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四大家

元曲四大家

元曲四大家指關漢卿、白樸、鄭光祖、馬致遠四位元代雜劇作家。四者代表了元代不同時期不同流派雜劇創作的成就,因此被稱為“元曲四大家”。

名稱來歷


明代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中說:“元人樂府稱馬東籬、鄭德輝、關漢卿、白仁甫為四大家。”在此以前,元代周德清在《中原音韻》序中說:“樂府之盛之備之難,莫如今時……其備則有關、鄭、白、馬。一新製作。”但是,周德清雖以四人並稱,卻並未命以“四大家”之名,另外,明初賈仲明為馬致遠作的弔詞中又有“共庾、白、關老齊眉”的說法,庾指庾吉甫。關於這幾位元曲作家的排列和評價,因人因時而各有不同。
明代前期以後,又有盛讚鄭光祖而貶低其餘三家的,如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說:“馬之辭老健而乏滋媚,關之辭激勵而少蘊籍,白頗簡淡,所欠者俊語,當以鄭為第一。”清人王激烈《曲談》中則認為“關、白、馬、鄭諸家”。
近代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中說:“元代曲家,自明以來,稱關、馬、鄭、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詣論之,寧稱關、白、馬、鄭為妥也。關漢卿一空倚傍,字籌偉詞,而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故當為元人第一”。
關漢卿、白樸、馬致遠、鄭光祖代表了元代不同時期不同流派雜劇創作的成就,他們被稱為“元曲四大家”,已為歷史公認。明代王世貞、王驥德等人為王實甫未被列入“四大家”而提出非難,王驥德還提出“王、馬、關、鄭”說。清代李調元《雨村曲話》則有“馬、王、關、喬(吉)、鄭、白”之說,但未見流行。

人物簡介


關漢卿

關漢卿,號已齋,亦作一齋,漢卿是他的字,是元代著名的戲劇大師。大約生於金代末年(約公元1229年—1241年),卒於元成宗大德初年(約公元1300年前後)
關漢卿
關漢卿
元代雜劇作家。關於關漢卿的籍貫,元大都(今北京市)(《錄鬼簿》)、解州(在今山西運城)(《元史類編》卷三十六)、祁州(在今河北)(《祁州志》卷八)等不同說法。約生於金末或元太宗時,賈仲明《錄鬼簿》弔詞稱他為“驅梨園領袖,總編修師首,捻雜劇班頭”,可見他在元代劇壇上的地位。關漢卿曾寫有(南呂一枝花)贈給女演員珠簾秀,說明他與演員關係密切。據各種文獻資料記載,關漢卿編有雜劇67部,現存18部。個別作品是否出自關漢卿手筆,學術界尚有分歧。其中《竇娥冤》、《救風塵》、《望江亭》、《拜月亭》、《魯齋郎》、《單刀會》、《調風月》等,是他的代表作。關漢卿生平事迹不詳,根據零碎的資料來看,他是金末元初人,活躍於約1210年至約1300年(元成宗大德)間。主要在大都(今北京)附近活動,也曾到過汴梁、臨安(今杭州)等地。以雜劇的成就最大,一生寫了60多種,今存18種,最著名有《竇娥冤》;散曲今在小令40多首、套數10多首。
關漢卿塑造的“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噹噹一粒銅豌豆”的形象也廣為人稱。水星上有一座環形山以他的名字命名。關漢卿從小生活在一個醫生的家庭,由於金代的山西南部地區戲曲活動一直很盛,即使在金代末年也未減弱,故關漢卿從小即受到戲劇的熏染,漸而參加戲曲班社的活動,因此在金王朝滅亡之前,他已經成為一個較成熟的戲劇作家了。
元曲四大家
元曲四大家
元滅金后,定都大都(今北京市),關漢卿來到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並在這裡專事戲劇活動。由於他寫了一個名叫《伊尹扶湯》的劇本,經過認真排演后,拿到宮廷獻演,得到了皇帝和官員們的稱讚,關漢卿由此聲名大振。關漢卿以他的多才多藝,成為當時戲劇界的領袖。他一生創作多達67個劇本,還有不少散曲和套曲,至今仍有他的18個劇本和一百多首散曲流傳下來。這十八個劇本是:《溫太真玉鏡台》、《趙盼兒風月救風塵》、《錢大尹智寵謝天香》、《包待制三勘蝴蝶夢》、《包待制智斬魯齋郎》、《杜蕊娘智賞金線池》、《感天動地竇娥冤》、《望江亭中秋切膾旦》、《關張雙赴西蜀夢》、《閨怨佳人拜月亭》、《關大王單刀會》、《詐妮子調風月》、《山神廟裴度還帶》、《鄧夫人苦痛器存孝》、《狀元堂陳母教子》、《劉夫人慶賞五侯宴》、《錢大尹智勘徘衣夢》、《謝天香》。
關漢卿代表作《竇娥冤》
關漢卿代表作《竇娥冤》
關漢卿的散曲全收在《金元散曲》中。《竇娥冤》、《救風塵》、《單刀會》是他的優秀代表作。

白樸

白樸
白樸
白樸
白樸
白樸,原名恆,字仁甫,后改名朴,字太素,號蘭谷,隩州(今山西河曲)人,生於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年),至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在世,此後行蹤不詳。祖籍隩州(今山西河曲縣),后徙居真定(今河北正定縣),晚歲寓居金陵(今南京市)。他是元代著名的文學家、雜劇家。白樸出身官僚士大夫家庭,他的父親白華為金宣宗三年(1215年)進士,官至樞密院判;仲父白賁為金章宗泰和間進土,曾做過縣令,叔父早卒,卻有詩名。白家與元好問父子為世交,過從甚密。兩家子弟,常以詩文相往來。
白樸出身於這樣的家庭,本應優遊閑適,讀書問學,以便將來博取功名。然而,他的幼年卻偏偏遭逢兵荒馬亂的歲月,他只得同家人在驚恐惶惑中苦熬光陰。他出生后不久,金朝的南京汴梁已在蒙古軍的包圍之下,位居中樞的白華,整日為金朝的存亡而奔忙,無暇顧及妻兒家室。金哀宗天興元年(1232年),蒙古軍樹炮攻城,哀宗決計棄城北走歸德,白華只得留家人於汴京,隻身隨哀宗渡河而上。次年三月,汴京城破,蒙古軍縱兵大掠,城內士庶殘遭殺戮,財富遭到空前洗劫。戰爭中,白樸母子相失,幸好當時元好問也在城中,才把他和他的姐姐收留起來,在亂兵和飢荒中救了他的性命。四月底,元好問攜帶白樸姐弟渡河北上,流寓聊城,后寄居於冠氏(今山東冠縣)縣令趙天錫幕府。元好問雖也是亡國奔命之臣,生活至為艱辛,但他視白樸姊弟猶如親生,關懷備至。白樸為瘟疫所襲,生命垂危,元好問晝夜將他抱在懷中,竟於得疫后第六日出汗而愈。白樸聰明穎悟,從小喜好讀書,元好問對他悉心培養,教他讀書問學之經,處世為人之理,使他幼年時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白樸的父親白華於金朝滅亡后先投南宋,做了均州提魯。然不久,南宋均州守將也投降元朝,白華遂北投元朝。蒙古太宗九年(1237年),白樸12歲時,白華偕金朝一些亡命大臣來到真定,依附在世守真定的蒙古將領史天澤門下。同年秋,元好問由冠氏返太原,路經真定,遂將白樸姊弟送歸白華,使失散數年的父子得以團聚。父子相見,白華感到極大的快慰,他有一首《滿庭芳·示列子新》詞,表述當時的心情:“光祿他台,將軍樓閣,十年一夢中間。短衣匹馬,重見鎮州山。內翰當年醉墨,紗籠支高闊依然。今何日,燈前兒女,飄蕩喜生還”。他也十分感激元好問代為撫育兒女之恩,曾有詩謝之曰:“顧我真成喪家犬,賴君曾護落窠兒。”
隨著北方的安定,白樸父子也就在真定定居下來。從此,他按照父親的要求,寫作詩賦,學習科場考試的課業。他對律賦之學頗為上進,很快即以能詩善賦而知名。其時,元好問為修撰金朝歷史書籍,也常出入大都,從而往來於真定,關心著他的學業,每至其家,都要指導他治學門徑,曾有詩誇讚白樸說:“元白通家舊,諸郎獨汝賢。”勉勵他刻苦用功,成就一番事業。然而,蒙古統治者的殘暴掠奪,使白樸心靈上的傷痕難以平復,他對蒙古統治者充滿了厭惡的情緒,兵荒馬亂中母子相失,使他常有山川滿目之嘆,更感到為統治者效勞的可悲。因此,他放棄了官場名利的爭逐,而以亡國遺民自適,以詞賦為專門之業,用歌聲宣洩自己胸中的鬱積。
隨著年歲的增長,社會閱歷的擴大,白樸的學問更見長進。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白樸36歲。這年四月,元世祖命各路宣撫使舉文學才識可以從考者,以聽擢用,時以河南路宣撫使入中樞的史天澤推薦白樸出仕,被他謝絕了。他既拂逆史天澤薦辟之意,自覺不便在真定久留,便於這年棄家南遊,更以此表示他遁世消沉,永絕仕宦之途的決心。然而,眷妻戀子的情腸終不能割斷,他也經常為自己矛盾的心情所煎逼,感到十分痛楚。
儘管如此,他還是要遠離那車馬紅塵之地。他先到漢口,再入九江,41歲時曾北返真定,路經汴京。此後,再度南下,往來於九江與洞庭之間,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在金陵定居下來。這前後,可能因為他的真定原配去世,他曾為妻喪而回到過真定,逢著這個機會,又有人建議他去朝中做官,卻被他謝絕了。此後不久,他即返金陵。從此,主要在江南的杭州、揚州一帶遊歷,直到81歲時,還重遊揚州。而後,他的行蹤就無從尋覓了。
白樸放浪形骸,寄情于山水之間,但他卻並不可能真正遁跡世外,對現實熟視無睹。加之,他的足跡所至,恰恰是曾經繁華一時,而今被兵火洗劫變為的荒涼境地。前後景象的對比,更激起他對蒙古統治者的怨恨。他以詩詞來宣洩這種怨恨,控訴蒙古統治者的罪惡行徑。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白樸游至九江,再入巴陵。九江昔日的繁華,卻被一掃而光,留在他眼底的是蕭條冷落,他不禁無限傷感地嘆息道:“纂罷不知人換世,兵余獨見川流血,嘆昔時歌舞岳陽樓,繁華歇”。至於金陵懷古,杭城“臨平六朝禾黍、南宋池苑諸作,”處處抒發遺民的心情,“傷時紀亂,盡見於字裡行間。”其感物傷情從筆下款款道出。
白樸畢竟是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儘管他為江山異代,田園荒蕪而感傷、而悲戚,但他更多地是為自己一生九患的身世傷懷。一部《天籟集》,可以說處處傾訴著他對愴涼人生的感慨。他除了用詞曲表達他的意志情懷外,還寫下了不少雜劇,為元代雜劇的繁榮貢獻了自己的才華。
作品及影響
在元代雜劇的創作中,白樸更具有重要的地位。歷來評論元代雜劇,都稱他與關漢卿、馬致遠、鄭光祖為元雜劇四大家。據元人鍾嗣成《錄鬼簿》著錄,白樸寫過15種劇本,這15種是:《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董秀英花月東牆記》、《唐明皇游月宮》、《韓翠顰御水流紅葉》、《薛瓊夕月夜銀箏怨》、《漢高祖斬白蛇》、《蘇小小月夜錢塘夢》、《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楚莊王夜宴絕纓會》、《崔護謁漿》、《高祖歸庄》、《鴛鴦間牆頭馬上》、《秋江風月鳳凰船》、《蕭翼智賺蘭亭記》、《閻師道趕江江》。加上《盛世新聲》著錄的《李克用箭射雙鵰》殘折,共16本。如今僅存《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董秀英花月東牆記》、《裴少俊牆頭馬上》三種,以及《韓翠顰御水流紅葉》、《李克用箭射雙鵰》的殘折,均收入王文才《白樸戲曲集校注》一書中。
白樸的劇作,題材多出歷史傳說,劇情多為才人韻事。現存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寫得是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愛情故事,《鴛鴦間牆頭馬上》,描寫的是一個“志量過人”的女性李千金衝破名教,自擇配偶的故事。前者是悲劇,寫得悲哀怛側,雄渾悲壯;後者是喜劇,寫得起伏跌宕,熱情奔放。這兩部作品,歷來被認為是愛情劇中的成功之作,具有極強的藝術生命力,對後代戲曲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在我國戲曲史上,宋、金兩代已有了純粹演故事的戲曲,但沒有劇本流傳下來,我們無從說清楚這些戲曲的情況。元代的雜劇,在故事情節、人物塑造方面,都發展到相當嫻熟的地步,為我國的戲曲藝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保留下來的劇作中,可知其情節曲折,主題突出,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劇中人物,無論是因享樂而壞江山的唐明皇,冰肌玉骨、一身嬌嬈之氣的楊貴妃,還是爽朗果敢的閨秀李千金,都塑造得各具個性,栩栩如生。“以至於現在戲劇舞台上的唐明皇,還可見到白樸塑造的這一形象的遺風。”
與關漢卿相比,白樸的生活圈子比較局限,因此,他不可能從社會下層提煉素材,寫出象關漢卿那感天動地的《竇娥冤》。然而,他善於利用歷史題材,敷演故事,因舊題,創新意,詞采優美,情意深切綿長,又是關漢卿所不及的。他在文學史和戲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他的劇作的藝術成就,早已成為文學藝術上的重要研究課題。
白樸的詞作,在他生前就已編訂成集,名曰《天籟集》。到明代已經殘佚,字句脫誤。清朝中葉,朱彝尊、洪升始為整理刊行。全集收詞二百餘首,除了一些應酬贈答、歌樓妓席之作外,多為傷時感懷的作品。賴有這部作品,我們才可以了解白樸的生涯。他的詞作,承襲元好問長短句的格調,跌宕沉詳,天然古樸。

馬致遠

馬致遠
馬致遠
馬致遠生於公元1250年,約卒於公元1321年,是元代著名的雜劇家。大都(今北京)人。馬致遠字千里,晚號“東籬”,以示效陶淵明之志。他的年輩 晚於關漢卿、白樸等人,生年當在至元(始於1264)之前,卒年當在至治改元到泰定元年(1321—1324)之間。曾任江浙行省務官。作品以反映退隱山林的田園題材為多,風格兼有豪放、清逸的特點。有描述王昭君傳說的《漢宮秋》以及《任風子》等。《漢宮秋》被後人稱做元曲的最佳傑作。作品收入《東籬樂府》。與關漢卿,白仁甫,鄭光祖等人並稱元曲四大家。他少年時追求功名,未能得志。曾參加元貞書會,與李時中、紅字李二、花李郎等合寫《黃粱夢》雜劇。明初賈仲明為他寫的《凌波仙》弔詞,說他是“萬花叢里馬神仙”。元人稱道士做神仙,他實際是當時在北方流行的全真教的信徒。《錄鬼簿》說他曾“任江浙行省務官”。晚年退隱田園,過著“酒中仙、塵外客、林間友”的生活。他的逃避現實的厭世的態度大大影響了他的創作成就。作品除散曲外,今存雜劇《漢宮秋》、《青衫淚》、《薦福碑》等七種。
馬致遠著有雜劇十六種,存世的有《江州司馬青衫淚》、《破幽夢孤雁漢宮秋》、《呂洞賓三醉岳陽樓》、《半夜雷轟薦福碑》、《馬丹陽三度任風子》、《開壇闡教黃粱夢》、《西華山陳摶高卧》七種。馬致遠的散曲作品也負盛名,現存輯本《東籬樂府》一卷,收入小令104首,套數17套。其雜劇內容以神化道士為主,劇本全都涉及全真教的故事,元末明初賈仲明在詩中說:“萬花叢中馬神仙,百世集中說致遠”“姓名香貫滿梨園”。
在馬致遠生活的年代,蒙古統治者開始注意到“遵用漢法”和任用漢族文人,卻又未能普遍實行,這給漢族文人帶來一絲幻想和更多的失望。馬致遠早年曾有仕途上的抱負,他的一套失題的殘曲中自稱“寫詩曾獻上龍樓”,卻長期毫無結果。後來擔任地方小官吏,也是完全不能滿意的,在職的時間大概也並不長。在這樣的蹉跎經歷中,他漸漸心灰意懶,一面懷著滿腹牢騷,一面宣稱看破了世俗名利,以隱士高人自居,同時又在道教中求解脫。
《漢宮秋》是馬致遠早期的作品,也是馬致遠雜劇中最著名的一種,敷演王昭君出塞和親故事。歷史上的這一事件,原只是漢元帝將一名宮女嫁給內附的南匈奴單於作為籠絡手段,在《漢書》中的記載也很簡單。而《後漢書·南匈奴傳》加上了昭君自請出塞和辭別時元帝驚其美貌、欲留而不能的情節,使之帶上一種故事色彩。後世筆記小說、文人詩篇及民間講唱文學屢屢提及此事,對歷史事實多有增益改造。
馬致遠的《漢宮秋》在傳說的基礎上再加虛構,把漢和匈奴的關係寫成衰弱的漢王朝為強大的匈奴所壓迫;把昭君出塞的原因,寫成毛延壽求賄不遂,在畫像時醜化昭君,事敗后逃往匈奴,引兵來攻,強索昭君;把元帝寫成一個軟弱無能、為群臣所挾制而又多愁善感、深愛王昭君的皇帝;把昭君的結局,寫成在漢與匈奴交界處的黑龍江投江自殺。這樣,《漢宮秋》成了一種假借一定的歷史背景而加以大量虛構的宮廷愛情悲劇。
《漢宮秋》也許包含了一定的民族情緒。但是,我們要注意到馬致遠的基本人生態度,要麼是在元朝統治下積極求取功名,要麼是視一切價值標準為空幻,所以,在這方面過分強調是不適當的。這個劇本同現實生活直接相關的地方,主要是反映出在民族戰爭中個人的不幸。像金在蒙古壓迫下曾以公主和親,宋亡后后妃宮女都被擄去北方,這些當代史實都會給作者以較深的感受。而《漢宮秋》是一出末本戲,主要人物是漢元帝,劇中寫皇帝都不能主宰自己、不能保有自己所愛的女人,那麼,個人被命運所主宰、為歷史的巨大變化所顛簸的這一內在情緒,也就表現得更強烈了。事實上,在馬致遠筆下的漢元帝,也更多地表現出普通人的情感和慾望。
當臣下以“女色敗國”的理由勸漢元帝捨棄昭君時,他忿忿地說:“雖然似昭君般成敗都皆有,誰似這做天子的官差不自由!”灞橋送別時,他感慨道:“早是俺夫妻悒快,小家兒出外也搖裝。”對夫妻恩愛的平民生活流露出羨慕之情。尤其第四折“孤雁驚夢”一大段凄婉哀怨的唱詞,表現出漢元帝對情人的無限思戀,把劇本的悲劇氣氛渲染得愈加濃郁。這裡在塑造戲劇人物的同時,也直接抒發了作者對歷史變遷、人生無常的感受。
《薦福碑》也是馬致遠的早期劇作,寫落魄書生張鎬時運不濟,一再倒霉,甚至薦福寺長老讓他拓印廟中碑文,賣錢作進京趕考的盤纏,半夜裡都會有雷電把碑文擊毀。后時來運轉,在范仲淹資助下考取狀元,飛黃騰達。劇中多處表現出對社會現狀的不滿,如:“這壁攔住賢路,那壁又擋住仕途。
如今這越聰明越受聰明苦,越痴獃越享了痴獃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這個劇本集中反映了作者懷才不遇的牢騷和宿命的人生觀,也反映出當代許多文人在社會地位極端低落的處境下的苦悶。
《青衫淚》是由白居易《琵琶行》敷演而成的愛情劇,虛構白居易與妓女裴興奴的悲歡離合故事,中間插入商人與鴇母的欺騙破壞,造成戲劇糾葛。在士人、商人、妓女構成的三角關係中,妓女終究是愛士人而不愛商人,這也是落魄文人的一種自我陶醉。
馬致遠寫得最多的是“神仙道化”劇。《岳陽樓》、《陳摶高卧》、《任風子》以及《黃粱夢》,都是演述全真教事迹,宣揚全真教教義的。這些道教神仙故事,主要傾向都是宣揚浮生若夢、富貴功名不足憑,要人們一空人我是非,擺脫家庭妻小在內的一切羈絆,在山林隱逸和尋仙訪道中獲得解脫與自由。劇中主張迴避現實矛盾,反對人們為爭取自身的現實利益而鬥爭,這是一種懦弱的悲觀厭世的態度。但另一方面,劇中也對社會現狀提出了批判,對以功名事業為核心的傳統價值觀提出了否定,把人生的“自適”放在更重要的地位,這也包涵著重視個體存在價值的意義,雖然作者未能找到實現個體價值的合理途徑。
在眾多的元雜劇作家中,馬致遠的創作最集中地表現了當代文人的內心矛盾和思想苦悶,並由此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文化特徵。與此相關聯,馬致遠的劇作,大抵寫實的能力並不強,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不怎麼突出,戲劇衝突通常缺乏緊張性,而自我表現的成分卻很多。包括《漢宮秋》這樣的歷史題材的作品在內,劇中人物往往遊離戲劇衝突,作大段的抒情,這常常是作者在借劇中人物表現自己的喜怒哀樂。如《岳陽樓》中呂洞賓所唱《賀新郎》一曲:
你看那龍爭虎鬥舊江山,我笑那曹操奸雄,我哭呵哀哉霸王好漢。為興亡笑罷還悲嘆,不覺的斜陽又晚。想咱這百年人,則在這捻指中間。空聽得樓前茶客鬧,爭似江上野鷗閑,百年人光景皆虛幻。
這實際是作者在其散曲中寫過多次的一種人生感受。
如上所述,馬致遠大多數雜劇的戲劇效果不是很強的。前人對他的雜劇評價很高,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劇中所抒發的人生情緒容易引起舊時代文人的共鳴,再就是語言藝術的高超。馬致遠雜劇的語言偏於典麗,但又不像《西廂記》、《梧桐雨》那樣華美,而是把比較樸實自然的語句錘鍊得精緻而富有表現力。如《漢宮秋》中寫“驚雁”的一支《堯民歌》:
呀呀的飛過蓼花汀,孤雁兒不離了鳳凰城。畫檐間鐵馬響丁丁,寶殿中御榻冷清清。寒也波更,蕭蕭落葉聲,燭暗長門靜。
作品風格
豪放中顯其飄逸、沉鬱中見通脫之風格。馬致遠雜劇的語言清麗,善於把比較樸實自然的語句錘鍊得精緻而富有表現力。曲文充滿強烈的抒情性和主觀性。
馬致遠的散曲。擴大題材領域,提高藝術意境。聲調和諧優美,語言疏宕豪爽,雅俗兼備詞采清朗俊雅,而不濃艷,《太和正音譜》評為“馬東籬之詞,如朝陽鳴鳳。其詞典雅清麗,可與靈光景福兩相頡頏,有振鬣長鳴萬馬皆瘖之意。又若神鳳飛於九霄,豈可與凡鳥共語哉!宜列群英之上。

鄭光祖

鄭光祖,字德輝,平陽襄陵(今山西襄汾縣)人,生卒年不詳。他是元代著名的雜劇家和散曲家,與關漢卿、馬致遠、白樸齊名,號稱元代四大雜劇家之一。有關鄭光祖的生平事迹沒有留下多少記載,從鍾嗣成《錄鬼簿》中,我們知道他早年習儒為業,後來補授杭州路為吏,因而南居。他“為人方直”,不善與官場人物相交往,因此,官場諸公很瞧不起他。可以想見,他的官場生活是很艱難的。杭州的美麗風景,和那裡的伶人歌女,不斷地觸發著他的感情,他本就頗具文學才情,於是開始了雜劇創作。
作品及影響
據學者考證,鄭光祖一生寫過18種雜劇劇本,全部保留至今的,有《迷青瑣倩女離魂》、《芻梅香騙翰林風月》、《醉思鄉王粲登樓》、《輔成王周公懾政》、《虎牢關三戰呂布》等。
從這些保留的劇目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劇目主要兩個主題,一個是青年男女的愛情故事,另一個是歷史題材故事。這說明,在選擇主題方面,他不像關漢卿敢於面對現實,揭露現實,他的劇目主題離現實較遠。他寫劇本,大多是藝術的需要,而不是政治的需要。
以描寫青年男女愛情故事為主題的劇本中,《迷青瑣倩女離魂》是他的代表作。劇本以唐朝陳玄佑的《離魂記》小說為素材,其大致情節是:秀才王文舉與倩女指腹為婚,王文舉不幸父母早亡,倩女之母遂有悔約的打算,借口只有王文舉得了進士之後才能成婚,想賴掉這門婚事。不料倩女卻十分忠實於愛情,就在王文舉赴京應試,與倩女柳亭相別之後,由於思念王文舉,倩女的魂魄便離了原身,追隨王文舉一起奔赴京城。而王文舉卻不知是倩女的魂魄與他在一起,還以為倩女本人同他一起赴京。因此,當他狀元及第三年後,準備從京城啟程赴官,順便打道去探望岳母,便先修書一封告知倩女的父母,王文舉偕同倩女魂魄來到了倩女身邊,魂魄與身體又合一,一對恩愛夫妻得到團圓。
全劇集中刻畫了倩女追求婚姻自主,忠貞於愛情的形象和性格。在婚姻上,決不輕易任人擺布。當她的母親想要悔約,要她與王文舉兄妹相稱時,她便一眼看穿了母親的用意,表示了堅決的反對。當倩女的魂魄離開真身,追隨王文舉一起赴京路上,王文舉以為倩女本人奔來,先是說怕倩女的母親知道,勸她回去,情女果敢地說:“他若是趕上咱,待怎樣?常言道,做著不怕!”王文舉勸阻行不通,使用禮教來教訓她,說什麼“聘則為妻,奔則為妾”,說她“私自趕來,有玷風化”。倩女更堅定地說:“你振色怒增加,我凝睇不歸家。我本真情,非為相謔,已主定心猿意馬”。表現了她對封建禮教的反抗和鄙視。
鄭光祖在《倩女離魂》一劇中,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對愛情忠貞不渝,感情真摯熱烈的少女形象,因而使這一劇堪與《西廂記》相媲美。也正由於此,使鄭光祖“名香天下,聲振閨閣”。鄭光祖的歷史劇,似乎不及他的愛情劇引人入勝,但是,他在描寫人物內心活動方面,還是獨具一格。
《王榮登樓》雖然在劇情、結構方面無甚可取,但詞曲工麗,對人物心境的描寫卻頗具匠心。明人何良俊認為鄭光祖元曲,當在關漢卿、馬致遠、白樸之上,他說;“王粲登樓第二折,摹寫羈懷壯志,語多慷慨,而氣亦爽烈,至后《堯民歌》,《十二月》,托物寓意,尤為妙絕。豈作脂弄粉語者,可得窺其堂廡哉”。劉大傑也說,這些曲詞,“表現出思鄉之情和懷才不遇的憤慨,情感的真摯,意象的高遠,語言的俊朗,能與人物當時的心境相映襯。”
鄭光祖一生從事於雜劇的創作,把他的全部天才貢獻於這一民間藝術,在當時的藝術界享有很高的聲譽。伶人都尊稱他為鄭老先生,他的作品通過眾多伶人的傳播,在民間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與蘇杭一帶的伶人有著緊密的聯繫,他死後,就是由伶火火葬於杭州的靈隱寺中的。
除了雜劇外,鄭光祖還寫過一些曲詞,留至今日的,有小令六首,套數二曲。這些散曲的內容,包括對陶淵明的歌頌,即景抒懷,對故鄉的思念,以及江南荷塘山色的描繪。無論寫景抒情,都是清新流暢,婉轉嫵媚,在文學藝術的研究上有很高的價值。
同許多偉大的藝術家一樣,儘管他們的作品數世紀來為人傳誦,但他們本人的身世卻鮮為人知。鄭光祖也是這樣,他默默地在藝術園地耕耘,把他的藝術成果奉獻給民眾,而又默默地離開了這個人世。

人物評價


我國戲曲藝術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孕育過程,到宋金時期漸趨成熟,元代雜劇興盛,成為我國戲曲史上的黃金時代。當時有姓名記載的雜劇作家就有八十餘人,關漢卿、白樸、馬致遠、鄭光祖四位元代雜劇作家,代表了元代不同時期、不同流派的雜劇創作成就,因此後人稱他們為“元曲四大家”。
元曲代表人物
元曲代表人物
元曲四大家,一般指關漢卿、白樸、馬致遠、鄭光祖四位元代雜劇作家。元曲四大悲劇是:關漢卿的《竇娥冤》,白樸的《梧桐雨》,馬致遠的《漢宮秋》還有紀君祥的《趙氏孤兒》。元曲四大愛情劇:關漢卿的《拜月亭》,王實甫的《西廂記》,白樸的《牆頭馬上》還有鄭光祖的《倩女離魂》。四大南戲是:荊、劉、拜、殺:《荊釵記》、《白兔記》、《拜月亭》(不是關漢卿寫的)和《殺狗記》。
關漢卿的雜劇題材廣闊,內容豐富,多揭露社會黑暗勢力的醜惡和腐敗,頌揚民眾、特別是青年婦女的抗爭精神,在現實的深刻描繪中滲透著民主和人道主義的思想光輝。其代表作《竇娥冤》、《望江亭》、《單刀會》等數百年長演不衰。
白樸的《梧桐雨》取材於白居易的《長恨歌》,描寫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故事,其語言雍雅華貴,絢麗多彩,開雜劇文采派的先河。
馬致遠的《漢宮秋》為中國十大古典悲劇之一,寫昭君出塞的故事,它大膽地改變史實,塑造了王昭君以民族利益為重的愛國者的形象,抨擊了皇帝左右文臣武將的昏庸和無能。
鄭光祖的作品以描寫男女愛情生活的劇作為主,以文采見長,語言典雅,受王實甫影響頗深。
關於這幾位元曲作家的排列和評價,因人因時而各有不同。元代鍾嗣成的《錄鬼簿》把關漢卿列為雜劇作家之首,賈仲明稱關漢卿是:“驅梨園領袖,總編修師首,捻雜劇班頭。”但明初朱權的《太和正音譜》卻首推馬致遠,以為“宜列群英之上”,而以關漢卿為“可上可下之才”。