有人被逮捕。令人詫異的是從一名受到懷疑的乘客身上搜出一本通訊錄，上面有格林的法國朋友翻譯家德尼·克萊羅萬的名字，而這個法國朋友後來被德國人發現是英國特工人員，最後死於集中營。

不光彩的審訊方式

在弗里敦寫作困難重重，而將書稿寄回國也是個問題。格林意識到，如果他將僅有的手稿作為郵件託運回國，萬一遭到潛水艇的襲擊，那他就有可能遺失整部作品，所以每天晚飯後，他用一根手指費勁地打字，複製書稿。

《憂慮重重的內閣》僅僅因為題目吸引人而被美國一家影片公司悄悄地買去了版權，儘管格林對小說的結局並不滿意。他希望自己能用不太離奇的手法處理一連串的間諜事件。不過，他認為特別行動部的普倫蒂斯先生這一人物的塑造是成功的。這一角色是依據在軍情六處工作時結識的某個人所創作的。

確實，格林在後期創作中大量使用他在弗里敦時所觀察到的材料。他保存著一本小筆記本，裡面記錄著他在那兒工作期間所發生的一些事件。他覺得這些材料沒準會閃現一些將來可以用作小說主題的思想火花。其中一部分已計劃用在以弗里敦為背景的小說《命運的內核》 里。

許多發生在他執行任務期間的事情不是令他惱怒就是令他作嘔，特別是那個年輕的斯堪的納維亞海員的案件，那人被懷疑是法國間諜。格林的任務是訊問他，但他得到指令，用一種特別不光彩的方法脅迫嫌疑犯就犯。這位年輕人有個情人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假如他供認不諱，就能回到她身邊，要是他拒不承認，格林就不得不告訴他，他將作為殘餘戰俘而遭拘留。格林大為惱火，因為他知道這也是警局的分內事，結果卻踢給了軍情六處。他不認為自己是被雇來干這種卑鄙的脅迫勾當的。於是他毫無結果地提前結束了訊問。

為了從同伴那兒得到些慰藉，格林常常用密碼電文與在洛倫索馬貴斯的馬爾科姆·莫格里奇互通信息。他們以前並不親密，在英國的時候他們還互存戒心。然而在這裡，他們倆都忍受著某種孤獨。相同的境遇成了一種巨大的安慰，甚至成了一種粘合劑。在拉各斯度過的三個月和在弗里敦工作的一年裡，為了安全起見，格林沒有寫日記。他為未能留下記載他那段奇特經歷的材料而深感遺憾，只是依稀記得並無惡意的軍情五處人員逼瘋警察局長和自己與兩千英里以外的上司爭辯這樣一些插曲。他並未意識到，一部小說將產生於那些歲月。五年後當他開始寫作《命運的內核》的時候，由於缺乏詳細的記載材料，他的情緒大為低落。

在那本書里，斯科比少校——日益衰敗的西非殖民地的一名警官因默默無聞而得不到晉陞。為了送幻想破滅的妻子路易絲回倫敦度假，他向敘利亞商人約瑟夫借錢。斯科比是一位天主教徒，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為了使他妻子幸福，他什麼都願意干。可後來他追求異性，愛上了一位年輕姑娘。於是，他的良心和他對上帝的真誠的愛使他陷入了危機，最後惹出了禍。格林大量利用了他在弗里敦的經歷。

假情報

當格林1944年回到倫敦時，他發現自己已不適合在軍情六處工作了。他回歸的是菲爾比的部門，這個部門負責伊比利亞半島的反間諜活動。格林是專門負責葡萄牙的。菲爾比在《我的無聲戰爭》中評述道：“高興的是格林被分配到我的部門，我讓他負責葡萄牙……他在寄來的信件中發表的尖刻的評論，使我每天在精神上得到些恢復。”

在葡萄牙，德國反間諜機關的某些官員一直向國內寄送完全編造的報告，報告中提及的情報來源於假想的特工人員。他們之所以這麼干，是為了增加個人收入。他們想中飽私囊，確保工資和經費源源不斷。既然德國政府已處於如此搖搖欲墜的危險境地，人人都想乘機撈一把。當時格林想到過，如果他不滿足於自己微薄的工資，在西非玩這相同的把戲那簡直是易如反掌。比如他可以利用一份有關法屬幾內亞的維希機場的報告。寫這份報告的特工是個文盲，數學盲，根本不識羅盤上的羅經點。他聲稱某一混凝土製的車庫裡藏著一輛坦克，然而格林早就收到另一名特工寫來的報告，得知那個車庫裡存放著的全是破舊的長統靴。憑經驗格林知道平淡無奇的報告更可信，所以他認定先收到的那份報告是準確的。儘管格林斷定那個文盲是不稱職的，但他的上司們卻認為他的報告“非常有價值”。格林對“特別行動隊”送來的報告也不敢輕信，因為他們的情報來源顯然是相同的。靠胡編亂寫報告騙錢的主題，十二年後在格林最優秀的小說之一《我們的人在哈瓦那》里終於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由於當時格林認為菲爾比在玩權力遊戲，所以他放棄了晉陞機會，並在1945年離開了秘密情報機構。他抱著能被派往戰後法國的願望，來到外交部政治情報局工作。該情報局雖然答應了他的要求，但並未履行諾言。於是他去貝德福德街的“艾爾——斯波蒂斯伍德”出版社工作。格林覺得他留給軍情六處的唯一禮物是他獨立編纂的一冊只有20本複製品的《名人錄》。其中包括在亞速爾群島活動的德國間諜名單，和兩篇簡論該群島行政管理和農業情況的文章。他還收進了一篇基姆·菲爾比寫的旨在為英國侵略軍提供幫助的文章，是論無線電通訊的。

1950年，格雷厄姆·格林首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一生提名更是多達21次，被譽為諾貝爾文學獎無冕之王。諾貝爾獎有50年的保密期，在已公開的檔案里顯示，在1967年之前，格林就已獲得過11次提名。

至於格林為什麼沒有獲得諾貝爾獎的原因，大致有三點。一個是因為當時格林的作品非常暢銷，評委覺得他並不需要諾獎的獎金；二是，格林寫過很多犯罪間諜小說，評委認為他不是一個嚴肅作家。馬爾克斯在《番石榴飄香》里寫過一個他和格林的故事，格林自己也如此認為的。馬爾克斯和格林一次一起乘飛機時，他問格林自己覺得為什麼不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格林迅速回答道：“因為他們不認為我是個嚴肅作家。”

第三的原因是，諾貝爾文學獎一直以來對英國作家的忽視，以及平衡獲獎人所在地區的關係。在最近瑞典學院解密了50年前的諾貝爾委員會議事紀錄，內容顯示，1961年，格林距離桂冠僅有一步之遙。

在當年的候選名單上，格林顯然排在首位。評委安德斯·厄斯特林（Anders Osterling）當時評價說，格林是個“完全成熟的作家”，應該同時考慮他最近的作品和他的“整體成就”。厄院士指的是此前一年格林出版的小說《一個自行發完病毒的病例》（1960） 。

但委員們還要考慮文學版圖上的老少邊窮地區。厄委員是個閱讀範圍極廣的院士，他覺得當時少有人知的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也挺好，且基於波斯尼亞本土歷史與文化的原創性更強，因而力薦。

最終，安德里奇後來居上，“以史詩般的力量，汲取其祖國之歷史，挖掘其主題，並刻畫人類命運，”而獲頒1961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還有一個更為匪夷所思的原因是，這個原因也流傳甚廣，就是格林跟某位評委的妻子有染，該評委說，格林拿獎只能從他屍體上跨過去。

對於，格林最終未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事，讓很多人耿耿於懷，為格林鳴不平。

馬爾克斯說：“雖然把諾貝爾獎授給了我，但也是間接授給了格林，倘若我不曾讀過格林，我不可能寫出任何東西。”

諾貝爾獎評委拉斯·福塞爾說：“未授予格林文學獎是諾貝爾獎歷史上的一個重大錯誤。”另一位諾貝爾獎評委安德斯·奧斯特林也曾說：“他的名字會為我們的獲獎名單增光添彩。”

而唐諾甚至直接稱，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裡，諾貝爾最終的獲獎名單是可疑的。“格林大概是和諾貝爾文學獎關係最糾纏也最奇怪的作家，他破紀錄的被連著提名超過二十次，卻終其一生沒能得獎。當然，這件事較丟臉的一方是瑞典皇家科學院（文學院）那班人，意思是，長達二十年以上的時光，他們的文學獎最終名單一直是可疑的、鑒賞力大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