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文·卡特

凱文·卡特是南非的一名攝影師，他的作品《飢餓的蘇丹》獲1994年普利策新聞獎（美國新聞界最高獎）“特寫性新聞攝影”(Feature Photography)。作品內容是一個蘇丹女童，即將餓斃跪倒在地，而禿鷹正在女孩後方不遠處，虎視眈眈，等候獵食女孩的畫面。

這張照片於1993年3月26日，被美國著名權威大報《紐約時報》首家刊登。接著，其他媒體很快將其傳遍世界，在各國人民中激起強烈反響。

當時和凱文卡特一起工作的攝影記者Joao Silva在後來一次採訪中從他的角度講述了當時的拍攝情況。他們隨聯合國一個派發糧食的直升飛機降落到蘇丹，在發放救濟糧的三十分鐘之內，他們有機會拍一些照片。凱文就在直升飛機附近，據他講，當時凱文看到了眼前可怕的場景驚呆了，他拍了不少飢餓孩子的照片，其中有一個孩子蜷在地上彷彿在哭泣，她的母親正在忙著領取救濟糧，暫時沒有時間照顧她，就在這個時候，一隻禿鷲在孩子身後落了下來。凱文輕輕地調整了角度，為了不驚擾禿鷲，把他們兩個都收進鏡頭，他拍了幾張之後，禿鷲飛走了。 Joao說他也拍攝了同樣的場景，但是沒有得普利策獎。

頒獎之後不久，一家日本電視機構駐美國的記者打電話希望採訪作為評委之一的約翰·卡普蘭。約翰．卡普蘭接受了採訪。採訪中記者轉述了佛羅里達一個記者就這張照片寫的一篇專欄文章，大意是：你看這自私的、不關心民眾的媒體和記者，踩在小女孩的屍體上得了普利策獎。

約翰．卡普蘭還是第一次聽說這樣的評論，他對記者回憶道，評委們當時非常仔細地看了這張照片，照片有註釋，提示會有人來幫助這個小女孩，給人的感覺小女孩不是獨自一人在荒無人煙的沙漠里。約翰．卡普蘭還指出，小女孩的手上有一個環，說明她當時受著人道保護，所有的評委都注意到了這些細節。在評審的時候，評委們都信任這個攝影師——如果這個小孩需要幫助的話，攝影師一定會施以援手的。

但是，這個節目在電視上播出的時候，約翰．卡普蘭的陳述被無情地切掉了，節目還是緊緊圍繞新聞倫理和道德觀展開，對凱文·卡特和普利策獎進行了猛烈的抨擊。這件事演變為一種謠言，即這張照片揭示的飢餓被忽略，而莫須有的罪名被無限放大。

普利策頒獎儀式結束后，1994年7月27日夜裡，警察在南非東北部城市約翰內斯堡發現凱文·卡特用一氧化碳自殺身亡。遺言：“真的，真的對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遠遠超過了歡樂的程度。”

凱文與朋友肯·奧斯特布魯克等人一起組建了“砰砰俱樂部”。“砰砰俱樂部”另一攝影師西爾瓦也是凱文的好朋友，他與凱文拍到了同樣的場景（不同的取景和處理），只是沒有獲得任何獎項。1993年，就在凱文拍到那張著名照片后不久，“砰砰俱樂部”一伙人又來到托可扎採訪一次暴力事件，由於陽光太強，凱文先回到了城裡，但很快他就收到了肯在托可扎被槍殺的消息，此事幾乎徹底擊潰了凱文的意志，事後他曾經表示，應該是他而不是肯去挨那顆子彈。

據凱文的朋友們回憶，從這之後凱文開始公開地談自殺的事，一部分是因為肯這件事，但更大的原因還是他對錢的焦慮，入不敷出的經濟狀況讓他不得不接受了一份到莫三比克採訪的任務。這時凱文的狀態確實出了一些問題，儘管使用三個鬧鐘，他還是耽誤了前往莫三比克的早班飛機。當然，更糟的事還在後面，當他從莫三比克回來時，居然把一包未沖洗的膠捲弄丟了——種種不順讓他感覺生不如死。

人性與道德在這一刻被扭曲了，凱文只是一個攝影師，他沒有多大的能力能拯救非洲人，他只是想要拍一張合適的照片喚醒人們心中那最後一份光明，事實上他也確實趕走了禿鷲。

1994年7月27日，凱文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天中顯得很快活，先是在床上一直呆到午時，然後又出去拍了一張片子，他還向朋友們傾訴了他的苦痛，有人勸他去看精神醫生。

遺孀莫尼卡是最後看到凱文的人，那天傍晚凱文來到她的家裡，向她講述自己的事情，還沒有完全從喪夫的悲痛中恢復過來的莫尼卡當然不能給他什麼安慰。晚上7點，凱文開著他的紅色長車來到有著他美好童年記憶的布萊姆方特恩斯普洛特河邊。他用銀色的膠帶把一截花園裡用的軟管固定在排氣管上，又從車窗送進車內，穿著沒洗的牛仔褲和T恤衫，他啟動了車子，然後打開身旁的隨身聽，用一隻袋子枕在腦袋下面當枕頭......

凱文·卡特永遠地離開了。這位攝影記者拍攝的大部分作品，雖然很可能同樣講述了重要的事實，卻不為人知了。在他活過一次的世界里，他只是一個小人物。《飢餓的蘇丹》也許會永遠被記住，有良知有頭腦的人們會知道這個世界有那麼多的苦難、戰亂、災害需要關注。

卡特的父母是英國移民，他出生在南非城市約翰內斯堡附近的郊區，這個地方實行嚴格的種族隔離制度。兒時起卡特就對種族隔離制度產生了懷疑，他少年時的夢想是成為一名賽車手。

16歲從一家天主教學校畢業之後，卡特開始學習藥學，但一年之後就因為成績糟糕而離開了學校。作為應徵對象，他進入了南非國防軍(South African Defence Force)，在那裡，他發現了非常嚴重的種族歧視。因為支持黑人，卡特受到了其他白人士兵的攻擊。

1980年他離開軍隊來到德班，隱姓埋名做了一名DJ。在此期間他曾將安眠藥、止痛藥和老鼠藥一同服下試圖自殺，但卻沒有成功。然後他又回到軍隊完成他的兵役，1983年他被來自非洲人國民大會武裝力量的炸彈擊傷。退役后他供職於一家照相器材商店並因此開始對新聞行業產生了興趣，同年他獲得了為星期日快報（Sunday Express newspaper）做體育攝影記者的機會。第二年他加入約翰內斯堡星報（Johannesburg Star），同時結識了一批同樣致力於揭露種族隔離制度罪惡本質的攝影師。之後他又先後供職於星期日論壇報（Sunday Tribune）、每周郵報(Weekly Mail)以及路透社的國際新聞機構，在80年代中期，他因為報道了一種名為“火項鏈”的私刑方式受到了關注，這種酷刑將充滿易燃物的輪胎套在犯人身上，再將輪胎點燃活活燒死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