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教

明教的創教者摩尼生於公元216年，242年在巴比倫傳教，277年被釘死在十字架。他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世界性的宗教，超越一切的宗教傳統。摩尼聲稱自己是佛祖、瑣羅亞斯德和耶穌的繼承者，也是最後一位先知。摩尼說:"智慧和神跡不斷的被神的使者傳給人類。因此曾經使者是來自印度的佛祖，在另一個時代則是來自波斯的瑣羅亞斯德；再一個時代則是以色列拿撒勒的耶穌。啟示再次降臨，在這個最後時代的預言則通過我，摩尼，來自巴比倫的真主的使者。"摩尼教受到瑣羅亞斯德教和基督教、佛教的影響，其教義在諾斯底主義的影響下主張靈魂從肉體上徹底解脫，因而強調禁慾、食素。同時也包括了佛教的轉世說和敘利亞的天使說。另外則反對猶太教，把猶太教視為黑暗神的創造物。

明教起初在巴比倫傳教，在波斯薩珊王朝信任下在波斯傳教，但在巴赫蘭一世以後，因與祆教矛盾，被迫出亡。有些抵達羅馬帝國，但羅馬人有古老的國教，崇拜奧林匹斯諸神，因此在羅馬也是不合法宗教。皇帝戴克里先在296年下令燒死出家修士與燒毀書籍，在家信徒也被斬首，只有到達河中后摩尼教才可以立足。

神學思想上認為光與暗，善與惡，永遠是敵對與競爭。譬如說：上帝是良善的，那麼缺乏良善的就是罪惡；正如黑暗是因為缺乏光明。它講心靈與物質的關係，還有得救方面的論述，有些與諾斯底主義很接近。

勝金口石窟位於新疆吐魯番市二堡鄉巴達木村北部，火焰山南麓木頭溝溝口的一處河灣地內，曾是古代僧侶修行的場所。2012年春夏之際，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吐魯番勝金口石窟搶險加固工程進行前期清理挖掘。

歷經千年，勝金口石窟區所附的崖體早已坍塌、洞窟毀損，依崖而建的房屋被埋。在地處山谷的勝金口石窟寺院內，考古人員共清理髮掘了13座洞窟、26間居址，面積約1000平方米。出土大批精美壁畫殘片、泥塑像殘塊、漢文、回鶻文等紙質文書，壁畫上還發現有漢、回鶻文題記等，在生活區還發現土炕、灶、台階等生活痕迹。

在編號5號窟內，考古人員發現了摩尼教典型的生死樹壁畫，即同株大樹一半生，一半死。在吐魯番的伯孜克里克石窟群的第38窟也有一幅展現生死樹的壁畫，兩者如出一轍。

有著摩尼教痕迹的還有一個特殊形態的主尊佛或菩薩的蓮花寶座殘體。與中國典型佛教造像的蓮花基座不同，這尊主尊佛的六邊形蓮花座的蓮花瓣不是向上盛開，而是向下倒覆，每個花瓣上都繪有不同風格的花卉圖案，色彩斑斕，絢麗多姿，且蓮花圖案的細部特徵與傳統的佛教蓮花紋樣稍有區別。

研究人員認為，這種風格也頗似摩尼教。據史料記載，公元840年西遷回鶻的一支到了高昌（今吐魯番地區），將摩尼教帶入，這一地區的石窟中遂出現了摩尼教的一些元素。

讓考古人員驚嘆的還有這座石窟壁畫上的菩薩像，柳葉眉、丹鳳眼、櫻桃小嘴，人物形象豐滿，雍容華貴，顯現典型的唐代風格。

研究人員認為，吐魯番勝金口石窟新發現的多種宗教元素的痕迹，不僅是當時吐魯番地區宗教變化的物證，也彰顯出吐魯番地區多民族、多宗教兼收並蓄、互相融合發展的地方文化色彩。

勝金口石窟作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此前一直沒有進行過正規的考古發掘工作。上世紀30年代以前，一些外國探險家從勝金口石窟盜走大量壁畫。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館員田小紅說：“以前，我們在勝金口石窟四周發現的都是寺院，此次發掘時，我們發現還有生活居址。”

這處生活居址在400平方米的範圍內，有3層建築群，26間房屋，布局合理清晰、縱橫交錯，相互連通，一些灶、炕、壁龕、門檻等遺跡有稜有角，輪廓比較清楚，讓人感受到了唐代僧人們曾經居住生活的樣子。田小紅認為，這些生活居址為研究石窟寺、房屋形制、布局結構等提供了新的資料。

2012年2月-5月，為了配合絲綢之路重點文物保護工程的實施，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吐魯番文物局的大力協助下，一起對石窟進行了清理髮掘。4個月中，他們一共清理髮掘了兩個寺院區，一個生活區，有13座洞窟，26間居址。

另外，還出土了不少壁畫殘片、泥塑殘片和漢文、回鶻文及吐蕃文等紙質文書殘片以及一些木器、陶器，藝術比較粗糙，從中可以解讀吐魯番佛教史，也可從側面探知吐魯番地區古代歷史，還為探究東西方文明在此交匯融合的印跡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現場發掘負責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員吳勇說，勝金口石窟寺內曾經滿繪的佛、菩薩、供養人形象，以及葡萄、蔓草、動物等紋樣，壁畫色彩鮮艷、圖案精美，極富美感，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且為高昌地區所罕見。

“勝金口石窟寺依山傍水，是僧人坐禪修行的理想場所。那些洞窟內滿繪的佛、菩薩形象和葡萄、蔓草等植物紋樣，讓我們不僅可以看出吐魯番早期文明的繁榮與璀璨，還可以看到其他宗教的文化元素。比如編號為K6的石窟寺內，有基壇、基座等遺跡，這是勝金口石窟寺內唯一一座有造像的洞窟，據專家推測可能與摩尼教有關。”田小紅說，這些壁畫既顯示出濃郁地方特色，也反映出不同宗教在當地的文化傳播與積澱。

唐肅宗寶應元年（762年），回鶻可汗於洛陽時，將此宗教從洛陽帶入了回鶻地區。在西元9世紀左右，回鶻奉摩尼教為國教。

摩尼教在創立的時候借鑒了景教（又名聶斯脫利派，基督教的一個獨立教派）和瑣羅亞斯德教（又名祆教、拜火教，創立者瑣羅亞斯德）等宗教的教義。而有的史學家認為稱摩尼教為拜火教，但拜火教只是一個籠統的稱呼，瑣羅亞斯德教和摩尼教是兩個不同的宗教。金庸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中的明教便帶有拜火教崇拜火這一特點，相信是受此影響。摩尼教因此有祆教、波斯教、拜火教、明教等異稱或誤稱。

伊斯蘭教里的什葉派及佛教之凈土宗可能也跟摩尼教的影響有關係。

在中國的秘密宗教，如彌勒教、白蓮教等都概略地接受了“崇拜光明”，“正邪對抗，正終勝邪”等思想，一般認為亦與摩尼教有相當關係。

基督教異端阿爾比派（卡特里派）具有非一神論、基督受造、清潔戒律等觀念，可能是受摩尼教的思想影響。

摩尼教文獻，紙本，捲軸。

尺寸：26x150cm

年代：唐開元十九年（公元731年）

摩尼教或明教摩尼教（Manichaeism，漢語意譯明教），三世紀中期波斯人摩尼（Mānī，216-277？）所創，後向其東西兩個方向傳播，盛極一時，影響久遠。但後來其教逐漸式徽，終不可聞。1902年，德國柏林人種博物館的格倫威德爾（A.Granweldel）教授及其助手民族學家胡瑟（G.Huth）遠赴新疆探險考察，發現大量摩尼教經典抄件殘片。自此以後，摩尼教研究再次興隆，許多東西方學者做出巨大貢獻。王國維、陳垣、伯希和（Pelliot）、沙畹（E.Chavannes），壁立千仞，高山仰止。他們的開創性作品發表后，七八十年間很少有更進一步者，尤其是伯希和與沙畹之《摩尼教流行中國考》刊行后，後世對於摩尼教的研究已無太大空間了，除非另有驚世駭俗的考古發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國外學者對於摩尼教源流的考證，似乎更走在前列，馮承鈞《摩尼教流行中國考》譯本序云：“蓋彼有多數之德、法、俄、英、比、荷、意、匈等國學者研究之成績，互相參考，又有波斯文、康居文、突厥文、梵文等語言專家，以相輔助，此皆我國所缺乏者也。”

道出我國研究的局限與困境，令人扼腕。

摩尼教教義及其與中國佛道諸教摩尼教教義集中於摩尼用波斯文寫就的摩尼教經典《撒布拉干》（漢譯為《二宗經》），宣揚“二宗三際”思想。“二宗”即明與暗，善與惡：“三際”即過去、現今、將來（初際、中際和后際）。明王及其光明王國的諸神在初際後期與中際時期同魔王率領的黑暗王國群魔不斷鬥爭，終在中際末期大獲全勝，世界毀滅，明王（大明尊）將人類帶回光明王國。

從教義來看，摩尼教具有強烈的末劫思想與拯救世人的思想，這些對於日後與中國民間宗教融合都是必不可少的。

摩尼草創摩尼教之初，即發下宏誓大願，要將其教傳播於世界各地，成為世界宗教。本世紀初在吐魯番考古發現的中古波斯文摩尼教殘片，編號T11D126（即M5799）記載下了摩尼欲傳教於世界的豪言壯語：“我已選擇的宗教要比以往的任何宗教勝十籌。其一，以往的宗教局限於一個國家和一種語言，而我的宗教則不同，它將流行於每個國家，它將採用所有的語言，它將傳及天涯海角。”對於實現這一理想所採取的策略，一是儘可能利用其他已經流傳深遠的宗教的教義、儀式和稱謂；二是將摩尼教經卷翻譯成世界各種文字，為廣大民眾所接受；三是盡量向統治階層傳教，以期獲得合法地位。從其龐雜的教義來看，摩尼教是一種典型的混和宗教。它的善惡二元思想，來源於波斯原有的宗教祆教（Zoroastrianism）；其神祇比如耶穌與經卷中人物亞當、夏娃來源於基督教自不待言，而其光明佔有三個方位及黑暗居於一個方位等概念則來自基督教諾斯替派（Gnostics）；其苦行持齋不殺生的戒律主要受印度、中亞佛教影響。摩尼教經典先後由敘利亞文譯成拉丁、希臘、科普特、亞美尼亞、中古波斯、帕提亞、突厥、粟特、漢、大夏、回鶻阿拉伯等十餘種文字，其影響西起北非沙漠，東達中國東南沿海。在西方基督教統治地區，它被視為基督教異端，而在東方誤解其為佛教一支，足可見其傳播手段的靈活多樣。

相比較而言，摩尼教向西傳播的難度，要大於向東傳播。西歐及拜占庭宗教勢力十分強大，摩尼教二元論的教義明顯與基督教一元論觀點相悖。摩尼教在重重壓制之下，難有立足之地。相反其在向東發展時，東方各國或者文化未臻成熟；或者如中國一樣宗教勢力弱小，宗教意識談薄。大多數國家教樂於接受這些新興宗教，像回鶻這樣的國家，甚至奉其為國教，這在西方是不可想像的，其餘地區的摩尼教雖沒有獲此殊榮，但也取得合法地位（或得到默認）。

摩尼教的東向傳播，與所到之處盛行的宗教，尤其是佛教緊密結合。據考證，摩尼教初創時雖受了一些佛教的影響，其西向流傳的教義與經典卻極少有佛教內容。但東向傳播的摩尼教則大量使用佛教用語，假託佛名、佛法，乃至自稱“摩尼光佛”。吐魯番殘片T.M.389宣揚“明使的佛性”；摩尼教經文《觀佛三昧海經》則雲，“摩尼光佛出世時，常旋光明，以作佛事”；西域發現的摩尼教壁畫常見摩尼教神祇腳踩佛教的蓮台；摩尼教稱神祇為“先意佛”，“夷數佛”。摩尼似乎與彌勒佛特別有緣，殘片M801即稱摩尼為打開樂園大門的彌勒佛；而M42則記載明使的訓話：“由於你從佛陀得到本領與智慧，女神曾妒忌你。當佛陀涅般時，他曾命令你：在這裡等待彌勒佛”。此處彌勒佛即摩尼。相反的，西域佛教也帶有摩尼教色彩。如高昌回鶻第四節《八陽經》，將漢文的陰陽說改譯為善惡二元說。在高昌古域、伯孜克里克、土峪溝等佛教遺跡中均發現有無論在主題與布局上都與摩尼教地獄十分類似的冥府壁畫及圖卷。

有了中亞這種佛教化的基礎，摩尼教進入中國便少了許多障礙。傳統觀點認為，摩尼教正式由官方傳入中國為694年：“波斯國人拂多誕，持二宗經偽教入朝。”（《佛祖統記》卷39）摩尼教在中土大發展是憲宗元和元年（806年），回鶻將摩尼法師帶入唐朝“元和初，再朝獻，始以摩尼至”（《新唐書·回鶻傳》）。出於對回鶻的羈縻政策，唐廷正式接受了摩尼教，在長安建立寺廟，賜額“大雲光明寺”。其後足跡遍布長江以南，荊、揚、洪、越等州先後建立大雲光明寺，摩尼教盛極一時。

摩尼教盛行於中國，是其先天（其教產生時即受佛教影響，並接受部分佛教內容）和後天（中亞和東亞的摩尼傳教士和經卷翻譯者努力使摩尼教教義和儀式佛教化）兩方面條件共同造成的。摩尼教善惡二元理論，與中國傳統思維方式並無衝突，反而和陰陽兩極概念很有貌似的地方（雖然他們的實質差別不小）。

摩尼教的極強生存適應能力，使其教義在中國傳播時，盡量符合漢人的思維習慣。通過摩尼傳教士們的大量努力，使摩尼教與中國本土已存的佛道各教之間距離日益縮小。

在佛教方面，除了上述在西域及中亞地區的考古發現外，善惡二元論能在佛經里找到對應：魔是梵語“魔羅”的簡稱，與佛對立，他們分別居“魔界”與“佛界”，佛須“摧伏眾魔”、“以破諸魔”（見《首楞嚴三昧經》鳩摩羅什譯）：“三際”理論十分契合彌勒觀念的三世論：“初際”、“中際”、“后際”可以正好附會青陽燃燈古佛（過去），紅陽釋伽牟尼（現今），白陽彌勒佛（將來），而宇宙的終極目標，明教聲稱的光明世界，被普遍認為即彌勒佛所居信的兜率宮（佛教教義中六欲天中第四天界）。另外，摩尼教的光明之國有時也被附會成彌陀凈土觀念的“安養極樂國”（或訛傳為“安陽國”）。摩尼教後來也合於禪宗，《摩尼教殘經》有明使種十二明王寶樹的說法，與達摩栽菩提子的禪宗傳說十分近似，因為禪宗為上層知識分子所喜好，摩尼教也想藉此躋身其中。需要指出的是，摩尼教與彌勒凈土觀念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除了上文已經指出的幾點以外，還有一個間接的證據：武則天695年自稱彌勒佛化身，並以此名義建立和統治周朝（690-705），其偽造的經典名為《大雲經》，並詔令全國各地建立大雲寺廟。上文已提及，806年回鶻入唐，長安建立的摩尼寺廟為“大雲光明寺”，恐怕這種名稱上的雷同不僅僅是巧合。究其原因，摩尼教在中土傳播時，正是中土彌勒凈土大行其道之時。以摩尼教官方傳入的唐朝為例，許多高僧（如玄奘、窺基師徒），文人（如白居易）都是彌勒信徒，摩尼教攀附其中是自然而然的，以至摩尼彌勒的角色合二為一了。

進入中土，摩尼教也和本土宗教道教逐漸溶合。“三際”觀點也體現出了道教三清的概念中（參見三清名諱）。當然摩尼教與道教關係最重要的物證還數法國學者伯希和（Pelliot），本世紀初在敦煌發現的佚失已久的《老子化胡經》之一的《老子西升化胡經》講述老子化摩尼的情況：“我乘自然光明道氣，從真寂境飛入西那玉界，蘇鄰國中，降誕王室，出為太子，舍家入道，號末摩尼，轉大法輪，說經誡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際及二宗門，教化天人，令知本際。上至明界，下及幽塗，所有眾生，皆由此度。摩尼之後，年垂五九，金氣將興，我法當盛，西方聖像，衣彩自然，來入中洲，是效也。當此之時，黃白氣合，三教混齊，同歸於我。”

據信其成書於唐開元天寶以後，目的無非提高道教身價。是繼晉代王浮杜撰《老子化胡經》后道教徒們的又一次表演。《老子西升化胡經》被摩尼教徒默認，並以此為契機，加快摩尼與道教合流。

許多學者認為840年回鶻被黠戛斯擊破，被迫西遷，唐廷以回鶻不再有利用價值，故摩尼教（回鶻國教）卒被禁止流行。但事實是，845年“會昌法難”禁止包括摩尼教、佛教、景教一切外來宗教，唐武宗下詔毀天下寺4600區，並且“勒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並令還俗，不雜中華之風。”但其主要目標還是在中國流傳之久並根深蒂固的佛教，武宗頒《毀佛寺勒僧尼還俗制》，意圖純潔中國宗教，並收回寺廟產業。

“會昌法難”再加上此後中國與中亞交通日趨不便，在中土的外來各宗教不再能獲得外部的支持和影響。所有的西來宗教於此時都走到了十字路口。只有能完全被漢人接受符合漢人思維習慣的宗教，才有可能生存下去。景教就此告別中土，直到蒙古人入主中土再次引進，說明景教無法“華化”。但像佛教和摩尼教卻頑強生存下來。佛教接下來仍佔據中土宗教的最主要地位，這與其終為士大夫階層所接受這一事實密不可分。摩尼教雖然不如佛教地位顯赫，但畢竟沒有被連根拔去。伯希和、沙畹有一種觀點，即會昌年間滅絕的只是外來的摩尼教，而散於民間的華化摩尼教卻存活了下來。從唐代以後，摩尼教便經常換了一個中國化名稱出現：明教。

從摩尼教到明教有唐一代，很少有人稱摩尼教為“明教”，人們寧願採用音譯名稱如摩尼，末摩尼（MarMani意即摩尼師），末尼，牟尼等等。直到宋朝開始，“明教”，這一稱呼才真正被廣泛應用。“摩尼教”與“明教”雖然只存在音譯和意譯的區別，但從歷史背景來看，其差別就不是如此簡單了。使用“摩尼教”這一名稱，說明在民眾的意識中，它只是外來宗教，而“明教”這一名稱一旦被承認，足可見其已經被視作中國宗教的一派了。

“會昌法難”以後，摩尼教和佛教都加快了“華化”的進程而得以存活。摩尼教未能如佛教一樣獲得官方承認的正統地位，所以只在一部分地區（浙江、福建一帶）小規模地傳教發展。

從宋朝到元朝有許多次明教活動的記載見諸史籍，雖然這些記載往往只是蛛絲馬跡，有時並不準確，但大體上能夠反映這些時期明教的一些情況。

《宋會要輯稿》刑法門二記載：“明教之人所念經文，及繪畫佛像，號日《訖思經》、《證明經》，《太子下生經》……已上等經佛號，即於釋經藏並無明文記載，皆是妄誕妖怪之言，多引爾時明尊之事，與道釋經文不同。至於字音又能辨認，委是狂妄之人，偽造言辭，誑愚惑眾，上僭天王太子之號。”達到一個新的水平對明教的經卷列舉比較詳細，而且從中可以看出明教依附於佛教的傳統。宋代明教不但繼續了以前佛化摩尼傳統，而且更積極廣泛地與中國本土宗教道教結合併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張君房《雲笈七籤》序記載：“臣於時盡得所降到道書，並續取到蘇州舊道藏經本千餘卷，越州、台州舊道藏經本亦百餘卷，及朝廷續降到福建等州道書明使摩尼經等，與道士商較異同，銓次成藏，都四千五百六十五卷，題曰大宋天宮寶藏。”

記明明教經典已經進入道教，《佛祖統記》卷四八錄《夷堅志》記載有人賄賂《道藏》主編，編入明教經典：“其經名《二宗之際》。二宗者，明與暗也。三際者，過去、未來、現在也。大中祥符興《道藏》，富人林世長賂主者，使編入藏，安於亳州明道宮。”

明教經典進入《道藏》是事實，但賄賂一事卻不一定是信史，不能排除宋朝道教興盛，明教主動歸附，遭到佛教徒忌恨，終有賄賂一說的可能性。

無論怎樣，宋元之際明教以前所未有之勢與道教合流，顯示了其“華化”的決心與成果。甚至有一些摩尼寺廟已經完全道觀化，使外人難以分辨。元代陳高的《不系舟漁集》卷十二《竹西樓記》於至正十一年（1351年）記載了溫州平陽潛光院的情況：“溫之平陽，有地曰炎亭……，潛光院者，明教之始，相傳以為自蘇林國流入中土，歐越人多奉之。其徒齋戒持律頗嚴謹，日每一食，晝夜七時，咸暝拜焉。”

潛光院以道觀面目出現，實際上是明教廟宇。宋代黃震描繪的崇壽宮也是一樣，這兩處都是有明確記載的道教化明教廟宇。其餘散於民間而不見於史籍的更加不可勝數。

雖然歷史上對於中國明教活動的記載片斷很多，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明教在個中國傳播的歷史，大部分時間是在民間進行的，官方及半官方的正統記錄往往是道聽途說而不可盡信的。並且許多其他民間宗教的活動事迹也混人間，真偽不辨。

最著名的例子，是研究明教者最常引用的1270年《佛祖統記》志磐記載：“梁貞明六年，陳州末尼聚眾反，立毋乙為天子。朝廷發兵擒毋乙斬之。其徒以不茹葷飲酒，夜聚淫穢，畫魔王踞坐，佛為洗足，方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雖然引文中明確表示是“末尼”聚眾選擇，而且其行為確實有類似明教的地方，但如果僅就此這是明教無疑，顯然是證據不足。從其文最後一句：“方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這一說法，十分類似當時民間流傳頗文的三階教的上乘上上乘一說。考慮到北魏延昌四年（515年）彌勒大乘教暴動，其教義也有類似的地方，可以認為這些聚眾造反的教團很有可能在信仰上一脈相承，明教只是他們利用的一面旗幟。雖然明教努力將自己向佛教靠攏，但佛教內部人士卻對明教十分嫌惡，稱其“魔教”，取“摩”與“魔”諧言，並對其多有詆毀。《佛祖統記》這些記載只是其中之一。“魔教”這一稱呼雖然並未取代“明教”這一稱號，卻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不明就裡的人會誤認為出現了一個新教派，Jacquest Gernet在其《中國的日常生活》一書中描述了十二世紀在浙江和福建一帶流行的“魔教”，對其教義，儀式都略有描寫。其實他描寫的正是明教。這已足夠證明明教被指成“魔教”這一現象並不罕見。再加上明教徒供奉的“先意佛”、“夷數佛”畫象都是西亞或中亞人種，非常不容於一些中國正統人士，便認為他們崇拜魔王。官方人士對於流行於民間的諸宗教教派並不詳加甄別，難免張冠李戴，他們對於行動詭異，不食葷酒的各個教派，都污衊為“吃菜事魔”，其中也包括明教的。

雖然明教在宋元之際始終無法發揚光大，只能在少數地區發展流傳，但並不意味著明教完全不為官方容許。相反，在這些時期中的大部時間內，明教仍然擁有合法地位。尤其在元朝，蒙古朝廷對於中國本土及外來的各個宗教都採取容忍和保護的立場。這個時期的明教，已經相當“華化”。蒙古統治者一視同仁加以管理。這一點中國史書很少提及，但西方卻有史料加以佐證。1951年學者L.Olschki發表“Manichaeism，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in Marco Polo‘s China”一文，引用了一段1928年拉丁文抄本《馬可波羅遊記》（ⅡMilione）以住不曾公開的一段記載：馬可波羅在福州訪問過一夥與世無爭的教徒，他們不信奉基督教，不事火，不是偶像崇拜者（即佛教徒），也不崇拜穆罕默德，人們不知他們所屬何教，馬可波羅對他們進行訪問，並參觀他們的壁畫、經卷后，判定為基督教並建議他們北上向忽必烈爭取合法地們。終在他們的一番努力下，大汗允許他們歸於基督教管轄。Olschki認為他們就是摩尼教徒。湊巧的是，五十年代中國學者吳文良和庄為璣在泉州發現了一塊元代墓碑，其中的漢文部分如下：“管理江南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溫，馬里失里門，阿必思古八，馬里哈昔牙。皇慶二年歲在癸丑八月十五日，貼迷答掃馬等，泣血謹志。”此碑由英國學者劉南強（Samuel N.C. Lieu）及其夫人朱迪思（Judith）解讀，認為馬里哈者牙為敘利亞語Mari Hasia音譯，意為最尊敬的，馬里失里門為人名，阿必思古八是主教，也里可溫是景教（秦教）。全文為”獻給江南諸路的明教，景教的管領者，最尊敬的基督教主教馬里失里門。“此碑的記載與《馬可波羅遊記》正好互相印證，足以說明明教在元代完全合法存在，完全不是想像中那樣心懷不滿秘密結社。經常有研究者以《元史·刑法志》中關於禁止“白衣善友”活動來論證元代也曾禁止明教活動，但縱觀其整段刑法條文，不難發現。《刑法志》中所禁止的主要是那些秘密結社民間，假託佛道，偽造經文的一些民間宗教，這些宗教具有很強的反抗性，並且組織能力較強，嚴重危及元廷統治，事實上正是這些團體組織，最終挑起元末農民戰爭。至於”白衣善友“一名，王見川在《從摩尼教到明教》一書中解釋頗為切中要害，他認為“白衣”指在家佛教徒，相對於緇衣，並非指白色衣服，“善友”指教友。由此可見，”白衣善友“不是特指明教徒。

元代明教的合法地位，使其和中國民間宗教，尤其是最終起事的彌勒教派有著很大的距離。並且明教入中土以來，雖然出現的面目經常變化，不斷依附佛道各教，但其最基本教義和修行方式卻始終如一。前文提到的《竹西樓記》記載“明教之始，相傳以為自蘇鄰國流入中土，甌閩人多奉之，其徒齋戒持律頗嚴謹，日一食晝夜七時詠膜拜。”明教這一保持本色的能力，自始至終，所以它不可能在整體上與民間彌勒等教混和。而且明教徒的行為和思想觀念一直是內斂的。

在古代中國，明教的發展混合有道教、佛教、白蓮教等成分。五代十國、宋、元、明農民起義常利用為組織的工具。往往尊張角為教祖，敬摩尼（或譯作“牟尼”）為光明之神，並崇拜日月。教徒服色尚白，提倡素食、戒酒、裸葬；講究團結互助，稱為一家，認為世上光明力量終必戰勝黑暗力量。五代梁貞明六年（920）母乙以此發動起義。兩宋時流行於淮南、兩浙、江東、江西、福建等地，不斷組織農民起義，最著名的有方臘起義、王念經起義。

摩尼教在公元3世紀所創立，大約相當於中國的魏晉時期。唐代摩尼教傳入中國安西都護府，以後逐漸發展起來。在中國，摩尼教被稱為明教、末尼教、明尊教等。摩尼教教義的核心，是說在世界的一開始，就有光明和黑暗兩個王國並存著，光明佔據北、東、西三方，黑暗佔據南方。在光明王國里，光明、善美、和平、秩序、潔凈，摩尼教經典《下部贊》“嘆明界文”說：

光明普遍皆清凈，常樂寂滅無動詛。

彼受歡樂無煩惱，若言有苦無是處。

常受快樂光明中，若言有病無是處。

如有得住彼國者，究竟普會無憂愁。

處所莊嚴皆清凈，諸惡不凈彼元無；

快樂充遍常寬泰，言有相陵無是處。

光明王國的統治者，波斯稱為察宛（意為永恆），東土稱為明父、大明尊。黑暗王國到處充滿煙火、悶氣、颶風、污泥、毒水，由黑暗魔王統治，住著五類魔，整天沉溺在情慾、爭吵之中。光明與黑暗數次大戰，黑暗魔王讓惡魔生下了人類的祖先。因為人類是黑暗之魔的子孫，大明尊便派遣光明使者，用光明分子來拯救人類的靈魂。

唐高宗、武則天時期，摩尼教逐漸在安西都護府傳播。武后延載元年（694年），波斯人拂多誕（Mihr-Ohrmazd）將摩尼教傳入中國；唐朝大曆三年（768年）於長安建有大雲光明寺。

摩尼教在中國又稱作明教，是因為信徒稱呼他們的神為“明尊”。但摩尼教在初入華時其實並不順利，他們設法假託佛教之名傳道。在唐玄宗開元期間，吐火羅國王曾獻一慕闍於中國，獲唐室接待。不過，在安史之亂前，該教並未在中華設寺院，史書反而載有對該教之禁令。據《通史》所載，玄宗不久以摩尼教“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為由，下令中國人嚴禁參與。

摩尼教傳入唐朝的同時，亦於之後不久也傳入回紇，更被後者定為國教。安史之亂后，因回紇自恃助唐平亂有功，摩尼教徒藉回紇的支持，得以在唐國傳教。據《佛祖統記》載，唐代宗大曆三年，敕准回紇摩尼教徒在長安建摩尼寺──大雲光明寺。其後，又應回紇之請，於荊州、洪州、越州等州建寺。唐憲宗元和二年（807年），再於河南、太原建摩尼寺二所，並派專員保護。自此以後，摩尼教寺滿布中國境內。摩尼教教士隨伊斯蘭教使者來華，他們得到唐帝禮遇，在中國迅速傳播。

根據《舊唐書》記載，長興元年，回紇宰相下令摩尼教五百七十三人入朝一同迎接公主，可見其藉回紇與唐關係，勢力已延伸到政治層面。另外據《舊唐書》記，在元和八年（813年）宴歸國的回紇摩尼人，受令至中書見宰相，由此可見，摩尼教徒經常由回紇至唐，並得唐皇室禮待。

除此之外，部份摩尼教徒也從事商業，據《舊唐書，回鶻傳》：“摩尼至高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為奸”。

唐武宗會昌元年（841年），回紇被黠戛斯擊敗，國勢衰落，唐廷對回紇和摩尼教的態度立即改變。據《會昌一品集》載，武宗會昌三年（843年），回紇國勢衰落，唐突改前態，下令禁江淮諸鎮的摩尼寺。會昌法難時，摩尼教亦難逃其劫，《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說：“會昌三年四月中旬，敕天下殺摩尼師，剃髮令著袈裟，作沙門形而殺之。”事實上，朝廷於會昌元年（841年）已下令沒收摩尼教資產與書像等物，由於一些摩尼教信徒沒有反抗，致令長安摩尼死者達七十二人。

摩尼教先於祆教、景教被禁，而史書的記載亦較詳細，可見該教在唐中期聲勢頗大。當時，摩尼教流行的地區以西北、華北地區為主，在閩浙沿海地區，因與波斯等國有海路交往，摩尼教也有一定勢力。經會昌一劫，摩尼教再不能在社會公開傳教，轉而在民間秘密流傳，並漸與其他宗教結合，歷五代兩宋仍不衰。自此與下層的鬥爭結合起來，成為農民起義的號召旗幟之一。

五代後梁貞明六年（920年），毋乙、董乙以“末尼”為旗幟，在陳州（今河南淮陽）造反。

在11世紀五十年代的大可汗王朝（喀喇汗王朝）皈依伊斯蘭教之後，高昌回鶻的摩尼教也逐漸消亡。13世紀后不再流行於天山南北的西域地區。

到了宋代，摩尼教被意譯為“明教”，教義被簡明地歸納為“清凈、光明、大力、智慧”八個字。教眾中有農民、秀才、吏員、兵卒、綠林好漢、江洋大盜、武林俊彥等。教徒白衣烏帽，秘密結社，共同尊奉明使為教內尊神。當時因為處於秘密結社狀態，為了避人耳目，免遭官府的查禁，於是教名也有了多種別稱——除浙江稱摩尼教、福建稱明教外，據陸遊《渭南文集》卷五《條對狀》，淮南稱“二檜子”，江東稱“四果”，江西稱“金剛禪”，福建又稱“揭諦齋”等。

明教在宋、元時期進一步和中國本土文化結合起來，成為下層人民和江湖人士對抗朝廷的鬥爭形式，由於明教長期受到朝廷壓抑，行事極為詭秘，有時也為江湖“白道”所誤解，比起一般的江湖人士，明教徒面臨著更大的壓力，因此反抗朝廷也更堅決，在歷史上幾次掀起大的波瀾。

第一次是北宋末年，方臘利用摩尼教組織群眾，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起義，震動東南半壁河山。和建炎四年（1130年）鐘相起義。陸遊《條對狀》載：時“妖幻之人”，名目繁多，“淮南謂之二襘子，兩浙謂之牟尼教，江東謂之四果，江西謂之金剛禪，福建謂之明教、揭諦齋之類。名號不一，明教尤盛。至有秀才、吏人、軍兵亦相傳習。其神號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號。白衣烏帽，所在成社。偽經妖像，至於刻版流布。”

第二次是南宋以後，明教和白蓮教相聯結，在元末農民戰爭中充當了重要角色。元末農民大起義中的紅巾軍北伐，多白蓮教徒，首領韓林兒又稱“小明王”，這個“明”又與明教有關。元惠宗至正十年（1351年）“明王出世”的韓山童、劉福通起義，都受摩尼教的影響。

朱元璋以淮右布衣起事，終於奄有華夏大地，很有一些傳奇色彩。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哪一位皇帝的出身如此卑微，也很少有人以南方的長江流域為基地而最終統一北方及全國。當察罕帖木兒及其養子擴廓帖木兒（王保保）於1359年攻破北方紅巾軍首都開封而逐步肅清北方農民軍隊時，蒙古朝廷不免洋洋得意，根據歷史經驗，還沒有誰從南方起事卻可北伐成功。然而朱元璋做到了，這是前無古人的巨大成就。

朱建國號“明”，這一名稱是個能引起人們議論興趣的話題，吳晗說：“惟明太祖以至正二十七年（公元一三六七）稱吳元年，次年即帝位，始定國號曰大明，紀元洪武。吳非國號，亦非年號。至大明則非初起之地名，亦非所封之爵邑，亦非如後唐後漢之追溯其所始。”（《明教與大明帝國》）

“明”這一國號，體現了這位農民皇帝的一些特質，因為此名稱明顯來源於民間，不管是“明教”，《大小明王出世經》或是其他。朱元璋稱帝后，採納李善長的建議，下詔嚴禁白蓮社、明教，並把取締“左道邪術”寫進《明律》十一《禮律》，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其後，白蓮教以各種支派的形式變換名目繼續得到發展，如永樂年間有唐賽兒起義，清朝中後期的白蓮教起義等；明教卻逐漸衰落了。

2008年12月，福建省霞浦縣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發現了大量的明教文物和資料。《霞浦文書》的發現為摩尼教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思路。從摩尼教轉換到明教的本土化過程中，混合了佛教、道教等宗教，宋代林瞪這個人物起了很大作用。

明教在中國具有極重要的地位，期間兩個主要朝代的建立都和明教有關。在福建省福州市仍有浦西境明教文佛祖殿，福建泉州晉江市仍存有小型摩尼寺，當地俗稱草庵寺。明代何喬元《閩書》載：“其教曰明，衣尚白，朝拜日，夕拜月。”

草庵寺是我國唯一僅存的摩尼教寺廟，也是世界現僅唯一摩尼教寺廟遺址，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晉江市華表山南麓，草庵始於宋紹興間，初為草築故名，元順帝至元五年（公元1399年）改為石構歇山式建築。草庵成為我國研究世宗教史和農民起義活動以及中國與波斯古代海上交通極為珍貴之實物依據。草庵依山崖傍築，建築形式為石構單檐歇山式，四架椽，面闊三開間，間寬1.67米，進深二間3.04米，屋檐下用橫樑單排蓽拱承托屋蓋，簡單古樸。

《晉江縣誌》載：“華表山在五都，距城南四十里，雙峰角立如華表，然麓有草庵，元時建祀摩尼佛。”庵內依山石刻一圓形淺龕，直徑1.68米，圓龕內雕刻一尊摩尼光佛，跌坐在蓮花壇上。坐像身長1.52米，寬0.83米，頭部長0.32米，寬0.25米，奇妙的是佛像面部呈淡青色，手顯粉紅色，服飾為灰白色，是利用岩石中不同的天然三色精巧構設。摩尼佛像頭部比較特別，呈現輝綠岩（青斗石）顏色，背有毫光射紋飾，呈現花崗岩石質，散發披肩，面相圓潤，眉彎隆起，嘴唇稍薄，嘴角兩線深顯，下顎圓突。身著寬袖僧衣，胸襟打結帶，無扣，結帶用圓飾套束蝴蝶形，而向兩側下垂於腳部，雙手相疊，手心向上，置於膝上，神態莊嚴慈善，衣褶簡樸流暢，用對稱的紋飾表現時代風格。這是世界僅存的一尊摩尼教石雕佛像，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像被1987年8月在瑞典召開的國際研究摩尼教的會議選為會徽。

在佛龕的左上角陰刻一段文字：“謝店市信士陳真澤立寺，喜舍本師聖像，祈薦考妣早生佛地者。至元五年戌月日記”。五行楷書，34字，字徑2.5X2．5厘米。

在右上角還有陰刻比較粗糙的文字“興化路羅山境姚興祖，奉舍石室一完。祈薦先君正卿姚汝堅三十三宴，妣郭氏五九太孺，繼母黃十三娘，先兄姚月澗，四學世生界者。”

這些文字價值性很高，是世界唯一摩尼光佛造像和庵寺建築年代可借的文字佐證，非常可貴，同時也是研究泉州明教的一手歷史材料。

19世紀以來在敦煌莫高窟、新疆吐魯番發現大批摩尼教文書，證明摩尼教在中國西北各地曾廣泛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