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太虛

太虛，法名唯心，字太虛，號昧庵，俗姓呂，乳名淦森，學名沛林，屬牛，出生在清代光緒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原籍浙江崇德（今浙江桐鄉），近代著名高僧。出生於浙江海寧長安鎮一個木工家庭，於襁褓中喪父，五歲時母改嫁，從小跟隨外祖母生活，曾從其舅父就讀於私塾，體弱多病，生活拮据。淦森曾跟隨篤信佛道的外婆到九華山、普陀山等名山古剎進香，故對佛教素有好感。在小舅的指導下，淦森讀書識字，並曾在百貨商店當過學徒。

世間生活的困苦，使淦森對晨鐘暮鼓的出家生活更加嚮往，1904年5月，淦森終於離開長安鎮，最後在吳江平望小九華寺剃度出家，法名“唯心”，後由師祖奘年立表字“太虛”。同年12月，隨奘年於寧波天童寺受戒，得戒師敬安法師，尊證師道階法師。在傳戒過程中，由於太虛記憶力超群，短時間內將各種戒本背得爛熟，答問自如，眾戒師"咸以法器相許"。

隨後幾年，在敬安法師、歧昌法師、道階法師等高僧的教導下，太虛開始學習經論，包括《法華經》《楞嚴經》等，同時也翻閱了許多傳記，包括《指月錄》《高僧傳》《弘明集》等。由於太虛記憶力超常，口才出眾，眾名師對其多有屬意。

1907年，前往慈溪西方寺閱大藏經，閱《大般若經》有悟。

1908年，在僧人華山的影響下，太虛閱讀了不少革命著作，包括康有為《大同書》、梁啟超《新民說》、章太炎《告佛弟子書》等。同年夏，結識了革命僧人棲雲，開始與革命黨人來往。

宣統元年（1909），隨寄禪和尚參加江蘇省僧教育會，並就讀於楊仁山居士創辦的祇洹精舍。在南京從楊文會居士學《楞嚴經》，后又就蘇曼殊學英文。三年赴廣州弘揚佛法，被推為白雲山雙溪寺住持。

1910年應棲雲邀請，前往革命黨人云集的廣州，於寺院獅子林設佛學精舍講學，後任雙溪寺住持，期間閱讀了托爾斯泰、巴枯寧、馬克思等人的譯著，與革命黨人多有交往，並且不時參預革命黨的秘密集會。1911年4月，同盟會黃花崗起義爆發，旋即失敗，太虛作詩《吊黃花崗》，內有“南粵城裡起戰爭，隆隆炮聲驚天地！為復民權死亦生，大書特出一烈字”，后被官方察覺，派兵圍捕，太虛避居《平民報》報館。

1911年元旦，中華民國在南京宣告成立。太虛隨後在南京發起成立佛教協進會，於毗廬寺設立籌備處。在社會黨成員的引薦下，孫中山在總統府接見了太虛，並托其秘書馬君武與之詳談。太虛詳細闡述了佛教改革、籌備協進會的情況，得到馬君武的贊可。此時，祇洹精舍的同學仁山也來到南京，他準備上書教育部，要求將金山寺改辦成僧學堂以早就僧才。在於太虛商議后，決定同往鎮江，聯合眾人，召開協進會的成立大會，共圖改革大業。

1912年1月，太虛等人抵達金山寺，他們拜訪了方丈青權、知客霜亭等，討論協進會事宜。由於改革佛教的主張，可能會觸及守舊勢力的利益，而且仁山與這些人早有宿怨，但青權等人礙於革命風潮、太虛等人多勢眾，協進會還是在金山召開了。與會者僧眾有二三百人，各界來賓有三四百，其中以社會黨人為多，太虛被推選為會議主席，講明設會宗旨，宣讀會章，接著仁山發言，他指責傳統的剃度制、子孫住持制，認為其壓制有識僧人的成長，要求予以廢除。揚州僧人寂山隨即登台演說，批駁仁山無端冒犯祖制，胡作非為。仁山聽罷，怒火中燒，再次登台，曆數揚州、鎮江諸山長老昏庸無能、專謀私利。仁山的發言，受到了來賓的歡迎，仁山趁機提出，要以金山寺開辦佛教學堂，全部寺產充作辦學經費，方丈青權表示無法忍受，寂山高聲呼打，但由於社會黨人壓陣，甚至有人用手杖擊打寂山頭顱，青權等人最後只好忍耐表面接受。太虛對混亂的會場，自覺不妥，隨後宣布散會。當晚，仁山帶領二十多個同學接管金山寺。太虛將鎮江諸事務交付仁山住持，自己回到南京。幾天後，霜亭帶領幾十個人趁夜進入佛協會，將仁山等人打成重傷。在輿論的譴責下，青權、霜亭等人被判刑，但隨後因為政府大赦，青權等人又回到金山寺，重新擔任住持。協進會以失敗而告終，因為這則事件，太虛雖然名聲大震，但名譽受到了影響。

民國二年（1912），被選任《佛教月刊》總編輯。不久，寄禪和尚逝世，太虛在其追悼會上提出進行"教理革命，教製革命，教產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口號。撰文鼓吹"佛教復興運動"和改革舊的僧團制度。由於他的"佛教革命"言行，受到一些守舊派的反對，乃辭去月刊總編職務，轉入普陀山閉關潛修佛學。閉關兩年間，深研佛學法相唯識諸宗經論，旁及中、西哲學諸論著，法學精進，深有所得。民國五年出關后，即赴台灣、日本考察佛教，進行講學。

1914年至1916年間，太虛在浙江普陀山閉關於錫齡禪院，由印光為其封關。

民國七年（1918），從日本回國后，在上海與陳元白、章太炎、王一亭諸名士創設"覺社"，主編《覺社叢書》。翌年改《覺社叢書》為《海潮音》月刊。月刊持辦30多年，從未中輟，成為中國持辦時間最長，普及影響最廣的佛教刊物。

1920年，前往武漢講解心經，受到當地僧眾擁戴，成立漢口佛教會。

1921年，住持杭州凈慈寺，后因受到非議，年底再次前往武漢，受私立武昌中華大學之聘，講解哲學和因明學。

1922年，任武昌佛學院院長，次年創建世界佛教聯合會，任會長。

民國十一年（1927），太虛受聘任湖南大溈山寺住持，隨後於武昌創辦武昌佛學院，招收緇素佛教青年入院修習佛學，培育一批德學兼備的僧伽人才。十二年夏，往廬山大林寺住持暑期佛學講習班，併發起籌辦世界佛教聯合會。翌年夏，佛教世聯會正式成立，太虛被選為首任會長。十四年往山西朝禮五台山，應山西都督、省長閻錫山之請，在太原宣講佛學。同年10月，率領中國佛教代表團出席在日本東京召開的"東亞佛教大會"，並考察日本佛教。自日本回國后，又應邀前往新加坡弘法。

1928年，出訪歐洲，傳播佛教教義。

民國十八年（1929），太虛遊歷歐美各國歸來后，即來廈親自主持南普陀寺和閩南佛學院事務，並倡議組織思明（廈門）佛教會。在廈期間，積極推行佛教僧制改革，宣揚《建設現代中國僧制大綱》，以倡導"對三寶之誠信產生僧格；以六度之修學養成僧格"。嗣又通過佛教會的組織力量，對廈門一些規戒廢弛的寺岩進行整頓。同時又對閩南佛學院的學制和教學內容進行改革，增設研究生部，分立專修科系，由研究生員自由選修。還親自為學僧講學，要求學僧要"學行"雙修，講論《僧教育要建立在律儀之上》。並先後開講《佛學之宗旨與目的》《學僧佛學綱要》，又以《現代僧教育之危亡與佛教之前途》為題，極力反對士大夫經院式的法師傳法的僧教育方式。鼓勵學僧要以振興佛教、昌明佛法為己任，養成刻苦耐勞的體魄和清苦淡泊的志願，為興教獻身而勇猛精進。閩院經太虛的親自教誨和整頓，院風院貌煥然一新，進而使學院成為全國一流的典型的佛教高等學府，蜚聲中外，造就一批德才兼備的名僧大德。閩院畢業的學僧，遍布海內外，有的從事佛學研究，成為國內外知名的大法師，如印順論師等；有的住持名山巨剎，成為振興佛教的棟才，如竺摩大師等。至今有些住持叢林禪院的高僧，猶是當年受太虛親自教誨的學僧。

太虛在廈門，還經常應各界的邀請，到處講學，如多次應邀赴廈門大學演講，主題有《佛學在今後人世的意義》《世界亞、歐、美佛教之鳥瞰》；為廈大心理學會講《夢境》，為哲學系師生講述《唯相、唯識學概論》等。此外，還為雙十中學開講《民國與佛教》；應鼓浪嶼武榮中學之請講述《釋迦牟尼的教育》；於中華中學講《歐、美佛教概況》；為廈門青年會開講《新青年與救國之道德》；還在蔡吉堂居士的涌蓮精舍，多次開講《唯識十三論》等經學論著。

民國二十二年（1933），太虛連任南普陀寺兩屆方丈（兼院長）任滿，引退返滬，但仍與廈門佛教界保持密切的聯繫。二十四年再度卓錫廈門講學，在佛學會和閩南佛學院，開示論題為《佛學會與實現佛化》《佛化與現代中國》和《法師與學僧應如何愛護學院》等。鼓勵佛學會眾會員，要把研究佛學與實現佛化人間的行為結合起來，為振興佛教做貢獻。諄諄教誨學院師生，要愛國愛教，樹立為國家為佛教的興亡而獻身的精神。

民國二十六年（1937），抗戰爆發，太虛為抗日救國奔走，呼籲全國佛教徒行動起來，投入抗日救國運動。並首先發表《電告日本佛教徒書》，要求日本佛教徒以佛教"和平止殺"的精神，制止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同時又通電全國佛教徒，播講《佛教與護國》的論述，動員組織"佛教青年護國團"，積極參加救護工作、宣傳工作以至地下鬥爭工作。並響應"航空救國"和"傷兵之友"等抗日愛國活動，募資捐款支援前線。二十八年，發起組織佛教"國際訪問團"，遠赴緬甸、印度、錫蘭以及星、馬各地，宣傳抗日救國，發動各地華僑、華人和廣大佛教徒、佛教團體，積極支援祖國抗戰。三十二年，與于斌、馮玉祥、白崇禧等著名將領和宗教界首要人物組織中國宗教徒聯誼會，呼籲全國各宗教團體和全體宗教徒團結起來，一致抗日。因其積極參加抗日救國活動，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元旦，國民政府授予他宗教領袖勝利勳章。

民國三十六年（1947）3月17日，在上海玉佛寺因腦溢血圓寂，葬於浙江奉化雪竇山。荼毗后得舍利子300餘顆。廈門分得舍利多顆，三十七年由其皈依弟子蔡吉堂、許宣平、虞愚等為建舍利塔於虎園路半山堂。1984年遷建於南普陀寺后五老峰山頂太虛台上。太虛台前亭后塔，亭中立一石碑，高約2米，上鐫當代畫家豐子愷為太虛大師造像。造像法相莊嚴安詳，神態栩栩如生。像下有書法大家虞愚題銘，銘志大師住世大德。

太虛大師提倡“人生佛教”的根本宗旨是在於：以大乘佛教“舍己利人”、“饒益有情”的精神去改進社會和人類，建立完善的人格、僧格。他常說：“末法期佛教之主潮，必在密切人間生活，而導善信男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因此，他提出了“即人成佛”、“人圓佛即成”等口號。太虛大師有一首自述偈充分說說明了人生佛教的這一特徵，偈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圓佛即成，是名真現實”（《成人》）。

大師對於佛教改革的主張和實踐是多方面的，而主要集中在兩大方面。

這就是他在《志行之自述》中所歸納的："志在整興佛教僧會，行在瑜伽菩薩戒本"。對此，他自述說："斯志斯行，余蓋決定於民四（1915年）之冬，而迄今（民十三，1924年）持之弗渝者也。"再進一步講，此"志行之所在"，也是他"將奉之以盡此一報身，而為長劫修菩薩道之資糧者。"所以，從這兩方面入手來探討太虛大師對中國近代佛教發展的構想與貢獻，無疑是最為恰當的。所謂整興佛教僧會，就是要從出家的主持僧（僧伽集團）和在家的居士正信會兩方面來整頓和振興佛教。大師認為，在家信眾和出家僧眾是相輔相行的，佛教的振興必須落實到正信的俗世士女，才是圓滿。所以，他積極支持和協助各地信眾組織成立佛教正信會，為廣大信眾講經說法。他主張以五戒十善作為在家信眾的根本，培養善美的人倫道德，改善社會風尚。不過，與此相比，整頓僧伽制度顯得更為重要和根本，因為僧伽是"住持三寶之本"。早在1913年，大師在寄禪和尚的追悼會上，針對當時佛教叢林存在的積弊，就提出了"教理革命"、"教製革命"、"教產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這裡，教理革命的中心是要革除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積極倡導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去改善國家社會。教製革命的中心是要改革僧眾的生活、組織制度，建立起適應時代。

需要的住持僧團。教產革命的中心是要變按法派繼承寺廟遺產的舊規為十方僧眾公有制，並作為供養有德長老，培養青年僧伽，興辦佛教事業之用。

在這三大革命之中，大師又認為以"教製革命"為根本。因為，只有培養出合格的僧伽，建立起嚴格的組織制度，"教理"和"教產"的革命才有可靠的保證。所以，他在以後的實踐中主要是從興辦僧伽佛學院，培養新的僧伽人材著手。由大師親手創立、主持或講過學的佛學院有："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柏林教理院"、"漢藏教理院"等。當時，在大師僧教育思想和實踐的影響下，還創辦了許多佛學院。這些佛學院為中國近代培養一大批、好幾代優秀的佛教弘法人材，其流澤惠及於今。

所謂"瑜伽菩薩戒本"，是指從玄奘譯《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菩薩地。初持瑜伽處戒品"中節錄出的《菩薩戒本》。太虛大師認為，佛教統攝於教、理、行、果，而其要則在於行。行有無數量，而其本則在於戒。戒有種種，而其歸則在於菩薩戒。大師之所以要以"瑜伽菩薩戒本"所示之菩薩戒為歸，這是因為他認為，此戒以"饒益有情，專以舍己利他為事"，而這正是"菩薩之入俗，佛陀之應世"的根本宗旨。由此，他強調指出："必能踐行此菩薩戒，乃足以整興佛教之僧會"；反之，又"必整興佛教之僧會，此菩薩戒之精神乃實現。"（《志行之自述》）基於以上對於佛教根本精神的認識，太虛大師指出，近代佛教應當朝著建設"人生佛教"的方向發展。他在1928年發表的《對於中國佛教革命僧的訓詞》一文中，從四個方面具體地闡發了建設人生佛教的問題。他認為，由於時代的發展，中國從前儒化文化地位，必將為提取了"中國民族五千年文化及現代世界科學文化的精華"所建設起來的新文化取而代之。因此，第一，"佛教亦當如此，而連接以大乘十信位的菩薩行，而建設由人而菩薩而佛的人生佛教"。第二，"以大乘的人生佛教精神，整理原來的寺僧，而建設適應現時中國環境的佛教僧伽制"。第三，"宣傳大乘的人生佛教以吸收新的

信佛民眾，及開化舊的信佛民眾，團結組織起來，而建設適應現時中國環境的佛教信眾制"。第四，"昌明大乘的人生佛教於中國的全民眾，使農工商學軍政教藝各群眾皆融洽於佛教的十善化，養成中華國族為十善文化的國俗，擴充至全人世成為十善文化的人世"。這是太虛大師構想的一幅"人生佛教"的理想藍圖，雖說後來這些理想並未能實現，大師晚年還寫了《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一文來總結過其中的教訓。但是，大師所指出的佛教改革的總方向和他的實踐精神，至今仍在激勵著中國的廣大佛教僧伽和信眾去為之奮鬥。

太虛大師提倡"人生佛教"的根本宗旨是在於：以大乘佛教"舍己利人"、"饒益有情"的精神去改進社會和人類，建立完善的人格、僧格。他嘗說："末法期佛教之主潮，必在密切人間生活，而導善信男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因此，他提出了"即人成佛"、"人圓佛即成"等口號，以鼓勵僧眾和信眾從現實人生出發，由自身當下做起。這也就是說，成佛就在人的現實生活中，就在人的日常道德行為中。否則，人格尚虧，菩薩的地位便無處安置，更談不上佛陀果成了。太虛大師有一首自述偈充分說明了人生佛教的這一特徵，偈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圓佛即成，是名真現實"（《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本書選入的《真現實論》是大師為揭示佛教為一面向現實的宗教所做的理論論證，也是他建設人生佛教的理論基礎。

太虛大師一生可書之行實極多，這裡僅就一個方面做了一些簡要的介紹。大師學識廣博、思想深邃，他兼通內學外學、舊學新學，融會唯識中觀、法性法相，在佛學和世學理論上，都提出了不少精深的見解。大師著述等身，今已由其弟子印順法師等彙編成《太虛大師全書》，甚便研究。

太虛為現代中國佛教愛國、愛教的僧伽楷模，他不僅為愛國護教做出重大的貢獻，而且對培育僧才，整頓僧制更不遺餘力。太虛一生創辦或主辦的僧教育學院有：閩南佛學院、武昌佛學院、世界佛學苑、重慶漢藏教理院、西安巴利三藏院、北京佛教研究院。

組織佛教團體有世界佛教聯誼會、中國佛教會、中國佛學會、中國宗教聯誼會、世界素食同志會等等。抗戰勝利后，受任為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主任、國民精神總動員會設計委員等職。

創辦佛教刊物有《海潮音》月刊和《覺群周報》等。主要著作有《整理僧伽制度論》《釋新僧》《新的唯識論》《法理唯識學》和《真現實論》等等。

後由其門下弟子編輯《太虛大師全書》行世。凡六十四冊，印順主編。乃民國佛教主要推動者太虛大師之著述全集。內分佛法總學、五乘共學、三乘共學、大乘通學、法性空慧學、法相唯識學、法界圓覺學、律釋、制議、學行、真現實論宗依論、真現實論宗體論、真現實論宗用論、支論、時論、書評、酬對、講演、文叢、詩存等二十編。附冊為印順主編之太虛大師年譜上下冊。

《太虛大師全書》已由宗教出版社、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出版，共計35冊。

《太虛大師全書》主要選自太虛大師創辦的刊物《海潮音》，同時參照1946年出版的《太虛大師全書》，在盡量保持原著內容的基礎上適當修訂整理。全書共分法、制、論、雜4藏共20編1440多篇目，700多萬字。為了讓這部"真經"普度眾生，《太虛大師全書》採用簡體橫版方式，方便閱讀。

在《太虛大師全書》出版過程中，得到了海內外高僧大德的鼎力支持，或寫回賀辭或撰寫文章以示懷念。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一誠長老、廣東雲門大覺禪寺佛源和尚、弘一大師弟子夢參老和尚、中國佛學院傳印法師、弘法寺本煥和尚、中國人民大學宗教研究所方立天教授、北京大學哲學系樓宇烈等均為該書題辭！

清朝後期，傳統的以儒教思想為主導的集權社會已經走到了盡頭，暴露出日益尖銳的社會問題，上層統治階級佔據著大部分的土地，腐敗墮落；廣大的下層百姓，在苛捐雜稅、傳統倫理的壓榨下，在絕望中奄奄一息。作為近代科學發展典範的歐美，在對貧窮國家方面，並沒有施以援手，反而更加貪婪地掠奪這些弱勢國家的物質利益，這使得貧苦的中國民眾更加雪上加霜。

同治年間，洪秀全打著"拜上帝教"的旗號，發動起大批貧農進行暴亂，一度佔據了中國東南部的十多個省份，所到之處，寺院、道觀這些他們看來的"異教"，都一概摧毀，這場長達十多年的暴亂，幾乎造成傳統文化（包括佛教）的斷層。

佛教在這樣的動蕩不安中，亦是日趨沒落。由於取消了考試取僧的制度，僧人文化素質良莠參雜。在宗法社會的陰影下，原本鮮活的佛教體制，演變為"子孫廟"、"房頭患"。在物質利益的驅動下，僧人不是忙於經論學習、參禪修持，而是汲汲於趕經懺，淪為職業治喪者。

整個社會在要求革新，上層士大夫也在嘗試改良，他們把矛頭指向了佛教，製造輿論，鼓吹占寺奪產來興辦教育。面對這樣的情勢，有識之士紛紛採取措施來挽救佛教。楊仁山居士在南京創辦了金陵刻經處，刻印流通了大量急缺的佛教典籍。有的地方開始嘗試建立佛教組織，來為佛教呼籲；建立新式的佛教教學機構，培養宏法的人才。太虛法師，在這兩個方面，都努力地進行了探索與開拓。

《佛光大辭典》記載：太虛大師為建立人生佛教，促使佛教世界化。並派遣學僧分赴西藏、印度、錫蘭等地留學，以從事巴利文、梵文、藏文之研究。其造就培養之人材甚多，有法舫、法尊、芝峰、印順、大醒、大勇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