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鍈

張鍈少時勤奮攻讀，知識廣博。道光六年（1826年）以大桃知縣來黔，歷任清平、安化、貴築、威寧、古州諸州縣官，以清明廉潔、勤於政事、興學育人著有治績，升黎平知府。二十一年（1841年）署興義府知府，升遵義府知府、貴西道道尹，未久，要求還任興義府知府。咸豐五年（1855年）升貴東道道尹，翌年病逝於任上。

張鍈先後任興義府知府10餘年，培修招堤風景名勝，修葺“明十八先生”祠墓，開闢府城通廣西的驛道，主修《興義府志》，政績卓著，尤以興學育人受到社會廣泛稱賞。見府城珠泉書院破敗不堪，便率先捐廉俸銀1000兩，倡導士紳捐銀2000兩，重建書院，並更名桅峰書院，所余銀兩用於修葺“明十八先生祠”和增建城鄉義學。興義府試院規格狹小，房屋傾圮，張鍈自捐廉俸銀1000兩，並向府屬各州縣勸捐銀30800兩，親作規劃設計，選派得力士紳管理，嚴格監督施工，一年多時間竣工，新試院規模宏闊，建築精良，時稱“甲於天下”。還用節餘的銀兩為前來應試的學子添置一應用具，受到閤府學子的稱讚。桅峰書院藏書寡少，張鍈一面將自己攜帶的書籍千餘冊獻出，一面捐資、集資派人到貴陽、成都、廣州等地購回一批書籍，使廣大學子求知慾得到滿足，知識面擴大。

張鍈厚愛積極向上的青年學子，不惜重金延聘名師到桅峰書院執教；聽政之餘，他常到書院與學生談學論藝，並親自評閱學生課卷，鼓勵諸生無論在培養品德、操行上，還是在鑽研學業上，都應相互切磋砥礪，取人所長，補已所短。張鍈還經常訓示隨其到興義府求學的子侄張之洞、張之淵、張之清，要求他們不能沾染紈絝習氣，要與府學諸生友善、互學。在張鍈的不懈努力下，興義府學風興盛，培養出一批人才。10餘年間，考取舉人20餘名、貢生8名、進士2名，比較知名的有官到內閣學士的景其浚、詩人張國華、書院山長貴天乙等人，民間稱為“曠古未有”。

張鍈之子張之洞（1837年——1909年），字孝達，號香濤，出生於貴陽六洞橋。自幼聰明好學，7歲時隨父到興義府城就讀，13歲始回河北原籍應試，考取秀才；15歲時赴順天府鄉試中舉人第一名，成“解元”；26歲考取進士第三名，成為“探花”。曾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內閣學士，光緒初年出任山西巡撫，升兩廣總督，調湖廣總督、兩江總督，后入京任軍機大臣，兼管學部事務。張之洞是清末洋務派首領之一，清代著名政治活動家、學者，著有《張文襄公全集》行世。其《勸學篇》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主張，名噪一時。

張鍈，生於乾隆五十八年（1791），字右甫，一字春潭，直隸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少時勤奮攻讀，知識廣博。明末前，先輩是世居山西洪洞縣人氏，由於明末兵荒馬亂及旱災、蝗災，遷徙至河北南皮縣東門印子頭，稱為東門張氏。始祖張端任繁昌縣荻港巡檢。張端的兒子張淮於明正德年間考中進士，官至河南按察使。張鍈以上三代為官，卻以清廉在當時小有名氣，但其曾祖、祖父、父親都僅官止於知縣，因此始終處在官僚體系的中下層，在傳統社會裡，還算不上豪門顯宦。嘉慶十八年（1813）張鍈中舉，之後六次參加會試不中，后以大挑（清乾隆后定製，三科以上會試不第的舉人，國家挑取優等的用做知縣等職，意在給舉人開拓出路，六年舉行一次）錄任。清代任命簡派官吏，照例是不許在原籍任職的。道光六年（1826），張鍈以“大挑”選中來黔，錄派補授為貴州安化知縣。道光七年至道光九年，任清平、德江知縣。在張鍈來黔任職的這幾年中，貴州省西北部的威寧州區域，多股匪徒各自佔山為王，經常下山掠奪糧食和財物，民不聊生。威寧州從道光三年至道光九年六年間，就調任了五任知州（司為善，四川巫山人，道光三年任；嚴昌鈺，浙江歸安人，道光五年任；譚驤，湖南邵陽人，道光六年任；李鴻卓，江西南城人，道光七年初任；劉寶箴，山西洪桐人，道光七年底任。），這六年中，匪患不斷，這些知州不是屁股沒坐熱就請辭，或是談“匪”色變，雖然配合總兵多次搜山剿匪，但只攻下部分匪寨，抓到的只是匪卒，結果土匪騷擾始終未斷絕。州縣官吏也換掉幾任，但是，始終力不從心。就在這危難時刻，道光十年初，張鍈因工作能力強，處置事情果斷而從德江調威寧州任知州。張鍈到任后，深入實地了解匪情，及時把詳情報告雲貴總督，雲貴總督既而上報朝廷，經與兵部商議，重用蘇勒芳阿（鑲紅旗滿洲人，道光八年八月任威寧總兵一職，道光十三年升荊州將軍）為剿匪總指揮。蘇勒芳阿不負眾望，不顧氣候惡劣，匪徒設伏，深入山區村莊觀察地形、了解村情民意。通過周密踏勘，他了解到威寧州轄區山高路險，河溝交錯，水流湍急，又鄰近川滇邊界，民族雜居，匪情複雜。蘇勒芳阿一方面加緊操練兵士，另一方面密切配合知州張鍈探討剿匪方略，還經常與老兵卒商議辦法，傾聽他們的見解。三個月後，一股匪幫在女兒姑等地搶掠，蘇勒芳阿聞訊后立即率兵出擊。這次他聽取士兵們的建議，當即謀划，沒有直接去肇事地點去捉拿匪徒，而是繞過山澗，徑直衝向匪徒老巢。進山後，山路險陡，他們就棄馬步行攀山，蘇勒芳阿適逢青壯年，翻山越嶺，沿橋涉水，比得上當地的年輕士兵。當他們逼近山寨時，發現守寨匪卒疏於防禦，蘇勒芳阿率兵殺入寨門，匪徒小頭目兇猛頑抗，當場被殺死，少數匪卒逃出山寨，余者均被擒拿，一把大火焚燒山寨，蘇勒芳阿有意放匪徒逃走去報信。果然，出來擾民的匪首，遠遠看見山中蒸騰的煙火產生疑惑，又見逃出來的匪卒喘息而哭訴，立刻大怒，倉促率眾匪反攻，這恰恰巧中了蘇勒芳阿的埋伏，捉拿到匪首立即斬處，眾匪卒嚇得跪地連連叩首，個個乞求饒命，蘇勒芳阿當場訓斥，釋放他們歸家務農，不準再走歪道。此舉驚動整個山區地域，各土匪寨不敢輕易下山擾民，而在山裡種黍。一聽說蘇勒芳阿率兵巡山，眾匪頭目都紛紛躲避，他們知道：只要被擒住格殺勿論。對那些在山上改邪務農的匪卒，蘇勒芳阿均不追究。清道光十一年，威寧總兵蘇勒芳阿因故回北京卸任，雲貴總督阮元欲將此重要職務委周景魁接任，即將推薦文本上疏道光皇帝。道光皇帝准允周景魁任威寧總兵職位，硃批御旨授予兵印，加封周景魁為正六品官爵，享受朝廷藍翎侍衛的待遇。並在其家鄉集賢街建立石牌坊，賜名“冠英”以示表彰。周景魁就任威寧縂兵以後，黔西北數十年中，社會平定，民眾生活安寧，當地人頌揚其有“古將風度”，家鄉族人則尊稱其為“武俠爺”。

道光十三年（1833），張鍈由政績突出從威寧州調任貴築知縣，十六年（1836）任榕江通判，十七年（1837）任安順知府，十八年（1838）任黎平知府，十九年（1839）任遵義知府，二十一年（1841）任興義知府。咸豐四年（1854）升貴東道，六年（1856）病逝於任上。在貴州為官長達30年。

注重於道路修建

據《東川府志》記載，早在乾隆六年，雲貴川三省就開始規劃建設從尋甸——威寧——鎮雄——南廣——北京的經濟交通運輸線，運送尋甸、威寧豐富的銅礦。乾隆九年至十年，雲南總督和四川巡撫都奏請開通羅星渡河道以運輸京銅，但到乾隆十年才正式開通，雲南總督張允隨上奏：“開修羅星渡河道工程，業已告竣，銅舟毫無阻礙。”（《清高宗實錄》卷229至卷243記載）。此後，這條經濟交通運輸線年年被洪水沖斷，年年復修。張鍈到威寧州任知州后，除調集總兵平復匪患外，十分重視道路交通建設。威寧銅礦儲量為貴州之最，要把銅礦銷往中原，讓銅礦為威寧人民帶來財富，首先必須經濟交通線的暢通。據《滇南礦廠圖略》卷2載，從雲南尋甸州至貴州威寧州多出橋道，此路“砌石不便行車，土路易於塌陷，舊屆五六年請修一次”。道光十年秋，張鍈召集礦主捐資“修雲南尋甸州至貴州威寧州運銅橋道”。此路有的路面寬達6米，可以用牛車運銅。《自滇至京水陸里程》記載：此線沿途幾多偏僻小村都有客棧，還設有銅店。

這條道路取烏撒入蜀舊路到威寧后，經高梘槽、阿箕車、菩薩塘、桃園共5站到鎮雄，然後經古芒部、雨灑河、花蛇嶺、中村經四川珙縣洛亥到羅星渡5站，從羅星渡（今珙縣羅渡）沿南廣河水路5站到經木灘、贊灘、南廣硐，再沿長江3站到瀘州。計從威寧州到瀘州18站。此路山高水險，以前並不當大道，特別是南廣河灘險十分多，但據記載“凡運銅陸路險窄處歲修之”，修治后“不特銅運得濟，滇民往來，亦有裨益”。

到安龍任職后，張鍈見這條通往廣西的石路，險狹崎嶇，人馬難行，於是倡議捐銀2000餘兩，主持修築安龍城至南盤江邊坡腳的驛路。兩年後，道路建好，可直通廣州。

傾心於教育事業

張鍈出身寒微，經歷坎坷，頗知民間疾苦和政治流弊，在貴州任職時，為官勤政，廉潔奉公，政績突出，嚴格要求屬吏，不許苛擾百姓，治盜安民，維護社會安定。除開修驛道，獎勵農商外，還傾心於教育事業。他到哪裡任職，家就隨遷到哪裡，表示以此為家，為百姓造福。道光二十一年（1841），張鍈升任興義知府。上任的頭一年，他見舊試院遠在城外，破爛不堪，加上生童往來辛苦，便與府屬各州縣商議，就近擇地另建新試院。他率先把自任知縣以來的全部俸祿積蓄1000兩白銀捐出，並倡導各開明紳士、開明商人集資的30800兩，還積極奔走呼籲，親自組織工匠建設。第二年底，由其親自主持重修的興義府試院落成。新試院規模宏大，布局精巧，共有房舍209間，僅魁星閣後面兩側的號舍，就可坐千餘人。不少外地官吏參觀后，讚不絕口，稱其“甲於天下。”新試院建成后，張鍈又籌銀1500兩，擴建珠泉書院。還撥出一部分公田出租，用租金解決學生的燈火費、試卷費和教師聘用費，深受當地百姓稱讚。又拓建府屬，增修府城西、南二門及拱極亭。道光二十二年，籌銀1000兩，貸與廣商生息作鄉會試費，同時捐俸銀1000兩，在府城東、西二門辦義學兩所。

張鍈在貴築任職時，其子張之洞（字孝達，號香濤）於1837年生於興義。張之洞自幼聰明好學，7歲時隨父到興義府城就讀。為了光耀門庭，他把在南皮張之洞叔伯弟兄張之淵、張之清等接來興義，一方面是與之洞伴讀，另一方面是好同興義的青年學子們集中培訓。厚愛積極向上的青年學子，不惜重金延聘名師到桅峰書院執教；聽政之餘，他常到書院與學生談學論藝，並親自評閱學生課卷，鼓勵諸生無論在培養品德、操行上，還是在鑽研學業上，都應相互切磋砥礪，取人所長，補已所短。有時，張鍈親臨學堂，教育青年學子們不能沾染紈絝習氣，府學諸生要友善、互學。張之洞幼年時的老師，也是一批飽學之士。據史料記載，張鍈先後重金聘來“學養深厚，授課有方”的附生員何養源，拔貢生曾搢之、附貢生張國華、舉人黃升之、舉人王可貞、進士敖慕韓、舉人張肖嚴、舉人趙斗山、翰林院侍讀了誦孫、進士童雲逵到府試院執教。其中張國華，是當時貴州有名的詩人，曾主講貴山書院。而敖慕韓與童雲逵，也是從全國的進士堆里挑選出來的。對兒子張之洞的教育，張鍈反覆叮囑各位老師，請各位老師格外關照。因為之洞幼年喪母，沉默少語，性格內向。在各位先生的悉心關懷下，之洞的學業長進很快，9歲時就讀畢了四書五經，10歲開始學著寫詩和作文。父親為他制定的家法是“儉約知禮”，為他延請乾嘉老輩做老師。因為黔省僻遠，又讓人從通衢買來幾十箱書籍。放在他的書齋里，留作課外閱讀。11歲那年，官學老師敖某要試試張之洞的詩文，自己先寫出了一首古風，命之洞和之，之洞提起筆稍一默誦就成了。父親看后竟大喜過望，斟滿杯酒讓兒子飲。據說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那官學老師的兒子拿著刻有張之洞那首處女作的集子去拜訪他，之洞饒有興緻地向左右憶述著當時寫詩的情景，說：“先父不只讓吾飲酒，還將他平日喜愛的硯台獎給了一方。”

張鍈為讀書人“添燈油勸學”的故事，也很讓人感動。相傳在道光年間的安龍城，每天夜裡到了交更的時候，就有兩個差役從知府衙門中走出來，前面的一個提著燈籠，後面的一個挑著桐油簍，沿著大街小巷遊走，只要見到哪戶人家亮著燈光，並有讀書聲，兩人便會停下來，高唱一聲：“府台大人給相公添油啰！”等讀書人開門后，後面的一個差役便放下油簍，取出油筒，再從油簍中舀出清亮的桐油，倒進這個讀書人的燈盞里，並補上一句：“府台大人祝相公讀書用功，獲取功名。”隨即又向另一戶亮著燈光、有讀書聲的人家走去。就這樣，每晚給安龍城裡的讀書人添燈油，張鍈前後堅持了13年，不管天晴下雨，夜夜如此。當地百姓都知道，這是知府張鍈對讀書人的厚愛、關照，於是更加發奮學習。這以後，安龍不斷有人參加府試、鄉試和會試，其中景其浚，在1852年（咸豐二年）還考中進士，先後充任順天鄉試同考官，陝甘、河南、安徽三地學政，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在張鍈的不懈努力下，學風興盛，培養出一批人才。10餘年間，考取舉人20餘名、貢生8名、進士2名，比較知名的有官到內閣學士的景其浚、詩人張國華、書院山長貴天乙等人，民間稱為“曠古未有”。其子張之洞13歲始回河北原籍應試，考取秀才；15歲時赴順天府鄉試中舉人第一名，成“解元”；26歲考取進士第二名，成為“探花”。

不過，張之洞無論到哪裡做官，都把養育過他的安龍擱在心上。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他擢升大清朝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管學部大臣。這是他事業走上最高峰的時候，也是他生命即將走到盡頭的時候。當得知興義知府陳鴻年要將文峰書院改為興義府中學堂，同時還要創設官立高等小學堂一所、初等小學堂兩所，他馬上捐出一筆資金建校，並捐贈一批教學儀器和5000冊圖書，人挑馬馱運到安龍。考慮到安龍師資力量缺乏，他還致函興義知府，及早選送10名優秀青年赴武昌兩湖書院培養，所有經費由他捐助。

張鍈出身寒微，經歷坎坷，頗知民間疾苦和政治流弊，在貴州任職時，為官勤政，廉潔奉公，政績突出，嚴格要求屬吏，不許苛擾百姓，治盜安民，維護社會安定；同時開修驛道，獎勵農商；積極編修府志，支持篡修《遵義府志》，繼而奮鬥13年，創修《興義府志》74卷；興辦教育，建興義府試院，重建珠泉書院，“勸捐”建冊亨書院、普安盤水書院等；重視文物，擴建安順文廟，培修招堤風景名勝。張鍈善書法，在安龍的興義府署、興義府試院、十八先生祠堂、省耕亭、拱極亭等處留下了許多書法楹聯作品。同時積極編修府志，支持篡修《遵義府志》，繼而奮鬥13年，創修《興義府志》74卷；興辦教育，建興義府試院，重建珠泉書院，“勸捐”建冊亨書院、普安盤水書院等；重視文物，擴建安順文廟，培修招堤風景名勝。張鍈善書法，在安龍的興義府署、興義府試院、十八先生祠堂、省耕亭、拱極亭等處留下了許多書法楹聯作品。

為官清廉獨愛蓮

又譬如，張鍈特別喜歡荷花。他在招堤遍植荷花，就與其從政生涯，政治抱負有關。晚清的官場，污濁一片，要像荷花一樣雖身陷污泥、卻能保持“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的氣韻，他只好把種植荷花當作一種精神來寄託。

張之洞呢，也同他的父親一樣，特別喜愛荷花。每到荷花綻放時節，他都要沿著招堤來觀荷賞荷。有時隨同父親張鍈一起來，有時隨同老師張國華一起來。通過了解荷花的生長習性，觀察荷花的不凡姿態，品咂前人吟荷的名句，學習入世做人的道理。

正是通過年年到招堤觀荷賞荷，張之洞提升了自己的才情，尋找到人生的真諦。據史料記載，在污水橫流的晚清官場，他是十分清廉的。

張鍈自道光六年（1826），以大挑入黔補任知縣以來，歷任清平、安化、貴築、威寧、古州諸州縣官，以廉潔、善聽訟、嚴治盜等知名，升古州同知時，道光帝曾引見，特賜獨對。

晚清的官場，污濁一片，要像荷花一樣雖身陷污泥、卻能保持“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的氣韻，他只好把種植荷花當作一種精神來寄託。張鍈常用青蓮自比，時刻警醒自己“濯污泥而不染”。從老家南皮到黔地任職，每每風餐露宿，帶的只有幾箱書、幾盆荷花，隨從只有家眷和貼身衛官。

道光十年（1830）輾轉一周到威寧上任后，首先在縣衙門外（今農業局處）的堰塘栽上荷花。

據傳，一日，張鍈陪同同僚游鳳山寺，見一群輕薄少年調戲一年輕女子，張鍈就上前呵斥到：“爾讀聖賢書，……何以挂名威寧人？”罵得這群輕薄少年“面如死灰，僵立道左”。對一些品行不端的官吏，張鍈痛批道“此輩結黨營私，朋求進取，以同異為愛惡，以愛惡為是非。勢孤則攀附以求援，力敵則排擠以互噬。翻雲覆雨，倏忽萬端。應昭然於世嚴懲，以儆效尤。”《貴州通志》評鑒，張鍈為人“剛介鯁直，不阿上司，在清代的貴州，是堪比胡林翼的“一代名知府。”

俗言對官吏的評價是“一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張鍈到威寧任職的第二年，準備回老家過年，除了帶點威寧的蕎酥、火肘外，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帶回老家犒勞鄉親。於是，他與東門一孫姓商人說：我屋裡的箱子隨你挑，換1000兩銀子。”，這位孫姓商人選最大最重的一箱相換。結果是張鍈事先設計好用磚頭裝滿的箱子，事後這位孫姓商人上了當還不敢說。

這一故事又原封原樣的傳給其兒子張之洞。據史料記載，在污水橫流的晚清官場，張之洞十分清廉。由於喜歡古董字畫、接濟遠近親友、支持“新政”，他經常囊中羞澀，不得不把家中的東西拿出去典當，在《張之洞經世謀略》一書中，曾講到這麼一個故事：他任湖廣總督時，武昌的大當鋪有個規定，即凡是總督衙門的皮箱，不管裡面裝什麼東西，都可以當200兩銀子，只需按箱子的數量付錢，開春后再由總督府拿銀兩贖回箱子。有一年，張之洞缺錢過年，就找來9個箱子，在每個箱子中裝滿磚頭，讓僕人抬到當鋪當了1800兩銀子，總算度過了年關。一個堂堂總督竟然“混”到這種地步，由此也可見其清廉了。

重視文化建設

道光二十三年，捐俸銀千餘兩增建義倉一所，籌款補足倉糧缺儲，4年間儲谷達兩萬餘石。

城郊名勝招堤年久失修，張鍈將堤加高5尺，在堤側遍植荷花，又在金星山建半山亭。府城為黔桂邊區商業重鎮，而通廣西道路石徑險狹，崎嶇難行，鍈集資銀數千兩，僱工修竣，使府城“遠通羊城，近達象郡，賈商輻湊，貨物駢臻。”鍈又改建珠泉書院，將明十八先生祠移建於試院東側，增建亭台樓閣，廣植奇花異卉，儼然江南園林，道光二十九年，擢貴西道尹，不久請還任興義府。

鍈自來興義府，即以篡修府志為己任。為節省經費，既不設局，也不勸捐。先召集府屬各州縣士子十餘人廣徵資料，出藏書萬卷，博考篡輯；復採訪父老、紳士，始篡為初稿。而後，先後聘請江蘇學者朱逢甲和湖南宿學、修志家鄒漢勛來郡協修，共定義例，刪繁去冗，拾遺補缺，經13年始勒訂成書，共74卷百萬餘言。因資費告乏，鍈捐俸銀2000餘兩付印。鍈作序云：“甚矣其難也，鍈之心力瘁於此書矣！”。

咸豐四年（1854），新城塗令恆、冉秉成率農民起義軍攻府城，安義鎮總兵先率鎮兵從征遵義，鍈組織團練千餘人防堵。時太平天國烽火燎原，鍈推行變通保甲法，飭各州縣仿戚繼光練兵。五年，鍈擢貴東道，在黔南各地指揮鎮壓起義軍。六年，病逝于軍中。

1855年9月，貴定、龍里等縣苗民起義，各地起義軍相互呼應。貴州巡撫在咸豐的嚴旨斥責下，東求西告，調集貴州軍在川、滇、桂等省清軍的配合下，向起義軍進撲。張鍈也受令率兵向貴定進發。戎伍之中，歷時三載，披寒暑、蹈瘴癘，為清政府立下汗馬之功，由於積勞成疾，在征戰中於1856年8月25日（咸豐六年七月廿五日）死於病。

四是捐俸銀1000餘兩，增建義倉一座，解決倉儲不夠的難題，四年間儲備稻穀達2萬多石。

五是見招堤年久失修，張鍈帶領民眾，將大堤加高五尺。同時又擴建荷池，種植荷花，還籌資在金星山上新建一座半山亭。其實，早在張鍈任興義知府的144年前，招堤就已存在，但僅僅是一項單純的水利設施，張鍈帶人大面積種植荷花后，這裡才真正形成一個風景區。“招堤十里荷花”勝景的打造，張鍈功不可沒！

六是改建“十八先生祠。”十八先生的高風亮節，常為張鍈所仰慕。為此，他決定改建“十八先生祠”，建成后，有祠門、敬業堂、流芳亭、懷清亭、享堂、正祠、多節亭、凈香池等，形成一組規模宏大的建築群。

七是嘔心瀝血十三年，主持纂修《興義府志》。張鍈是一個責任感和使命感都極強的官員，出於對興義府屬各州縣的熱愛，他立志要為當地人留下一部拿得出手的志書。為節省經費，他不搞捐資，先發動各州縣士子名人廣徵資料，查閱藏書上萬卷，採訪父老數百人。后又聘請江蘇學者朱逢甲、湖南著名修志家鄒漢勛前來協修，終將74卷、100餘萬字的《興義府志》完成。不料後來無經費了，張鍈只好又捐出俸銀2000餘兩付印成冊。他在該志序中寫道：“甚矣其難也，鍈之心力瘁於此書矣！”可以告慰他的是，幾十年後，大學者梁啟超先生將值得稱道的清代方誌列舉了104部，其中就包括《興義府志》。如此看來，《興義府志》也稱得上是一部全國名志了。

“家父作楷模，兒輩盡效之。”張鍈的以上政績，件件眾口稱道，是一種無聲的教育，影響著張之洞幼小的心靈，使他從小便知道：只有像父親那樣為百姓多辦好事、實事，自己今後才能無愧地走向外面的世界，去干出一番大事業！

注重文物保護

公元1644年清兵入關扼殺自成起義軍建立的政權，明朝江諸王曾先後建立起4個政權，以圖恢復明室，又相繼被清軍所滅。1646年，一批明朝遺臣擁立桂王朱由榔即位於廣東肇慶，次年改元永曆。永曆政權建立后，調動南方各省明軍抗擊清兵南下，但在清軍強大攻勢下，顛沛流離，亡命於粵、桂、湘、黔四省。1646年，南明最後一個皇帝永曆帝朱由榔在安龍一住四年。農民起義軍首領張獻犧牲后，遺部由孫可望、李定國等部將統領，並確立聯明抗清大計方針。1652年2月，孫可望遣兵迎永曆帝入居安龍。李定國率師東進，與清軍浴血奮戰，軍威大振，迫使清廷曾打算與之議和。隨著抗清鬥爭的節節勝昝，孫可望逐漸滋長稱帝之心，后挾永曆朝廷以自重。永曆帝如坐危城，欲召李定國統兵入衛，於是與朝臣合謀，不料謀泄，孫可望遣將至安龍問罪，將吳貞毓、張祿福等18名朝臣下獄、殺害，史稱“十八先生之獄”。十八人殉難后，其家屬及安龍百姓將他們合葬於城內西北隅天榜山下。永曆十年(公元1656年)正月，李定國由廣西至安龍為十八人壘墓，建廟於馬場。永曆十二年(公元1658年)朱由榔移居昆明，遣使赴安龍為十八人樹碑(此碑於1980年修墓時始出土)。碑鐫“明十八先生成仁之處”九個大宇，由朱由榔親題。至此“十八先生”之稱便流傳下來。十八人的姓名、職官及死難事，系由通政使尹三聘題寫。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張鎂重修十八先生墓、祠。張之洞撰《吊十八先生文》。

典範德澤蔭佑後裔

清道光十七年（1837），張鍈之子張之洞出生於貴陽六洞橋孔明洞側（今貴陽市博愛路一帶），故取名“之洞”，乳名官保。襁褓中的之洞生性愛哭，只有母親朱碧筠的琴聲才能使他安靜下來，並露出笑容。父親張鍈說，這是胎中常聽琴瑟之鳴的緣故。朱碧筠系廣西桂林人，出身名門（其父朱紹恩進士出身，官至四川邛州知州），聰穎賢淑，喜棋詩畫，特別擅長彈奏古琴。

之洞在母親的琴聲中長到四歲，不幸母親病逝。之洞收穫母親遺物就是那架母親心愛的琴。從此，之洞只要一想母親，就會撫琴凝思。母親的遺琴一直伴隨張之洞一生。朱碧筠死後，張鍈沒有續娶正室，之洞由側室魏氏撫養，魏氏未生育，視之洞為己出，給他無微不至的關愛照顧。魏氏喜愛四季常開的月季花，常常將親手盆栽的月季擺滿之洞的房間。受養母的這種喜好熏陶，之洞也酷愛月季。

張之洞母親去世那年的正月十八日，張鍈吩咐僕人在客廳擺下香案，備好酒席。時近中午，僕人領著一個年約四十歲，衣著青布長袍、風度儒雅的人來到客廳。這個人就是張鍈為張之洞請來的家塾教師何養源，是當地有名的教書先生。他從三字經教起，每天教20個字，之洞念過三、四遍即能背誦，不到一個月，基本上三字經就背完了，何先生稱他為神童。

一天，張鍈公餘來到書房，讓之洞把《三字經》背誦一遍，見背得輕鬆如流；又從書中選出一些字寫在紙上，讓張之洞認讀，之洞一一確認不誤。張鍈這才捻著鬍鬚不勝欣喜地勉勵道：“好，好！跟著何先生好好學習！長大成才，為家爭光，為國效力。”轉臉又對何先生說：“我雖略通文字，之洞這孩子的聰穎，強我十倍。先生博學卓識，執教有年，還望先生對之洞嚴加訓誨，培養成人。”何先生喜悅地說：“是啊，是啊，之洞確是難得的好學生。我正想同您商量一下，以後該如何教他呢！說罷，便和張鍈商定教之洞讀《論語》，學描紅。之洞聽到父親和老師的誇獎，臉上露出矜持的笑容。他對父親的囑咐，雖不全明白其中含義，但父親殷望他讀書的話，卻已印在他幼小的心靈里，平添了一股思學若渴的力量。何先生寫了一篇方寸大小的趙體字，讓之洞套在宣紙下練字。時間不久，又改描寫為臨摹。之洞興趣盎然，勤摹苦練。同時，他對讀書苦求甚解，讀《論語》時，對章節字句，必弄明白才算完事。何先生對其聰明好學、務求甚解的精神極為讚揚。張鍈也為其子長進之快欣喜不已，越來越偏愛這個兒子了。讀完《論語》，又開始讀《孟子》。之洞讀書的速度，越來越快。白天，他在家塾聽先生講課；夜晚，便秉燭夜讀。睏倦難耐時便伏案而睡，醒來又接而復讀。

養母魏芷香對他極其慈愛，陪坐在身旁，看著他在燭影搖曳里那清瘦的臉龐和專註的神態，聽著他那如歌似曲一樣抑揚動聽的朗誦，心中便湧起一種愛憐和殷望的感情。炎炎夏日，她給之洞搖扇納涼，驅趕蚊蟲；漫漫長夜，她給之洞披衣送暖，端上夜餐。她用全部身心撫慰著之洞，也把一生寄托在他的身上。

經過五年孜孜不倦的苦讀，之洞九歲就讀完了《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十九卷“四書”和《詩經》、《書經》、《禮記》、《易經》、《春秋》五部儒家經典作。不久，他又讀完了《周禮》、《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四部書。到此，科舉制度規定的教科書，他已全面讀完，結束了家塾生活後進入府學繼續攻讀。

府學緊挨府衙，是張鍈為官吏的子弟讀書而修建的。府學庭院寬敞，軒明窗亮，院內古木參天，翠竹叢生，假山峻石疊趣，溪水清漪纏綿，環境十分幽靜。被延請到府學執教的，都是名冠府地的飽學之士。在府學，張之洞開始學習寫詩和作文。11歲所作《半山亭記》，為貴州全省學童之冠，名噪一時。其云：“萬山輻湊，一水環，雉霅羅，鱗原星布者，興郡也。城東北隅，雲峰聳碧，煙柳迷青，秋水澄空，紅橋倒影者，招堤也。綠堤數量，蒹葭蒼蒼，有閣巍然峙於岩畔者，魁閣也。穿綠陰，梯白石，禪房乍轉，畫檻徹通，石壁一方，茅亭三面者，半山亭也。作亭者誰？吾家大人也。翠蘿紅蓼，羅列於軒前，竹榭茅檐，欹斜於磯畔，太守之意，得之半山，而志以亭也……。”全文刻於招堤半山亭。12歲時完成了詩文集《天香閣十二齡草》。

張鍈看張之洞小小的年紀即掌握了許多人終生難以學好的課程，心中自然高興，便思量讓之洞早些參加科舉考試，而想到自己六次會試皆不中，最後又大挑才走上仁途，又不由得遲懍然生畏。於是，他重禮請來了一位作八股文的名士，專門為張之洞授業。這個人就是貴州獨山府署理知府韓超。韓超是道光甲午年的進士，直隸昌黎人，秉性沉勇慷慨，人稱血性奇男子，與張鍈交誼很深，聽說張鍈請他教導神童張之洞，很樂意培養這位奇才，便一口答應。韓超只教了之洞兩個月，就見之洞學業日見精進，心裡十分欣慰。一天，張鍈從書房取來一方古硯，對之洞說：“這方竹節硯，是你祖父在京城任四庫全書館謄錄時，紀文達公紀曉嵐贈送的。這是宋代的舊物，上面有竹節一樣的紋理，極其罕見，故而叫做竹節硯。這銘文，是紀文達公親手刻下的，異常珍貴且不說，銘文講了做人的道理，你長大了就會懂的。這可算是咱家的傳家寶，你祖父傳給了我，我再傳給你，你將來再傳給後代子孫吧！”

之洞細看那數行硯銘，寫的是：

介如石，直如竹。

史氏筆，撓不曲。

筍不兩歧，竽無曲枝。

孤直如斯，亦莫抑之。

其斷簡歟？乃堅多節。

略似此君，風規自別。

——紀曉嵐識

道光29年（1849）秋天，13歲的張之洞在老家人張喜的陪護下，啟程從貴州回原籍南皮縣參加縣試。途經武昌時，他來到黃鶴樓觀覽，心中異常激動，題下了一聯：

爽氣西來，雲霧掃開天地憾，

大江東去，波濤洗盡古今愁。

縣試這天，之洞早早來到考場前等待入場，全縣來應試的幾十名童生也都陸續來臨，這其中最小的，就是張之洞了。不僅年齡小，個兒也長得小。在連考的五場中，不論是八股文、試帖詩，還是經論、律賦、策問等，場場駕輕就熟，揮筆而就。不久，縣試發榜，在所取的十五名生員當中，張之洞名列榜首，中了秀才，為以後步入政壇打下了基礎。咸豐二年（1852），張之洞參加了順天府鄉試，又名列榜首，中了第一名舉人。喜訊飛來，張鍈高興萬分，就連時任貴州黎平知府的好友胡林翼、之洞老師韓超，得知之洞中舉后，喜上眉梢，笑聲連連。張之洞27歲入京會試及殿試，躋身一甲第三名進士（探花），隨即被授予翰林院編修。後來歷任山西巡撫、兩廣總督、湖廣總督，晚年擢升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管學部大臣。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他位高權重，聲名顯赫，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一起同為晚清四大名臣。在專家們的眼裡，他是近代中國的實業巨頭，清末洋務派領袖，政治活動家、學者，近代中國教育家。著有《張文襄公全集》行世，其《勸學篇》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主張，名噪一時。

國內外的許多偉人和名人，對他也有很高的評價。孫中山先生說過：“張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毛澤東這樣評價他：“提起中國民族工業……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美國著名學者威廉·艾爾斯說：“在張之洞的一生中，中國教育的形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對此，他的努力具有決定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