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繆爾·亨廷頓

16歲時他考入耶魯大學。

18歲時便以優異成績提前畢業，加入美國軍隊。

之後在芝加哥大學獲得了碩士學位，並在哈佛完成其博士論文並取得學位，這一年他23歲。

此後他開始在哈佛執教，自1950年開始他便是哈佛大學政府學院的高級成員。亨廷頓在哈佛大學任教58年。

1951年杜魯門總統因為麥克阿瑟將軍不服從指揮而解除了他的職務。亨廷頓以此為由頭寫作出版了處女作——《士兵與國家：軍民關係的理論與政治》(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 Military Relations)。此書自1957年出版便一石激起千層浪，至今仍被視為最有影響力的關於美國國內軍事關係的著作。在這本書的第一篇書評當中，批評家就指責這本書有軍事主義色彩，讓人聯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從、戰鬥”的口號。上世紀60年代，哈佛大學一些激進的學生在得知亨廷頓曾經在約翰遜政府內任職的消息后，佔領並焚燒了他辦公的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門口塗上了這樣的標語：“戰爭罪犯居住於此。”而作者本人也不得不暫時逃出哈佛暫避風頭。

在上世紀60年代，他憑《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而享有盛譽。此書挑戰了當時最為流行的現代化理論中的教條：經濟和社會進步會給剛剛脫離殖民主義統治的獨立國家帶來政治穩定。

越南戰爭打破了亨廷頓平靜的校園生活。作為美國國務院的謀士，他在1968年撰寫了一篇長達百頁的關於越南戰爭的報告，提出了在南越推行合村並寨的“戰略村計劃”並抨擊了當時美國政府的戰略。這些主張自然是左右不討好，所以難怪他的辦公室會被人焚燒，他被人罵做“戰犯”了！

1977年至1978年間，他參與了白宮有關國家安全戰略的決策過程並協調各項相關政策。

他於1993年發表文章，講述后冷戰時期的暴力衝突。亨廷頓之後將有關理論，輯錄成影響深遠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書籍被翻譯成39種語言，在全世界激起的反響一浪高過一浪。然而，“9·11”事件卻使人們不得不又一次回到亨廷頓那裡，儘管人們無法甘心接受他的觀點和結論，但是在心底里還是忍不住會暗自佩服這個老頭子目光的敏銳和思想的鮮活。

“9·11”事件后他又撰寫出版了《我們是誰？》(Who are we?)，針對美國的移民問題大發議論，同樣引起一片爭議。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代表了亨廷頓著作和文章的宿命：甫一問世便飽受爭議，與各種獎項無緣，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才會被廣泛但又是勉強地接受。

亨廷頓是一位學術大家。舉凡大家，都有一共同的特徵，簡要言之，便是一個“通”字。就是說，並不局限於一個窄小的研究主題，而是擴展開來，在幾個相關研究領域中馳騁，並做出高質量的研究工作，產生了後人繞不過去的學術成果。亨氏正是這樣，他一生的著述體現在如下五個方面，可以說，他在每一個方面都保持了高水準。

首先是在軍-民關係、軍事政策及戰略領域。代表作為《士兵與國家：軍-民關係的理論與政治》（1957年）《共同防務：國家政治中的戰略計劃》（1961年），以及《與核武器共存》（合著，1983年）。《士兵與國家》是亨廷頓的第一本專著，迄今印刷了15次之多，已成為軍事和政治相互關係這一領域的經典性作品。2007年，在其出版50周年之際，西點軍校專門召開了研討會以資紀念。

其次，美國政治和比較政治。著作有《政治權力：美國與蘇聯》（與布熱津斯基合著，1964年）《民主的危機》（合著，1975年）和《美國政治：失和的承諾》（1981年）。其中《民主的危機》原是就民主國家的統治能力寫給三邊委員會的報告，與法國克羅齊埃和日本綿貫讓治合著。三邊委員會成立於1973年，是西歐、日本和北美的一批人士為促進這三個地區之間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更緊密合作而建立的，至今該組織依然活躍於知識和思想界。針對“醫治民主痼疾的唯一辦法就是要有更多的民主”這一觀點，亨廷頓就當時的美國指出，使用這樣的方法無疑等於火上加油。恰恰相反，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節制。首先，民主並不是一個在社會各個方面都普遍適用的辦法。如果一所大學任命教師需要徵得學生的同意，這可能是一所比較民主的大學，但不會是一所比較好的大學。其次，民主政治體系的有效運轉通常需要某些個體和群體某種程度上的冷漠和迴避。這也是使民主有效地發生功用的條件之一。簡言之，民主不足和民主過剩皆不可取，要義在於走向民主的平衡。在有些人眼裡，這顯然是一種“保守的”民主理論，可又有幾個人能很好地欣賞和領悟其中的智慧呢？

第三，政治發展與欠發達國家的政治。著有《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合著，1976年）《理解政治發展》（共同主編，1987年）等。其中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在我看來是他學術成就最高的一本書，也將對政治學產生最為持久的影響。書中充滿了深邃的洞見，這些洞見又是來自於富有理據的學術分析。他指出，各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於它們政府的形式，而在於它們政府的有效程度。首要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當然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無秩序。必須先存在權威，而後才談得上限制權威。他又指出，怎樣去設計一個有最大權力和權威的政治體系，美國人沒有現成的答案。其基本公式就是政府應建立在自由和公正的選舉之上。但亨廷頓認為，問題不在舉行選舉，而在建立組織，等等。證諸近些年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實際，難道不正證明了亨氏是正確的嗎？又如在改革與政治變遷問題上，他指出改革者的道路是艱難的。他們所面臨的問題比革命者更為困難。原因有三。首先，改革者必須兩線作戰，同時面對來自保守和革命兩方面的反對。其次，改革者不但要比革命者更善於操縱各種社會力量，而且在對社會變革的控制上也必須更加老練。第三，如何處理各種形式改革的輕重緩急問題，對改革者來說比對革命者要尖銳得多。不能不承認，亨廷頓的這些見解是十分深刻的，而這種富有穿透力的見解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可以說俯拾皆是。

第四，民主化。在這方面，亨氏著有《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1991年）。這本書試圖解釋發生在1974-1990年間這一波民主化的原因、方式及其直接後果。一波民主化指的是一組國家由非民主向民主政權的過渡。第三波是相對於第一波（1828-1926年）和第二波（1943-1962年）而言的。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著中，亨廷頓表明了政治秩序和權威的匱乏是最嚴重的衰弱表徵之一；至關重要的是秩序的程度，而非政權的形式。《第三波》則是從不同的視角討論了與此有關的一個課題，表明政權的形式（即民主與否）確乎是重要的。這就難免不涉及作者的政治價值觀。亨廷頓寫道，如同過去一樣，他試圖使自己的分析儘可能地獨立於自身價值觀。但這種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仍是可以討論的。

最後，國際關係領域。代表作為《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年）。上世紀90年代后的亨廷頓，發生了從社會科學家到政論家的轉變。2004年，亨氏發表了最後一本書《我們是誰》。它們是亨廷頓最後的兩本個人專著，也是引起了最複雜反應的著作。它們的共同點，是社會科學家亨廷頓的褪色和政論家亨廷頓的凸顯。而這一變化，絕非無關緊要。與亨氏之前的著作多由大學出版社推出不同，此兩書均是由一家著名商業出版公司西蒙-舒斯特出版，這一事實也並非不重要。

亨廷頓運用比較歷史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地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現代化與政治發展的過程，從而奠定了他的政治發展理論的基礎。他認為：國與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差異，不在於政府統治形式的不同，而在於政府統治程度的高低。政治發展是“現代化的政治性後果”，這種後果可以是積極的，也可以是消極的，它既可能有助於社會經濟文化的現代化，也可能導致政治的衰敗。政治現代化取得成功的關鍵，在於政治的制度化。強有力的政黨制度的形成是提高制度化水平的核心。只有大力提高政治制度化的程度，才可能緩解現代化中國家在社會經濟現代化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大眾政治參與壓力，從而確保現代化進程中的政治穩定，最終實現社會的現代化。一個政治體系的組織與程序的適應性、複雜性、自立性和凝聚性，是界定其制度化程度的4個主要變數。亨廷頓的政治發展理論的基本特徵之一，是強調在政治現代化進程中的政治穩定與政治秩序。他認為，“人類可以無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無秩序而有自由”，“權威的確立先於對權威的限制”。這實際上賦予政治穩定同政治民主同等的價值地位。

亨廷頓的理論對政治發展演進路線的闡述，對政治參與影響政治發展的分析，對政黨發展與政治制度化之間關係的探究，有助於人們認識現代化中國家的政治現象，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但他忽視了官僚制度在政治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也忽視了這些國家過去的殖民地歷史留下的深刻影響。著作有《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現代社會中的專制政治》《民主的危機》等。

亨廷頓因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提出“文明的衝突”觀點而聞名。亨廷頓認為在冷戰後的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異而非意識形態的分歧將導致世界幾大文明之間的競爭和衝突。他生前的好友、哈佛大學榮譽退休教授亨利·羅索夫斯基說，他顯然是過去50年中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學家之一。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作者認為，冷戰後，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表現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戰後的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

本書所持觀點公允與否，在學術界大有爭論。但書中對現今世界各種文明的深入研究和剖析對讀者會有重大參考價值。

儘管在亨廷頓的同學之中有基辛格、布熱津斯基這樣的政界名流，他的學生之中也不乏弗朗西斯·福山、扎卡里亞(《新聞周刊》編輯)這樣的當代精英，但是他本人卻不願在媒體上拋頭露面。人們很難在電視訪談節目中看到亨廷頓的身影。他不是那種“媒體學者”，他的學術聲譽是靠著十七本著作和一系列論文建立起來的。毫無疑問，曾經出任美國政治科學學會主席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雜誌的創辦人之一的亨廷頓是學術界的圈內人。但是他在寫作的時候卻寧可把自己當成一個局外人，故意以一種刺激那些最終會評判自己著作的專家們的方式討論問題。亨廷頓曾經說過：“如果一個學者沒有什麼新東西的話，他就應該保持沉默。對真理的探求與學術爭論是一回事。”

亨廷頓的思想畫像

保守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亨廷頓

在政治思想上，亨廷頓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異類：他的心是屬於自由主義的，而他的頭腦則屬於保守主義。這位被人稱為“美國右翼政治思想家”的人物其實是民主黨的終身黨員。亨廷頓在1957年發表的文章《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中解釋了何為自由主義、何為保守主義。他寫道，自由主義是一種宣揚個人主義、自由市場、法治的意識形態，而古典保守主義則並沒有一種明確的主張，它是一種維護自由制度生存的理性。真正的保守主義在於維護已經存在的東西，而不應到國外四處討伐或在國內引起激變。“美國的政治智慧不是從我們的觀念，而是從我們的制度中體現出來的。最需要的不是創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護那些已經存在的制度。”這一思想在他的處女作《士兵與國家》當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士兵與國家》

靈感來自於當時美國社會發生的一件大事：1951年杜魯門總統因為麥克阿瑟將軍不服從指揮而解除了他的職務，亨廷頓敏銳地感覺到這件事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大問題：在一個信奉自由主義的民主社會裡，國家究竟應該與代表著保守主義的軍隊建立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從軍事上看，一個民主國家可能比一個獨裁國家作戰更為出色，但是在面對一個技術精良的非自由主義對手的時候，一支真正自由主義的軍隊往往缺乏所必需的效率。亨廷頓認為，只有保守主義才能給職業軍隊帶來活力。與流行觀點不同，亨廷頓認為，軍事保守主義並不必然是反動的。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凝聚的關於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廣度和分析洞見是驚人的，並確立了亨氏作為他同時代人中最傑出政治學家之一的聲譽。首先，亨廷頓說，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發展一樣可能發生。新近獨立國家的實際經歷是一種愈演愈烈的社會和政治混亂。其次，他提出，現代性中的好東西常常向交錯的目標運動。特別是在社會動員超越政治機構發展時，新來者發現他們無法參與政治而產生挫折感。其結果便是反叛、軍事政變以及政府失效。該書的結論是：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不是同一事物的嚴絲合縫的組成部分，並不必然導致政治穩定。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15年前，《外交事務》季刊發表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一文。去掉問號的同名單行本在政治學界掀起一場風暴。很多人都拒絕相信，在冷戰結束后，未來的衝突竟然會圍繞如此老式的東西。就影響力而言，只有喬治·凱南在二戰後用筆名“X”寫的關於如何遏制蘇聯的文章堪與此文匹敵。“衝突的主要根源將是文化；各文明之間的分界線將成為未來的戰線。”是該書的核心思想，也是亨廷頓最著名的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