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文化

在很古很古的時候，中國從西向東有三條江河北方的一條水是黃色的，炎黃二帝又出生在那裡，人們就稱它為黃河；南方的一條，水系很長很長，而且水流的很快，人們就叫它為長江；中間的一條按照方位人們叫它中河，由於這條河富饒秀美、氣候宜人，“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引得古人類紛紛來此集居；隨著時光的推移，人們開始覺得中河名只能反映它的位置，而不能反映它的自然形美，於是黃帝的史官倉頡就依據古淮河比長江、黃河都短，而且淮水美如“鳥之短尾”的意境，用象形字“水”與“隹”(zhui，短尾鳥名)合併，創造了“淮”字，並將中河之名改為淮河。

淮河，是我國一條古老而又獨具地域特色的河流，與我國長江、黃河、濟水齊名於世，並稱“四瀆”。淮河流域，不僅是我國聞名的戰略要地之一，而且是蘇、魯、豫、皖人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中華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的主要發源地之一，它以深厚的文化底蘊，悲壯的歷史沉積將我們帶入了博大的淮河文化空間……

由於淮河是我國東部的南北分界線，淮河流域位於黃河與長江之間的過渡地帶。所以，淮河文化便在這個特定的自然環境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區域文化。

淮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根據考古發現，早在舊石器時代，淮河流域就有人類活動。目前已經發現的遠古時代的文化遺址，就達100多處。如：位於沂河上游的沂源1號遺址；位於淮河中游的盱眙縣下草灣遺址；位於淮河下游的蘇北連雲港桃花澗遺址和淮安青蓮崗文化遺址。新石器時代，淮河流域人類活動更為活躍，現已發現散落在淮河流域各地的仰韶、龍山、青蓮崗、大汶口文化遺址100多處。其中1977、1978年在河南新鄭縣發掘的裴李崗遺址，從出土的文物證明，淮河流域在數千年以前已經有了農業和畜牧業。陶器的廣泛使用和圖形文字的出現，說明淮河流域的人類當時已經脫離了野蠻時代的低級階段。古老淮河很早以前就已成為淮河流域人們賴以生存的水源。從漫長的文化史分析，淮河文化源於長江流域的楚文化，興盛於淮河流域的宋、明文化，並與中原文化匯合，才使中國進入炎黃同尊、龍鳳呈樣的時代。我國的孔孟儒家學說，墨家學派，韓非、李斯的法家學派，都是在淮河流域創立的。

淮河流域人民為中國古代史寫下了光輝的篇章。早在4000多年前，夏王朝就在潁河上游的登封建都，這標誌著中華民族文明史的開端。繼夏而起的商朝，也首先在河南商丘一帶艱苦創業。夏商王朝的興起，創造出代表世界東方的燦爛文化，堪與埃及、巴比倫和印度的古文明相媲美，被稱為世界4大文明之源。

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甲骨文中，已經出現了“淮”字的記載，稍後2900多年前的西周鐘鼎文中也有“淮”的字樣。我國的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記有“鼓鍾將將，淮水湯湯”的詩句。戰國時期的地理著作《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會泗、沂，東入於海”，並對淮河作了更為詳細的記載。

淮河地處中原，自古以來便是兵家必爭之地，特別自邗溝、鴻溝、汴渠和京杭運河的先後開鑿，這裡成為經濟命脈地帶。商周時期，位於淮河下游的淮夷方國成為商周統治者的勁敵，迫使他們屢次派兵征伐，招致商王朝的覆滅和周王朝的衰敗。春秋戰國時期，淮河流域又成為大國爭霸和角逐的重要地區，出現了號稱“天下之中”的商業都市陶(山東定陶)，還有陳(河南淮陽)、壽春(安徽壽縣)、睢陽(河南商丘)、彭城(江蘇徐州)和魯城(山東曲阜)等大都會。秦漢時期，漢高祖劉邦起兵反秦，襄助劉邦奪取天下的文臣武將也多出生於淮河流域。彭城(徐州)是西楚霸王項羽的統治中心，楚漢決戰於垓下(安徽蚌埠固鎮)，項羽兵敗，自刎烏江(安徽和縣北)。東漢末年，魏、蜀、吳三國鼎立，曹操就誕生在淮河支流渦河旁的沛國譙(安徽亳州)。北宋王朝建都汴梁(開封)，號稱東京。到了南宋，宋金對峙便是以淮河為界。元末，一代帝王朱元璋出生鳳陽，從戎於鳳陽。

朱元璋曾在一首詩中寫道：“年年殺氣未曾收，淮南淮北草木秋”，這就足以想象出淮河流域頻繁發生的戰爭及其給人民加重的負擔。人禍加上天災的襲擊，導致著名的農民起義，秦末大澤鄉起義，西漢赤眉起義，唐末黃巢起義，北宋梁山起義，元末紅巾起義，清末捻軍起義。可以說，中國歷史上的重要農民起義大多發起於淮河流域。

不僅如此，許多古代重大的戰役都是在淮河大地上進行的：著名的齊魯長勺之戰，宋楚的泓水之戰，朱明的靖難之戰……魏晉以後，每當祖國南北分裂，淮河就成為雙方對峙的鴻溝，盱眙臨淮的寶積山“歲幣庫”，即是宋金划淮為界，納幣敬貢的最好例證。著名詩人楊萬里“兩岸舟船各背弛，波浪交涉亦難為”的詩句，真實地反映了以淮河為界雙方分裂的歷史局面。

淮河流域的勞動人民不但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同時又富有光榮的革命傳統。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大別山區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抗日戰爭期間，中共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設在盱眙的黃花塘，劉少奇、陳毅、張雲逸、羅炳輝、彭雪峰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轉戰淮河兩岸，運籌於洪澤湖畔，為拯救民族危亡立下了不朽的功勛。解放戰爭中，淮河流域的廣大人民群眾踴躍參軍、積極支前，從中原突圍、孟良崮戰役、蘇中七戰七捷到震驚世界的淮海戰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貢獻。

淮河流域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淮河源頭——桐柏山，是神話中盤古開天劈地的地方。這裡，太白頂雄居山巔，雲台山毗鄰峰側；淮源山溪容納百川奔騰而下，“萬頃白雲蒸綠壁，一聲黃鶴唳青霄”。在河南淮陽，人們為追憶“三皇五帝”之首天皇伏羲氏的功績建築了伏羲陵廟。相傳伏羲氏教民結網捕魚，畫八卦，妻子女媧手拿矩尺，鍊石補天，積蘆灰以止淫水，成為中華民族千古流傳的佳話。郭沫若著《中國史稿》中，把伏羲氏稱作淮河流域民族的祖先。鯀和大禹父子治水的傳說，更是家喻戶曉。據史載，大禹是淮河流域河南登封人，他曾三次到桐柏山察看淮河水情，征服淮河水妖巫支祁，使淮河不再泛濫。安徽懷遠縣的塗山，相傳是大禹取塗山氏和大會諸候的地方，後人在塗山項修建了規模宏大的禹王宮，象徵塗山氏的天然石像——啟母石矗立在禹王宮前。塗山隔河相望是荊山，在那裡曾為大禹的兒子建造過啟王殿，山腰有白乳泉和望淮樓，在那裡留下了膾炙人口的名聯：“片帆從天外飛來，劈開兩岸青山，好趁長風沖巨浪，亂石自雲中錯落，釀得一甌白乳，合邀明月飲高樓。”荊山腳下的“斷梅谷”，是長淮三峽之一，更是風景秀麗的天成佳景。

大禹的後代，在淮河流域建立了夏王朝，陽城(河南登封)和陽翟(河南禹縣)，即是當時夏王朝的古都遺址。山東魯城(曲阜)是孔子的老家，也是魯國的文化中心，孔子在這裡修訂了《詩經》、《尚書》、《易經》、《禮》和《春秋》等古代文獻，創立了儒家學派，傳播了古代文化，曲阜．的孔廟、孫林、孔府，鄒縣的孟子墓、孟廟和孟府，成為歷代人們祭祀、瞻仰、遊覽的聖地。

春秋戰國時期襄助齊桓公建立霸業的管仲，出生在安徽潁上縣，在這裡建有紀念管仲的管鮑祠。並依據管鮑分金的故事在盱眙的管鎮建立管鮑分金亭。安徽宿州有陳勝、吳廣宣布起義、結盟誓師的“涉故台”，駐紮練武的“七十二營壘”和“騎路”。在河南永城縣芒碭山南麓不僅建有陳勝墓地，而且還保留了劉邦“斬蛇起義”的碑亭。劉邦出生地沛縣，保存著公元前196年劉邦所作、東漢蔡邕手書的《大風歌》碑刻，並建有漢文化的標誌性建築“歌風台”。

三國時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曹操的出生地安徽亳州，有曹操青年時期讀書遺址，視察農田的東西觀稼台、屯糧遺址、演兵處、歇馬池和柵馬牆等。最為珍貴的是曹氏墓群和地下運兵道。亳州還有紀念三國時神醫華佗的華祖廟。“建安七子”大多出生於淮河流域。

隋唐時期，江淮地區經濟更加繁榮。自隋煬帝開挖南北大運河后，通濟渠橫貫淮河流域，溝通長江、淮河、黃河三大水系，沿運河出現了許多盛極一時的大都會。北宋王朝都城汴梁(開封)，是當時“天下富商大賈所聚”之處，不僅是北宋王朝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國著名的歷史文化故都，城內有古老的開封鐵塔和著名的相國寺。畫家張擇端繪製的《清明上河圖》，就是以開封為背景，描繪當時都城的繁榮景象。“淮右名都”揚州，景色秀麗、人文薈萃、經濟繁榮，不僅贏得了歷代帝王和文人騷客的青睞，而且還吸引了阿拉伯、伊朗、印度和日本等國際商賈，促進了國際間的文化交流。

嵩山，是我國著名五嶽之一，也是淮河流域潁河(淮河最大的支流)的發源地。因嵩山地處中原，自古以來，從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到“聖跡遍天下”的清乾隆皇帝，無不把登嵩山、覽峻極作為其炫耀文治武功的一項壯舉。北魏孝明帝時建築的嵩岳寺塔，是我國最高的磚塔；少林寺成為我國佛教禪宗的發祥地。

壽縣西北的古戰場八公山，三面臨淮，一面濱淝河，主峰東側有“漢淮南王劉安之墓”，西側有戰國時代名將廉頗的墓冢；山下即是當年秦晉淝水之戰的晉軍渡口“東津渡”。

山東泗水縣的泉林，傳說大禹治水曾經過此地，春秋末年孔子也曾到過這裡，陪尾山西麓還保留著“子在川上處”的古迹；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曾來泉林追溯泗水的源流；唐朝詩人李白也曾在這裡對酒高歌，留下了“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的名句。

地處淮河中游的安徽鳳陽，建有時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的“皇陵”和“中都城”。位於淮河中下游的盱眙，不僅是朱元璋的出生地，而且大明王朝的龍脈——明祖陵也建在這裡，從而成為明文化的發源地。

世世代代與淮水結下不解之緣的淮陰、淮安，地處淮河與洪澤湖的交匯口，這裡地理優越、交通便捷，向有“九省通衢”、“南船北馬交匯之所”之稱，在中國漕運和交通史上被視為襟喉要地，明清兩朝漕運總督署和負責河防要務的河道總督署曾設在這裡，淮陰侯韓信、大文學家吳承恩的故里也在這裡，曾有“襟吳帶楚客多游，壯麗東南第一州”之美譽；特別是在這片神奇土地上，沉陷於淮河水下已達320餘年的古泗州城，堪稱“中國龐貝”。氣勢恢宏的洪澤湖大堤綿延百里，成為聞名華夏的“水上長城”，從而使這片人文薈萃的熱土成為一顆熠熠生輝的“淮上明珠”。

在春秋戰國時期，淮河流域的十幾個諸侯國為了角逐爭霸，曾興建了一些水利工程。最著名的有：公元前605年楚國令尹(即宰相)孫叔敖在今壽縣境內興建的我國最古老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芍陂，也就是現在的安豐塘。同時興建的還有河南期思雩婁灌區。春秋時河南的徐偃王在淮陽(陳)上蔡之間，開挖了人工運河，溝通陳蔡，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人工運河。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為了北上稱霸中原，在今揚州附近開鑿邗溝，溝通了江淮，成為以後京杭大運河的前身。戰國時魏國開鑿了開封至沈邱的鴻溝，溝通了黃河與淮河。

“臨淮自古多名士”。淮河流域的經濟發展和歷代的政治變遷，造就了一大批傑出人物。除產生許多叱吒風雲的農民起義領袖外，還出現了許多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學家、軍事家和文學藝術家。如管仲、孔子、老子、孟子、莊子、劉邦、項羽、韓信、蔡文姬、曹操、諸葛亮、朱元璋、施耐庵、吳承恩、孔尚任……，特別是新中國的開國總理周恩來也誕生於此，可謂群星燦爛，光照千秋。

淮河文化以流域地區界定。分水嶺內，東至黃海；北至沂蒙山和黃河南堤；西至伏牛山、桐柏山，南至大別山和皖山余脈，河兩岸和凡是流進淮河的支流地域生存的文化，均可稱之為“淮河文化”。由於淮河流域面積廣袤，有著華夏“天中”的優越地位，域內與各方接壤的地區出現文化交融。其東北連齊魯、西北接中原、西南接荊楚、東南通吳越，因而融合了這些地區的文化精華，形成了古文化多元性、豐富的一大特色。淮河文化包括了商周時代的東夷(包括淮夷)文化、渦淮兩岸產生的老莊文化、先秦時期荊楚文化、吳越文化以及兩漢和北宋之後南移的中原文化、明清之際興起的淮揚文化。因此，淮河文化的定義應是以流域內自然地理環境為生存條件，在淮河主幹流地區，以楚、明文化的底蘊，兼容中原文化而形成的區域文化。

淮河在我國東南部南北分界的地理區位，自然賦予了淮河文化鮮明的地域特色。以淮為界，北稱“黃淮”，南稱“江淮”，淮河文化正是黃河文化與長江文化數千年融合的結果。它主要體現在淮河幹流兩岸空間範圍內，反映出南北過渡、兼容並包的特色。

淮河雖然是居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南北界河，但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卻是融而不阻的中間地帶。南方人說它是北方，北方人說它是南方。“駿馬秋風塞北，杏花春雨江南”，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景觀，均反映淮河兩岸以淮為界，分出平原與丘陵的地貌；旱糧與水稻的農耕方式，米北面的生活習俗，茶北酒的飲食習慣，寨與山村的居住群落；南舟北車的交通方式，南蠻北侉的方言區劃。北方人的豪放剛烈，南方人的柔宛秀麗，皆能融合於淮河兩岸人民的秉性之中。

目前我國區域文化從大的範圍分類一般都按黃河文化、長江文化等區域劃分或以先秦時期的國度劃分為齊魯、吳越等區域文化，尚無以淮河流域為地域特徵的淮河文化之說，而淮河文化作為獨立的區域文化，是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不可取代的。由於淮河文化具有鮮明的過渡兼容性質，對研究我國地域文化融合規律，有著典型的意義。楚郢都壽春出土的青銅器，明顯吸收了吳越先進的冶鑄技術，才達到戰國時期青銅器鼎盛的水平，處渦淮口的懷遠以江淮方言滲入中原官話而出現的方言島，成為文化交融的“活化石”，中原地區傳入的花鼓燈藝術，從淮河上游傳播到懷遠，出現了豪放與輕靈融為一體的獨特風格，被譽“東方芭蕾”，名的鳳陽雙條鼓質樸而娓婉，是淮河中游地區民間藝術向江淮地區過渡的藝術形式，而盛行於蘇、魯、豫、皖交界地的“泗州戲”則是明清時代流行於淮河流域古泗州一帶“拉魂腔”的傳承與演進，揚地區模仿、消融蘇南文化特質，在淮河下游蘊育出了獨具特色的淮陽都市文化。所有這些都對研究區域文化融合規律有著重要的價值。

《管子·水地》云：水者，何也？萬物之本源也，諸生之宗室也。在以農為本的古代社會，淮河是流域地區交通和農業的命脈。從淮河流域歷史文化古城興起、衰落、變遷，均與淮河水利密切相關，沉睡在洪澤湖底的古徐國雁門關，沉沒在淮河水下的古泗州故城，從淮河水下拯救出的明祖陵等等，無不說明淮河水利是構成淮河歷史文化變遷的重要原因。從河流的文化生存與傳播中的作用出發，分析淮河干支流水系變化，可以看出淮河主幹流從中原到沿海，其上游北岸渦、潁河，以及歷史上的汴河源於中州大地；南岸史、淠河連接荊楚；下游又有大運河貫通京杭，溝通中國南北。河流即文化傳播的渠道。淮河流域出現的楚文化、中原文化、吳越文化的交融，均是以河流為載體。

自1194年黃河全面南泛，到1855年黃河北徙，在整個歷史的沿革中，明代中葉的淮河流域經濟發展在總體上呈增長勢態，並在下游的淮河地區出現了以徽商為主體的鹽商經濟社區。在治理淮河的漫長歲月中，形成了大量的歷史典籍，因而有些專家把它稱之為“水利文化”，北魏酈道元編著的《水經注》，對淮水其支流的原委、分合，流經地區的地理變遷和歷史事件均有記載；明代萬曆年間潘季馴的《河防一覽》、《兩河經略》等著作，提出了“築堰障淮，束水攻沙，水逼淮注黃”等治水思想，清代康熙年間靳輔的《靳文襄公奏疏》，提出黃、淮、運綜合治理主張，完善了潘季馴的治水思想。當前我國已由農耕社會走向工業化、信息化的時代，文化傳播方式雖然發生變革，但自然地理和歷史人文因素，對社會文化的形成依然起著重要作用，可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風情育一方文。

一部數千年的淮河興衰史，民俗文化貫穿始終，影響較大的有秦始皇撈鼎、徐福買葯、水漫泗州、收伏巫支祁、小白龍探母、九牛二虎一隻雞等。特別是大禹治水的神話傳說，流行於整個淮河流域，而其地域特色特別明顯。淮河中游鳳台峽山口、荊塗山峽、下游盱眙甘泉山與聖人山之間的聖山湖、禹王河，均有頗為典型的故事為印證。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其實質也是區域文化的差異。以人為本，強化區域文化的研究、開發和應用，必將進一步提高區域的文化品位，從而帶來區域經濟的騰飛和發展。

由於淮河地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環境，各種不同文化在此碰

撞、交流，淮河文化作為融合中原文化、吳楚文化基礎上形成的一種區域文化，具有兼容性和過渡性的特點，孕育出了中華文化奠基人的老子、莊子、管子、顏回等先哲，以及“三曹父子”、“竹林七賢”等文學藝術的巨擘。

淮河文化對中華文明的另一重要貢獻是，在這個地區發生過幾次著名戰役，其中有些戰役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戰爭給淮北平原留下了斑斑傷痕，也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跡，滋養著這個地區的文化，同時，也塑造著這個地區的人文精神和豪爽、樂天、俠義的民風。

淮河文化，跨河南，安徽、江蘇三省，和齊魯文化、楚荊文 化、吳越文化並立而互相滲透。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遍布淮河流域，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器物距今8000多年，比黃河流域韶文化早1000多年。在蚌埠懷遠，則有禹文化的產生。

渦河流域是道家發源地，而道家在先秦哲學史上居“主幹地位”（歷史學家、北大教授陳鼓應語）。從春秋後至秦漢的諸子百家，很多產於懷河流域。僅在原安徽境內者即有老子、莊周、管仲、劉安及其賓客所形成的懷河學派；東漢哲學家、經學學家桓譚、桓彬父子，皆文學家，麟曾入宮講學，彬之文與蔡邕齊名；東晉，有桓溫、桓沖、桓玄三代政治家、文學家。桓沖、桓伊協助謝安抗秦，桓伊還直接參與淝水之戰指揮，他又是音樂家，《梅花三弄》名曲創作源於桓伊，伊且善笛、箏，曾在晉武帝前吹笛為謝安緩頰，使孝武帝司馬昌明重新起用謝安，因而“桓伊笛”成為歷史佳話。有趣的是上述諸桓，都是今懷遠縣龍亢（古有龍亢縣）及其附近的人，這對研究人才的群體也有幫助。

東漢以降，以曹操父子為代表的建安文學，以華佗為代表的醫藥學，在中國歷史 上都有著很高的地位。魏晉玄學的代表人物，竹林七賢中嵇康和劉伶都是安徽譙沛地區人，同時期的著名書畫藝術家戴逵及戴勃、戴嗣父子也是譙郡人。唐朝毫人大畫家曹霸善畫馬，杜甫有《丹青引》和《觀曹將軍畫馬圖》，贊其藝術之高超。他的學生韓干也是畫馬名手。北宋皇佑元年，歐陽修在潁州建起“西湖書院”，薈集一時風流名士。元代戲劇家毫人孟漢卿是關漢卿同時代人，其劇作《魔合羅》有相當水平，為傳世之作。清初毫人梁巘是書法大家，和梁同書齊名，有南梁北梁之譽。及至晚清，壽州又出了著名的狀元孫家鼐，與翁同龢同為光緒帝師傅，任武英殿總纂，晚年主張改革，戊戌變法時參加強學會，復以吏部尚書兼任管學大臣，主辦中國第一所大學京師大學堂（即今之北京大學）。孫氏後代中有眾多企業家、學者、藝術家。而近代文壇，又出現魯迅倡導的“末名社”，其主要成員除魯迅、曹靖華外，有李霽野、台靜農、韋叢蕪、韋素園、李何林。有意思的是，除李何林是霍邱城裡人外，其他四人皆霍邱葉集人，且都是葉集小學同班畢業。一個小鎮四個青年，同為魯迅所器重、培養，皆卓然成家，也是文壇佳話。葉集附近還出了一個著名文學家蔣光慈，同蕪湖錢杏邨（阿英）共同創辦“太陽社”，蔣光慈小說在當時青年中影響很大。再如蕭縣，在歷史上就是著名的書畫之鄉，它的源起可上溯到南北朝劉裕父子（今蕭縣的人），而當代又出現了劉開渠、肖龍士、卓然等藝術大家。這些生長淮河兩岸的著名文學家、藝術家，都可以說明淮河流域文風鼎盛。

由於淮河亘貫中國中部，歷史上多次南北分裂對峙，絕大多數以淮河流域為 界，形成拉鋸式戰場，加上連綿不斷的農民起義，戰爭頻繁；再由於黃河自東漢以來多次奪淮，借淮入海，水系和植被均受到嚴重破壞，使淮河流域地表文物、古代建築幾乎蕩然無存，增加了研究工作的難度。但從地面僅存一些遺址遺跡來看：如以芍陂（安豐塘）為代表的春秋時期孫叔敖（楚令尹）創建的水利工程，古壽縣城（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以及鳳陽明中都城等，就足以顯示這一地區豐富的文化底蘊。同時，該地區地下文物仍極豐富，凡發掘出土者，皆光彩奪目。如在渦陽“天靜宮”出土文物豐富，極具研究價值。特別是從1989年發現蒙城尉遲寺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經6個年頭的發掘，發現了一個規模宏大聚落遺址，出土文物近5000件，填補了大汶口文化發現30多年來聚落研究的空白，被列為94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固鎮又發現新石器遺址和漢墓群。至於豫東、徐海一帶出土文物，數量很多，價值亦高。由此可見，淮河文化研究領域廣闊，是一塊承待開墾的文化躍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