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理論

我們既不是為生產而生產，為搞經濟而搞經濟，也不是為單純增加GDP而生產，更不是為“烏紗帽”而搞經濟。我們搞經濟、發展生產，唯一的目的就是滿足人民群眾的生活消費需要，使他們過上美好的幸福生活。這種消費需要是強大無比的生產發展的動力和經濟前進的火車頭。

在當代，一般說來，任何國家的經濟增長(發展)都要依靠消費、投資和出口這三駕馬車拉動。但由於國情不同，三駕馬車的搭配狀況各異。如果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型或封閉型國家，那麼它的經濟發展基本上由國內消費與投資這兩駕馬車拉動；如果是市場經濟的開放型小國或地區(如新加坡、荷蘭、比利時和我國的香港地區),那麼它的經濟增長或發展主要由出口拉動，其外貿出口依存度可達300%甚至400%以上；如果是市場經濟的開放型大國(如美國、日本、中國、印度等),那麼它們的經濟發展應由三駕馬車同時拉動，且以國內消費為主、投資和出口輔之。美國和日本雖然出口總額不小，但其外貿出口依存度也不過10%左右。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消費市場之大無與倫比。因此，我國必須確立並始終堅持以消費為主，以消費為第一駕馬車拉動經濟發展的基本國策。但近20年來，拉動我國GDP增長的第一駕馬車不是消費卻是投資。出口這駕馬車的拉動作用自2000年以來也相當突出，使外貿出口依存度達30%-35%,相當於美國和日本的2—3倍。由上述情況可知，黨中央要求“形成消費、投資和出口協調拉動的增長格局”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按照傳統消費理論，居民收入=消費+儲蓄，或者說，消費=收入-儲蓄。這兩個公式表明，不能將收入等同於消費，更不能將儲蓄等同於消費。實際上，即使收入增長了，並不見得用於改善生活，而是把它變成儲蓄，形成高儲蓄、低消費。2006年比1978年，以當年價格計算，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分別增長33.2倍和25.8倍，城鄉人均消費額分別增長20.5倍和19.5倍，而城鄉居民人均儲蓄額增長高達560.3倍。這不就是高儲蓄、低消費嗎？高儲蓄又是高投資的根源。高儲蓄、高投資、低消費成了我國經濟中的一種頑症，非下功夫治理不可了。

在當今世界，消費與儲蓄的關係不外兩大類型：以美國為代表的低儲蓄、高消費類型與以日本為代表的高儲蓄、低消費類型。兩種類型何者為佳，值得探討。現在看來是各有利弊，也各有存在的條件，我們不能照抄。美國沒有儲蓄但有大量投資支持經濟發展，而投資從何而來呢？通過向全世界出售政府債券、企業債券、股票，在全球發行美鈔以及巨額外貿逆差等方式，集中全世界的資本。這一點不適合我國，我國的建設資金主要靠內部積累，即由儲蓄轉化而來。日本的低消費、高儲蓄同以往我國30年的實際情況相類似，存在眾多弊端。在我國，既要大量儲蓄(投資)促進生產高速發展，又要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滿足人民群眾的生活需要。因此，從我國國情出發，應使收入、消費、儲蓄三者大體同步增長，或者說，三者之間的比例關係保持常數，筆者稱其為適度消費理論。這個理論不同於消費傾向下降，而儲蓄傾向上升的理論。

人類歷史進程表明，隨著社會生產的不斷發展，人們的生活消費水平不斷上升。在低級階段，當期(或稱即期、現期)收入決定當期消費，沒有跨期選擇問題。由於收入是既定的，因而消費也是確定的。這種環境中的消費理論被稱為確定性消費理論或傳統消費理論。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相應提高，進入更高階段。在此階段，收入顯著增多，不僅可以滿足當期消費需要，還有剩餘，且剩餘越來越多，於是又轉化為儲蓄和各種財產。在此情況下，消費不僅取決於當期收入，更取決於一生的財產多少。即使當期沒有任何收入，依靠過去積累的財產或財產收入也可以實現消費需求；即使當期沒有財產或財產收入，只要未來有收入或財產，也可以通過消費信貸取得收入，以實現當期消費。這種消費取決於財產與收入的相互轉化以及消費信貸，即取決於發達的資本市場，其實現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這種消費的理論稱為非確定性消費理論，又稱現代消費理論。

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把居民“家庭財產普通增多”視為居民生活顯著改善的重要標誌，並號召全黨要“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這既是對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的新發展，又是我國由傳統消費轉向現代消費的里程碑。

現代消費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傳統消費則是以自然經濟或計劃經濟為基礎的。在自然經濟中，以家庭為生產和消費單位，生產什麼就消費什麼，生產多少就消費多少，不僅沒有跨期選擇問題，也沒有跨國、跨地區選擇問題，因而消費者沒有什麼權力。在計劃經濟時期，以產定銷，生產什麼就銷售什麼，就消費什麼；生產多少就銷售多少，就消費多少。出現供不應求時，就採取行政措施或實行票證制度，對消費加以限制，消費者沒有選擇的權力。在市場經濟中，以銷定產，市場上能夠銷售什麼(居民購買什麼)就生產什麼；銷售多少(居民購買多少)就生產多少。換言之，消費者需要什麼就生產什麼，就銷售什麼；消費者需要多少就生產多少、銷售多少。消費者的需要是生產和銷售的出發點。將上述三種類型的經濟形態進行比較之後不難發現，立足於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之上的傳統消費理論是生產者主權理論，而立足於市場經濟之上的現代消費理論是一種消費者主權理論。

隨著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我國的傳統消費正在向現代消費轉變，傳統消費理論正在向現代消費理論轉變，生產者主權理論正在向消費者主權理論轉變，消費者正在由無權向有權轉變。這是消費體制、消費思想的重大變革。

居民消費結構受多種社會經濟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制約，並隨著社會生產發展和科技進步而不斷變化。當前呈現出一些新趨勢:

一是服務消費增強。幾千年來，人類生活都是以實物消費為主，服務消費為輔。現在達到了一個拐點，在發達國家已出現以服務消費為主、實物消費為輔的新現象。消費結構這個新變化在我國的北京、上海、香港等大城市已初露端倪。這個新趨勢的出現決不是偶然的，它是社會產業結構演進的必然結果。在GDP的實物構成中，由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提供的實物消費品所佔的比重已降至50%以下，而由第三產業提供的服務消費品所佔比重已上升至50%以上，在發達國家甚至達到70%以上。產業結構的這種新特徵不能不在居民消費結構上反映和體現出來。

二是綠色消費增強。從本源上考察，人類的生活消費自始就是綠色消費，即人類自始就依靠綠色有機物質生存和發展。可以說，綠色消費是人類的本源消費。然而，化學工業和轉基因技術問世后，開始動搖了人類綠色消費的原本基礎。科技進步往往是雙刃劍，以轉基因食品來說，歐洲人和日本人中反對者大有人在。鑒於對“化學化”和“基因化”的懷疑，人們開始重視綠色消費，這可謂返樸歸真。

三是文化消費增強。人是社會動物，人與其他動物的根本區別除製造和使用工具外，就是創造精神文明，並享受一切先進文化成果。我國已進入小康社會，主要任務是全面建設和實現小康。小康型生活不同於饑寒型生活和溫飽型生活。後者主要解決生存問題，前者則主要解決發展問題和享受問題。發展問題和享受問題的解決主要依靠文化事業的發展和居民文化生活的提高。所以，文化消費增強將是我們邁向小康道路上必然出現的一種新趨勢。

四是數字消費增強。當今社會已進入數字化時代，眾多信息產品雖然外觀千奇百怪、功能各異，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它們都依靠數碼運行，故稱為數字產品。這類產品既有生產過程，又有消費過程。數字產品的消費簡稱為數字消費。在信息化時代，數字消費的地位與作用是很突出的，並且呈現日益上升的趨勢。

對以上所講的四種消費新趨勢，政府決策部門應採取正確的政策加以引導，促使其發展；企業家則應從這些趨勢中尋找潛在的市場和現實的市場。

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要“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這個講話非常重要、非常及時，應很好地貫徹和落實。不僅要把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打造成生態文明型的，而且要把我國的消費模式構建成生態文明型的。

所謂生態文明是指在人、社會、自然三者和諧共生與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基礎上，實現良性循環、全面發展和持續繁榮。這種文明同工業文明、農業文明具有內在統一性，本來可以互相促進、共同繁榮。但它們在一定條件下也有矛盾的地方。這種矛盾當前尤其突出。在建設工業文明、農業文明的同時，有些部門、地方和企業忽視了生態文明，破壞了環境。不僅生產建設中有這種現象，生活消費中也有這類問題。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能源不多，環境污染已相當嚴重。當前，急需把工業文明、農業文明同生態文明真正統一起來，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和生態良好的文明之路，把生態文明落實到每個部門、每個地區、每個企業和每個家庭。

凱恩斯的消費函數理論是他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一書中提出：總消費是總收入的函數。這一思想用線性函數形式表示為：

Ct=a+b+Yt

式中C表示總消費,Y表示總收入，下標t表示時期；a、b為參數。參數b稱為邊際消費傾向，其值介於0與1之間。凱恩斯的這個消費函數僅僅以收入來解釋消費，被稱為絕對收入假說。這一假說過於簡單粗略，用於預測時誤差較大。

凱恩斯的消費函數理論作為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理論，具有其兩重特性。

一方面，它從資本主義制度出發，服務於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

另一方面，要使經濟擺脫危機而得以順利增長，它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市場經濟的一般運行規則。

縱觀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中有關邏輯順序，可將其消費理論簡要概述如下：

（一）把消費量（c）與就業量（n）連接起來。認為一定水平的就業量決定一定的消費量。（《通論》第79—80頁）。

（二）設一定的收入決定於一定的就業量。即“在本書範圍內，真實所得之變動原因，僅限於一特定資本設備上就業人數之增減，故真實所得隨就業人數之增減而增減”（《通論》第98頁），這樣又把收入（y）與就業量（n）聯結起來。與第一步相結合，從而把消費與收入聯繫起來。

（三）討論消費與收入等因素的關係，定義消費傾向（函數），c[,w]=x（y[,w]）。

社會的消費取決於三個方面的因素：（1）所得數量。（2）客觀環境因素。

1、工資單位之改變；

2、所得與凈所得之差別；

3、資產的貨幣價值的變動；

4、時間貼現率；

5、財政政策之改變；

6、個人對未來收入的預期。

以上除工資單位因素以外的其它因素在短期內都不會有太大變動，所以對消費也不會有重大影響。因此，消費是真實所得的較穩定的函數。（3）主觀因素。首先分析影響儲蓄動機的因素，包括謹慎、遠慮、計算、改善、獨立、企業、自豪與貪婪。然後從其反面概括出直接影響消費的主觀因素為享受、短見、慷慨、失算、炫耀與奢侈，等等。這些因素取決於制度、傳統、資本技術設備等影響，而在短期內不易發生變化，即可看作既定量。這樣，再一次證明了消費是收入的穩定函數，這裡的收入當然是指現期的絕對收入水平。

徠表示增加收入中用於增加消費的比例。0〈dc[,w]/dy[,w]〈1，邊際消費傾向呈遞減規律，小於平均消費傾向。“當社會之真實所得增減時，其消費量亦隨之增減，但後者之增減常小於前者。”。

以上構成凱恩斯消費函數理論的主要內容，被稱為“絕對收入假說”。（五）由邊際消費傾向推出乘數理論，說明邊際消費傾向的遞減，導致有效需求不足，導致國民收入小於充分就業均衡，導致失業，這又回到他分析的出發點。編輯本段凱恩斯的消費理論在其總理論中的地位凱恩斯指出：《通論》“分析之最終目的，乃在發現何者決定就業量。”“就業量定於總供給函數與總需求函數之交點。總供給函數主要繫於供給之物質情況，其中道理大都已為人熟知。”但是“一般人卻忽視了總需求函數之地位，”（《通論》第79頁）。所以，凱恩斯的重點放在總需求如何決定就業量這方面。凱恩斯通過三大基本規律的揭示來說明有效需求不足。三大基本規律即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資本預期邊際收益率遞減規律和人們的靈活偏好。三者導致人們將收入以貨幣形態保持在手中，而消費和投資則減少，因而減少了有效需求，結果使經濟出現小於充分就業的國民收入均衡。

在凱恩斯理論的這三大支柱中，以其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最為根本。他固然把有效需求不足分為消費不足和投資不足，但他認為前者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而後者最終不過是前者引導出來的派生現象。因為“消費乃是一切經濟活動之唯一目的、唯一對象”（《通論》第90頁），“資本不能離開消費而獨立存在，反之，如果消費傾向一經減低，便成為永久習慣，則不僅消費需求將減少，資本需求亦將減少。”（《通論》第92頁），由此可見消費理論在其理論中獨特的基礎地位。

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的揭示，使推翻薩伊定理有了理論基礎。薩伊定律認為總供給恆等於總需求，即“供給會自行創造其需求”。凱恩斯的消費函數理論說明了消費的增減不如收入增減之甚，從而打破了供給恆等於需求的教條，克服了理論觀念上的障礙。承認市場調節會帶來盲目失衡，即會出現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和失業問題，從而為他的整個就業理論奠定了前提和基礎。同時，幾乎所有解決需求不足，增加就業的辦法都與消費有關，由此也可見消費理論在其整體理論中的重要地位。

消費理論的重要地位，還表現在通過邊際消費傾向的揭示，建立了乘數理論，從而為進一步分析經濟增長和周期理論奠定了基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作為經濟的內在穩定器，其波動的幅度比收入的波動幅度較小，從而說明經濟波動主要是由投資波動引起的。另外，邊際消費傾向的提出致使乘數可以計算，乘數：k=1/（1－邊際消費傾向），這為進一步分析增長周期理論提供了定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