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格蘭姆

米爾格蘭姆（Stanley Milgram，1933-1984），美國心理學家，在社會心理學領域從事了大量研究，由於對從眾行為的研究而著名。米爾格蘭姆由於對心理學的創造性的貢獻而獲得了許多榮譽。

斯坦利·米爾格蘭姆出生於美國紐約市，畢業於昆斯學院，后赴哈佛大學深造。1960年在哈佛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同年轉入耶魯大學。1963年回到哈佛大學，擔任該校社會關係系國際比較研究課題的行政負責人。米爾格蘭姆是美國科學促進會的會員，1965年獲該會社會心理學獎，1972年成為古根海姆的一名研究人員，1980年應聘於紐約市立大學任心理學教授。

斯坦利·米爾格蘭姆在《美國名人錄》中談到他的成功秘訣時說：“作為一名社會心理學，我是這樣看待世界的：我們不應試圖控制任何實際感覺，而是應該了解它。人與人之間應相互溝通、相互了解。”米爾格蘭姆對服從問題的實驗研究，使他的這一主張得到了普遍的贊同。他揭示了由於對權力主義的服從，使得一些人對另一些清白無辜的人所造成的痛苦。他認為他的實驗還可以說明為什麼會出現納粹害關押在集中營里的受害者的殘暴行為。米爾格蘭姆的主要著作有：《對權力的服從》、《電視與孤僻行為》（與R.肖特蘭合著）、《社會生活中的個體》。

亦稱六度空間、小世界效應。假設世界上所有互不相識的人只需要很少中間人就能建立起聯繫。六度分隔理論（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後來1967年哈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斯坦利·米爾格蘭姆（Stanley Milgram，1933年—1984年）根據這概念做過一次連鎖信實驗，嘗試證明平均只需六個人就可以聯繫任何兩個互不相識的美國人。可是，超過三十年來這個理論所謂的人際連繫網（例如上述的“世界上所有人”）仍然有所爭議。從論文發表至今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很少。不過，在應用層面方面卻很多，特別是保險及傳銷業的從業員。現時在香港，一般保險經紀在完成交易之後，都會要求客戶提供一個至少五人的新名單。另外，早在1980年代初期，《讀者文摘》就已利用這理論，鼓勵訂戶向公司推薦其他潛在訂戶。

米爾格蘭姆的研究本來在無特定的市民大眾進行，而不是在專業的、需要高度合作的數學界及演藝界進行（參見下）。然而仍遭受不少抨擊。於首次連鎖信實驗（紀錄於未註明日期論文"Results of Communication Project"），米爾格倫給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160個隨機的人寄送包裹，請他們轉交到馬薩諸塞州劍橋市某指定地點的股票經紀人。參加者只能把信交給他認為有可能把信送到目的地的熟人，可以親自送或者通過他的朋友。雖然有50個人參與了實驗，但組中只有三封信送到了目的地。當信傳到第五個人手上時，只有三封信抵達了目的地。米爾格倫在他1967年的那篇著名論文中提到在最初的試驗中，其中的一封信在不到四天的時間內，就被傳達到了目的地，但是他卻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實際上只有不到5%的信件最終被送達了。在隨後兩次連鎖信實驗，因完成連鎖的比例太低，實驗結果未被發表。但是幸運的是，研究者發現很多微妙的因素會對連鎖信實驗的結果產生極大的影響。研究者嘗試在不同種族和不同收入人群中來重複實驗，他們發現巨大的差異。事實上，在米爾格倫合著的一篇論文中揭示如果信件的最終接受者為黑人，實驗的送達率為13%，而如果是白人，則送達率上升為33%，儘管實驗者開始的時候並不知道接受者的種族。

雖然飽受議論，米爾格倫帶來不少新奇的發現。經過多次改良實驗，米爾格倫發現信件或包裹在人們心目中的價值是影向人們決定繼續傳遞它的重要因素。他成功將送達率提升至35%，以至於後來更上升為97%。拋開對“地球是很小的”這樣論斷的懷疑不說，人們對“某個特定世界是很小”的論斷是沒有絲毫懷疑的（例如：從某個學院到密歇根大學到蒙特利爾猶太人社區。平均來看，為實現一次送達，需要六個中間人從而得出了六度分隔理論的說法（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他可能源於六個自由度的說法（Six Degrees of Freedom）。不僅如此，米爾格倫還發現了漏斗效應，他發現大部分的傳遞都是由那些極少數的明星人物完成的。在一個5%的飛行員實驗中，他發現2/3成功的傳遞是由同一些“明星”來完成的。

儘管如此，這個實驗仍然存在著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假設：它假設傳遞鏈條中所有的實驗者都完全有能力發掘鏈條終端的兩個人傳遞的有效性。

若每個人平均認識260人，其六度就是2606=308,915,776,000,000（約300萬億）。消除一些節點重複，那也幾乎覆蓋了整個地球人口若干多多倍。

公式可以進一步抽象成n=log(N)/log(W)，其中n表示複雜度，N表示人的總數，W表示每個人的聯繫寬度。

權力服從研究（Milgram experiment，又稱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一個針對社會心理學非常知名的科學實驗。實驗的概念最先開始於1963年由耶魯大學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在《變態心理學雜誌》（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里所發表的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一文，稍後也在他於1974年出版的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里所討論。這個實驗的目的，是為了測試受測者，在面對權威者下達違背良心的命令時，人性所能發揮的拒絕力量到底有多少。

實驗開始於1961年7月，也就是納粹黨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審判並被判處死刑后的一年。米爾格拉姆設計了這個實驗，便是為了測試“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萬名參與了猶太人大屠殺的納粹追隨者，有沒有可能只是單純的服從了上級的命令呢？我們能稱呼他們為大屠殺的兇手嗎？”

實驗小組在報紙上刊登廣告並寄出許多廣告信，招募參與者前來耶魯大學協助實驗。實驗地點選在大學的老舊校區中的一間地下室，地下室有兩個以牆壁隔開的房間。廣告上說明實驗將進行約一小時，報酬是$4.50美元（大約為2006年的$20美元）。參與者年齡從20歲至50歲不等，包含各種教育背景，從小學畢業至博士學位都有。

實驗小組告訴參與者，這是一項關於“體罰對於學習行為的效用”的實驗，並告訴參與者他將扮演“老師”的角色，以教導隔壁房間的另一位參與者——“學生”，然而學生事實上是由實驗人員所假冒的。

實驗小組告訴參與者，他被隨機挑選為擔任“老師”，並拿到了一張“答案卷”。實驗小組並向他說明隔壁被挑選為“學生”的參與者也拿到了一張“題目卷”。但事實上兩張紙都是“答案卷”，而所有真正的參與者都是擔任“老師”。“老師”和“學生”分處不同房間，他們不能看到對方，但能隔著牆壁以聲音互相溝通。有一位參與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參與者患有心臟疾病。

“老師”被給予一具據稱從15伏特起跳的電擊控制器，控制器連結至一具發電機，並被告知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學生”受到電擊。“老師”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單字，而“老師”的任務便是教導隔壁的“學生”。老師會逐一朗讀這些單字配對給學生聽，朗讀完畢后老師會開始考試，每個單字配對會念出四個單字選項讓學生作答，學生會按下按鈕以指出正確答案。如果學生答對了，老師會繼續測驗其他單字。如果學生答錯了，老師會對學生施以電擊，每逢作答錯誤，電擊的伏特數也會隨之提升。

參與者將相信，學生每次作答錯誤會真的遭到電擊，但事實上並沒有真的進行電擊。在隔壁房間里，由實驗人員所假冒的學生打開錄音機，錄音機會搭配著發電機的動作而播放預先錄製的尖叫聲，隨著電擊伏特數提升也會有更為驚人的尖叫聲。當伏特數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學生會開始敲打牆壁，而在敲打牆壁數次后則會開始抱怨他患有心臟疾病。接下來當伏特數繼續提升一定程度后，學生將會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並停止尖叫和其他反應。

到這時許多參與者都表現出希望暫停實驗以檢查學生的狀況。許多參與者在到達135伏特時暫停，並質疑這次實驗的目的。一些人在獲得了他們無須承擔任何責任的保證後繼續測驗。一些人則在聽到學生尖叫聲時有點緊張地笑了出來。

若是參與者表示想要停止實驗時，實驗人員會依以下順序這樣子回復他：

請繼續。這個實驗需要你繼續進行，請繼續。你繼續進行是必要的。你沒有選擇，你必須繼續。如果經過四次回復的慫恿后，參與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實驗便會停止。否則，實驗將繼續進行，直到參與者施加的懲罰電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並持續三次后，實驗才會停止。

米爾格拉姆為整個實驗過程和其結果錄製了紀錄片，紀錄片名便是服從，紀錄片的正版拷貝目前已經很難找到了。他接著與Harry From製作了5部一系列受到這次實驗影響的社會心理學影片。這些影片都可以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媒體中心找到。

在進行實驗之前，米爾格拉姆曾對他的心理學家同事們做了預測實驗結果的測驗，他們全都認為只有少數幾個人—10分之1甚至是只有1%，會狠下心來繼續懲罰直到最大伏特數。

結果在米爾格拉姆的第一次實驗中，居然有百分之60的參與者達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懲罰—儘管他們都表現出不太舒服；每個人都在伏特數到達某種程度時暫停並質疑這項實驗，一些人甚至說他們想退回實驗的報酬。沒有參與者在到達300伏特之前堅持停止。後來米爾格拉姆自己以及許多全世界的心理學家也做了類似或有所差異的實驗，但都得到了類似的結果。為了證實這項實驗，也有許多更改了架構的實驗產生。

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州立分校（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的Thomas Blass博士（也是米爾格拉姆的傳記—《電醒全世界的人》的作者）在重複進行了多次實驗后得出了整合分析（Meta-analysis）的結果，他發現無論實驗的時間和地點，每次實驗都有一定比率的參與者願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數，約在61%至66%之間。

對於實驗結束時的情況所知不多，依據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回想，當時那些沒有達到最高伏特數的參與者卻也都沒有堅持這項實驗本身應該結束，也沒有至隔壁房間探視“學生”，離開時也都沒有詢問實驗人員的同意。

米爾格拉姆在他的文章“服從的危險” （1974年）里寫道：

【在法律和哲學上有關服從的觀點是意義非常重大的，但他們很少談及人們在遇到實際情況時會採取怎樣的行動。我在耶魯大學設計了這個實驗，便是為了測試一個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輔助實驗的科學家所下達的命令，而會願意在另一個人身上加諸多少的痛苦。當主導實驗的權威者命令參與者傷害另一個人，更加上參與者所聽到的痛苦尖叫聲，即使參與者受到如此強烈的道德不安，多數情況下權威者仍然得以繼續命令他。實驗顯示了成年人對於權力者有多麼大的服從意願，去做出幾乎任何尺度的行為，而我們必須儘快對這種現象進行研究和解釋。】

實驗本身受到了關於在科學實驗上的倫理質疑，因為這項實驗對參與者施加了極度強烈的情感壓力（雖然這種壓力可以說是由他們本身自由操作所造成的），儘管這項實驗帶來了對人類心理學研究的寶貴發現，許多現在的科學家會將這類實驗視為是違反實驗倫理的。

米爾格拉姆則辯護道，之後的調查發現當時的參與者中有84%稱他們感覺“高興”或“非常高興”參與了這項實驗，15%參與者選擇中立態度（有92%的參與者做了事後的調查），之中許多人事後還向米爾格拉姆表達謝意。而且米爾格拉姆還不斷接到這些前參與者想要再次協助他進行實驗，甚至想加入他的研究團隊。

六年後（也就是越戰規模最大的時期），其中一個前參與者與米爾格拉姆聯繫，表示為何他們會感覺“高興”參與了這項實驗：

“1964年當我在進行實驗時，雖然我相信我是在傷害某個人，但我完全不曉得我為什麼要這樣做。當人們根據他們自己所信仰的事物並順從的服從權力者行動時，很少人會意識到這點...請允許我這樣認為，我被權力機關徵召入伍，而這將會讓我做出一些連我自己都會害怕的壞事. ... 如果我拒絕服兵役的良心申請（Conscientious Objector）不被權力機關所批准，我已經準備因此而去坐牢，這對我的良心而言是唯一的選擇。我唯一的希望，是我那些同樣被徵召的夥伴們也能如此發揮他們的良心...”不過，實驗的經驗並不是對每個參與者都有終身的改變。許多參與者都沒有依據現代的實驗標準被告知細節，離去時的面談也顯示許多參與者看起來仍沒有理解到這項實驗的真實情況。

實驗所引起最主要的評論不在於實驗方法的倫理爭議，而在於實驗所代表的意義。一位在1961年的耶魯大學參與者在Jewish Currents雜誌上寫道，當他在擔任“老師”的中途想要停止時，便是懷疑到“整個實驗可能只是設計好，為了測試尋常美國民眾會不會遵從命令違背道德良心—如同德國人在納粹時期一樣”而這便是實驗的初衷之一。米爾格拉姆在他《服從的危險》一書中便稱：“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便是，我們在實驗室里所製造的使人服從權力的環境，與我們所痛責的納粹時代之間有怎麼樣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