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與罰

在彼得堡貧民區一家公寓的五層樓斗室里，住著一個窮大學生拉斯柯爾尼科夫。他原在法律系就學，因交不起學費而被迫輟學，現在靠母親和妹妹從拮据的生活費中節省下來的錢維持生活。他已經很久沒有交房租了。近來，房東太太不僅停止供給他伙食，而且催租甚緊。這時他遇見了小公務員馬爾美拉陀夫。馬爾美拉陀夫因失業而陷入絕境，長女索尼婭被迫當了街頭妓女。拉斯柯爾尼科夫不願像馬爾美拉陀夫那樣任人宰割，他打算採取某種行動來證明自己是一個很“不平凡的人”。

離他住處不遠的當鋪中的老闆娘是個高利貸者，心狠手辣。一天晚上，拉斯柯爾尼科夫乘她一人在家，闖入室內，把她殺死。此時老闆娘的異母妹妹外出返回，拉斯柯爾尼科夫在慌亂中又殺死了她。次日清晨，他收到警察局的傳票，驚恐萬分，後知是為追交欠款時才鬆了口氣。他在離開時無意中聽到警官談論昨晚兇殺案，緊張得昏厥過去，引起警官注意。他清醒后回到家裡就卧床不起，幾天不省人事，後來病情有所好轉。

拉斯柯爾尼科夫殺人後，因內心處於痛苦的矛盾衝突中，無法擺脫內心的恐懼，他感到自己原先的一切美好的感情都隨之泯滅了，這是比法律懲罰更嚴厲的良心懲罰。他意識到自己失敗了。所以他懷著痛苦的心情來到索尼婭處，受到索尼婭宗教思想的感召，向她說出了犯罪的真相與動機。在索尼婭的勸說下，他向警方投案自首。

拉斯柯爾尼科夫被判處8年苦役，來到了西伯利亞。不久，索尼婭也來到了那裡。一天清晨，兩人在河邊相遇。他們決心虔信上帝，以懺悔的心情承受一切苦難，獲取精神上的新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身處的19世紀是個沒落的世紀。“歐洲的沒落”的到來是一場可怕的滅頂之災，它或者是充斥著殺戳和暴力的革命，或者是犯罪、墮落、偷盜和一切罪惡的淵源。這是一個非理性的時代，人們懷疑一切定論、天生貴賤、王權、信仰。尼采一聲“上帝死了”。宣告了理性時代的終結。“上帝死了”，人類最終從上帝的束縛中掙脫出來，獲得了絕對的自由，但同時也陷入了虛無之中。

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因參加反沙皇的秘密集會，觸怒當局而被捕，次年被判刑流放西伯利亞，服四年勞役。與罪犯共度的苦痛生活，使他對俄國社會的陰暗面有著極為深刻的觀察，也對人類生活、人性中的善惡及俄國人的性格有了新概念，這些觀察及概念即呈現於《罪與罰》之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創作《罪與罰》之前就作了充分的構思，這部小說是他多年醞釀的藝術結晶。早在1859年他在給其兄米哈伊的信中就說到要寫“一部關於一個罪犯的懺悔錄”，而且自信地認為“這部懺悔錄會確立他的名聲”。他關注當時俄國社會的犯罪訴訟事件，這些社會新聞為他的創作提供了素材。他在1866年的一封信中提到要寫這樣一部小說，他向當時的《俄羅斯導報》出版者卡特科夫述說了這部小說的綱要。在這年8月他回國開始了寫作。他對自己的第一稿並不滿意。在他看來，小說是詩意的事業，應當去用心寫。於是出現了第二稿和第三稿，直到1866年底，《罪與罰》終於問世。在創作過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經歷了人生許多波折，這深深影響了他在《罪與罰》中的結論。

拉斯柯爾尼科夫

拉斯柯爾尼科夫是一個貧窮的大學生，他抑鬱寡歡，貧居在彼得堡一個窄小的房間。他經常典當物品，換得金錢以勉強度日。掌管當鋪的阿里拿伊夫諾太太，為人吝嗇，只付極少代價來收購學生們典當的物品。拉斯科納夫認為阿里拿伊夫諾太太貪婪有罪，乃“替天行道“。以斧頭砍死她和她那無意間目擊現場的同父異母妹妹威里，並拿走珠寶與錢財。從此他想盡辦法應付司法人員的調查，同時也在自身罪惡感的折磨下，受盡痛苦。這期間。拉斯柯爾尼科夫自行離開來訪的母親和疼愛的妹妹，認識了心地善良的妓女索尼婭，受到篤信宗教的索尼婭影響，他終於主動向警方自首，坦承殺人罪行。經審判，獲從輕發落，拉斯柯爾尼科夫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服刑八年，索尼婭全力支持他，她安排好弟妹的去處，跟隨拉斯柯爾尼科夫一起到西伯利亞。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於《罪與罰》核心人物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性格塑造，著力凸顯“罪與罰”的主題，為該書挖掘出難得一見的深度。拉斯科納夫是無神論者，個性矛盾、多變，甚至荒謬。他傲氣、自豪，既是慷慨、善良的人道主義者，有時卻又冷酷無情、麻木不仁，到了失去人性的地步。

索尼婭

索尼婭是社會上人人歧視的妓女，卻代表著至高無上的聖潔與救贖，頗具象徵性。索尼婭告訴拉斯柯爾尼科夫：“去承認你的罪過，上帝就會給你新生了。”鼓舞他：“以受苦去贖你的罪吧。”索尼婭自己保留銅製的十字架，另外把木製的十字架送給拉斯柯爾尼科夫，她猶如聖母瑪利亞，說：“我們一同受苦難，也一同掛十字架。”感動無神論者拉斯柯爾尼科夫最終決心相信上帝，走上信仰之路，取得內心的平靜；宗教信仰讓他的生命找到慰藉和依靠，使他有了生活的理由。

作品思想

拉斯柯爾尼科夫是小說中的中心人物，這是一個典型的具有雙重人格的形象：他是一個心地善良、樂於助人的窮大學生，一個有天賦、有正義感的青年，但同時他的性格陰鬱、孤僻，“有時甚至冷漠無情、麻木不仁到了毫無人性的地步”，為了證明自己是個“不平凡的人”，竟然去行兇殺人，“在他身上似乎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在交替變化”。正是這雙重人格之間的激烈衝突，使主人公不斷地動搖在對自己的“理論”（即關於“平凡的人”與“不平凡的人”的觀點）的肯定與否定之間。對於拉斯柯爾尼科夫來說，如果甘願做逆來順受的“平凡的人”，那麼等待他的是馬爾美拉陀夫的悲慘結局，如果去做一個不顧一切道德準則的“人類主宰者”，那就會與為非作歹的卑鄙之徒盧仁和斯維德里加伊洛夫同流合污。他的人格中的主導面終於在白熱化的搏鬥中佔了優勢，並推動他最後否定自己的“理論”，向索尼婭靠攏。小說通過這一形象，深刻地揭露了資產階級的“弱肉強食”原則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毒害，有力地批判了這一原則的反人道主義的實質，並且從客觀上否定了建立在“非凡的人”哲學基礎上的無政府主義式的反抗，因為這種反抗決不可能給被壓迫者帶來新生活的轉機。

拉斯柯尼科夫之所以不能成為真正的統治者，並不是因為他像高略德金那樣太軟弱的緣故。據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拉斯柯尼科夫很強大。作者強調指出，不管是羅季昂，拉斯科尼科，還是氣質上與之相似的妹妹，都屬於選中一個什麼思想就始終為之效命並不惜忍受痛苦的那種人。拉斯柯尼科夫之所以自首，是因為他——雖然不是用理智，而是憑他整個的天性——不再相信他的殘忍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信給卡特科夫說，拉斯柯尼科夫自首是不得不然的。不得不然，是為了縱然死在獄中，卻可以重新接近人：他在犯罪后立刻感染到的和人疏遠和隔離的感覺，折磨了他。他在犯罪之後，脫離了整個人性的東西。他恐懼地注視著，他喪失了擁有人類感情的可能，他最愛的是母親和妹妹，可是懷著對她們和對自己的反感，他開始憎恨她們。因此，在 《罪與罰》里表現出對於完全違反人和人道的生活法則所感到的戰慄。《罪與罰》 對黑暗現實的描繪和批判，如他揭示的城市貧民生活的艱辛，對盧仁的冷酷卑鄙和極端利己主義，對地主斯維里加洛夫的荒淫無恥的批判，都突破了作家的反動說教，閃耀著清醒的現實主義的光芒。因而，這部作品才具有超越時間與空間的藝術力量，在世界範圍內廣泛流傳。

然而，作者作出的上述揭露和批判僅僅是從倫理道德觀念和宗教思想出發的。作者認為一切以暴力抗惡的作法都不足取，因為人無法逃避內心的懲罰，在毀滅他人的同時也毀滅了自身。作者還力圖把拉斯柯爾尼科夫的犯罪行為歸結為拋棄了對上帝的信仰所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說中宣揚的這些宗教思想，與整部作品所顯示的強大批判力量是不相協調的：這裡充分表現出作者世界觀的尖銳矛盾。

由《罪與罰》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具有濃厚宗教意識的作家，希望借宗教來拯救人類，他透過人物塑造，分析了“自我懲罰”的宗教心理，讓人深切反省。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中，存在著內在矛盾，亦即既對上帝有狂熱的信仰，認為“沒有信仰便是罪”，卻又抱持懷疑的態度。此一思想上的矛盾，對文學創作產生深刻影響，成為貫穿其小說的一條思想主線，乃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一大特色。

《罪與罰》中人物心靈的平衡點是基督教，是上帝的信仰與救贖。陀思妥耶夫斯基寄予他們的理想是是通過“罪與罰”來表現一種拯救意識，這個母題的模式是：在原罪的基礎上又去犯罪，結果自我受罰，在苦難中去懺悔，終得救。從罪到贖的過程中，有一個罰的階段，作者並沒有直接去說贖罪，而是重點寫罰，因為在整個作品中，作者有意識地向人們告誡，人要徹底認識至自己的墮落，就必須對罪惡有一個情醒的認識，這個認識中夾雜著人的道德自知和善的願望。罰的心路歷程本身就是一個心靈反思與徘徊的過程。因此人要在善惡的較量中去自我受罰，從而在痛苦的受難中確立真正的價值觀。

即人對自我罪惡的認識遠比救贖本身更有意義，更具啟示性。罪惡是人內在特質的一部分。聖經里描述道：“常行善而不犯罪的義人，世上實在是沒有。”《罪與罰》中，差不多每個人都是有罪的，不論是“被欺凌與被侮辱的”的下層人，還是所謂掠奪者的上層人。從老太婆的妹妹莉扎韋塔到警察官波爾菲里，從放高利貸者阿廖娜到極端自私者盧仁，從賣淫救全家的索妮婭到把女兒杜尼婭許配給盧仁的普里赫里婭，從酗酒失業的馬爾梅拉多夫到逼迫女兒賣淫的卡捷琳娜，從為情慾所困的斯維德里蓋洛夫到殺人搶劫的拉斯柯爾尼科夫，甚至從懷有嫉妒噁心的瑪爾法到為了哥哥不借獻出自己的杜尼婭等等皆是如此。這種寫法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有很大的聯繫。東正教認為，每一個人都在亞當的罪中犯了罪，每一位東正教信徒都有深深的原罪感。”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的苦難經歷，使得他的創作中存有大量的宗教原罪意識，並以此為依託去尋求精神上的突破。他以小說的方式告誡人們，人需要認清白己，以免誤入歧途。

儘管罪在《罪與罰》中呈現出不同的形式，但小說中的人物多是有罪的，不論是善良人還是介於善惡之間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用意在於，通過對不同的罪人的描述，說明我們是生活在一個有罪的世界里，因此人心背負著重大的痛苦，人們在道德與良心之間發生著衝突，在行善與作惡之間交鋒。若不注重對罪的處理，人就要背叛上帝從而走向瘋狂或毀滅，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最終販依上帝和斯維德里蓋洛夫最後的自殺都證明了這樣一個真理：人不可能戰勝上帝，不可能戰勝內心深處的宗教精神和道德意識。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出了“罪與罰”的意義，“能使罪人本身得到改造，重新做人，那就唯有反映在人的良心中的基督的法則。”

宗教機制在小說中起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宗教代表了一種超我的至善理想，具有形而上的意味，能激勵著人們棄惡從善，從罪惡中超越。拉斯柯爾尼科夫天性本惡，在自己的非凡的人理論和自己所謂善的理想下去殺人，以致犯下罪惡，使心靈失去依託，精神和肉體上承受著巨大痛苦。但他最終在上帝這一至善之光的照耀下，背負起沉重的十字架贖罪，通過懺悔和苦難，在對上帝的信仰中實現了自我的超越。

“罪”是全書的開頭，僅佔一章，從第二章到第六章和尾聲，作家寫的全是“罰”。

“罪”：作家以相當大篇幅寫“罪”的動機和“罪”的準備。對罪的膽怯，使他時而打消念頭，但是，自己的貧困生活和觸目皆是的社會不公，被逼的犯罪和冠冕堂皇的犯罪又不斷推動這個動機。作家細緻地寫出了主人公作案動機發展演變的一切細枝末節，其細緻的程度在文學史上是罕見的。由於作家切身的貧困經驗和苦役經歷，其描寫能使讀者十分真切地感受到主人公情緒壓抑、精神恍惚等各種心理狀態。在種種動機的推動下，拉斯柯里尼科夫終於抄起斧子殺死了貪婪無恥、盤剝別人的阿廖娜，整整一章，作家詳細地描寫了殺人的全過程和殺人後的躲藏。這樣殘酷的場面，在文學史上也是罕見的。其描寫效果格外逼真，甚至能引起讀者的某種生理反應，讓人噁心，讓人驚魂難定。這既是現實主義的偉大筆法，又是後來現代主義文學專門刻劃惡的寫作特徵的鼻祖。

“罰”：A、逃避懲罰。拉斯柯里尼科夫殺人之後，很快被列為重要嫌疑人，然而，他一方面把罪證掩蓋得乾乾淨淨，另一方面利用反偵察的知識，與此案偵察員周旋，一次次度過險關，最後，案情突變，另有人自首，承認是此案的元兇。然而，拉斯柯里尼科夫心裡一直明知自己才是此案的真正兇手。

B、罰的含義。犯罪之後，拉斯柯里尼科夫從精神到肉體從未間斷過“罪”的折磨，擺在他面前的有兩條路，要麼證明殺人是一種對抗不公平社會的合理行動，要麼承認罪惡，接受懲罰。這種思考的折磨比偵察員的盤問要沉重得多。與偵察員周旋，甚至有一種鬥智的愉快，而與心靈問題爭論卻讓他精神崩潰。除了精神上的折磨外，罰還指自首后的服刑。

C、罰導向救贖。索尼婭遭受商人盧仁陷害，她更有理由否定社會、否定法律、否定道德、否定良心、否定上帝，果真如此，拉斯柯里尼科夫便有了一個佐證，認為自己的殺人是合理的。但是，索尼婭在命運的不斷打擊下，仍然堅持信念，堅信天理不滅。索尼婭的選擇讓拉斯柯里尼科夫徹底繳械，於是他向索尼婭坦白自己的罪行，在索尼婭的鼓勵下，他又在廣場向社會、向人群承認自己的罪行，然後去自首，去服刑。從向索尼婭一人認罪，到向廣場上的眾人認罪，拉斯柯里尼科夫的靈魂終於擺脫煎熬，從而走向了解脫和救贖。

總之，在小說的罪，不是指有罪惡的念頭之類的，而是指確實有殺人的行為。拉斯柯爾尼科夫殺人的一個動機是生活所迫，更大的動機是想當非凡的人，一種革命的思想、理由。罰是良心對人的真正的譴責；以及重重矛盾在索尼婭的“愛”中得以解決，讓主人公重新皈依上帝，完成了從罪到罰到救贖的全過程。

小說反映的主題具有現實意義：人們願意去神化基督，其最終目的是了人自己，因為這樣可以給人找到一個精神上的支撐點。於是，在以基督教為背景的文化語境中，西方作家正視人的局限性、不足和致惡性，倡導人在破除惡性的過程中虔誠向善。這樣，人類就以接受苦難的方式來贖罪得救，在與罪惡激烈的抗爭中發展和完善自己，從而使“罪與罰”母題變得豐富和深刻。“罪與罰”母題研究深化了“人”的問題意識，突出了人類的精神存在價值。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罪與罰”的獨到認識，打破了純宗教意義的“罪與罰”面貌，同時又建設出一種全新的“人的宗教”。

藝術風格

小說結構方面（因果-歷史敘述模式的退場和以對話和獨白為中心的新的結構的建立）；對心理現實主義的推進：盡量不脫離人物自我意識以及最大限度挖掘人物潛意識的心理描寫；以“復調”對“獨白”的超越。

小說以主人公拉斯柯爾尼科夫犯罪及犯罪后受到良心和道德懲罰為主線，廣泛地描寫了俄國城市貧民走投無路的悲慘境遇和日趨尖銳的社會矛盾。作者筆下的京城彼得堡是一派暗無天日的景象：草市場上聚集著眼睛被打得發青的妓女，污濁的河水中掙扎著投河自盡的女工，窮困潦倒的小公務員被馬車撞倒在街頭，發瘋的女人帶著孩子沿街乞討……與此同時，高利貸老太婆瞪大著兇狠的眼睛，要榨乾窮人的最後一滴血汗，滿身銅臭的市儈不惜用誘騙、誣陷的手段殘害“小人物”，以達到利己的目的，而荒淫無度的貴族地主為滿足自己的獸慾，不斷干出令人髮指的勾當……作者懷著真切的同情和滿腔的激憤，將19世紀60年代沙俄京城的黑暗、赤貧、絕望和污濁一起無情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罪與罰》具有很高的藝術成就。小說比較全面地顯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關於“刻畫人的心靈深處的奧秘”的特點。作者始終讓人物處在無法解脫的矛盾之中，通過人物悲劇性的內心衝突揭示人物性格，同時作者對幻覺、夢魘和變態心理的刻畫也極為出色。小說中，由於作者著力拓寬人物的心理結構，情節結構相對地處於從屬地位。儘管作品中馬爾美拉陀夫一家的遭遇令人同情，兇殺事件扣人心弦，但它們都只是“一份犯罪的心理報告”的組成部分。正因為這樣，主人公的內心世界才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和深度展現在讀者面前。此外，這部小說場面轉換快，場景推移迅速，主要情節過程只用了幾天時間，在濃縮的時空中容納了豐富的思想內容，小說的時代色彩和政論色彩十分鮮明。

魯迅：“馬克思的《資本論》，陀思妥夫斯奇的《罪與罰》等，都不是暇末加咖啡，吸埃及煙捲之後所寫的。”“要將現在中國人的東西和外國的東西比較起來，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對比起來，真是望塵莫及。”

陀思妥耶夫斯基（Ф.М.Достоевкий，1821～1881），俄國19世紀文壇上享有世界聲譽的一位小說家，他的創作具有極其複雜、矛盾的性質。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於醫生家庭，自幼喜愛文學。遵父願入大學學工程，但畢業后不久即棄工從文。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思潮影響下，他醉心於空想社會主義，參加了彼得堡進步知識分子組織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革命活動，與涅克拉索夫、別林斯基過往甚密。

1846年發表處女作《窮人》，繼承並發展了普希金《驛站長》和果戈里《外套》寫“小人物”的傳統，對他們在物質、精神上備受欺凌、含垢忍辱的悲慘遭遇表示深切同情。喚醒他們抗議這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

《雙重人格》（1846）、《女房東》（1847）、《白夜》（1848）和《脆弱的心》（1848）等幾個中篇小說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別林斯基分歧日益加劇，乃至關係破裂。後者認為上述小說流露出神秘色彩、病態心理以及為瘋狂而寫瘋狂的傾向，“幻想情調”使小說脫離了當時的進步文學。

1849～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參加革命活動被沙皇政府逮捕併流放西伯利亞。十年苦役、長期脫離進步的社會力量，使他思想中沮喪和悲觀成分加強，從早年的空想社會主義滑到“性惡論”，形成了一套以唯心主義和宗教反對唯物主義和無神論，以溫順妥協反對向專制制度進行革命鬥爭的矛盾世界觀。

他流放回來后創作重點逐漸轉向心理悲劇。長篇小說《被傷害與被侮辱的人們》（1861）繼承了“小人物”的主題。《窮人》里偶爾還能發出抗議的善良的人，已成了聽任命運擺布的馴良的人；人道主義為宗教的感傷主義所代替。《死屋手記》（1861～1862）記載了作者對苦役生活的切身感受，小說描寫了苦役犯的優秀道德品質，控訴了苦役制對犯人肉體的、精神的慘無人道的摧殘，無情揭露了沙皇俄國的黑暗統治。

《罪與罰》（1866）是一部使作者獲得世界聲譽的重要作品。

《白痴》（1868）發展了“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主題，女主人公娜斯塔西亞強烈的叛逆性和作為正面人物的梅什金公爵的善良與純潔，使小說透出光明的色調。但一些用以攻擊革命者的“虛無主義者”形象，削弱了小說的揭露力量。

在《鬼》（1871～1872）中已沒有被傷害與被侮辱者的形象，而只有對革命者的攻擊了。

最後一部作品《卡拉馬佐夫兄弟》（1880）是作者哲學思考的總結。作者以巨大的藝術力量描寫了無恥、卑鄙的卡拉馬佐夫家族的墮落崩潰。對顛沛流離、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人們表示深厚同情，但也流露出消極的一面，例如認為只有皈依宗教才能保全道德的價值，只有寬恕和仁慈才能拯救人類社會等說教。

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長心理剖析，尤其是揭示內心分裂。他對人類肉體與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寫是其他作家難以企及的。他的小說戲劇性強，情節發展快，接踵而至的災難性事件往往伴隨著複雜激烈的心理鬥爭和痛苦的精神危機，以此揭露資產階級關係的紛繁複雜。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劇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善惡矛盾性格組合、深層心理活動描寫都對後世作家產生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