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范

朱學范，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上海參加工人武裝起義，后歷任上海郵務工會常務委員、上海總工會主席、全國郵務總工會常務委員。抗日戰爭時期，與解放區工會代表在漢口發起組織中國工人抗敵總會籌備委員會，任中國勞動協會理事長。1944年被選為國際勞工局理事。1945年9月出席世界工會大會，在世界工聯執行局會議上被選為世界工聯副主席。1948年到解放區參加第六次勞動大會，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歷任郵電部部長，第七、八、九屆全國總工會副主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主席，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五、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等職。

朱學范，浙江嘉善縣（今上海市金山縣）人，1905年6月生。早年曾就讀於上海聖芳濟書院、上海法學院（1950年8月併入上海財經學院，即現在的上海財經大學） ，後來在美國哈佛大學深造。1924年進入上海郵政局。1927年後曾任上海郵務工會執行委員，全國郵務總工會常務委員。1932年任上海市總工會主席，1935年起任中國勞動協會常務理事、理事長。他參加了第二十屆至二十六屆國際勞工大會，任國際勞工局理事、國際工會聯合會理事、世界工會聯合會副主席。1948年到解放區參加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朱學范在組織勞動群眾進行合法鬥爭的同時，還與協會內代表國民黨反動勢力的工賊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他自1925年起就投身勞工運動，先後參加了愛國反帝的五卅運動、上海郵局的罷工鬥爭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戰期間，他組織郵工救護隊，深入火線搶救傷員。在1937年“八一三”上海淞滬

保衛戰中，他率領上海工人武裝別動隊參加抗戰。1935年中國勞動協會成立。朱學范作為勞協領導人之一，自覺自願地接近中國共產黨。他堅持國共合作的工人運動方向，促成了1938年有陝甘寧邊區總工會代表參加的中國勞協第二屆年會，奠定了國統區工會同抗日民主根據地工會團結抗日的初步基礎。1939年當選為中國勞動協會理事長。1947年，朱學范與劉寧一出席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工聯執行局會議。1948年初，到東北解放區，併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兼國統區工作委員會主任。朱學范是建國后首任郵電部長，為中國郵電事業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現在在上海金山的楓涇鎮新涇路200號有專門的 朱學范生平陳列館。

朱學范，曾用名朱屏安，民革主要創始人之一，歷任民革第一、三屆中央常委，第四、五、六屆中央副主席，第七屆中央主席，第八屆名譽主席。朱學范是近代中國勞工運動的領袖，著名的政治活動家，為中國工會的團結、統一和走向世界做出了重大貢獻；朱學范是傑出的愛國民主人士，他積極創建民革，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朱學范是新中國成立后首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郵電部的部長，為創建新中國的郵電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

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6月12日（農曆五月初十），朱學范出生於上海老北門城紅橋附近的一戶姓朱的職員家中。父親叫朱壽山，朱學范排行第七，取乳名為“七官”。學名為朱屏安。1911年，6歲的朱學范開始上學讀書。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烈火燃到上海后，只有15歲的朱學范和同學們參加了學校組織的演講和抵制日貨運動。1921年他在敬業 小學高小部畢業后，進虹口南潯路聖芳濟學堂讀了一年三個月的英文。

朱學范從小就感受到上海工人的苦難生活和帝國主義侵略者對中國人民的欺壓，在心坎里埋下了對帝國主義壓迫、剝削中國勞工的憎恨。17歲，由於父親朱壽山已失業，家中經濟狀況越來越困難，他不得不輟學當了一名工人。僅僅幹了一年多，就累得吐血，結果被外國老闆解僱。1924年，他參加了上海郵局招工考試，被錄取，成為一名郵務生。朱學范雖然捧上了“鐵飯碗”，但在郵政系統，他進一步看到了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的橫行無忌。他立志要為苦難的中國工人謀求福利，爭取權益。

1925年5月，上海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卅”反帝愛國運動。朱學范積極參與和組織郵務工人的罷工鬥爭。在這一過程中他結識了指揮這場鬥爭的工人運動領導人李立三。從此，朱學范開始了從事工人運動的生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上海工人從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先後發動三次武裝起義。朱學范和其他郵務工人一起，積極投入了起義鬥爭，並最終取得了勝利。

大革命失敗后，工人運動遭到極大的摧殘，上海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朱學范在躲過了風聲之後，仍留在郵局工作。在白色恐怖下，為了更好地組織工會，保護工人利益，朱學范於1928年加入了中國國民黨。1932年，朱學范參與發起組織全國郵務總工會，被推選為籌備會常務委員。籌委會原定於1932年7月15日，在上海召開全國郵務總工會成立大會。因國民政府的阻撓，改為於1932年7月25日在南京舉行全國各地郵務工會聯席談話會。朱學范作為上海郵務工會的代表，參加了會議並被選為執委會常務委員。全國郵務工會為維護郵工的利益曾進行罷工鬥爭，並取得了勝利。

“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后，朱學范組織上海郵局工人支援抗戰，並組建了抗日救國聯合會，成立郵工童子軍戰地服務團，還組織了上海郵工救護隊，自任隊長，直屬中國紅十字會領導。東北地區被日軍佔領后，當地郵工紛紛遷到關內，得到了各地郵局的安置。朱學范還代表全國郵務總工會對他們進行了慰問。1933年，朱學范同趙樹聲、易禮容在上海工人、店員中開始組織一個抗日救國的團體“勇進隊”。朱學范自己擔任勇進隊隊長。創建了勇進半月刊雜誌。勇進隊的主要活動，除了平時進行教育和軍事訓練外，還積極參加、支持了日本紗廠工人大罷工。

淞滬抗戰結束后，朱學范擔任了上海市總工會主席，並創辦大公通訊社，專門採訪罷工消息、工會活動，每日發布關於工人運動的通訊稿。1936年元旦，朱學范在《申報》發表了一篇文章———《中國勞工運動之前途》，認為“我們勞動階級，在國家無事之秋，是站在民族工業的前線，以與資本主義者奮鬥，而為發展國民經濟之前鋒；一到了國家非常時間，我們又站在民族的前線，以與帝國主義者奮鬥，而為復興民族之大眾集團”。

1936年6月，朱學范參加了第二十屆國際勞工大會。隨後應邀在莫斯科進行了訪問參觀。這次參觀，蘇聯工人階級的生活情況和勞動熱情，給了他深刻的印象。

1937年4月，國際勞工組織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紡織工業會議（即第二十二屆國際勞工大會）。6月，在日內瓦召開第二十三屆國際勞工大會，國民黨政府派朱學范出席這兩個會議。由於朱學范在1936年第二十屆國際勞工大會上的活動，在國際上受到好評，國民黨政府認為讓朱學范再度出席大會，人地兩熟，還可不再派充當翻譯的人，省掉一筆外匯。為了出席紡織工業會議，朱學范在會前對中國的紡織工人的處境做了細緻的調查研究。

1937年3月18日，朱學范從上海乘輪船前往美國。4月2日，朱學范出席了國際紡織工業會議，在大會上發了言，著重指出阻礙中國紡織工人改善勞動條件的原因。朱學范的發言，使國際勞工界初步了解到中國紡織工人惡劣的工作條件和微薄的工資收入的情況。

在國際紡織工業會議結束后，朱學范在美國進行了參觀訪問。在華盛頓，朱學范訪問了美國煤礦工會主席約翰，羅維斯和他的弟弟愛·第·羅維斯。訪問了美國勞聯主席維林·格林和產聯主席菲立浦·莫萊。這三個工會是美國工會中的台柱，有很大權力。在紐約，朱學范訪問了婦女成衣工會主席勃倫倍，她陪朱參觀了工人診療所和休養所。還訪問了海員工會主席柯倫。在費城，朱學范訪問了紡織工會主席彌爾萊·維，參觀了一些工人的福利事業。在參觀訪問中，給朱學范一個較深的印象，就是美國組織工會的自由 和它在社會上有著很高的地位。朱學范由此產生了一個強烈的願望，中國工人必須有組織工會的自由，要組織全國性的產業工會、職業工會和工會聯合會，使工會成為社會上的一股強大的力量。在美國，朱學范還拜訪了美國共產黨主席白勞德等人，並向他介紹了中國勞工運動和中國抗戰的情況。

6月，朱學范從美國到日內瓦出席第二十三屆國際勞工大會。在這屆大會上，朱學范認識了法國總工會副書記弗拉商、丹麥總工會主席詹森、瑞典總工會主席安德森、美國馬薩諸塞州勞工聯合會司庫瓦特等新朋友。

國際勞工大會在正常情況下是每年舉行一次，朱學范連續出席1936年和1937年的大會，得到了各國勞工代表的支持，在第二十三屆大會上被選為國際勞工組織理事會候補理事，成為中國第一個被選舉進理事會的勞方代表。

故居位於楓涇鎮新街11號，靠近中大街。建於清代，1905年至1925年，著名愛國人士朱學范在此度過童年時代。為上海地區傳統磚木結構兩層樓民居，上下共10間，建築面積150平方米。2005年10月，朱學范故居被列為金山區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10月，又列為區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