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勛

常勛教授是我國知名的老一輩會計學家，是我國國際會計教學和研究工作的開拓者之一，也是我國知名的註冊會計師。享受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津貼。常勛同志是中國著名會計學家、廈門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廈門大學會計事務所主作任會計師、廈門華廈學院院長。曾任福建省人大常委、省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委員、民革福建省委會副主委以及註冊會計師協會副會長、顧問等社會職務，目前，還應財政部之請，擔任中國獨立審計準則中方專家諮詢組成員、國際會計準則中文翻譯審核專家組成員和中國註冊會計師後繼教育叢書編審委員等職。

常勛老潛心研究西方會計學發展脈絡，憑藉深厚的知識功底、敏銳的科學判斷力和紮實的英語基礎，順應我國經濟改革發展的需要，搶先佔領國際會計專業的制高點，成為我國率先招收國際會計專業碩士研究生的導師。為國家培養了大量的涉外會計人才。他每有新著發表，都對相關社會實踐產生積極影響，如《現代西方會計》、《外商投資企業會計》、《高級財務會計》、《國際會計》等書，分獲國家教委、財政部和廈門大學優秀教材獎，問鼎省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會計專業英語》多次再版，深受讀者歡迎。他以23部專著和譯著、41篇論文和譯文奠定了其在會計學領域的學術地位，成為我國出席1987年在日本舉行的第六次國際教育會議的五位專家之一、亞太地區會計學術研討會1991年年會中國組執行主席、香港城市理工學院客座高級研究員，並受聘至美國、日本、加拿大、新加坡等國講學和訪問。

常勛，1948年1月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后留校任助教。在大學肄業期間至解放前，曾兼任新聞編輯和翻譯工作多年。1952年調山東財經學院會計系任教員，1953年又調廈門大學，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至今，並長期兼任廈門大學會計師事務所主任會計師。還擔任中國獨立審計準則中方專家諮詢組組長、國家會計學院顧問、中國註冊會計師後續教育叢書編審委員會委員、國際會計準則中文翻譯審核組專家、天健會計師事務所高級顧問等職。常勛密切關注國際會計學發展新動向，清醒地預測我國會計師事業的發展趨勢，並深以遠的眼光和敏捷的思維，巧妙地把註冊會計的工作、學校的教學和科研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於1988年主創建了廈門大學會計師事務所，十年來，為了事業的發展，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沒有假日和休息日忘我地工作。由於常老的言傳身教，事務所規模不斷發展，執業水平也不斷提高，1998年事務所按照有關規定與廈大脫釣，更名為廈門天健會計師事務所時，已具備了從事證券、期貨相關業務的資格，事務所的年收入也從30餘萬元發展到現在1500萬元。

1993年在常老70歲高齡的時候，再次被委以重任，主持廈門市政協倡辦的民辦大學——華廈學院的籌建工作。他憑著對事業的執著與社會威望，在沒有資金、沒有校舍、沒有師資，只有一張藍圖的條件下，他憑著對事業的執著，憑藉自己的堅韌和智慧，人格和威望，吸收了一批財會專業的精英到華廈任教。並爭取到市委、市政府和熱心教育事業的社會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幾經努力，學校從只有30萬元的啟動資金到擁有5848.9萬元的凈資產，從最初只有三個專業的148名學生髮展到擁有8個專業1200多名學生。一幢建築面積為7343平方米的教學綜合大樓撥地而起，一批財會專業的精英到學院任教，優秀的師資隊伍和嚴格的管理制度，使學院贏得良好社會聲譽。1997年華廈學院被有關部門評為全國民辦高校先進單位。1998年常老榮獲全國民辦高校創業獎。1999年參加國家高等教育學歷文憑考試工業率高達85.7%，在全國民辦高校中名列前茅。

常教授半生坎坷，遭受了21年多的不公正待遇。1958年因左傾路線迫害被迫離校，至1976年才重返廈門大學，在經濟學院資料室任《經濟資料譯叢》的專職翻譯和編輯。1980年，他的歷史冤案得到徹底平反並重返講壇，后歷任廈門大學經濟學院會計系國際會計教研室主任、講師、副教授、教授。1988年至1998年，擔任廈門大學會計師事務所主任會師。他還歷任民革第七屆、第八屆中央委員，民革福建省委第八屆、第九屆副主委，第十屆顧問，福建省第八屆人大常委，福建省第六屆政協委員，福建省註冊會計師協會第一屆常務理事，第二屆副會長，第三屆顧問等職，並任中國成本研究會第二屆理事，第三屆、第四屆常務理事至今。

他是我國率先招收國際會計研究方向碩士研究生的導師。除本校的教學任務外，還為我國海洋石油系統、外貿系統、廈門經濟特區培訓了數千名涉外會計人才；為國家教委委託廈門大學舉辦的全國高校會計助教進修班以及世界銀行資助的全國高校會計和國際稅務師資培訓班授課，培養了一批能勝任涉外會計和國際會計教學任務的中青年師資。

廈大著名的會計學教授常勛是特區第一所民辦大學——華廈學院的首任校長，只不過，當初他並不那麼願意當這個“第一”。

1992年，時任市政協主席的蔡望懷提出要創辦一所民辦大學，並組織了一個籌備小組，當時是民革福建省委副主委的常勛是其中之一。

83歲的常勛回憶說，當時人們對民辦學校基本抱著“不支持”的態度，華廈學院一度籌不到錢，也要不到地，籌備組的一些人退出了。

但是，蔡望懷決心已定，他開始物色校長人選。常勛說，他從來沒有想到蔡望懷會“盯上”自己。有一天，蔡望懷親自到常勛家，請他出任校長，常勛婉拒了。常勛在廈大有自己的事業——在涉外會計學領域，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經濟系的常勛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上世紀80年代初，他是國內最早涉足西方會計學的少數學者之一，況且，當時，他還組織著廈大會計師事務所。

蔡勛望懷毫不氣餒，連去三次，常勛還記得，蔡望懷第三次到他家時，天還下著濛濛細雨。雖然十分過意不去，但是，常勛還是推脫說：我很忙，實在抽不出時間。蔡望懷說：我也不要求你整天辦公，我會為你物色常務副校長。 50年代，常勛先生在成本會計方面已享有一定聲譽，1980年重返講壇后，仍從事成本會計和管理會計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他在1981年至1985年間發表的《論折舊模式》、《論成本計算模式的改革》、〈論企業內部的責任中心〉等論文，在當時都被認為是具有創新意義的佳作，自1982年起，由於我國海洋石油勘探開發率先對外開放和廈門經濟特區發展的迫切人才需求，廈門大學接受了舉辦涉外會計高級培訓班的任務，常勛先生服從需要，勇擔重任，一人擔任了這些培訓班和會計系本科生的會計專業英語、西方財務會計、西方成本會計、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會計等多門課程的教學任務，每周授課達18小時左右，並且為教學需要先後組織編寫了《會計專業英語》（1984年初版）、《西方財務會計》（1984年初版）、《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會計（1986年初版）、〈外商投資企業會計〉（1991年初版）等在全國頗具影響的教科書。他也是中央廣播電視大學首批主講教師之一，他講授西方財務會計的錄像，在當時香港中資企業的業餘培訓中被廣泛採用，以至常勛先生在80年代多次去香港訪問講學時，遇見了不少從未見過面的學生。他主編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會計》以及在此基礎上重編的《外商投資企業會計與財務管理》和《外商投資企業會計》等書，在香港和台灣地區更具有廣泛的影響。當時，與港台地區的文化學術交流尚在啟動階段，上述各書就被批准為可以外銷的對外交流書刊，在港台的書店都能買到。

80年代中期，常勛先生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主要轉向國際會計。1988年以他為主組織翻譯的《國際會計》（喬伊、米勒合著）一書出版；1990年，他主編的《國際會計》問世；1996年他又根據國際會計的新發展，重新編寫了〈國際會計〉一書。常勛先生在著述過程中，儘可能搜集代表最新發展動向的資料，廣徵博引，融會貫通，並處處注入他的精闢見解；他能做到要言不煩，深入淺出；既保持嚴謹的邏輯體系，又注意配合必要的例證；使讀者易於掌握和理解。

常勛是我國開拓國際會計教學和研究的先驅者之一。他是廈門大學受國家教委委託，利用世界銀行貸款舉辦的全國高校國際會計和國際稅務師資培訓班領導小組的成員，親自擔任了三門主課的教學工作，並負責著名國際會計學家齊默爾曼和霍爾澤等教授來培訓班授課的組織工作。在完成了先後四期的培訓任務后，他參與了上報國家教委的總結報告的撰寫，並承擔了呈交世界銀行報告的翻譯工作，並代表培訓班領導小組在世界銀行專家評議組會議上作了彙報。這四期培訓班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績，其中凝聚了常勛先生的不少心血。

1991年1月，常勛先生為紀念自己從教50周年而著的《財務會計三大難題》一書出版。這本書是他對合併財務報表、外幣折算、和物價變動會計多年研究的結晶。

徠1993年是民辦大學的寒冬，當時爆發了三宗民辦大學詐騙案，影響了民辦大學的名聲。不過，常勛說，那時廈門對待民辦學校的態度還比較寬容。時任市長的洪永世給華廈批了50畝的地。

但是，常勛又遇到錢的問題，原本承諾給華廈學院捐款的人退縮了，前後只籌集到800多萬元。而要蓋一幢教學樓，至少需要1100萬元。

房子一時半會是蓋不起來了，開學的日期卻馬上就要到了。華廈只好先租房。特區第一所民辦大學的第一個安身之地是當時新建的一所小學，它只有四個班級，空出一些教室。這樣，華廈第一批300名學生就在小學教室里開課了。

華廈和小學原本的租約是三年，但是，一年之後，小學生源開始多了，華廈只好搬家，這回，他們搬到中學校園裡——廈門一中五一樓正好因為要維修而空著，華廈就搬進去了。

當時，常勛時常想：如果一中再趕他們走，他們下一個目的地是哪裡呢？所幸的是，洪永世為華廈批了300萬元資金，這樣，華廈的大樓可以動工了。常勛說，現在看來，沒有廈門市的支持，不可能有華廈。

華廈原本要取名為“鷺島大學”，但是，人們擔心和當時的“鷺江大學”混淆，於是，有人提出，取名為“華夏大學”，蔡望懷說，我們不要太自負，還是用“廈門”的“廈”吧，因此特區的第一所民辦大學定名為“華廈大學”，後來改名為“華廈學院”。不過，和學費相比，這些波折算不得什麼。

當時的人固執地認為，依據教育成本向學生收費是一種欺詐，因為教育只能是一種福利事業，民辦學校只能參照公辦學校的收費標準。而公辦學校學生的收費僅占教育成本的三分之一，缺額部分由國家負責。但是，民辦學校要找誰來填補這個空白呢？

當時民辦學校學費的核準是實行“打折”，即如果你上報一萬元，那麼，就只能核准7000元或8000元。在這種政策下，一些民辦學校就採用虛報學費辦法。但是，常勛堅決反對華廈加入虛報的行列，他說，這不是在砸我們的牌子嗎？

常勛開始了他艱苦而漫長的討價還價過程。他提出，學費中還應考慮到折舊和發展基金的儲備等問題，否則，民辦學校將經不起任何風吹草動。他頻繁地往返於省市各個部門之間，苦口婆心地向人們作解釋。他還學會了新的說話方式：既要禮貌，又要堅決，還要有耐心。

實在不得已，常勛就利用自己省人大常委的身份，他坦承，我從來沒有利用這個身份為自己做過事，但是，我利用它為華廈做了很多事。

手頭的錢蓋完了樓，就所剩無幾了，雪上加霜的是，1993年生源還有保證，但是，到了1994年，高中畢業生銳減，華廈又重新陷入困境。

常勛說，我們真是勒緊褲帶辦學，紙張是兩面用，教職工一人兼多個崗位。2002年接替常勛的廈大原副校長鄭學檬說，他來接手時，看到華廈一年的出差經費曾經只有8000元，他出差時只好從自己的課題經費里支取。

華廈最初的老師，絕大多數是從廈大聘請的，有的是退休教師，有的是各個系優秀的在職老師，幾乎每位教師的聘請，常勛都要親自上門。

從一開始，常勛就堅持認為，對於民辦學校來說，學生的數量固然重要，但是，如果這種數量是需要以質量為代價來換取的話，他寧願丟棄它。他主張學校入學要有門檻，即使是在1994年和1995年遭遇生源銳減的困難也是如此，其次，要有淘汰制，也就是，每年都要淘汰一部分不合格的學生，學校退回他們的學費。

他的這項主張曾經引起異議。當時，學院不少人認為，本來就沒有多少學生了，多一位學生就等於多一份收入。可是，常勛說“我情願學校因為沒有足夠的學生支撐而不得不關門。但是，如果是因為質量的問題，我將無臉見人。”事實證明，他這樣堅持是對的。依靠質量和實用的課程，華廈學院贏得了人們的信任，這也是特區的第一所民辦大學聲譽日隆的重要原因。

1993年在常老70歲高齡的時候，再次被委以重任，主持廈門市政協倡辦的民辦大學——華廈學院的籌建工作。他憑著對事業的執著與社會威望，在沒有資金、沒有校舍、沒有師資，只有一張藍圖的條件下，他憑著對事業的執著，憑藉自己的堅韌和智慧，人格和威望，吸收了一批財會專業的精英到華廈任教。並爭取到市委、市政府和熱心教育事業的社會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幾經努力，學校從只有30萬元的啟動資金到擁有5848.9萬元的凈資產，從最初只有三個專業的148名學生髮展到擁有8個專業1200多名學生。一幢建築面積為7343平方米的教學綜合大樓撥地而起，一批財會專業的精英到學院任教，優秀的師資隊伍和嚴格的管理制度，使學院贏得良好社會聲譽。1997年華廈學院被有關部門評為全國民辦高校先進單位。1998年常老榮獲全國民辦高校創業獎。1999年參加國家高等教育學歷文憑考試工業率高達85.7%，在全國民辦高校中名列前茅。

就在有關各方醞釀為他舉辦從教50周年、註冊會計師執業十周年慶典活動的時候，他的心思卻在為學院籌集“名流圖書基金”，他撰寫了具有紀念意義的封筆之作《財務會計三大難題》並將此書進行義賣，共籌得資金65萬元（其中包括他個人從未領過的累計10萬元院長酬薪）。常老在書的序言中平靜地寫道：“我已著手準備從廈門大學會計師事務所和民辦廈門華廈學院的領導層中退出來，在世紀之交把這兩項我曾為之盡心儘力的事業移交給更有作為的繼任人選。廈大會計師事務所即將脫鉤改制，並已具備一定的業務基礎，必將進一步發展壯大；華廈學院尚處在創業維艱的階段，我退出校長之前，還有一個未了心愿，即為學院籌集50萬元左右的圖書基金（包括我歷年捐款的校長工資累積本息10萬元在內）……我已是74周歲的老人，但願在有生之年，還能繼續為我國的高等教育事業和註冊會計師事業，作些力所能及的貢獻。”常老這這一舉動和無私奉獻精神又一次震撼了人們的心靈。

常老不僅是位學者，同時是一位積極的社會活動家。他利用自己的專業優勢，積極參政議政，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和教育事業發展出席出謀獻策。他從微觀經濟的角度指出，舊會計制度規定的外幣業務處理方法在理論依據上存在矛盾，漠視匯率變動風險將給國家稅收、企業財務工作帶來諸多不利影響和弊端。這一觀點在歷時三年報全國性討論中，被公認具有權威性。從而對90年代初，財政部決定會計制度“廢舊立新”起到有力推動作用。他並就為企業鬆綁，股份制改革和國有資產流失問題積極向有關方面建言獻策，引起政府及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他對民辦教育尤為關切，在有關方面徵求關於推進社會力量辦學和素質教育的意見時，針對民辦教育的發展思路的精闢見解，均被市政府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