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鍈

張鍈

張鍈(1791年—1856年),字右甫,一字春潭,直隸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嘉慶十八年(1813)舉人。

人物生平


張鍈少時勤奮攻讀,知識廣博。道光六年(1826年)以大桃知縣來黔,歷任清平、安化、貴築、威寧、古州諸州縣官,以清明廉潔、勤於政事、興學育人著有治績,升黎平知府。二十一年(1841年)署興義府知府,升遵義府知府、貴西道道尹,未久,要求還任興義府知府。咸豐五年(1855年)升貴東道道尹,翌年病逝於任上。
張鍈先後任興義府知府10餘年,培修招堤風景名勝,修葺“明十八先生”祠墓,開闢府城通廣西的驛道,主修《興義府志》,政績卓著,尤以興學育人受到社會廣泛稱賞。見府城珠泉書院破敗不堪,便率先捐廉俸銀1000兩,倡導士紳捐銀2000兩,重建書院,並更名桅峰書院,所余銀兩用於修葺“明十八先生祠”和增建城鄉義學。興義府試院規格狹小,房屋傾圮,張鍈自捐廉俸銀1000兩,並向府屬各州縣勸捐銀30800兩,親作規劃設計,選派得力士紳管理,嚴格監督施工,一年多時間竣工,新試院規模宏闊,建築精良,時稱“甲於天下”。還用節餘的銀兩為前來應試的學子添置一應用具,受到閤府學子的稱讚。桅峰書院藏書寡少,張鍈一面將自己攜帶的書籍千餘冊獻出,一面捐資、集資派人到貴陽、成都、廣州等地購回一批書籍,使廣大學子求知慾得到滿足,知識面擴大。
張鍈厚愛積極向上的青年學子,不惜重金延聘名師到桅峰書院執教;聽政之餘,他常到書院與學生談學論藝,並親自評閱學生課卷,鼓勵諸生無論在培養品德、操行上,還是在鑽研學業上,都應相互切磋砥礪,取人所長,補已所短。張鍈還經常訓示隨其到興義府求學的子侄張之洞、張之淵、張之清,要求他們不能沾染紈絝習氣,要與府學諸生友善、互學。在張鍈的不懈努力下,興義府學風興盛,培養出一批人才。10餘年間,考取舉人20餘名、貢生8名、進士2名,比較知名的有官到內閣學士的景其浚、詩人張國華、書院山長貴天乙等人,民間稱為“曠古未有”。
張鍈之子張之洞(1837年——1909年),字孝達,號香濤,出生於貴陽六洞橋。自幼聰明好學,7歲時隨父到興義府城就讀,13歲始回河北原籍應試,考取秀才;15歲時赴順天府鄉試中舉人第一名,成“解元”;26歲考取進士第三名,成為“探花”。曾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內閣學士,光緒初年出任山西巡撫,升兩廣總督,調湖廣總督、兩江總督,后入京任軍機大臣,兼管學部事務。張之洞是清末洋務派首領之一,清代著名政治活動家、學者,著有《張文襄公全集》行世。其《勸學篇》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主張,名噪一時。

人物軼事


張鍈,生於乾隆五十八年(1791),字右甫,一字春潭,直隸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少時勤奮攻讀,知識廣博。明末前,先輩是世居山西洪洞縣人氏,由於明末兵荒馬亂及旱災、蝗災,遷徙至河北南皮縣東門印子頭,稱為東門張氏。始祖張端任繁昌縣荻港巡檢。張端的兒子張淮於明正德年間考中進士,官至河南按察使。張鍈以上三代為官,卻以清廉在當時小有名氣,但其曾祖、祖父、父親都僅官止於知縣,因此始終處在官僚體系的中下層,在傳統社會裡,還算不上豪門顯宦。嘉慶十八年(1813)張鍈中舉,之後六次參加會試不中,后以大挑(清乾隆后定製,三科以上會試不第的舉人,國家挑取優等的用做知縣等職,意在給舉人開拓出路,六年舉行一次)錄任。清代任命簡派官吏,照例是不許在原籍任職的。道光六年(1826),張鍈以“大挑”選中來黔,錄派補授為貴州安化知縣。道光七年至道光九年,任清平、德江知縣。在張鍈來黔任職的這幾年中,貴州省西北部的威寧州區域,多股匪徒各自佔山為王,經常下山掠奪糧食和財物,民不聊生。威寧州從道光三年至道光九年六年間,就調任了五任知州(司為善,四川巫山人,道光三年任;嚴昌鈺,浙江歸安人,道光五年任;譚驤,湖南邵陽人,道光六年任;李鴻卓,江西南城人,道光七年初任;劉寶箴,山西洪桐人,道光七年底任。),這六年中,匪患不斷,這些知州不是屁股沒坐熱就請辭,或是談“匪”色變,雖然配合總兵多次搜山剿匪,但只攻下部分匪寨,抓到的只是匪卒,結果土匪騷擾始終未斷絕。州縣官吏也換掉幾任,但是,始終力不從心。就在這危難時刻,道光十年初,張鍈因工作能力強,處置事情果斷而從德江調威寧州任知州。張鍈到任后,深入實地了解匪情,及時把詳情報告雲貴總督,雲貴總督既而上報朝廷,經與兵部商議,重用蘇勒芳阿(鑲紅旗滿洲人,道光八年八月任威寧總兵一職,道光十三年升荊州將軍)為剿匪總指揮。蘇勒芳阿不負眾望,不顧氣候惡劣,匪徒設伏,深入山區村莊觀察地形、了解村情民意。通過周密踏勘,他了解到威寧州轄區山高路險,河溝交錯,水流湍急,又鄰近川滇邊界,民族雜居,匪情複雜。蘇勒芳阿一方面加緊操練兵士,另一方面密切配合知州張鍈探討剿匪方略,還經常與老兵卒商議辦法,傾聽他們的見解。三個月後,一股匪幫在女兒姑等地搶掠,蘇勒芳阿聞訊后立即率兵出擊。這次他聽取士兵們的建議,當即謀划,沒有直接去肇事地點去捉拿匪徒,而是繞過山澗,徑直衝向匪徒老巢。進山後,山路險陡,他們就棄馬步行攀山,蘇勒芳阿適逢青壯年,翻山越嶺,沿橋涉水,比得上當地的年輕士兵。當他們逼近山寨時,發現守寨匪卒疏於防禦,蘇勒芳阿率兵殺入寨門,匪徒小頭目兇猛頑抗,當場被殺死,少數匪卒逃出山寨,余者均被擒拿,一把大火焚燒山寨,蘇勒芳阿有意放匪徒逃走去報信。果然,出來擾民的匪首,遠遠看見山中蒸騰的煙火產生疑惑,又見逃出來的匪卒喘息而哭訴,立刻大怒,倉促率眾匪反攻,這恰恰巧中了蘇勒芳阿的埋伏,捉拿到匪首立即斬處,眾匪卒嚇得跪地連連叩首,個個乞求饒命,蘇勒芳阿當場訓斥,釋放他們歸家務農,不準再走歪道。此舉驚動整個山區地域,各土匪寨不敢輕易下山擾民,而在山裡種黍。一聽說蘇勒芳阿率兵巡山,眾匪頭目都紛紛躲避,他們知道:只要被擒住格殺勿論。對那些在山上改邪務農的匪卒,蘇勒芳阿均不追究。清道光十一年,威寧總兵蘇勒芳阿因故回北京卸任,雲貴總督阮元欲將此重要職務委周景魁接任,即將推薦文本上疏道光皇帝。道光皇帝准允周景魁任威寧總兵職位,硃批御旨授予兵印,加封周景魁為正六品官爵,享受朝廷藍翎侍衛的待遇。並在其家鄉集賢街建立石牌坊,賜名“冠英”以示表彰。周景魁就任威寧縂兵以後,黔西北數十年中,社會平定,民眾生活安寧,當地人頌揚其有“古將風度”,家鄉族人則尊稱其為“武俠爺”。
道光十三年(1833),張鍈由政績突出從威寧州調任貴築知縣,十六年(1836)任榕江通判,十七年(1837)任安順知府,十八年(1838)任黎平知府,十九年(1839)任遵義知府,二十一年(1841)任興義知府。咸豐四年(1854)升貴東道,六年(1856)病逝於任上。在貴州為官長達30年。
注重於道路修建
據《東川府志》記載,早在乾隆六年,雲貴川三省就開始規劃建設從尋甸——威寧——鎮雄——南廣——北京的經濟交通運輸線,運送尋甸、威寧豐富的銅礦。乾隆九年至十年,雲南總督和四川巡撫都奏請開通羅星渡河道以運輸京銅,但到乾隆十年才正式開通,雲南總督張允隨上奏:“開修羅星渡河道工程,業已告竣,銅舟毫無阻礙。”(《清高宗實錄》卷229至卷243記載)。此後,這條經濟交通運輸線年年被洪水沖斷,年年復修。張鍈到威寧州任知州后,除調集總兵平復匪患外,十分重視道路交通建設。威寧銅礦儲量為貴州之最,要把銅礦銷往中原,讓銅礦為威寧人民帶來財富,首先必須經濟交通線的暢通。據《滇南礦廠圖略》卷2載,從雲南尋甸州至貴州威寧州多出橋道,此路“砌石不便行車,土路易於塌陷,舊屆五六年請修一次”。道光十年秋,張鍈召集礦主捐資“修雲南尋甸州至貴州威寧州運銅橋道”。此路有的路面寬達6米,可以用牛車運銅。《自滇至京水陸里程》記載:此線沿途幾多偏僻小村都有客棧,還設有銅店。
這條道路取烏撒入蜀舊路到威寧后,經高梘槽、阿箕車、菩薩塘、桃園共5站到鎮雄,然後經古芒部、雨灑河、花蛇嶺、中村經四川珙縣洛亥到羅星渡5站,從羅星渡(今珙縣羅渡)沿南廣河水路5站到經木灘、贊灘、南廣硐,再沿長江3站到瀘州。計從威寧州到瀘州18站。此路山高水險,以前並不當大道,特別是南廣河灘險十分多,但據記載“凡運銅陸路險窄處歲修之”,修治后“不特銅運得濟,滇民往來,亦有裨益”。
到安龍任職后,張鍈見這條通往廣西的石路,險狹崎嶇,人馬難行,於是倡議捐銀2000餘兩,主持修築安龍城至南盤江邊坡腳的驛路。兩年後,道路建好,可直通廣州。
傾心於教育事業
張鍈出身寒微,經歷坎坷,頗知民間疾苦和政治流弊,在貴州任職時,為官勤政,廉潔奉公,政績突出,嚴格要求屬吏,不許苛擾百姓,治盜安民,維護社會安定。除開修驛道,獎勵農商外,還傾心於教育事業。他到哪裡任職,家就隨遷到哪裡,表示以此為家,為百姓造福。道光二十一年(1841),張鍈升任興義知府。上任的頭一年,他見舊試院遠在城外,破爛不堪,加上生童往來辛苦,便與府屬各州縣商議,就近擇地另建新試院。他率先把自任知縣以來的全部俸祿積蓄1000兩白銀捐出,並倡導各開明紳士、開明商人集資的30800兩,還積極奔走呼籲,親自組織工匠建設。第二年底,由其親自主持重修的興義府試院落成。新試院規模宏大,布局精巧,共有房舍209間,僅魁星閣後面兩側的號舍,就可坐千餘人。不少外地官吏參觀后,讚不絕口,稱其“甲於天下。”新試院建成后,張鍈又籌銀1500兩,擴建珠泉書院。還撥出一部分公田出租,用租金解決學生的燈火費、試卷費和教師聘用費,深受當地百姓稱讚。又拓建府屬,增修府城西、南二門及拱極亭。道光二十二年,籌銀1000兩,貸與廣商生息作鄉會試費,同時捐俸銀1000兩,在府城東、西二門辦義學兩所。
張鍈在貴築任職時,其子張之洞(字孝達,號香濤)於1837年生於興義。張之洞自幼聰明好學,7歲時隨父到興義府城就讀。為了光耀門庭,他把在南皮張之洞叔伯弟兄張之淵、張之清等接來興義,一方面是與之洞伴讀,另一方面是好同興義的青年學子們集中培訓。厚愛積極向上的青年學子,不惜重金延聘名師到桅峰書院執教;聽政之餘,他常到書院與學生談學論藝,並親自評閱學生課卷,鼓勵諸生無論在培養品德、操行上,還是在鑽研學業上,都應相互切磋砥礪,取人所長,補已所短。有時,張鍈親臨學堂,教育青年學子們不能沾染紈絝習氣,府學諸生要友善、互學。張之洞幼年時的老師,也是一批飽學之士。據史料記載,張鍈先後重金聘來“學養深厚,授課有方”的附生員何養源,拔貢生曾搢之、附貢生張國華、舉人黃升之、舉人王可貞、進士敖慕韓、舉人張肖嚴、舉人趙斗山、翰林院侍讀了誦孫、進士童雲逵到府試院執教。其中張國華,是當時貴州有名的詩人,曾主講貴山書院。而敖慕韓與童雲逵,也是從全國的進士堆里挑選出來的。對兒子張之洞的教育,張鍈反覆叮囑各位老師,請各位老師格外關照。因為之洞幼年喪母,沉默少語,性格內向。在各位先生的悉心關懷下,之洞的學業長進很快,9歲時就讀畢了四書五經,10歲開始學著寫詩和作文。父親為他制定的家法是“儉約知禮”,為他延請乾嘉老輩做老師。因為黔省僻遠,又讓人從通衢買來幾十箱書籍。放在他的書齋里,留作課外閱讀。11歲那年,官學老師敖某要試試張之洞的詩文,自己先寫出了一首古風,命之洞和之,之洞提起筆稍一默誦就成了。父親看后竟大喜過望,斟滿杯酒讓兒子飲。據說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那官學老師的兒子拿著刻有張之洞那首處女作的集子去拜訪他,之洞饒有興緻地向左右憶述著當時寫詩的情景,說:“先父不只讓吾飲酒,還將他平日喜愛的硯台獎給了一方。”
張鍈為讀書人“添燈油勸學”的故事,也很讓人感動。相傳在道光年間的安龍城,每天夜裡到了交更的時候,就有兩個差役從知府衙門中走出來,前面的一個提著燈籠,後面的一個挑著桐油簍,沿著大街小巷遊走,只要見到哪戶人家亮著燈光,並有讀書聲,兩人便會停下來,高唱一聲:“府台大人給相公添油啰!”等讀書人開門后,後面的一個差役便放下油簍,取出油筒,再從油簍中舀出清亮的桐油,倒進這個讀書人的燈盞里,並補上一句:“府台大人祝相公讀書用功,獲取功名。”隨即又向另一戶亮著燈光、有讀書聲的人家走去。就這樣,每晚給安龍城裡的讀書人添燈油,張鍈前後堅持了13年,不管天晴下雨,夜夜如此。當地百姓都知道,這是知府張鍈對讀書人的厚愛、關照,於是更加發奮學習。這以後,安龍不斷有人參加府試、鄉試和會試,其中景其浚,在1852年(咸豐二年)還考中進士,先後充任順天鄉試同考官,陝甘、河南、安徽三地學政,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在張鍈的不懈努力下,學風興盛,培養出一批人才。10餘年間,考取舉人20餘名、貢生8名、進士2名,比較知名的有官到內閣學士的景其浚、詩人張國華、書院山長貴天乙等人,民間稱為“曠古未有”。其子張之洞13歲始回河北原籍應試,考取秀才;15歲時赴順天府鄉試中舉人第一名,成“解元”;26歲考取進士第二名,成為“探花”。
不過,張之洞無論到哪裡做官,都把養育過他的安龍擱在心上。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他擢升大清朝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管學部大臣。這是他事業走上最高峰的時候,也是他生命即將走到盡頭的時候。當得知興義知府陳鴻年要將文峰書院改為興義府中學堂,同時還要創設官立高等小學堂一所、初等小學堂兩所,他馬上捐出一筆資金建校,並捐贈一批教學儀器和5000冊圖書,人挑馬馱運到安龍。考慮到安龍師資力量缺乏,他還致函興義知府,及早選送10名優秀青年赴武昌兩湖書院培養,所有經費由他捐助。
張鍈出身寒微,經歷坎坷,頗知民間疾苦和政治流弊,在貴州任職時,為官勤政,廉潔奉公,政績突出,嚴格要求屬吏,不許苛擾百姓,治盜安民,維護社會安定;同時開修驛道,獎勵農商;積極編修府志,支持篡修《遵義府志》,繼而奮鬥13年,創修《興義府志》74卷;興辦教育,建興義府試院,重建珠泉書院,“勸捐”建冊亨書院、普安盤水書院等;重視文物,擴建安順文廟,培修招堤風景名勝。張鍈善書法,在安龍的興義府署、興義府試院、十八先生祠堂、省耕亭、拱極亭等處留下了許多書法楹聯作品。同時積極編修府志,支持篡修《遵義府志》,繼而奮鬥13年,創修《興義府志》74卷;興辦教育,建興義府試院,重建珠泉書院,“勸捐”建冊亨書院、普安盤水書院等;重視文物,擴建安順文廟,培修招堤風景名勝。張鍈善書法,在安龍的興義府署、興義府試院、十八先生祠堂、省耕亭、拱極亭等處留下了許多書法楹聯作品。
為官清廉獨愛蓮
又譬如,張鍈特別喜歡荷花。他在招堤遍植荷花,就與其從政生涯,政治抱負有關。晚清的官場,污濁一片,要像荷花一樣雖身陷污泥、卻能保持“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的氣韻,他只好把種植荷花當作一種精神來寄託。
張之洞呢,也同他的父親一樣,特別喜愛荷花。每到荷花綻放時節,他都要沿著招堤來觀荷賞荷。有時隨同父親張鍈一起來,有時隨同老師張國華一起來。通過了解荷花的生長習性,觀察荷花的不凡姿態,品咂前人吟荷的名句,學習入世做人的道理。
正是通過年年到招堤觀荷賞荷,張之洞提升了自己的才情,尋找到人生的真諦。據史料記載,在污水橫流的晚清官場,他是十分清廉的。
張鍈自道光六年(1826),以大挑入黔補任知縣以來,歷任清平、安化、貴築、威寧、古州諸州縣官,以廉潔、善聽訟、嚴治盜等知名,升古州同知時,道光帝曾引見,特賜獨對。
晚清的官場,污濁一片,要像荷花一樣雖身陷污泥、卻能保持“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的氣韻,他只好把種植荷花當作一種精神來寄託。張鍈常用青蓮自比,時刻警醒自己“濯污泥而不染”。從老家南皮到黔地任職,每每風餐露宿,帶的只有幾箱書、幾盆荷花,隨從只有家眷和貼身衛官。
道光十年(1830)輾轉一周到威寧上任后,首先在縣衙門外(今農業局處)的堰塘栽上荷花。
據傳,一日,張鍈陪同同僚游鳳山寺,見一群輕薄少年調戲一年輕女子,張鍈就上前呵斥到:“爾讀聖賢書,……何以挂名威寧人?”罵得這群輕薄少年“面如死灰,僵立道左”。對一些品行不端的官吏,張鍈痛批道“此輩結黨營私,朋求進取,以同異為愛惡,以愛惡為是非。勢孤則攀附以求援,力敵則排擠以互噬。翻雲覆雨,倏忽萬端。應昭然於世嚴懲,以儆效尤。”《貴州通志》評鑒,張鍈為人“剛介鯁直,不阿上司,在清代的貴州,是堪比胡林翼的“一代名知府。”
俗言對官吏的評價是“一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張鍈到威寧任職的第二年,準備回老家過年,除了帶點威寧的蕎酥、火肘外,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帶回老家犒勞鄉親。於是,他與東門一孫姓商人說:我屋裡的箱子隨你挑,換1000兩銀子。”,這位孫姓商人選最大最重的一箱相換。結果是張鍈事先設計好用磚頭裝滿的箱子,事後這位孫姓商人上了當還不敢說。
這一故事又原封原樣的傳給其兒子張之洞。據史料記載,在污水橫流的晚清官場,張之洞十分清廉。由於喜歡古董字畫、接濟遠近親友、支持“新政”,他經常囊中羞澀,不得不把家中的東西拿出去典當,在《張之洞經世謀略》一書中,曾講到這麼一個故事:他任湖廣總督時,武昌的大當鋪有個規定,即凡是總督衙門的皮箱,不管裡面裝什麼東西,都可以當200兩銀子,只需按箱子的數量付錢,開春后再由總督府拿銀兩贖回箱子。有一年,張之洞缺錢過年,就找來9個箱子,在每個箱子中裝滿磚頭,讓僕人抬到當鋪當了1800兩銀子,總算度過了年關。一個堂堂總督竟然“混”到這種地步,由此也可見其清廉了。
重視文化建設
道光二十三年,捐俸銀千餘兩增建義倉一所,籌款補足倉糧缺儲,4年間儲谷達兩萬餘石。
城郊名勝招堤年久失修,張鍈將堤加高5尺,在堤側遍植荷花,又在金星山建半山亭。府城為黔桂邊區商業重鎮,而通廣西道路石徑險狹,崎嶇難行,鍈集資銀數千兩,僱工修竣,使府城“遠通羊城,近達象郡,賈商輻湊,貨物駢臻。”鍈又改建珠泉書院,將明十八先生祠移建於試院東側,增建亭台樓閣,廣植奇花異卉,儼然江南園林,道光二十九年,擢貴西道尹,不久請還任興義府。
鍈自來興義府,即以篡修府志為己任。為節省經費,既不設局,也不勸捐。先召集府屬各州縣士子十餘人廣徵資料,出藏書萬卷,博考篡輯;復採訪父老、紳士,始篡為初稿。而後,先後聘請江蘇學者朱逢甲和湖南宿學、修志家鄒漢勛來郡協修,共定義例,刪繁去冗,拾遺補缺,經13年始勒訂成書,共74卷百萬餘言。因資費告乏,鍈捐俸銀2000餘兩付印。鍈作序云:“甚矣其難也,鍈之心力瘁於此書矣!”。
咸豐四年(1854),新城塗令恆、冉秉成率農民起義軍攻府城,安義鎮總兵先率鎮兵從征遵義,鍈組織團練千餘人防堵。時太平天國烽火燎原,鍈推行變通保甲法,飭各州縣仿戚繼光練兵。五年,鍈擢貴東道,在黔南各地指揮鎮壓起義軍。六年,病逝于軍中。
1855年9月,貴定、龍里等縣苗民起義,各地起義軍相互呼應。貴州巡撫在咸豐的嚴旨斥責下,東求西告,調集貴州軍在川、滇、桂等省清軍的配合下,向起義軍進撲。張鍈也受令率兵向貴定進發。戎伍之中,歷時三載,披寒暑、蹈瘴癘,為清政府立下汗馬之功,由於積勞成疾,在征戰中於1856年8月25日(咸豐六年七月廿五日)死於病。
四是捐俸銀1000餘兩,增建義倉一座,解決倉儲不夠的難題,四年間儲備稻穀達2萬多石。
五是見招堤年久失修,張鍈帶領民眾,將大堤加高五尺。同時又擴建荷池,種植荷花,還籌資在金星山上新建一座半山亭。其實,早在張鍈任興義知府的144年前,招堤就已存在,但僅僅是一項單純的水利設施,張鍈帶人大面積種植荷花后,這裡才真正形成一個風景區。“招堤十里荷花”勝景的打造,張鍈功不可沒!
六是改建“十八先生祠。”十八先生的高風亮節,常為張鍈所仰慕。為此,他決定改建“十八先生祠”,建成后,有祠門、敬業堂、流芳亭、懷清亭、享堂、正祠、多節亭、凈香池等,形成一組規模宏大的建築群。
七是嘔心瀝血十三年,主持纂修《興義府志》。張鍈是一個責任感和使命感都極強的官員,出於對興義府屬各州縣的熱愛,他立志要為當地人留下一部拿得出手的志書。為節省經費,他不搞捐資,先發動各州縣士子名人廣徵資料,查閱藏書上萬卷,採訪父老數百人。后又聘請江蘇學者朱逢甲、湖南著名修志家鄒漢勛前來協修,終將74卷、100餘萬字的《興義府志》完成。不料後來無經費了,張鍈只好又捐出俸銀2000餘兩付印成冊。他在該志序中寫道:“甚矣其難也,鍈之心力瘁於此書矣!”可以告慰他的是,幾十年後,大學者梁啟超先生將值得稱道的清代方誌列舉了104部,其中就包括《興義府志》。如此看來,《興義府志》也稱得上是一部全國名志了。
“家父作楷模,兒輩盡效之。”張鍈的以上政績,件件眾口稱道,是一種無聲的教育,影響著張之洞幼小的心靈,使他從小便知道:只有像父親那樣為百姓多辦好事、實事,自己今後才能無愧地走向外面的世界,去干出一番大事業!
注重文物保護
公元1644年清兵入關扼殺自成起義軍建立的政權,明朝江諸王曾先後建立起4個政權,以圖恢復明室,又相繼被清軍所滅。1646年,一批明朝遺臣擁立桂王朱由榔即位於廣東肇慶,次年改元永曆。永曆政權建立后,調動南方各省明軍抗擊清兵南下,但在清軍強大攻勢下,顛沛流離,亡命於粵、桂、湘、黔四省。1646年,南明最後一個皇帝永曆帝朱由榔在安龍一住四年。農民起義軍首領張獻犧牲后,遺部由孫可望、李定國等部將統領,並確立聯明抗清大計方針。1652年2月,孫可望遣兵迎永曆帝入居安龍。李定國率師東進,與清軍浴血奮戰,軍威大振,迫使清廷曾打算與之議和。隨著抗清鬥爭的節節勝昝,孫可望逐漸滋長稱帝之心,后挾永曆朝廷以自重。永曆帝如坐危城,欲召李定國統兵入衛,於是與朝臣合謀,不料謀泄,孫可望遣將至安龍問罪,將吳貞毓、張祿福等18名朝臣下獄、殺害,史稱“十八先生之獄”。十八人殉難后,其家屬及安龍百姓將他們合葬於城內西北隅天榜山下。永曆十年(公元1656年)正月,李定國由廣西至安龍為十八人壘墓,建廟於馬場。永曆十二年(公元1658年)朱由榔移居昆明,遣使赴安龍為十八人樹碑(此碑於1980年修墓時始出土)。碑鐫“明十八先生成仁之處”九個大宇,由朱由榔親題。至此“十八先生”之稱便流傳下來。十八人的姓名、職官及死難事,系由通政使尹三聘題寫。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張鎂重修十八先生墓、祠。張之洞撰《吊十八先生文》。
典範德澤蔭佑後裔
清道光十七年(1837),張鍈之子張之洞出生於貴陽六洞橋孔明洞側(今貴陽市博愛路一帶),故取名“之洞”,乳名官保。襁褓中的之洞生性愛哭,只有母親朱碧筠的琴聲才能使他安靜下來,並露出笑容。父親張鍈說,這是胎中常聽琴瑟之鳴的緣故。朱碧筠系廣西桂林人,出身名門(其父朱紹恩進士出身,官至四川邛州知州),聰穎賢淑,喜棋詩畫,特別擅長彈奏古琴。
之洞在母親的琴聲中長到四歲,不幸母親病逝。之洞收穫母親遺物就是那架母親心愛的琴。從此,之洞只要一想母親,就會撫琴凝思。母親的遺琴一直伴隨張之洞一生。朱碧筠死後,張鍈沒有續娶正室,之洞由側室魏氏撫養,魏氏未生育,視之洞為己出,給他無微不至的關愛照顧。魏氏喜愛四季常開的月季花,常常將親手盆栽的月季擺滿之洞的房間。受養母的這種喜好熏陶,之洞也酷愛月季。
張之洞母親去世那年的正月十八日,張鍈吩咐僕人在客廳擺下香案,備好酒席。時近中午,僕人領著一個年約四十歲,衣著青布長袍、風度儒雅的人來到客廳。這個人就是張鍈為張之洞請來的家塾教師何養源,是當地有名的教書先生。他從三字經教起,每天教20個字,之洞念過三、四遍即能背誦,不到一個月,基本上三字經就背完了,何先生稱他為神童。
一天,張鍈公餘來到書房,讓之洞把《三字經》背誦一遍,見背得輕鬆如流;又從書中選出一些字寫在紙上,讓張之洞認讀,之洞一一確認不誤。張鍈這才捻著鬍鬚不勝欣喜地勉勵道:“好,好!跟著何先生好好學習!長大成才,為家爭光,為國效力。”轉臉又對何先生說:“我雖略通文字,之洞這孩子的聰穎,強我十倍。先生博學卓識,執教有年,還望先生對之洞嚴加訓誨,培養成人。”何先生喜悅地說:“是啊,是啊,之洞確是難得的好學生。我正想同您商量一下,以後該如何教他呢!說罷,便和張鍈商定教之洞讀《論語》,學描紅。之洞聽到父親和老師的誇獎,臉上露出矜持的笑容。他對父親的囑咐,雖不全明白其中含義,但父親殷望他讀書的話,卻已印在他幼小的心靈里,平添了一股思學若渴的力量。何先生寫了一篇方寸大小的趙體字,讓之洞套在宣紙下練字。時間不久,又改描寫為臨摹。之洞興趣盎然,勤摹苦練。同時,他對讀書苦求甚解,讀《論語》時,對章節字句,必弄明白才算完事。何先生對其聰明好學、務求甚解的精神極為讚揚。張鍈也為其子長進之快欣喜不已,越來越偏愛這個兒子了。讀完《論語》,又開始讀《孟子》。之洞讀書的速度,越來越快。白天,他在家塾聽先生講課;夜晚,便秉燭夜讀。睏倦難耐時便伏案而睡,醒來又接而復讀。
養母魏芷香對他極其慈愛,陪坐在身旁,看著他在燭影搖曳里那清瘦的臉龐和專註的神態,聽著他那如歌似曲一樣抑揚動聽的朗誦,心中便湧起一種愛憐和殷望的感情。炎炎夏日,她給之洞搖扇納涼,驅趕蚊蟲;漫漫長夜,她給之洞披衣送暖,端上夜餐。她用全部身心撫慰著之洞,也把一生寄托在他的身上。
經過五年孜孜不倦的苦讀,之洞九歲就讀完了《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十九卷“四書”和《詩經》、《書經》、《禮記》、《易經》、《春秋》五部儒家經典作。不久,他又讀完了《周禮》、《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四部書。到此,科舉制度規定的教科書,他已全面讀完,結束了家塾生活後進入府學繼續攻讀。
府學緊挨府衙,是張鍈為官吏的子弟讀書而修建的。府學庭院寬敞,軒明窗亮,院內古木參天,翠竹叢生,假山峻石疊趣,溪水清漪纏綿,環境十分幽靜。被延請到府學執教的,都是名冠府地的飽學之士。在府學,張之洞開始學習寫詩和作文。11歲所作《半山亭記》,為貴州全省學童之冠,名噪一時。其云:“萬山輻湊,一水環,雉霅羅,鱗原星布者,興郡也。城東北隅,雲峰聳碧,煙柳迷青,秋水澄空,紅橋倒影者,招堤也。綠堤數量,蒹葭蒼蒼,有閣巍然峙於岩畔者,魁閣也。穿綠陰,梯白石,禪房乍轉,畫檻徹通,石壁一方,茅亭三面者,半山亭也。作亭者誰?吾家大人也。翠蘿紅蓼,羅列於軒前,竹榭茅檐,欹斜於磯畔,太守之意,得之半山,而志以亭也……。”全文刻於招堤半山亭。12歲時完成了詩文集《天香閣十二齡草》。
張鍈看張之洞小小的年紀即掌握了許多人終生難以學好的課程,心中自然高興,便思量讓之洞早些參加科舉考試,而想到自己六次會試皆不中,最後又大挑才走上仁途,又不由得遲懍然生畏。於是,他重禮請來了一位作八股文的名士,專門為張之洞授業。這個人就是貴州獨山府署理知府韓超。韓超是道光甲午年的進士,直隸昌黎人,秉性沉勇慷慨,人稱血性奇男子,與張鍈交誼很深,聽說張鍈請他教導神童張之洞,很樂意培養這位奇才,便一口答應。韓超只教了之洞兩個月,就見之洞學業日見精進,心裡十分欣慰。一天,張鍈從書房取來一方古硯,對之洞說:“這方竹節硯,是你祖父在京城任四庫全書館謄錄時,紀文達公紀曉嵐贈送的。這是宋代的舊物,上面有竹節一樣的紋理,極其罕見,故而叫做竹節硯。這銘文,是紀文達公親手刻下的,異常珍貴且不說,銘文講了做人的道理,你長大了就會懂的。這可算是咱家的傳家寶,你祖父傳給了我,我再傳給你,你將來再傳給後代子孫吧!”
之洞細看那數行硯銘,寫的是:
介如石,直如竹。
史氏筆,撓不曲。
筍不兩歧,竽無曲枝。
孤直如斯,亦莫抑之。
其斷簡歟?乃堅多節。
略似此君,風規自別。
——紀曉嵐識
道光29年(1849)秋天,13歲的張之洞在老家人張喜的陪護下,啟程從貴州回原籍南皮縣參加縣試。途經武昌時,他來到黃鶴樓觀覽,心中異常激動,題下了一聯:
爽氣西來,雲霧掃開天地憾,
大江東去,波濤洗盡古今愁。
縣試這天,之洞早早來到考場前等待入場,全縣來應試的幾十名童生也都陸續來臨,這其中最小的,就是張之洞了。不僅年齡小,個兒也長得小。在連考的五場中,不論是八股文、試帖詩,還是經論、律賦、策問等,場場駕輕就熟,揮筆而就。不久,縣試發榜,在所取的十五名生員當中,張之洞名列榜首,中了秀才,為以後步入政壇打下了基礎。咸豐二年(1852),張之洞參加了順天府鄉試,又名列榜首,中了第一名舉人。喜訊飛來,張鍈高興萬分,就連時任貴州黎平知府的好友胡林翼、之洞老師韓超,得知之洞中舉后,喜上眉梢,笑聲連連。張之洞27歲入京會試及殿試,躋身一甲第三名進士(探花),隨即被授予翰林院編修。後來歷任山西巡撫、兩廣總督、湖廣總督,晚年擢升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管學部大臣。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他位高權重,聲名顯赫,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一起同為晚清四大名臣。在專家們的眼裡,他是近代中國的實業巨頭,清末洋務派領袖,政治活動家、學者,近代中國教育家。著有《張文襄公全集》行世,其《勸學篇》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主張,名噪一時。
國內外的許多偉人和名人,對他也有很高的評價。孫中山先生說過:“張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毛澤東這樣評價他:“提起中國民族工業……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美國著名學者威廉·艾爾斯說:“在張之洞的一生中,中國教育的形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對此,他的努力具有決定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